《別想擺脫書:書永遠不死》艾柯&卡里埃爾對談錄
* 這是一個對談。
對談雙方艾柯&卡里埃爾,一位是百科全書式學者、作家,另一位是傑出的編劇,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得主。
他們都是愛書人、藏書家,海闊天空聊談由書延伸的種種話題。
詩人海涅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在他們開始燒書的地方,他們最終會燒人。
書,永遠不該死去。
⋯⋯⋯⋯⋯⋯
卡里埃爾: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趨向:收藏技術竭力淘汰的東西。
我有個比利時朋友是電影編劇,他在地下室放了十八台電腦,就為了可以看從前的影片!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沒有什麼比永久性載體更曇花一現。我們還能讀一本五個世紀以前印刷的書,卻無法看一張只不過數年以前的電子錄影帶或LCD老光盤。
除非把舊電腦都留在地下室。
卡里埃爾:真正令我震驚的,在於當下的完全消失。我們從未如此著魔於仿古風尚。過去在全速追趕著我們,很快我們就要服從前一季度的時尚。
未來永遠不確定,當下卻漸漸在縮短和退避。
艾柯:現在的消失,不僅因為從前持續三十年的時尚如今只持續三天。這同樣與我們講到的事物的過時有關。從前,你花幾個月時間學騎自行車,一旦學會,這就成了一件終生有效的家當。如今,你花兩星期學用一個新的電腦程序,等你漸漸能操作時,更新的程序又出現了,你不同意也不行,手機軟體會強制更新。
因此,問題不是集體記憶的喪失。在我看來,這更像是當下的不穩定。我們不再活在一個平和的現在之中,我們只是沒完沒了地為未來努力做準備。
卡里埃爾:我們處於運動、變化、更新和轉瞬即逝之中,矛盾的是,正如剛才所說的,我們的時代卻是一個越來越長壽的時代。
我們的祖父母的一生顯然要比我們的短暫,但他們始終處於恆久的現在之中。
我叔叔的祖父從前是個鄉下業主,他在每年的1月1日為來年整理賬目。前一年的賬目基本預示了下一年的狀況。什麼也沒有改變。
03
艾柯:記憶具有雙重用途——無論個人的記憶,還是集體的記憶(即文化)——一是保存某些數據,二是讓那些沒用並有可能充塞我們腦袋的資訊沈於遺忘。
一種文化若不懂得過濾過去幾個世紀的遺產,就會讓人想到博爾赫斯在《博聞強記的福內斯》中的人物福內斯,那個能記住一切的記憶專家。
但這恰恰與文化背道而馳。文化,是所有從此消失的書和其他物件的墓園。
卡里埃爾:如果借助在網上搜尋的資料,我們在邏輯上必須覈實這些訊息的可靠性。網絡工具讓我們方便地找到一切假訊息,真實的和不真實的,但事實上也讓我們陷入某種極端的困惑之中。我想,有關安貝托·艾柯的網上訊息一定充滿謬誤,至少充滿不確定性。
艾柯:當某某研究院的某先生出版克萊蒙梭或柏拉圖研究著作時,我們應該相信,他提供的資料確切可靠,因為他一生都在圖書館裡覈實這些來源。然而今天,某先生很有可能從網絡獲取資料,一切都變得不可靠。說實話,這一切早在網絡之前就已存在。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本來都不是過往事件的真實寫照,它們只是重構。
05
卡里埃爾:你和我一樣知道,國家主義的約束在何種程度上歪曲了我們對某些事件的看法。直至今日,歷史學家們還常常屈服於本國公開或隱秘的意識形態……阿塔蒂爾克命人改寫土耳其歷史,聲稱早在羅馬時代,土耳其人在羅馬人入侵以前就在土耳其生活了幾個世紀。
諸如此類的事情處處都有……我們即便想覈實,又上哪裡覈實呢?
我們一般認為,土耳其人事實上來自中亞細亞,而現今土耳其的最早居民沒有留下任何書寫遺跡。怎麼辦?
06
艾柯:如果記憶像一張軟體,人到五十歲就會得阿爾茨海默症。遠離阿爾茨海默症或其他各種老年痴呆的方法,就在於持續不斷地學習,比如每天早起背一首詩,做各種智力練習,甚至字謎或者變位構詞遊戲。
我們這一代人在中學還必須背誦詩歌。但接下來的幾代人越來越少這麼做。熟記的過程其實就是在訓練記憶力和智力。今天,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不是非得這麼做不可,但我們恰恰要強迫自己進行這種日常練習,否則就有過早患老年痴呆症的危險。
卡里埃爾:我恰好還記得一句引文——我的記憶剛剛夠用——「我還記得一個擁有非凡記憶力的人,但我忘了他都記住些什麼。」也就是說,我只能記住遺忘。這樣一來,我想我們的交流有助於區分法文中的「知識」(savoir)和「認識」(connaissance)。
知識塞滿我們的腦袋,卻不總是有用。認識則是把一種知識轉化為生活經驗。
07
卡里埃爾:我們的歷史書的書寫往往從民族主義傾向出發,從短期利益出發,從這兒那兒感受到的意識形態的選擇出發。
任何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都不是清白無辜的。丹東本是19世紀法國那些歷史學家們的偉人,到處可見丹東像和丹東街。後來他失寵了,被證明墮落了,廉潔的羅伯斯庇重新獲得青睞,受到阿爾貝·馬蒂埃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大力支持。於是在法國的某些左派社區有了幾條羅伯斯庇爾街,在蒙特伊–蘇–布瓦甚至有了一個羅伯斯庇爾地鐵站。
明天又會是誰?又會有什麼動靜?
08
卡里埃爾:我們全都受著過濾的教育,這種過濾早在我們之前就已完成。正如你所說,這是一切文化的本質。不過,我們不該禁止對這樣的過濾發出質疑,事實上我們也不缺乏這類質疑。舉個例子。在我看來,除了蘭波和波特萊爾以外,最偉大的法蘭西詩人均默默無聞。他們是17世紀初的巴洛克詩人們,布瓦洛和其他古典詩人曾對他們施加了致命的打擊。他們的名字是讓·德·拉塞佩德、讓–巴普蒂斯特·夏西涅、克洛德·霍皮、皮埃爾·德·馬爾波夫。我有時會背誦他們的詩,但這些詩人的作品只有古本,也就是他們在世時的版本,非常罕見,極其昂貴。這些詩幾乎沒有再版。我堅信他們屬於最偉大的法蘭西詩人之列,遠遠超過拉馬丁、繆塞,儘管後兩位的作品作為法語詩歌典範而暢銷不衰。
09
卡里埃爾:偉大的俄羅斯小說家們相互通信,甚至和他們的法國同行保持書信往來,比如屠格涅夫和福樓拜。一個作家若想避免被過濾,那麼他最好聯合、參與某個小群體,而不要保持孤立。
艾柯:莎士比亞之謎在於,人們不能明白,為何單單一個演員就能創造出如此天才的作品。有人甚至推想,莎士比亞的戲劇可能出自培根之手。但是不對。莎士比亞並非孤單一人。他生活在文大學者圈中,和其他伊麗莎白時代的詩人們保持密切往來。
10
卡里埃爾:在古老的文化傳統裡並不存在對偉大創作者的膜拜。不計其數技藝超凡的古代匠人進行創作,卻從未在他們的作品上署名。他們從不把自己視為、也從不被人視為藝術家。
艾柯:他們也沒有創新的概念,這是西方的標誌。在某些文化傳統裏,「藝術家」(artists)的野心只是極為忠實地重複同一種裝飾圖案,並把前輩教下的技藝再傳給學生。他們的藝術即便有變化和差異,我們也察覺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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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埃爾:佛里茲.朗還為人所知,至少電影愛好者們記得他的《殺手M》。但其他幾位呢?過濾,正無情、無影地全面實施,甚至電影學校也一樣,這由學生們來決定。突然,某位「被過濾的」導演重新現身。因為他的某部電影在這裡或那裡放映,並造成轟動。因為新出了一本關於他的書。但這總是極其罕見的。
我們幾乎可以說,電影一旦開始走進歷史,也就走進遺忘。
卡里埃爾:突然之間,活力不再,導演老去,演員也是,作品被不斷重複,某種精髓的東西正在喪失。義大利電影一去不復返,儘管它曾經在世界電影名列前茅。
這讓我們笑、讓我們顫抖的三十年,如今還留下什麼?
費里尼始終讓我心醉神迷。安東尼奧尼一直讓我心懷敬佩。你看過他最後的電影短片《米開朗基羅的凝視》嗎?這是有史以來最美的一部電影!安東尼奧尼在2000年拍攝了這個不到十五分鐘的短片,片中沒有任何對白,他有生以來第一回把自己拍進電影。我們看見他獨自一人走進羅馬的聖·皮埃爾·奧里安教堂。他緩緩走向教皇尤里烏斯二世的墳墓,整部電影就是一個沒有對白的對話,是安東尼奧尼和米開朗基羅的摩西像的相互凝視。我們一直在探討的問題——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自我展示和言論表達的瘋狂,毫無來由的焦慮躁動——全被否決在影片的沈默和導演的凝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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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埃爾:如今唯一還保持手寫的東西————是醫生的藥方。手寫信消失將造成一整個行業的消失。
筆跡學,代人寫信,手稿收藏者和商人……使用電腦讓我懷念草稿,尤其那些對話場景的手稿。我懷念塗抹的槓子,刪改的字句,最初的混亂,向各個方向發射的箭頭,它們標誌著生活、運動和依然困惑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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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埃爾: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裏,書籍處處輕易地得到傳播,它是一種挽救文化的工具,正如在古羅馬帝國末期,有些知識份子隱退到修道院裡,抄寫一切他們可以從正在衰敗的文明中輓救出來的東西,他們感覺到它將要分崩離析。
這種現象發生在所有文明陷入危難的時代。
可惜的是,沒人採取這一方法來挽救電影。你知道在美國出版的一本書嗎?書名很漂亮,叫《消失的電影攝影集》。那些電影只剩幾張劇照,我們必須從這些劇照出發,重新建構電影本身。這有點兒像那個伊朗書籍裝訂師。不僅如此。把電影改編成小說,就是說把電影提煉成帶插圖的書,這種做法早已存在,可以追溯到默片時代。這種改編自電影的書有一部分保存了下來,而電影本身卻早已消失。
書比電影更長久,儘管書的靈感來自電影。這麼說來,電影也有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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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柯:從那以後,這本書每次重新出現在拍賣目錄裏,我都會去查看,書價再也沒有回落過。這樣的價格,讓書再也不可能落入真正的收藏者手中。
卡里埃爾:它成了一件金融產品,一件商品,這很可悲。收藏家,也就是真正愛書的人,往往都不是特別有錢。書一旦變成可以賺錢的物品,貼上「投資」的標籤,有些東西就丟失掉了。
艾柯:必須強調一點,古籍已不可避免地走在消亡的路上。我要是擁有一件珠寶珍品,或甚至一幅拉斐爾的畫,在我死後我的家人會賣掉它。但我若收藏書,一般會在遺囑上註明,既然我花了一輩子把它們收集在一起,也就不希望它們將來被拆散。這樣一來,這些書要麼只能捐給某個公共機構,要麼通過佳士得拍賣行賣給一家大圖書館,一般會是美國圖書館。從此,這些書就永遠地從市場上消失了。在每任擁有者去世的時候,鑽石都會回歸市場。至於印刷初期珍本,從此只能在波士頓圖書館的館藏書目上看到。
艾柯:永遠也不可能。因此,除了所謂的投資者造成的破壞以外,每一冊古籍都變得越來越稀罕,也必然地越來越昂貴。至於年輕一代,我不認為他們喪失了對珍本的愛好,我倒是懷疑他們是否曾經具備這種愛好,既然古籍的價格總是遠遠超過年輕人的購買能力。話說回來,一個人若真的感興趣,也不一定非要花很多錢才能成為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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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埃爾:愚昧往往接近謬誤。
對愚昧的興趣促使我關注虛假的研究。這兩條道路完全被傳統教育所忽略。每個時代既有其真理的一面,也有眾所周知的愚蠢的一面,極大的愚蠢,然而傳統教育只負責教授和傳播真理。
從某種程度而言,愚昧被過濾了。是的,確實有「政治上正確」和「理智上正確」之分。換言之,有一種所謂的好的思考方式,不管我們願不願意。
艾柯:虛假並不一定是愚蠢或弱智的表達方式。虛假就是一次謬誤。違心地行事,就是言與知相悖。
人們一直都在真誠地犯錯。
謬誤橫貫人類的歷史,這不算壞事,否則我們就成了神.....托勒密真的相信地球靜止不動。在托勒密身上絲毫沒有弄虛作假的成分,隔著歷史來看,這只是一個謬誤的知識罷了。
卡里埃爾:我有很多年沒回到這些問題上了。但我再次感到震驚,研究愚蠢問題是如此讓人興奮。
不僅因為愚蠢引出書的神聖化問題,還因為愚蠢讓我們認識到,我們中的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說出類似蠢話。我們總是處於說傻話的邊緣。
我再讀一句夏多布里昂的話,他評論自己一點都不喜歡的拿破侖:「其實,他就是一個戰爭大贏家,除此之外,任何將軍都比他能幹。」
艾柯:當我們決定談論愚蠢,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在向人類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而當我們漸漸臨近死亡——正如咱倆的現狀——我們開始覺得愚蠢勝過美德。
卡里埃爾:在研究愚蠢問題時,我們發現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自己是傻瓜。顯然,我們不可能把別人當成傻瓜自己卻不受懲罰。
我們最終會意識到,別人的愚蠢恰如一面鏡子朝我們張開。
一面永久、精準、忠實的鏡子。
卡里埃爾:我們的精神都有些狂熱。我們收藏的書全都見證了我們的想像令人眩暈的程度。一邊是不著邊際的妄想和瘋狂,另一邊是愚蠢,想要區分這兩者尤其困難。
艾柯:我們可以強調文明的各種進步,這些進步極為顯著,並且涉及在傳統中毫不相干的各個社會範疇。但與此同時,愚蠢也越來越多。
從前的農民不說話,並不是因為他們愚蠢。受過教育也不一定意味著智慧。
不。今天有這麼多人渴望被人聽見,致命的是,他們只被人聽見了他們自己的愚蠢。
從前的愚蠢沒有爆發,不為人所知,今天的愚蠢卻肆意橫行。
16
艾柯:我承認,我直到四十歲才讀了《戰爭與和平》。但我在閱讀以前就瞭解這部小說的精髓。你剛才提到《摩訶婆羅多》:我從沒讀過,雖然我收藏了三種語言的三個版本。誰從頭到尾讀過《一千零一夜》?誰真正讀過《愛經》?
但人人都在談論它,有一些還加以實踐。這個世界上充滿我們沒讀過卻幾乎無所不知的書。
問題因此在於,我們是怎麼知道這些書的?巴亞爾說他從沒讀過喬依斯的《尤利西斯》,但他打算向學生們講解這部小說。
卡里埃爾:說到我們書架上那些沒有讀過並且永遠不會去讀的書,很可能每個人心裡都有這樣的想法:我只是暫時把它們放在一旁,我和這些書有個約會,不過是在以後—很久以後,甚至來生。
有些垂死的人感到自己大限已到卻尚未讀過普魯斯特,這樣的哀嘆實在讓人受不了。
艾柯:當有人問我是否讀過這本或那本書時,我出於謹慎總是這麼回答:「您知道,我不讀書,我寫書。」這樣一來,所有人都會閉嘴。但有時還會有人堅持不懈地提問。「您讀過薩克雷的小說《名利場》嗎?」我最終屈服了。連續三次我試著讀這本小說,每次都半途而廢。
—-文章來自於本書部分摘錄
佩托悖論 在 BennyLeung.com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與陌生人交談的好處驚人 - Emily Kasriel
想象一下死去,再醒來,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由你記得的人組成的世界裏。
「所有的老情人、老闆、祖母,還有每天午餐為你上菜的女服務員……這是幸福的,可以和一千個好友一起度過高質量的時光,可以重新建立逐漸淡化的關係,還可以趕上那些錯過的人。這樣過了幾個星期,你才開始感到孤獨。當你和一兩個朋友漫步在廣闊安靜的公園,你會好奇有什麼變得不同。沒有陌生人美化公園裏空蕩蕩的長椅。沒有一個不認識你的家庭會把麵包屑扔給鴨子,讓你因為他們的笑聲而微笑。」
小說家和神經學家大衛·依格曼(David Eagleman)在他十多年前寫的短篇小說《朋友圈》(Circle of Friends)中就設想了這種來世。依格曼告訴我,對於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陌生人失蹤的故事,人們有多種解讀。當我們躲進家人和朋友的呵護中來保持安全時,那些處於我們生活邊緣的人明顯消失促使更多人思考陌生人的意義。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與我們不認識的人交往並信任他們,可以促進自己和遇到的人的幸福感,以及整個社會的健康。例如,在美國青少年中,對陌生人友好的行為與較高的自尊心有關。在中國,更多地信任陌生人與更好的健康息息相關。在加拿大,對陌生人的信任也與個人的幸福感相關。
在依格曼的故事中,那些在我們朋友圈之外的人乍一看與我們毫不相干,儘管我們逐漸意識到他們的重要。失去與他人交流對精神狀態和身體健康都有很大影響。202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社會孤立大大增加了一個人因各種原因而過早死亡的風險,這種危險可能與吸煙、肥胖和缺乏體育鍛煉相當。
為保護我們免受新冠病毒感染,許多國家實施封鎖,這種措施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隔離,尤其是對最脆弱的群體。新的社會分裂已經出現。在日常生活中,許多人自然而然地遇到廣泛的社會群體,往往是偶然的。我們會在走廊裏遇到一個陌生人並打招呼,或者在酒吧裏遇到朋友,然後開始和他們在一起的人聊天。但是現在呢?
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勞裏·桑托斯(Laurie Santos)解釋說,我們已經學會把陌生人看作是危險病毒的潛在攜帶者,看作一種威脅,所以盡力避開。為了保持社交距離,我們會避開陌生人。從餐廳的屏幕到德國漢堡王(Burger King)門店發放的巨大「保持距離」皇冠,大量的提示讓我們保持距離,從而獲得安全。我們彎腰撿起別人掉在地上的鑰匙,但猶豫了,小心翼翼地怕撿起了病毒,也不願把自己身上的病毒傳給他們。即使沒有症狀,也知道可能通過飛沫傳播,這也有風險。
「反社會悖論」
我在南非做記者時,和BBC的同事米爾頓·恩科西(Milton Nkosi)在自由之州(Free State)的一條偏僻鄉間小路上旅行,他來自南非。我們迷路了。米爾頓這個在全國各地都有熟人的人,是出了名的。他搖下窗戶,開始和一個站在外面的女人交談。你怎麼樣,你的家人怎麼樣,父母怎麼樣?然後這位女士給我們指路。我笑了,米爾頓為人所知,而那個女人完全是陌生人。彌爾頓說,沒有建立適當的聯繫就去問路不禮貌,也不尊重人。
研究人員描述了一種「反社會悖論」,即朋友被認為是有益的,而陌生人不那麼有益。
然而,在許多發達國家,即使是在新冠來臨之前,人們也一直高估,當他們向不認識的人伸出手,是否不太合適。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尼克·埃普利(Nick Epley)大部分時間在研究與陌生人的關係。
埃普利開始對其他通勤者的態度感興趣。為什麼他們每天早上都不理對方?是家庭和朋友有益但陌生人危險,還是我們期望他們這樣的行為?埃普利在新冠病毒爆發前進行了實驗,參與者被告知要麼不與任何人交談,要麼照常進行,要麼與坐在旁邊的人交談。他發現了稱之為「反社會悖論」的現象,即人們總是低估了自己與陌生人交談的樂趣。
2019年6月的一天,我在英國廣播公司附近的十字路口主持活動,八家英國公共交通公司鼓勵乘客與陌生人交談。海報和公共告示給了乘客和陌生人搭訕的借口。英國人的矜持是出了名的,但是埃普利當天在芝加哥重覆了他的實驗,發現「英國人喜歡和陌生人交談,就像美國參與者一樣」。人們說得越久感覺越好,即使他們認為獨處會更快樂,或者認為自己是內向的人。
許多人在開始對話時可能會猶豫,不知道該說什麼。他們可以從1867年寫的《談話的藝術》(The Art of Conversation)一書中得到建議。為談話做凖備,可以在腦子裏儲存一些有趣的東西:歷史,不要忘記當下發生的歷史,重大的罪行和審判,尤其是名人的傳記。這個建議是針對那些與陌生人共用一輛馬車旅行的人。當時,人們無法想象在不與同行人交談的情況下就坐馬車。
我一直對陌生人相遇的想法很感興趣,一部分原因是,當我和不認識的人有了有意義的聯繫,我會感到振奮,尤其是當我們沒有共同的觀點或經歷。我受到啟發,做了一個TEDx演講,主題是如何讓通勤變得更有意義。我覺得,為了維持共同的社區意識,人需要遇到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如果我們只是繼續與那些我們已經認識的人交談,就會形成社會泡沫。這些泡沫可能隨時間變得更不容易滲透。如果沒有更廣泛的圈子,就沒有機會挑戰我們的假設,或者去理解那些與我們截然不同的人。由於新冠病毒和其導致的經濟衰退對人類的影響如此不平等,跨越分歧的對話變得更為重要。
新冠病毒對我們與陌生人接觸的影響並不都是負面的。在封鎖最嚴重的時候,全世界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幫助別人,不管他們是否認識。美國散文家麗貝卡·索爾尼(Rebecca Solnit)把這種對災難的反應稱為「同情的狂歡」。
她寫道:「當所有日常的分裂和模式被打破時,人們就會挺身而出,成為兄弟們的守護者。」「即使在死亡、混亂、恐懼和失去中,生活有目標並與人建立聯繫也會帶來快樂。」
據英國智庫「英國未來」(British Future)報道,在封鎖期間進行的焦點小組調查中,隨著限制放鬆,人們談到同理心和團結感增強。由於有了共同經歷,他們覺得與陌生人交談更有信心。一位住在蘇格蘭佩斯利(Paisley)的參與者說,「自從我生病以來,很多人都在門口留下了卡片、包裹和鮮花。」
這種新冠時代陌生人之間的聯繫能比病毒持續更久嗎?參與者在英國未來研究提到一種願望,親切並善良地對待陌生人會令我們從大流行中恢復,但報告細節辯稱:「關於社會重啟速度的不同意見可能會引發分歧,尤其是當年齡不同時,但地理和財富也有影響。」
口罩之外
戴口罩對保護自己和周圍人的健康至關重要,它改變了與他人建立聯繫的方式。紐約大學神經學家傑伊·範·巴維爾(Jay Van Bavel )告訴我,大腦在看到某人後的幾百毫秒內處理面部表情。在這段很短的時間裏,我們決定這張臉是敵是友,這個人看起來是友好的還是帶有威脅。在不習慣用面部遮面的文化中,學習有效溝通可能需要一些調整。
範·巴維爾建議,有必要開展強有力的營銷活動,幫助人們了解口罩的功能,並使所有人都能從新的角度來看待口罩。
事實上,日本有成千上萬的上班族每天都戴口罩,不是因為他們患有憂鬱症,而是因為感冒了,想保護周圍的人。把戴口罩重新定義為選擇體諒周圍的人,我們可以感受到對待他人的慷慨和溫暖。
由於仍生活在2019冠狀病毒病全球大流行的威脅之下,我們必須決定建立社會聯繫,克服社會距離擴大的障礙。心理學家勞裏·桑托斯(Laurie Santos)認為,為了與陌生人接觸,我們必須違背直覺,即什麼對自己最好。如果找不到辦法解決孤獨,可能會發現,長期的精神和身體健康危機隨之而來。如今,我們需要創造性地實現這種聯繫,同時又要保證安全。
大衛·依格曼(David Eagleman)在朋友圈故事的結尾提出了關於來世場景的警告:「懷有思念情感的人群帶給你孤獨。你開始抱怨所有可能見面的人。但沒有人傾聽或同情你,因為這正是你活著時所選擇的。」
原文:BBC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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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徑分岔的花園:通往未來的多種可能性】
這是推薦的短篇小說,會有一點燒腦,出自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
他在這部〈小徑分岔的花園〉的短篇中,用了類似於量子力學的概念,探討關於「時間」的奧秘。
而對很多作家來說,故事裡出現太多「巧合」會是一大敗筆,但在這部短篇中,這些巧合反倒成為一種特別的隱喻。
一起來看看這部頗有深意的文學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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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徑分岔的花園 / 博爾赫斯
獻給維多利亞·奧坎波
利德爾·哈特寫的《歐洲戰爭史》第二百四十二頁有段記載,說是十三個英國師(有一千四百門大炮支援)對塞爾-蒙托邦防線的進攻原定於1916年7月24日發動,後來推遲到29日上午。利德爾·哈特上尉解釋說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當然並無出奇之處。青島大學前英語教師余准博士的證言,經過記錄、複述、由本人簽名核實,卻對這一事件提供了始料不及的說明。證言記錄缺了前兩頁。
……我掛上電話聽筒。我隨即辨出那個用德語接電話的聲音。是理查·馬登的聲音。馬登在維克托·魯納伯格的住處,這意味著我們的全部辛勞付諸東流,我們的生命也到了盡頭——但是這一點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來如此。這就是說,魯納伯格已經被捕,或者被殺。在那天日落之前,我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馬登毫不留情。說得更確切一些,他非心狠手辣不可。作為一個聽命於英國的愛爾蘭人,他有辦事不熱心甚至叛賣的嫌疑,如今有機會挖出日爾曼帝國的兩名間諜,拘捕或者打死他們,他怎麼會不抓住這個天賜良機,感激不盡呢?我上樓進了自己的房間,可笑地鎖上門,仰面躺在小鐵床上。窗外還是慣常的房頂和下午六點鐘被雲遮掩的太陽。這一天既無預感又無徵兆,成了我大劫難逃的死日,簡直難以置信。雖然我父親已經去世,雖然我小時候在海豐一個對稱的花園裡待過,難道我現在也得死去?隨後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頭上了。多少年來平平靜靜,現在卻出了事;天空、陸地和海洋人數千千萬萬,真出事的時候出在我頭上……馬登那張叫人難以容忍的馬臉在我眼前浮現,驅散了我的胡思亂想。我又恨又怕(我已經騙過了理查·馬登,只等上絞刑架,承認自己害怕也無所謂了),心想那個把事情搞得一團糟、自鳴得意的武夫肯定知道我掌握秘密。準備轟擊昂克萊的英國炮隊所在地的名字。一隻鳥掠過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像中把它化為一架飛機,再把這架飛機化成許多架,在法國的天空精確地投下炸彈,摧毀了炮隊。我的嘴巴在被一顆槍彈打爛之前能喊出那個地名,讓德國那邊聽到就好了……我血肉之軀所能發的聲音太微弱了。怎麼才能讓它傳到頭頭的耳朵?那個病懨懨的討厭的人,只知道魯納伯格和我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閉塞的辦公室裡望眼欲穿等我們的消息,沒完沒了地翻閱報紙……我得逃跑,我大聲說。我毫無必要地悄悄起來,仿佛馬登已經在窺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檢查一下口袋裡的物品,也許僅僅是為了證實自己毫無辦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東西。那只美國掛表,鎳制錶鏈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幣,拴著魯納伯格住所鑰匙的鏈子,現在已經沒有用處但是能構成證據,一個筆記本,一封我看後決定立即銷毀但是沒有銷毀的信,假護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幣,兩個先令和幾個便士,一枝紅藍鉛筆,一塊手帕和裝有一顆子彈的左輪手槍。我可笑地拿起槍,在手裡掂掂,替自己壯膽。我模糊地想,槍聲可以傳得很遠。不出十分鐘,我的計畫已考慮成熟。電話號碼簿給了我一個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報傳出去:他住在芬頓郊區,不到半小時的火車路程。
我是個怯懦的人。我現在不妨說出來,因為我已經實現了一個誰都不會說是冒險的計畫。我知道實施過程很可怕。不,我不是為德國幹的。我才不關心一個使我墮落成為間諜的野蠻的國家呢。此外,我認識一個英國人——一個謙遜的人——對我來說並不低於歌德。我同他談話的時間不到一小時,但是在那一小時中間他就像是歌德……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覺得頭頭瞧不起我這個種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彙集的無數先輩。我要向他證明一個黃種人能夠拯救他的軍隊。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隨時都可能敲我的門,叫我的名字。我悄悄地穿好衣服,對著鏡子裡的我說了再見,下了樓,打量一下靜寂的街道,出去了。火車站離此不遠,但我認為還是坐馬車妥當。理由是減少被人認出的危險;事實是在闃無一人的街上,我覺得特別顯眼,特別不安全。我記得我吩咐馬車夫不到車站入口處就停下來。我磨磨蹭蹭下了車,我要去的地點是阿什格羅夫村,但買了一張再過一站下的車票。這趟車馬上就開:八點五十分。我得趕緊,下一趟九點半開車。月臺上幾乎沒有人。我在幾個車廂看看:有幾個農民,一個服喪的婦女,一個專心致志在看塔西倫的《編年史》的青年,一個顯得很高興的士兵。列車終於開動。我認識的一個男人匆匆跑來,一直追到月臺盡頭,可是晚了一步。是理查·馬登上尉。我垂頭喪氣、忐忑不安,躲開可怕的視窗,縮在座位角落裡。我從垂頭喪氣變成自我解嘲的得意。心想我的決鬥已經開始,即使全憑僥倖搶先了四十分鐘,躲過了對手的攻擊,我也贏得了第一個回合。我想這一小小的勝利預先展示了徹底成功。我想勝利不能算小,如果沒有火車時刻表給我寶貴的搶先一著,我早就給關進監獄或者給打死了。我不無詭辯地想,我怯懦的順利證明我能完成冒險事業。我從怯懦中汲取了在關鍵時刻沒有拋棄我的力量。我預料人們越來越屈從於窮凶極惡的事情;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全是清一色的武夫和強盜了;我要奉勸他們的是:做窮凶極惡的事情的人應當假想那件事情已經完成,應當把將來當成過去那樣無法挽回。我就是那樣做的,我把自己當成已經死去的人,冷眼觀看那一天,也許是最後一天的逝去和夜晚的降臨。列車在兩旁的梣樹中徐徐行駛。在荒涼得像是曠野的地方停下。沒有人報站名。是阿什格羅夫嗎?我問月臺上幾個小孩。阿什格羅夫,他們回答說。我便下了車。
月臺上有一盞燈光照明,但是小孩們的臉在陰影中。有一個小孩問我:您是不是要去斯蒂芬·亞伯特博士家?另一個小孩也不等我回答,說道:他家離這兒很遠,不過您走左邊那條路,每逢交叉路口就往左拐,不會找不到的。我給了他們一枚錢幣(我身上最後的一枚),下了幾級石階,走上那條僻靜的路。路緩緩下坡。是一條泥土路,兩旁都是樹,枝丫在上空相接,低而圓的月亮仿佛在陪伴我走。
有一陣子我想理查·馬登用某種辦法已經瞭解到我鋌而走險的計畫。但我立即又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小孩叫我老是往左拐,使我想起那就是找到某些迷宮的中心院子的慣常做法。我對迷宮有所瞭解:我不愧是彭㝡的曾孫,彭㝡是雲南總督,他辭去了高官厚祿,一心想寫一部比《紅樓夢》人物更多的小說,建造一個誰都走不出來的迷宮。他在這些龐雜的工作上花了十三年工夫,但是一個外來的人刺殺了他,他的小說像部天書,他的迷宮也無人發現。我在英國的樹下思索著那個失落的迷宮:我想像它在一個秘密的山峰上原封未動,被稻田埋沒或者淹在水下,我想像它廣闊無比,不僅是一些八角涼亭和通幽曲徑,而是由河川、省份和王國組成……我想像出一個由迷宮組成的迷宮,一個錯綜複雜、生生不息的迷宮,包羅過去和將來,在某種意義上甚至牽涉到別的星球。我沉浸在這種虛幻的想像中,忘掉了自己被追捕的處境。在一段不明確的時間裡,我覺得自己抽象地領悟了這個世界。模糊而生機勃勃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時光,以及輕鬆的下坡路,這一切使我百感叢生。傍晚顯得親切、無限。道路繼續下傾,在模糊的草地裡岔開兩支。一陣清悅的樂聲抑揚頓挫,隨風飄蕩,或近或遠,穿透葉叢和距離。我心想,一個人可以成為別人的仇敵,成為別人一個時期的仇敵,但不能成為一個地區、螢火蟲、字句、花園、水流和風的仇敵。我這麼想著,來到一扇生銹的大鐵門前。從欄杆裡,可以望見一條林陰道和一座涼亭似的建築。我突然明白了兩件事,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難以置信;樂聲來自涼亭,是中國音樂。正因為如此,我並不用心傾聽就全盤接受了。我不記得門上是不是有鈴,還是我擊掌叫門。像火花迸濺似的樂聲沒有停止。
然而,一盞燈籠從深處房屋出來,逐漸走近:一盞月白色的鼓形燈籠,有時被樹幹擋住。提燈籠的是個高個子。由於光線耀眼,我看不清他的臉。他打開鐵門,慢條斯理地用中文對我說:「看來彭熙情意眷眷,不讓我寂寞。您准也是想參觀花園吧?」
我聽出他說的是我們一個領事的姓名,我莫名其妙地接著說:「花園?」
「小徑分岔的花園。」
我心潮起伏,難以理解地肯定說:「那是我曾祖彭㝡的花園。」
「您的曾祖?您德高望重的曾祖?請進,請進。」
潮濕的小徑彎彎曲曲,同我兒時的記憶一樣。我們來到一間藏著東方和西方書籍的書房。我認出幾卷用黃絹裝訂的手抄本,那是從未付印的明朝第三個皇帝下詔編纂的《永樂大典》的逸卷。留聲機上的唱片還在旋轉,旁邊有一隻青銅鳳凰。我記得有一隻紅瓷花瓶,還有一隻早幾百年的藍瓷,那是我們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器工人的作品……斯蒂芬·亞伯特微笑著打量著我。我剛才說過,他身材很高,輪廓分明,灰眼睛,灰鬍子。他的神情有點像神甫,又有點像水手;後來他告訴我,「在想當漢學家之前」,他在天津當過傳教士。
我們落了座;我坐在一張低矮的長沙發上,他背朝著視窗和一個落地圓座鐘。我估計一小時之內追捕我的理查·馬登到不了這裡。我的不可挽回的決定可以等待。
「彭㝡的一生真令人驚異,」斯蒂芬·亞伯特說。「他當上家鄉省份的總督,精通天文、星占、經典詮估、棋藝,又是著名的詩人和書法家:他拋棄了這一切,去寫書、蓋迷宮。他拋棄了炙手可熱的官爵地位、嬌妻美妾、盛席瓊筵,甚至拋棄了治學,在明虛齋閉戶不出十三年。他死後,繼承人只找到一些雜亂無章的手稿。您也許知道,他家裡的人要把手稿燒掉;但是遺囑執行人——一個道士或和尚——堅持要刊行。」
「彭㝡的後人,」我插嘴說,「至今還在責怪那個道士。刊行是毫無道理的。那本書是一堆自相矛盾的草稿的彙編。我看過一次:主人公在第三回裡死了,第四回裡又活了過來。至於彭㝡的另一項工作,那座迷宮……」
「那就是迷宮,」他指著一個高高的漆櫃說。
「一個象牙雕刻的迷宮!」我失聲喊道。「一座微雕迷宮……」
「一座象徵的迷宮,」他糾正我說。「一座時間的無形迷宮。我這個英國蠻子有幸悟出了明顯的奧秘。經過一百多年之後,細節已無從查考,但不難猜測當時的情景。彭㝡有一次說:我引退後要寫一部小說。另一次說:我引退後要蓋一座迷宮。人們都以為是兩件事;誰都沒有想到書和迷宮是一件東西。明虛齋固然建在一個可以說是相當錯綜的花園的中央;這一事實使人們聯想起一座實實在在的迷宮。彭㝡死了;在他廣闊的地產中間,誰都沒有找到迷宮。兩個情況使我直截了當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一是關於彭㝡打算蓋一座絕對無邊無際的迷宮的奇怪的傳說。二是我找到的一封信的片斷。」
亞伯特站起來。他打開那個已經泛黑的金色櫃子,背朝著我有幾秒鐘之久。他轉身時手裡拿著一張有方格的薄紙,原先的大紅已經退成粉紅色。彭㝡一手好字名不虛傳。我熱切然而不甚了了地看著我一個先輩用蠅頭小楷寫的字:我將小徑分岔的花園留諸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我默默把那張紙還給亞伯特。他接著說:「在發現這封信之前,我曾自問:在什麼情況下一部書才能成為無限。我認為只有一種情況,那就是迴圈不已、周而復始。書的最後一頁要和第一頁雷同,才有可能沒完沒了地連續下去。我還想起一千零一夜正中間的那一夜,山魯佐德王后(由於抄寫員神秘的疏忽)開始一字不差地敘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這一來有可能又回到她講述的那一夜,從而變得無休無止。我又想到口頭文學作品,父子口授,代代相傳,每一個新的說書人加上新的章回或者虔敬地修改先輩的章節。我潛心琢磨這些假設;但是同彭㝡自相矛盾的章回怎麼也對不上號。正在我困惑的時候,牛津給我寄來您見到的手稿。很自然,我注意到這句話:我將小徑分岔的花園留諸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我幾乎當場就恍然大悟;小徑分岔的花園就是那部雜亂無章的小說;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這句話向我揭示的形象是時間而非空間的分岔。我把那部作品再流覽一遍,證實了這一理論。在所有的虛構小說中,每逢一個人面臨幾個不同的選擇時,總是選擇一種可能,排除其他;在彭㝡的錯綜複雜的小說中,主人公卻選擇了所有的可能性。這一來,就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後世,許多不同的時間,衍生不已,枝葉紛披。小說的矛盾就由此而起。比如說,方君有個秘密;一個陌生人找上門來;方君決心殺掉他。很自然,有幾個可能的結局:方君可能殺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殺死,兩人可能都安然無恙,也可能都死,等等。在彭㝡的作品裡,各種結局都有;每一種結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點。有時候,迷宮的小徑匯合了:比如說,您來到這裡,但是某一個可能的過去,您是我的敵人,在另一個過去的時期,您又是我的朋友。如果您能忍受我糟糕透頂的發音,咱們不妨念幾頁。」
在明快的燈光下,他的臉龐無疑是一張老人的臉,但有某種堅定不移的、甚至是不朽的神情。他緩慢而精確地朗讀同一章的兩種寫法。其一,一支軍隊翻越荒山投入戰鬥;困苦萬狀的山地行軍使他們不惜生命,因而輕而易舉地打了勝仗;其二,同一支軍隊穿過一座正在歡宴的宮殿,興高采烈的戰鬥像是宴會的繼續,他們也奪得了勝利。我帶著崇敬的心情聽著這些古老的故事,更使我驚異的是想出故事的人是我的祖先,為我把故事恢復原狀的是一個遙遠帝國的人,時間在一場孤注一擲的冒險過程之中,地點是一個西方島國。我還記得最後的語句,像神秘的戒律一樣在每種寫法中加以重複:英雄們就這樣戰鬥,可敬的心胸無畏無懼,手中的銅劍凌厲無比,只求殺死對手或者沙場捐軀。
從那一刻開始,我覺得周圍和我身體深處有一種看不見的、不可觸摸的躁動。不是那些分道揚鑣的、並行不悖的、最終匯合的軍隊的躁動,而是一種更難掌握、更隱秘的、已由那些軍隊預先展示的激動。斯蒂芬·亞伯特接著說:「我不信您顯赫的祖先會徒勞無益地玩弄不同的寫法。我認為他不可能把十三年光陰用於無休無止的修辭實驗。在您的國家,小說是次要的文學體裁;那時候被認為不登大雅。彭㝡是個天才的小說家,但也是一個文學家,他絕不會認為自己只是個寫小說的。和他同時代的人公認他對玄學和神秘主義的偏愛,他的一生也充分證實了這一點。哲學探討佔據他小說的許多篇幅。我知道,深不可測的時間問題是他最關心、最專注的問題。可是《花園》手稿中唯獨沒有出現這個問題。甚至連『時間』這個詞都沒有用過。您對這種故意迴避怎麼解釋呢?」
我提出幾種看法;都不足以解答。我們爭論不休;斯蒂芬·亞伯特最後說:「設一個謎底是『棋』的謎語時,謎面唯一不准用的字是什麼?」我想一會兒後說:「『棋』字。」
「一點不錯,」亞伯特說。「小徑分岔的花園是一個龐大的謎語,或者是寓言故事,謎底是時間;這一隱秘的原因不允許手稿中出現『時間』這個詞。自始至終刪掉一個詞,採用笨拙的隱喻、明顯的迂迴,也許是挑明謎語的最好辦法。彭㝡在他孜孜不倦創作的小說裡,每有轉折就用迂迴的手法。我核對了幾百頁手稿,勘正了抄寫員的疏漏錯誤,猜出雜亂的用意,恢復、或者我認為恢復了原來的順序,翻譯了整個作品;但從未發現有什麼地方用過『時間』這個詞。顯而易見,小徑分岔的花園是彭㝡心目中宇宙的不完整然而絕非虛假的形象。您的祖先和牛頓、叔本華不同的地方是他認為時間沒有同一性和絕對性。他認為時間有無數系列,背離的、匯合的和平行的時間織成一張不斷增長、錯綜複雜的網。由互相靠攏、分歧、交錯,或者永遠互不干擾的時間織成的網路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時間裡,我們並不存在;在某些時間,有你而沒有我;在另一些時間,有我而沒有你;再有一些時間,你我都存在。目前這個時刻,偶然的機會使您光臨舍間;在另一個時刻,您穿過花園,發現我已死去;再在另一個時刻,我說著目前所說的話,不過我是個錯誤,是個幽靈。」
「在所有的時刻,」我微微一震說,「我始終感謝並且欽佩你重新創造了彭㝡的花園。」
「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刻,」他一笑說。「因為時間永遠分岔,通向無數的將來。在將來的某個時刻,我可以成為您的敵人。」
我又感到剛才說過的躁動。我覺得房屋四周潮濕的花園充斥著無數看不見的人。那些人是亞伯特和我,隱蔽在時間的其他維度之中,忙忙碌碌,形形色色。我再抬起眼睛時,那層夢魘似的薄霧消散了。黃黑二色的花園裡只有一個人,但是那個人像塑像似的強大,在小徑上走來,他就是理查·馬登上尉。
「將來已經是眼前的事實,」我說。「不過我是您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嗎?」
亞伯特站起身。他身材高大,打開了那個高高櫃子的抽屜;有幾秒鐘工夫,他背朝著我。我已經握好手槍。我特別小心地扣下扳機:亞伯特當即倒了下去,哼都沒有哼一聲。我肯定他是立刻喪命的,是猝死。
其餘的事情微不足道,仿佛一場夢。馬登闖了進來,逮捕了我。我被判絞刑。我很糟糕地取得了勝利:我把那個應該攻擊的城市的保密名字通知了柏林。昨天他們進行轟炸;我是在報上看到的。報上還有一條消息說著名漢學家斯蒂芬·亞伯特被一個名叫余准的陌生人暗殺身死,暗殺動機不明,給英國出了一個謎。柏林的頭頭破了這個謎。他知道在戰火紛飛的時候我難以通報那個叫亞伯特的城市的名稱,除了殺掉一個叫那名字的人之外,找不出別的辦法。他不知道(誰都不可能知道)我的無限悔恨和厭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