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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警案 二審大逆轉 一審鑑定醫師怎麼看❓
▎完整節目｜https://bit.ly/3uylgR5
▎Podcast｜https://link.chtbl.com/ptstalk-202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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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警察 #李承翰 遭刺死的命案，昨天二審宣判，鄭姓被告從一審 #無罪，逆轉改判有期徒刑 17 年，服刑期滿再強制監護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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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男在一審因 #精神鑑定 指出，犯案當下 #思覺失調 發病，喪失 #辨識能力，法官以刑法第 19 條第一項判無罪，掀起軒然大波，「精神鑑定」也飽受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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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二審法官參酌成大的 #精神鑑定 報告，認為雖然鄭男辨識能力顯著降低，卻仍有部分辨識能力，而改判 17 年徒刑。從「完全喪失」到「顯著降低」，看似幽微的認定，卻左右著截然不同的判決，這是精神鑑定的極限嗎？或者司法仍然對於精神疾病非常陌生？在一審負責鑑定的精神醫師 #沈正哲，昨天來到節目中，分享他對案件的觀點，以及從事鑑定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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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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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所有鑑定醫師都會尊重法官最後的判決。但就我個人真實的想法，我仍然認為二審法官的判決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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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法官的判決，以及他所依據的鑑定結果，肯定摻雜了很多複雜的因素，這其中或許也包含輿論的壓力。一月時，我為鑑定報告出庭作證，二審鑑定醫師當庭所做的許多描述與立論，我都覺得站不住腳。經過這次案件，我也深深體會到，司法人員對精神疾病的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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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鑑定報告說：犯嫌被詢問「是否知道殺的是警察？」由於嫌犯答「是」，報告就此認定犯嫌在犯案當下，仍有「辨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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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個案接受了治療，症狀早就已經有明顯的改善。再加上這麼多的媒體、開庭詢問，如果此時他還說自己不知道殺了警察，我反而才覺得嫌犯是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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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神，我完全同意沒有人能夠真正回到犯案當下，去判斷他到底能否辨識、控制，所以我們都只能從觀察去推論。也因此，當鑑定發生在距離犯案很久之後，醫師也可能不自主地認為，嫌犯當下的病況沒有那麼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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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無論是醫師鑑定或法官判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標準不一致，我也並非要完全否定二審鑑定醫師的報告。但是，報告的結論，單憑嫌犯在鑑定時「知道是警察」，就判斷他在犯案當下有部分辨識能力，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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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得警察就是辨識能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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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二審的鑑定，我必須說，一審的法官確實相當認真，進行了非常詳盡的調查，並提供非常多的事證給我們鑑定：犯嫌過去的病史、犯案前幾日的行蹤、手機資料，以及他當天做了哪些事情──他不斷地到警察局、社會局求助，聲稱有人要害他，甚至到保險公司要求解約，這些都再再說明，他在行為當下，已經完全受自己的妄想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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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民眾的手機錄影，他在如此重大的犯行之後，仍然大喊「你們不要再演戲了！」「不要再裝了！」我所指的「辨識能力」，就是能夠分辨現實與妄想，而他在當下絕對沒有這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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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法官會認為，嫌犯會買刀、知道是警察，就代表他有辨識能力──我想這是很多人對精神疾病的誤解。事實上，你很難看到有患者完全、連物體都無法分辨。法條既然這樣訂，它一定要有適用的個案，而不是只有像植物人這樣，才叫作「沒有辨識能力」。植物人也不會犯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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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什麼叫「不能控制」？醫學上可能會認為大、小便失禁，才叫作一個人完全無法控制。但是你會看到一個犯嫌一邊失禁，一邊還可以殺人嗎？不可能。因此才會需要理論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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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所援引的「不可抗拒的衝動」（irresistible impulse），指出即使警察近在咫尺（police at the elbow），一個人都仍會因為自己的妄想而犯行，這就構成了所謂的「不能控制」。如果法官真的認為個案能夠辨識警察，這反而更加說明了他的無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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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醫師可以診斷他有沒有精神疾病，這都沒有問題，但他有沒有辨識、控制的能力？國家仍然將這個判斷交給法官。可是法官真的懂嗎？從他們問我的問題，我就知道法官對於精神疾病與它的表現狀況，其實就跟一般民眾一樣地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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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精神醫師並不想代法官扛責任──我告訴你他有沒有病就好了，其他你自己去判斷。但現實並不是這樣。我承接過的每一個鑑定案件，法官都問過我：你認為個案是否符合 19 條第一項（不能辨識）或者第二項（辨識能力顯著減低）？有時候我不答，法官還會再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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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社會上一直要求精神醫師的鑑定專業，但我也想問：那法官真的受過足夠專業的訓練嗎？是否在精神科病房看過病患真正發病的樣子？我當然同意法官作最終決定，但在連對精神疾病都不了解的情況下，又要如何做出合適的判斷？於是責任又被甩鍋回到醫師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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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為何做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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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官之外，我也認為檢察官無論在一審、二審，都無法就事論事地討論案件。我非常願意說明我鑑定的理由，出庭時也盡力回答，但檢察官不能因為不懂精神醫學，就攻擊一些支微末節的事情，甚至捏造不實的指控，影響我個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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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的時候，檢察官問我為何八天就完成報告？我說，我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八點，去速食店吃飯後，還繼續在店內加班一兩個小時。這些說法後來變成：我只花幾個小時在速食店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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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檢察官甚至說，我把犯人帶到速食店做鑑定，媒體都報導出來，很多民眾也相信了。你知道嗎？所有在押的犯人，都是法警開著囚車載來醫院，帶著手銬腳鐐做鑑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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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專家證人，我們收取非常微薄的報酬，但卻付出很長的時間。檢察官只是為了要讓法官認為我的鑑定草率，就造謠汙衊，我們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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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過去從不挑案件，只要有空，我就承接。從見到被告前，團隊閱讀卷宗，到醫師、社工師、心理師進行鑑定，視需要安排額外檢查或留院鑑定，再分別完成報告，最後由醫師統整。我個人可能就投入數十小時，報酬則是五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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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我不斷問我自己，做這些事到底為了什麼？我的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甚至為了出庭作證還得倒貼，同時承受很多莫名的攻擊。經過這次事件，我相信很多從事鑑定的醫師，都不想再接案，這其中也包含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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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專家證人，我們都想盡一份社會責任。也許攻防是法界常用手段，但我期盼不要再有這種惡意的指控。我也衷心希望承辦相關案件的人員，應該有相對應的受訓，以多了解精神疾病。回歸到刑法第19條的爭議，不管醫師或法界，那條線看來依然相當模糊，這也很需要大家坐下來，有個更明確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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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自節目發言）
▎完整節目｜https://bit.ly/3uylgR5
▎Podcast｜https://link.chtbl.com/ptstalk-2021-02-24

【腦中小劇場　第53場　歷經腥風血雨後的記憶傷痕】
　　　　
「今早八點，本市北區一處工地突然發生氣爆，初步懷疑是下水道沼氣引發事故。據目擊民眾表示，氣爆當時人孔蓋瞬間噴飛，火勢隨即竄出，造成四名工人臉部四肢不等面積的灼傷，傷患三人意識清醒，另一人意識模糊，現場一片狼藉，由於爆炸威力強大，導致附近商家與診所均受波及，幸無其他民眾傷亡...」
　　
【事件發生之時】

這是三個多月前的新聞，我移開手機頁面，慢慢將視線轉向眼前的男子。阿良是這次意外的受害者，但他不是那些身負重傷的工人，也不是行經現場的路人或診所裡的患者，新聞沒給他版面，事發當時他甚至不在現場，而是在兩條街以外的地方。當時的他剛送完孩子上學，在路邊嗑光最愛的古早味蛋餅，突然間遠處傳來爆炸聲，他不知該望向何方，於是坐上車，關掉臨停號誌，繫上安全帶，然後──
　　
一塊人孔蓋筆直地插進擋風玻璃。
　　
如果能用數字呈現，他很確定自己跟死亡的距離大概是20公分，20公分比兒子的塑膠尺還長，感覺上卻比兩公分還短。等他回過神，才發現自己迎接死亡的動作有兩個，一個是把頭轉向車門，一個是用手護住副駕駛座。他的臉緊貼左側車窗，如果照平常的駕駛位置，他的天靈蓋應該跟擋風玻璃的下場一樣。他不知道他這姿勢維持了多久，只聽到有人用手機拍照的聲音，鏡頭裡的他被快門定格，現實中的他則被那20公分的距離定格。
　　
當時他的右臉還卡了些玻璃屑，下車後，他抖掉身上的碎玻璃，打給警方及保險公司，然後和老婆報平安，到目前為止，他覺得自己的每個動作都是被搖控完成的。他聽不見任何聲音，只感受到路面的震動，突然間他開始狂吐，然後抱頭痛哭，他一直以為是自己怕死，後來才發現，他是慶幸副駕駛座的兒子已經去上學。
　　
阿良說，人孔蓋飛進來那一刻，超像《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的最後一幕，一陣爆炸阿湯哥跳上車廂，直昇機墜落在軌道上，螺旋槳尖端慢慢停在他的面前。只是電影會暗幕，觀眾會離場，阿湯哥不會有任何創傷，整件事有明確的結束時間，但自己的記憶卻彷彿沒有終點。
　　
這就是電影與現實的距離，雖然同樣都是20公分。
　　
【回到事發現場】

如果可以，將時間倒轉回到事發當天，想像阿良的腦袋有個透明頭罩，然後再把時間調慢十倍，於是就會清楚地看到：
　　
在人孔蓋由遠而近，準備撞擊擋風玻璃前，阿良看見一顆不斷擴大的黑點，黑點透過視網膜傳向視覺神經，接著傳到視丘（thalamus）。視丘負責整合各類感官訊息，可以把它想成像一個不太會抱怨的行政秘書，它將不同單位的信息彙整完畢後，分別轉給杏仁核（amygdala）與大腦皮質（cerebral cortex），此時傳輸路徑一分為二。杏仁核路徑又稱「情緒路徑」，作用是感受情緒後做出即時反應；大腦皮質路徑則稱「認知路徑」，作用是對外界刺激進行細緻的分析與判斷，再傳給杏仁核，做出合宜的應對。
　　
杏仁核位於邊緣系統，是掌管情緒的重要單位，負責辨識與解釋。於是，當杏仁核辨識出人孔蓋是一個「威脅」之後，它會閃出紅光，立刻下達指令給下視丘（hypothalamus）。下視丘是人體的「軍備庫房」，儲存各種彈藥武器來保護人體，於是，當杏仁核的紅燈一閃，紅色電流通過下視丘，便會釋放壓力荷爾蒙，包括腎上腺素與皮質醇（cortisol），同時啟動交感神經作用。於是，心跳便會開始加速，像個救命的泵浦，把血液往重要器官傳送，接著用力吸進氧氣、肌肉瞬間緊繃、腸胃持續翻滾，而這場動員，全是為了抵抗外界的威脅。可以應戰，也可以棄逃，不管衝或縮（fight-or-flight response），身體都會幫你做好策應。
　　
這條路徑，通常會在一秒內完成傳輸。
　　
經過杏仁核辨識，確認威脅過強，阿良選擇棄逃，但他來不及解開安全帶，於是血液往上半身集中，以洪荒之力將頭撇向另一側，成功為自己續命。可惜的是，人一旦腦充血或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通常會讓「情緒路徑」接管大腦，一切由杏仁核說了算，「認知路徑」只能退居二線。也因此，才會時常看到有人在電視螢幕前哭著說我太衝動、現在很後悔之類的話。於是，大腦皮質雖然幫阿良處理後續流程，卻無法幫他在日後面臨威脅之際恢復理智。
　　
活下來，成了創傷的起點。
　　
【在事件之後……】

幾天後，阿良走過公園時，忽然側身撲向路旁的草叢，但飛過他眼前的並不是人孔蓋，而是一片飛盤。那片飛盤彷彿解開了某種封印，阿良就此被喚醒，於是他不敢再開車，即便搭公車也要戴耳塞，因為他受不了輪胎壓過人孔蓋的聲音，那聲音會讓窗外出現逐漸擴大的黑點，而他只能閉上眼。糟糕的是，黑點不僅會穿過他的眼皮，還會穿透他的夢境。他時常被驚醒，卻無法跟太太重述事發經過，他腦中只有不斷閃回的片段，包括鐵片撞擊玻璃的聲音、蛋餅的味道、碎玻璃灑在臉上的刺痛感，還有兒子在車窗外說再見的臉。
　　
於是，他選擇避開蛋餅店，避開熟悉的巷口，避開送孩子上課的機會，也避開下班後的聚會。因為，巷口爆米香的巨響、柏油路面的震動和玻璃杯互相撞擊的聲音，都會瞬間把他拖回當天的駕駛座，在動彈不得的情況下，再度跟死神打照面。他憂鬱，也覺得自己超沒用，但只要能躲回房間，吞下藥丸，防堵人孔蓋穿過夢的邊界就好，他不需要跟這段記憶爭輸贏。
　　
以上這些症狀，正是典型的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創傷後壓力症】

創傷事件的威力在於，即便不傷及肉體，如影隨形的恐懼也會隔山打牛，讓大腦產生「誤判」。於是就可以看到，那天當飛盤飛近阿良眼前時，他的杏仁核再度閃出紅光，但由於先前的人孔蓋威脅過於強烈，導致辨識系統變得異常敏感，杏仁核一下化身高敏感族。為了避免二度傷害，它寧可放出誤判的假警報，也不要和外界威脅博奕，於是下視丘收到的是逃跑計劃，而不是接住飛盤。
　　
因此，在不需要逃跑的情形下，阿良的身體又被迫動員了一輪，逐漸失控的杏仁核，一旦經過幽微的暗示便會敲響警鐘，不斷釋放壓力荷爾蒙，它們就像一組疲於奔命的消防隊員，一次又一次趕赴現場卻持續撲空。就心理學而言，這過程便是所謂的「制約現象」，人孔蓋原本是無害的刺激物，然而經過創傷事件之後，它便與「威脅」二字連結在一起，因此一旦接觸與人孔蓋相似的刺激，身體便會自然出現抗壓反應，也就是所謂的「看到黑影就開槍」。
　　
這場荷爾蒙演習讓阿良身心俱疲，他每次都要花費比前一次更久的時間來安撫身體，嚴重影響睡眠品質與工作效率。壓力荷爾蒙不僅會內耗能量，也會間接傷害杏仁核，讓有關創傷的記憶無法連成一線，只剩衝擊強烈的素材，包括畫面、聲音與氣味在腦中不斷迴放。為了不讓杏仁核接收到這些訊息，阿良試圖關掉周圍的訊號來源，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遠離案發現場與人群，回到自己的房間。
　　
但他不知道，只要創傷記憶還在，所有的逃避都是徒勞，無論是從天而降的人孔蓋、凌晨三點的強震、父親酒後的一巴掌、教堂的爆炸現場或一輛衝進人群的休旅車。不可抗力的天災也好，精心預謀的犯罪也罷，一直到最後才會了解，創傷最可怕的，不是從身上奪走了什麼，而是強加了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
　　
【創傷記憶之後的治療】

該如何處理這段創傷記憶呢？根據福艾（Edna B. Foa）與布鲁因（Chris R. Brewin）等人的研究顯示，其中一個作法，就是「重寫一段新的記憶」，讓它與舊有的創傷記憶一起競爭。
　　
因此，認知重建、暴露治療或正念療法（mindfulness），都是臨床心理師會採取的方案。認知重建，是指讓案主「重述事發過程」，但不是為了折磨對方，而是像「仔細檢查傷口，避免對傷勢的胡亂臆測」，畢竟人常用想像力來加深恐懼。逐步回憶，讓創傷記憶重新連成一線，反而能幫助案主檢視故事的漏洞及對事件的扭曲想法。此外，也會進行放鬆練習，無論是腹式呼吸或覺察身體反應，都能使自律神經逐漸恢復平靜。這些作法強調的是「先前的經驗確實很可怕，但我現在很安全」，將過往與當下做出區隔，而這也通常是創造新記憶的絕佳素材。當然，這不會是一段舒適的旅程，但只要願意相信自己的身體，記憶會留在過去，療程會成為一場壯遊。
　　
創傷記憶可能是一場事故的終點，卻也可能是一段犯行的起點，根據弗賴貝格（Selma Fraiberg）及馬隆（Johanna C. Malone）等人的研究顯示，曾經歷兒童虐待而導致創傷後壓力症的母親，容易引發孩子的無助與恐懼感。謝克特（Daniel S. Schechter）等人的研究也發現，曾受家暴或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病史的母親所養育的孩子在說故事時，可能會比一般孩子更容易聚焦在災難或危險的情節上，態度也較具敵意。
　　
而身受家暴創傷的孩童，日後或將以暴行還諸他人或下一代，這可能是他們用來「對抗創傷記憶」的方式。遺憾的是，他們創造的並不是提醒自己早已脫離險境的記憶，而是以另一段施虐記憶，來與記憶中的施虐者抗衡，藉以證明自己不會再被對方壓制，於是暴力傳承暴力，惡意滋長惡意。
　　
然而，有朝一日我們會明白，記憶是一種選擇的過程。選擇增加施暴的記憶和過往的創傷較勁，記憶就會變成一種提醒。選擇相信大腦的彈性，努力把自己留在當下，記憶就會變成一種證明。雖然傷疤一直都在，但就像派特森（Per Petterson）在《外出偷馬》（Ut og stjaele hester）所說的：
　　
痛不痛的事，我們真的可以自己決定。
　　
　　
後記：
本文同步刊登於科學月刊11月號，感謝 科學月刊 Science Monthly 邀稿，以及 教育電台聲動全世界-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 《科學 so easy》邀訪。科月與教育電台推廣科普訊息不遺餘力，十分榮幸能與之合作，感謝主持人燕子姐的生動引導，以及科月編輯家銘學弟的滴血認親，這是一次愉快的錄音經驗。

此次專訪除內文探討外，亦延伸討論PTSD的治療實例，以及戰逃反應的傳輸路徑。專訪預計於11/28（四）上午11:05-12:00播出，頻道FM101.7，或直接進入官網點選「收聽頻道」，歡迎對科學有興趣的讀者一同收聽。

　　　　
延伸閱讀
　　
王秀美、曾儀芬(2012)。一位家暴受虐兒的家庭特質。嘉南學報，38，608-628

Brewin, C. R., Dalgleish, T., & Joseph, S. (1996). A dual representation theor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sychological Review, 103(4), 670-686.

Foa, E. B., Steketee, G., & Rothbaum, B. O. (1989). Behavioral/cognitive conceptualization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ehavior Therapy, 20(2), 155-176

Fraiberg, S., Adelson, E., & Shapiro, V. (1975). Ghosts in the nursery: A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to problems of impaired infant-mother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14, 387-422

LeDoux , J. E (1996) The Emotional Brain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Malone, J. C., Levendosky, A. A., Dayton, C. J., & Bogat, G. A. (2010). Understanding the “ghosts in the nursery” of pregnant women experiencing domestic violence: Prenatal meternal representations and histories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31(4), 432-454

Schechter, D. S., Zygmunt, A., Coates, S. W.,Davies, M., Trabka, K. A., Mccaw, J.,Kolodji, A., & Robinson, J. (2007). Caregiver traumatization adversely impacts young children’s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n the MacArthur Story Stem Battery.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September, 9(3), 187-205.

【腦中小劇場　第53場　歷經腥風血雨後的記憶傷痕】
　　　　
「今早八點，本市北區一處工地突然發生氣爆，初步懷疑是下水道沼氣引發事故。據目擊民眾表示，氣爆當時人孔蓋瞬間噴飛，火勢隨即竄出，造成四名工人臉部四肢不等面積的灼傷，傷患三人意識清醒，另一人意識模糊，現場一片狼藉，由於爆炸威力強大，導致附近商家與診所均受波及，幸無其他民眾傷亡...」
　　
【事件發生之時】

這是三個多月前的新聞，我移開手機頁面，慢慢將視線轉向眼前的男子。阿良是這次意外的受害者，但他不是那些身負重傷的工人，也不是行經現場的路人或診所裡的患者，新聞沒給他版面，事發當時他甚至不在現場，而是在兩條街以外的地方。當時的他剛送完孩子上學，在路邊嗑光最愛的古早味蛋餅，突然間遠處傳來爆炸聲，他不知該望向何方，於是坐上車，關掉臨停號誌，繫上安全帶，然後──
　　
一塊人孔蓋筆直地插進擋風玻璃。
　　
如果能用數字呈現，他很確定自己跟死亡的距離大概是20公分，20公分比兒子的塑膠尺還長，感覺上卻比兩公分還短。等他回過神，才發現自己迎接死亡的動作有兩個，一個是把頭轉向車門，一個是用手護住副駕駛座。他的臉緊貼左側車窗，如果照平常的駕駛位置，他的天靈蓋應該跟擋風玻璃的下場一樣。他不知道他這姿勢維持了多久，只聽到有人用手機拍照的聲音，鏡頭裡的他被快門定格，現實中的他則被那20公分的距離定格。
　　
當時他的右臉還卡了些玻璃屑，下車後，他抖掉身上的碎玻璃，打給警方及保險公司，然後和老婆報平安，到目前為止，他覺得自己的每個動作都是被搖控完成的。他聽不見任何聲音，只感受到路面的震動，突然間他開始狂吐，然後抱頭痛哭，他一直以為是自己怕死，後來才發現，他是慶幸副駕駛座的兒子已經去上學。
　　
阿良說，人孔蓋飛進來那一刻，超像《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的最後一幕，一陣爆炸阿湯哥跳上車廂，直昇機墜落在軌道上，螺旋槳尖端慢慢停在他的面前。只是電影會暗幕，觀眾會離場，阿湯哥不會有任何創傷，整件事有明確的結束時間，但自己的記憶卻彷彿沒有終點。
　　
這就是電影與現實的距離，雖然同樣都是20公分。
　　
【回到事發現場】

如果可以，將時間倒轉回到事發當天，想像阿良的腦袋有個透明頭罩，然後再把時間調慢十倍，於是就會清楚地看到：
　　
在人孔蓋由遠而近，準備撞擊擋風玻璃前，阿良看見一顆不斷擴大的黑點，黑點透過視網膜傳向視覺神經，接著傳到視丘（thalamus）。視丘負責整合各類感官訊息，可以把它想成像一個不太會抱怨的行政秘書，它將不同單位的信息彙整完畢後，分別轉給杏仁核（amygdala）與大腦皮質（cerebral cortex），此時傳輸路徑一分為二。杏仁核路徑又稱「情緒路徑」，作用是感受情緒後做出即時反應；大腦皮質路徑則稱「認知路徑」，作用是對外界刺激進行細緻的分析與判斷，再傳給杏仁核，做出合宜的應對。
　　
杏仁核位於邊緣系統，是掌管情緒的重要單位，負責辨識與解釋。於是，當杏仁核辨識出人孔蓋是一個「威脅」之後，它會閃出紅光，立刻下達指令給下視丘（hypothalamus）。下視丘是人體的「軍備庫房」，儲存各種彈藥武器來保護人體，於是，當杏仁核的紅燈一閃，紅色電流通過下視丘，便會釋放壓力荷爾蒙，包括腎上腺素與皮質醇（cortisol），同時啟動交感神經作用。於是，心跳便會開始加速，像個救命的泵浦，把血液往重要器官傳送，接著用力吸進氧氣、肌肉瞬間緊繃、腸胃持續翻滾，而這場動員，全是為了抵抗外界的威脅。可以應戰，也可以棄逃，不管衝或縮（fight-or-flight response），身體都會幫你做好策應。
　　
這條路徑，通常會在一秒內完成傳輸。
　　
經過杏仁核辨識，確認威脅過強，阿良選擇棄逃，但他來不及解開安全帶，於是血液往上半身集中，以洪荒之力將頭撇向另一側，成功為自己續命。可惜的是，人一旦腦充血或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通常會讓「情緒路徑」接管大腦，一切由杏仁核說了算，「認知路徑」只能退居二線。也因此，才會時常看到有人在電視螢幕前哭著說我太衝動、現在很後悔之類的話。於是，大腦皮質雖然幫阿良處理後續流程，卻無法幫他在日後面臨威脅之際恢復理智。
　　
活下來，成了創傷的起點。
　　
【在事件之後……】

幾天後，阿良走過公園時，忽然側身撲向路旁的草叢，但飛過他眼前的並不是人孔蓋，而是一片飛盤。那片飛盤彷彿解開了某種封印，阿良就此被喚醒，於是他不敢再開車，即便搭公車也要戴耳塞，因為他受不了輪胎壓過人孔蓋的聲音，那聲音會讓窗外出現逐漸擴大的黑點，而他只能閉上眼。糟糕的是，黑點不僅會穿過他的眼皮，還會穿透他的夢境。他時常被驚醒，卻無法跟太太重述事發經過，他腦中只有不斷閃回的片段，包括鐵片撞擊玻璃的聲音、蛋餅的味道、碎玻璃灑在臉上的刺痛感，還有兒子在車窗外說再見的臉。
　　
於是，他選擇避開蛋餅店，避開熟悉的巷口，避開送孩子上課的機會，也避開下班後的聚會。因為，巷口爆米香的巨響、柏油路面的震動和玻璃杯互相撞擊的聲音，都會瞬間把他拖回當天的駕駛座，在動彈不得的情況下，再度跟死神打照面。他憂鬱，也覺得自己超沒用，但只要能躲回房間，吞下藥丸，防堵人孔蓋穿過夢的邊界就好，他不需要跟這段記憶爭輸贏。
　　
以上這些症狀，正是典型的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創傷後壓力症】

創傷事件的威力在於，即便不傷及肉體，如影隨形的恐懼也會隔山打牛，讓大腦產生「誤判」。於是就可以看到，那天當飛盤飛近阿良眼前時，他的杏仁核再度閃出紅光，但由於先前的人孔蓋威脅過於強烈，導致辨識系統變得異常敏感，杏仁核一下化身高敏感族。為了避免二度傷害，它寧可放出誤判的假警報，也不要和外界威脅博奕，於是下視丘收到的是逃跑計劃，而不是接住飛盤。
　　
因此，在不需要逃跑的情形下，阿良的身體又被迫動員了一輪，逐漸失控的杏仁核，一旦經過幽微的暗示便會敲響警鐘，不斷釋放壓力荷爾蒙，它們就像一組疲於奔命的消防隊員，一次又一次趕赴現場卻持續撲空。就心理學而言，這過程便是所謂的「制約現象」，人孔蓋原本是無害的刺激物，然而經過創傷事件之後，它便與「威脅」二字連結在一起，因此一旦接觸與人孔蓋相似的刺激，身體便會自然出現抗壓反應，也就是所謂的「看到黑影就開槍」。
　　
這場荷爾蒙演習讓阿良身心俱疲，他每次都要花費比前一次更久的時間來安撫身體，嚴重影響睡眠品質與工作效率。壓力荷爾蒙不僅會內耗能量，也會間接傷害杏仁核，讓有關創傷的記憶無法連成一線，只剩衝擊強烈的素材，包括畫面、聲音與氣味在腦中不斷迴放。為了不讓杏仁核接收到這些訊息，阿良試圖關掉周圍的訊號來源，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遠離案發現場與人群，回到自己的房間。
　　
但他不知道，只要創傷記憶還在，所有的逃避都是徒勞，無論是從天而降的人孔蓋、凌晨三點的強震、父親酒後的一巴掌、教堂的爆炸現場或一輛衝進人群的休旅車。不可抗力的天災也好，精心預謀的犯罪也罷，一直到最後才會了解，創傷最可怕的，不是從身上奪走了什麼，而是強加了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
　　
【創傷記憶之後的治療】

該如何處理這段創傷記憶呢？根據福艾（Edna B. Foa）與布鲁因（Chris R. Brewin）等人的研究顯示，其中一個作法，就是「重寫一段新的記憶」，讓它與舊有的創傷記憶一起競爭。
　　
因此，認知重建、暴露治療或正念療法（mindfulness），都是臨床心理師會採取的方案。認知重建，是指讓案主「重述事發過程」，但不是為了折磨對方，而是像「仔細檢查傷口，避免對傷勢的胡亂臆測」，畢竟人常用想像力來加深恐懼。逐步回憶，讓創傷記憶重新連成一線，反而能幫助案主檢視故事的漏洞及對事件的扭曲想法。此外，也會進行放鬆練習，無論是腹式呼吸或覺察身體反應，都能使自律神經逐漸恢復平靜。這些作法強調的是「先前的經驗確實很可怕，但我現在很安全」，將過往與當下做出區隔，而這也通常是創造新記憶的絕佳素材。當然，這不會是一段舒適的旅程，但只要願意相信自己的身體，記憶會留在過去，療程會成為一場壯遊。
　　
創傷記憶可能是一場事故的終點，卻也可能是一段犯行的起點，根據弗賴貝格（Selma Fraiberg）及馬隆（Johanna C. Malone）等人的研究顯示，曾經歷兒童虐待而導致創傷後壓力症的母親，容易引發孩子的無助與恐懼感。謝克特（Daniel S. Schechter）等人的研究也發現，曾受家暴或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病史的母親所養育的孩子在說故事時，可能會比一般孩子更容易聚焦在災難或危險的情節上，態度也較具敵意。
　　
而身受家暴創傷的孩童，日後或將以暴行還諸他人或下一代，這可能是他們用來「對抗創傷記憶」的方式。遺憾的是，他們創造的並不是提醒自己早已脫離險境的記憶，而是以另一段施虐記憶，來與記憶中的施虐者抗衡，藉以證明自己不會再被對方壓制，於是暴力傳承暴力，惡意滋長惡意。
　　
然而，有朝一日我們會明白，記憶是一種選擇的過程。選擇增加施暴的記憶和過往的創傷較勁，記憶就會變成一種提醒。選擇相信大腦的彈性，努力把自己留在當下，記憶就會變成一種證明。雖然傷疤一直都在，但就像派特森（Per Petterson）在《外出偷馬》（Ut og stjaele hester）所說的：
　　
痛不痛的事，我們真的可以自己決定。
　　
　　
後記：
本文同步刊登於科學月刊11月號，感謝 科學月刊 Science Monthly 邀稿，以及 教育電台聲動全世界-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 《科學 so easy》邀訪。科月與教育電台推廣科普訊息不遺餘力，十分榮幸能與之合作，感謝主持人燕子姐的生動引導，以及科月編輯家銘學弟的滴血認親，這是一次愉快的錄音經驗。

此次專訪除內文探討外，亦延伸討論PTSD的治療實例，以及戰逃反應的傳輸路徑。專訪預計於11/28（四）上午11:05-12:00播出，頻道FM101.7，或直接進入官網點選「收聽頻道」，歡迎對科學有興趣的讀者一同收聽。

　　　　
延伸閱讀
　　
王秀美、曾儀芬(2012)。一位家暴受虐兒的家庭特質。嘉南學報，38，608-628

Brewin, C. R., Dalgleish, T., & Joseph, S. (1996). A dual representation theor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sychological Review, 103(4), 670-686.

Foa, E. B., Steketee, G., & Rothbaum, B. O. (1989). Behavioral/cognitive conceptualization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ehavior Therapy, 20(2), 155-176

Fraiberg, S., Adelson, E., & Shapiro, V. (1975). Ghosts in the nursery: A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to problems of impaired infant-mother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14, 387-422

LeDoux , J. E (1996) The Emotional Brain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Malone, J. C., Levendosky, A. A., Dayton, C. J., & Bogat, G. A. (2010). Understanding the “ghosts in the nursery” of pregnant women experiencing domestic violence: Prenatal meternal representations and histories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31(4), 432-454

Schechter, D. S., Zygmunt, A., Coates, S. W.,Davies, M., Trabka, K. A., Mccaw, J.,Kolodji, A., & Robinson, J. (2007). Caregiver traumatization adversely impacts young children’s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n the MacArthur Story Stem Battery.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September, 9(3), 187-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