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8/20 Thursday
向巴洛克學習（三）：
巴洛克城市- 移動空間、權力象徵
基督教在文藝復興後期，教廷的腐敗導致16世紀初教派分裂，1517年北方的馬丁路德、喀爾文等人與政治領袖結盟首先引發宗教改革(Reformation)。巴洛克(Barocco)是義大利教廷對宗教改革的具體回應，1545年教廷開始推行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為了維護教廷權威，轉移焦點以藝術為媒介，將藝術作為宗教統戰的手段，傳達宗教母題，鼓勵人民通過藝術重新肯定信仰的價值，以巴洛克作為新時代呈現在建築、藝術和音樂上的一種「高貴藝術」。
後來在民間的路德派巴洛克藝術（Lutheran Barque Art）也受其影響，逐漸在歐洲部分地區發展出另一種比較簡潔的懺悔式的建築形式。到1730年代巴洛克已經演變成更加華麗與裝飾的樣式，俗稱為洛克克（rocaille, rococo ），出現在法國和中歐和俄羅斯，直到18世紀中葉興起啟蒙運動受新古典主義威脅，歐洲巴洛克才漸式微。
＊羅馬城市空間改造- 都市節點及方尖碑：
1585年教宗西斯篤五世 （Pope Sixtus V 1521-90）上任之後聘請建築與城市規劃師馮塔納(Domenico Fontana)為執行顧問，在1585-90年短短五年間，有效改造了羅馬都市空間：一是改善供排水系統以增加市區內山坡居住人口，二是整頓主要道路連接主要教堂及廣場以改善都市功能也方便宣教，三是規範都市空間及街道公共美學的統一性。（Morris 1979:143） 西斯篤五世知道偉大的都市計劃是無法即時完成，他說：
「正如一個帶著占卜杖的人定下一個方尖碑的座落，提供一個最重要的廣場位置，給未來世世代代的[都市]發展做參考」（ibid.146）
馮塔納大力整頓羅馬街道立面強化巴洛克建築形式與都市空間的虛實關係，並且在都市的重要建築及廣場上設立方尖碑，作為都市發展座標，加強主要都市空間相互間的視覺導引，放射性的街道系統讓主要建築之間的聯繫更加方便，也更直接。
1588年薄迪諾(Giovanni Francesco Bordino)的版畫以方尖碑及移動系統紀錄羅馬城市空間，可以清楚看見當時西斯篤五世的都市空間組織及道路節點的空間改造成果。然而這些都是對老羅馬城的修補而成，從文藝復興時期留下的都市紋理整理而成，並非剷除創新。西斯篤的羅馬改造功績斐然，然而他的逝世卻阻礙了他計劃的完成。
＊巴洛克對都市的影響：
十七世紀之後法國凡爾賽宮（Versailles1667-1710）及花園的設計受巴洛克的影響是清楚的，法王路易十四在宮前以三條輻射性大道整合視覺焦點，以象徵王權的統治。整體建築及花園至1710年才完成，隨即成為全歐洲最醒目，也是最高貴華麗的宮殿。凡爾賽附近地區也受其影響成為全世界的藝術與精品時尚中心。
十九世紀法蘭西第二帝國的的巴黎都市改造，也是受巴洛克都市概念影響的案例。1852年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在歷經巴黎社會1848-51年間的動盪與騷亂不安之後，他終於取得政權建立第二帝國（1852-70）。1853年6月他任命奧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91) 開始改造巴黎。
奧斯曼以巴洛克城市設計的原則，建立帝國權力象徵，重新規劃道路及林蔭道以聯繫了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取代天主教的紀念性建築。他為了改善中央市場的交通運輸，拆除了一部分市中心的老舊貧民窟。並且改善南北火車站之間的道路，連接市政中心。他的都市計畫摧毀了大部分的中世紀城區。從1853-70年間，超過2萬棟房屋被拆，也新建4萬棟新房屋。巴黎的基盤設施如下水道系統、新橋、歌劇院、市民公寓等建設都在這個時期完成。
在皇帝的支持下，奧斯曼與他堅強的技術團隊在短短17年間內對巴黎的改造，有了亮麗的成果。哈維說：「這些工程的價值已經獲得證明，建築師和行政官員的聲名大噪，都市計畫的邏輯也受到肯定，人們普遍同意巴黎往後三十多年的發展基本上是完全遵循奧斯曼訂定的路線。」（Harvey, 2003:100）
近世紀的殖民城市規劃受巴洛克城市規劃的影響普遍可見，如尹風(Charles L’Enfant 1754-1825) 的華盛頓首都規劃（1791 Fedral City）、拉金（Edwin Lutyens 1869-1944 ）的新德里(New Delhi 1912-30)等。1859年撒達(Ildefons Cerdà i Sunyer 1815-76)的巴賽隆納(Barcelona Extension 1859)都市發展計劃也是。
＊反思：
台灣的都市空間結構巨大改變主要是在二十世紀，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台灣進行的殖民都市改造。當時除了接受上述巴洛克城市的權力象徵的軸線、圓環與輻射性道路規劃手法之外，亦受衛生功能支配觀念的影響，重視陽光、給排水、防震、防火等安全的「功能城市」需求。殖民前期的台北、台中的市區計畫均受波頓（William Kinnimond Burton 1856-1899）以及濱野彌四郎（1869-1932)等衛生工程師的直接影響（尾辻國吉 1943：143)。
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更進一層對殖民產業的有效掠奪，建立完整鐵道運輸系統是其一，殖民產業空間的規劃是其二。1908年縱貫線鐵道通車，許多酒廠、糖廠、樟腦煙酒專賣工廠等多設置在鐵道車站附近，且在市區中心，往往與行政官署巧妙結合，以達有效權力控制。地方政府在此原則下執行市區改正，塑造台灣的城市成為殖民產業都市類型。這個新的殖民城市規劃與本地傳統的都市象徵及都市紋理產生矛盾，卻屈服在五十年的帝國殖民權威之下，人民原有的集體記憶逐漸地被拭除。
台灣傳統都市空間與都市紋理，目前仍餘留可見者不多。少數如台南、嘉義、新竹等都市仍保有清晰的都市紋理及空間文化特質，都市發展尤其需要謹慎，不能一味地思古濫情保存，也不能一味地都更改造或建設開發。為了擁有城市自明性(Identity)的文化城市，増進觀光產業，今天兼具真實性與時代性的都市保存或都市修補，可能比什麼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