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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位共和軍英雄的小祈禱文 　◎瓦烈赫，陳黎、張芬齡譯
　
一本書長留在他死去的腰際，
一本書自他死去的身體萌芽，
他們帶走了英雄，
而他有血有肉而不幸的嘴巴進入我們的呼吸；
我們汗流浹背，在我們肚臍的重擔之下；
流汗的月亮跟隨我們；
死者，同樣地，也因悲傷流汗。
　
而一本書，在托雷鐸戰場，
一本書，在其上，在其下，一本書自他的體內萌芽。
紫色的頰骨的詩集，在說與
未說之間，
用伴隨著他的心與道德訊息寫成的
詩集。
書留下，其他什麼也沒有，因為墳墓裡
一隻昆蟲也沒有，
而沾血的空氣留在他的袖邊
逐漸虛化，沒入永恆。
　
我們汗流浹背，在我們肚臍的重擔之下，
死者，同樣地，也因悲傷流汗
而一本書，我感動地看到，
一本書，在其上，在其下
一本書猛烈地自他的體內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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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瓦烈赫 （César Vallejo，1892-1938）
　
秘魯詩人瓦烈赫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拉丁美洲詩人之一。他的首部詩集《黑色的使者》有著尼加拉瓜詩人達利奧（Rubèn Darío, 1867-1916）和烏拉圭詩人埃雷拉．雷西格（Herrera y Reissig, 1875-1910）的影子。1920年，他以「政治騷擾」的罪名被拘禁了數個月，第二本詩集《Trilce》中的許多詩作即取材於此一影響其一生及創作的重大事件。
　
在這幾本詩集裡，瓦烈赫開創了西班牙語詩歌在語言以及形式上多種前衛性之實驗，譬如排版的畫面效果以及新語彙的創建。瓦烈赫的意象落差也常扭曲得特別大，而且造句刻意斷裂，這顯示他與外在世界的疏離。對群體的渴望、對虛無和荒謬的感知，一直是瓦烈赫詩作的兩大主題，透過創新的革命方式在作品中表現。1923年以後的十年，他因對社會及政治運動產生興趣，開始用其他的文學方式表達其意念，甚至寫了一本嘲諷社會小說及一些劇本。直到1933年後（西班牙內戰前後），他才又重新致力於詩的創作，並於此時期大量地創作，然而因病痛纏身，1938年病逝於巴黎。 後期這些詩作，一直到他死後才出版——《西班牙，求你叫這杯離開我》、《人類的詩》。這本詩集編選了瓦烈赫各時期最好、最具代表性的詩作，生動刻繪了人類在面對死亡及無理性社會生活中的荒謬處境。
　
（以上文字出自《白石上的黑石：瓦烈赫詩選》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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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簡介
　
陳黎
　
一九五四年生，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介集等二十餘種。曾獲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敘事詩首獎、新詩首獎，聯合報文學獎新詩首獎，台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等。二○○五年獲選「台灣當代十大詩人」。二○一二年獲邀代表台灣參加倫敦奧林匹克詩歌節。二○一四年受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二○一五年受邀參加雅典世界詩歌節，新加坡作家節及香港國際詩歌之夜。二○一六年受邀參加法國「詩人之春」。
　
張芬齡
　
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現代詩啟示錄》，與陳黎合譯有《辛波絲卡詩集》、《聶魯達雙情詩》、《死亡的十四行詩──密絲特拉兒詩選》、《達菲──世界之妻》、《拉丁美洲現代詩選》、《帕斯詩選》等二十餘種。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小品文獎，並多次獲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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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賞析
　
收錄在《西班牙，求你叫這杯離開我》這本詩集裡的作品，大多是瓦烈赫在西班牙內戰時期，見證其中慘烈戰況後而寫成。這部詩集裡，瓦烈赫常藉由死者與生者間的互動，表達出對死者的關懷外，同時在詩裡也常以人類為號召，傳遞對人類能團結一致、避免悲劇再度發生的渴望。而整首詩以死者身上的一本書做為開端；作為與戰士共存及精神支柱，在處處充滿危險且高壓的戰爭環境下，書陪伴士兵度過艱困的每一秒，同時也與死者共同奮戰到生命最後一刻。 「一本書自他死去的身體萌芽」充滿生命力的萌芽，卻必須以人的性命作為代價，這樣的對比更凸顯戰爭的殘忍。但詩中的「書」僅止於物理意義嗎？自死者體內萌芽的書，不僅代表著死者的理念及道德勇氣；同時也象徵那些紀念這些逝去生命的詩文或歷史，在未來將「在其上，在其下」包覆著死者，讓死者生前的作為與意志都將存在人世間，「進入我們的呼吸」。死者的信念及道德勇氣並不伴隨生命消逝，反而與倖存者更堅強地存活著。而活下來的我們不單只有對亡者的哀悼、對戰爭的恐懼，還有死者願意以生命來換取的崇高理念與堅守的價值。反映出生者與死者共同受難，但也永遠同在的想法。
　　
本詩的背景源於當時的西班牙內戰分裂為兩個陣營，一方由當時的左翼政府夥同共和軍及共產組織「人民陣線」，對抗以佛郎哥為首、由長槍黨及西班牙國民軍所組成的右翼法西斯團體。基於此背景發生的托雷多戰役(或作「托雷多阿卡薩堡圍城戰役」)，是由西班牙共和軍圍攻死守在阿卡薩堡的佛朗哥軍隊，雙方僵持不下，傷亡都相當慘烈，最後國民軍則是在援軍到來的情況下擊退共和軍。身為社會主義支持者的瓦烈赫，決定寫下這首詩悼念共和軍的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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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編、圖片來源：靖涵 https://www.instagram.com/c__nh_n/
#國際政治詩 #政治詩 #瓦烈赫 #西班牙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19/08/201908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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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台灣以中文為主要語言，學生中文水平持續處於低位，因此經常成為大眾談資。有些人甚至將現時小朋友不通順的中文，跟中文系教授或考試當局過分著重造句遣詞拉上關係，再把整個社會文藝不彰得落後外國幾十倍的禍根，紮在課程設計的頭上，認為學校忽略訓練學生以文傳意的能力，執著於錯別字和修辭技巧，就是元兇。

但事實上，在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我並沒有發覺中文老師有多看重所謂文采。更重要的是，在文采以外，文章結構和立意選材，中文老師也不太介意。因為作文題目多數跟生活無關，真的是老作居多。對待害怕中文的，他們怕你眼高手低，寫到天花亂墜，就會給幾條套路你抄考抄考。而對待得心應手的，他們就索性叫你寫得平庸一點，不要太出格，穩穩陣陣為上，反正大家為的只是成績好，非常現實。

一般學生，你要他們寫八百字，他們已經叫苦連天，一邊寫一邊數字數，由小息前磨到三點三，再磨到太陽落山至倖倖然到簿架繳械投降。其中數字數這行為，已經反映得出他們不只是沒有依著一個綱領去寫，更是沒有預先建立一個框架的能力。你苦口婆心，引導他們，試試先寫個大綱再下筆，那個大綱也往往是有等於無一樣的空殼，寫了出來，還是一篇錯漏百出思路紊亂的八百零一字。語文能力和組織能力既然如此，自然就更不可能強求他們可以借一件小事寫出見天地，見眾生的大道理，達到符合評卷指引中上品級別的抽象要求。講到底，學校老師，面對一年也讀不了幾本好書的癌症末期學生，也是不易做的。

學校老師在提昇學生中文水平方面，基本上沒有責任，因為他們的職責，只在盡力幫學生應試，搞掂閱讀､寫作､綜合聆聽和說話幾份試卷，捧學生入大學。何況，一般學生中文的好壞以至人格的好壞，根本就不在學校老師能力範圍，愛莫能助。因此，他們只能夠像錄音機一樣重複著，總之你想有所為，先按捺自己，好好讀書，好好溫習，將來就會有機會發揮的聲帶。名校的老師，知道怎樣才可以培訓得出優秀的學生而會使用較為靈活自由的教育方式，但其他學校的老師，大多沒有啟發學生的理想，沒有《暴雨驕陽》那老師的膽量，也沒有逐個學生循循善誘的閒暇，自然就按本子辦事算數。所以他們寧願繼續幫這個社會管理好啤模生產線運作，也不要去冒險擔當「毀人前途」的罪名。令人心灰意冷的學生，和感到心灰意冷的老師，就此構成一個惡性循環。

考試技巧有得操練，議論說明有法可循，語文和思考則是沒有速成的。上乘的文章，文道要並重，但當香港學生的目標，不是要做新世紀的韓愈和莎士比亞，他們受的教育，也沒有鼓勵他們表達自己，往他們身上強加好中文的期許，就難免變得吹毛求疵，強人所難。他們求的，只是社會要他們做的，那就是讀書考試升學一條龍。中文好不好，無關痛癢，反正考個Level 3就足以過骨，考個Level 5**也不需要所謂好中文和懂得思考。此之所以摘星的學生大有人在，而寫得出一手好中文或明辨是非的學生仍是寥寥可數，香港後生平均而言，仍是相當不得體。

古時考科舉的人，今日大家仍然喊得出文字的詩人文人，甚麼李白杜甫孟浩然，他們都是像程蝶衣那戲班師傅所言，靠自己成全自己，沒有補習阿sir的。私墊老秀才，也只是帶領他們唸經，順道解解經。舊時的學子，有心讀書也好，被迫就學也好，都要背誦，都要猛讀猛讀，結果滿腦就塞滿了字，塞著塞著，字就成了他們生命的一部分。這些字，平時是沒有用的，不考科舉是沒有用的，但到他們走過青山綠水，心情大靚，有感而發之時，他們就因為久經浸淫而能隨便從字堆裡挑廿個字出來，一邊喘氣，一邊跟身邊同伴噏句現在的人聽都聽不明白的閒話——「前面山勢簡直係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跟貼啲喇喂！」傳世一闕詩，前人十年功，一大班中產家長很想要吧的好中文，大都是填鴨式刻苦煉成的。

中文和生活，本來息息相關。但在不提倡背誦的風潮之下，大家都不追求有內涵的溝通，不講究以精準而生動的語言去表達自己，只視中文為工具和半塊敲門磚，自然就缺乏動力，改進自己的中文。結果，由於語言能力往往會影響學習､吸收和表達能力，港台學校提倡的所謂批判性思考又遠不及部分歐洲強國的哲學科，學生就自然語文不行，論述又不行，做人也不行。詞窮失語，正是香港最高學府的大部分天子門生也罹患的大病，因為他們躋身大學新生之列，只需要狂操past paper，背誦標準答案，而不需要寫得一手好中文，或是能言善辯，自有一套想法。

凡是出眾的人，其實靠的也是他們自己，而不是學校教育。強者只需要時勢，不需要以教育之名禁錮學生的限制。 學校畢竟只是一個確保平凡人不要差得太誇張的地方。英國的邱吉爾出名長於演說，講辭時時穿插名言，那不會是看intensive精補班「碌屎」去湊成的金句。他的拉丁文成績強差人意而英文成績優異，更曾經被認為是沒有意義的優異。邱吉爾要不是出身於風雲時時變的二十世紀初，投軍再涉政，家世又顯赫，而是身處二零一四年的香港，循單一路徑進入官津學校，踵常途之促促的話，他也隨時是一件被編往非精英班的垃圾，被好多人嘲笑他拉丁文不好的廢青。

今日香港社會的成年人，欣不欣賞寫得出《上林賦》的後生，願不願意為後起之秀的擅長演說而付他們高於最低工資三十蚊的人工，大家心裡有數。表面先進而內裡腐朽的社會，不需要大量寫得一手好中文的畢業生，也不期望教育當局設計一個培訓得出良才的教育制度。坐擁權位的，不為下一代和下下一代提供一個可以競爭的環境，堵塞所有後進向上流動之路，要畢業生都成為企業的齒輪，生活的奴隸，都是刻意而為的，而所謂教育就正在配合這個模式，指導大家走向一個方向。教育將人們削得高矮一致，塑造得隨波逐流，規行矩步，就是為了使一模一樣的產品，可以順暢地與食人的社會接軌。而為免削不平的那批終有一日走去打破建制，社會會將之吸納，使其成為建制一部分，然後合力打壓那些不甘平凡的異類。這個香港不想求變，也不想有人生變，異類，自然非死不可。

香港的聰明學生，都是在劣質的普及教育剃刀邊緣倖存的少數，努力保住自我捱到出頭的生還者。所以他們不論是中文好､數學好抑或發明了新化學元素，總之有了成就，香港社會和他們的學校，其實也沒有甚麼資格去叨光。有些人說，文憑試題目出得那麼艱難，是一種政治陰謀。但與其說整個佈局是政治陰謀，倒不如形容為一種大家都明知而視而不見的才能謀殺，殺雞取卵。這種說法，怎麼看，也貼切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