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鳥需知 ◎陳斐雯
常常看見你
在鳥店徘徊留連
終日素描一隻籠中的畫眉
所以猜想你喜歡鳥
我也喜歡,不過
比你貪心一點
總共擁有幾萬幾千幾百零幾隻
統統養在天空裡
從來不必擔心
誰會遠走高飛
我請大風陪它們賽跑
如果累了便躺在雲上喘口氣
如果吃膩春天的食物
夏天自然會有新奇的菜單
夜晚如果睏倦
每棵樹都可供高枕安眠
我一點也不擔心
如果真的十分想念
一抬頭便能相見
在鳥店徘徊留連
看見你買下那隻畫眉
提籠悠哉散步離去
遺落在地上的素描簿裡
畫的竟是自己
所以我說你喜歡鳥
我也是
只是比你貪心一點點
總共也才幾億幾萬幾千幾百零幾隻
養在天空裡
養在雨後的電線桿上
養在陽光午睡的草坪
養在你正提籠散步的小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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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本名陳斐雯,女,1963年8月20 日出生,台中人。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畢業。曾任「人間雜誌」特約採訪記者,自立晚報藝文組記者兼自立早報兒童版主編、中時晚報副刊、中國時報編輯。
曾獲文化大學文藝行列獎散文、新詩雙料冠軍、第四屆華岡詩獎魁首。
詩作具有敏感的纖情,透過多變的抒情,編織一種現代的美,語言清澈,想像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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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宇路賞析
在進入詩的賞析之前,需要稍微花點篇幅介紹該時代背景,更有助於讀者們理解選讀這首詩的理由。《二十世紀台灣新詩史》的作者張雙英在論及八〇年代新詩時,認為在「政治因素」、「經濟與社會因素」、「文學因素」等三個領域上的改變,導致了台灣的新詩走向了多元化的時代。其中產生了「生態詩」這種新的題材,張雙英以陳斐雯於一九八三年發表的作品〈地球花園〉作為代表舉例,認為該首詩是觸及到「環境生態」問題的好作品。
這說法可能是來自於焦桐寫過的一篇文章〈八十年代的新浪潮〉,該文提到:「陳斐雯的語言清新,想像飛越,『地球花園』、『養鳥須知』是難得一見的生態詩佳構。」〈地〉、〈鳥〉二詩接連被選入了《創世紀詩選》以及向明所編選的《七十三年詩選》(爾雅出版)(註一),並且在詩選中向明認為「這種從博愛觀出發的自然生態保育理論,較之一般的只知責難和揭發的詩文,既具親和感又有說服力,任何人讀了都會覺得摘花捕鳥是一種多麼自私的,自絕於大自然的愚笨之舉。」
不論是向明、焦桐,似乎都認為〈地〉、〈鳥〉二詩在分類上屬於生態詩(之後張雙英也承續了這樣的觀點),然而詩人林燿德卻持否定看法,在〈生命場中的蒔花女──論陳斐雯的詩〉文中表達他的觀點:
「『生態詩』的重點應集中焦距於人類文明破壞大自然循環法則與生物鏈結構的層面上,最終落實在客觀世界的改造;陳斐雯的『地球花園』與『養鳥須知』二詩,固然在字面意義上透露了對人類控制生物遺傳基因與生存環境的事實有所不滿與關切,但其強調的理念乃落實在於『萬物與我同在』的人生觀,『地球花園』與『天空鳥園』的宏偉藍圖,並非以客觀世界的環境改塑為終極目的,而係以人類的心靈空間為其投射與開拓的真正園圃。」
這兩種觀點的分歧,若要詳細解析,恐怕篇幅太長,但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理解和區別。一即是生態詩的定義,以及所包含的範圍廣度,林燿德的觀點是「狹義」的生態詩,其範圍限定在著重讓讀者意識到人類正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而喚起讀者的環保意識,這類詩以前篇所賞析白樵的〈白鷺鷥的抗議〉為代表;向明等人的觀點則是較「廣義」的,只要在主題上涉及自然環境與人的關係,便得以歸類為生態詩。二是「手段」上的不同,因為向明的注文也認為陳斐雯的詩要傳達「人類對自然的控制是自私的行為」,進而引發讀者做出「所以人類不該破壞環境以及剝奪生物的自由」這樣的反思。
只是陳斐雯用的手法並非「責難和揭發」,而是有其他的做法,相較於〈白鷺鷥的抗議〉這類詩更有效果。
瞭解觀點差異之後,讓我們實際從文本來看,究竟爭議的關鍵在何處。從首兩段,可以清楚的看見兩組對應關係,「你」之於「一隻籠中的畫眉」,和「我」之於「幾萬幾千幾百零幾隻/統統養在天空裡」的鳥。第三段重點在描述「大自然中的動物」享有各種好處,潛台詞即是「籠中的畫眉」不但不自由,而且不能隨處帶著走,若不在身邊還會擔心並想念。第四段「看見你買下那隻畫眉/提籠悠哉散步離去」,「你」在字面意義上擁有了那隻畫眉,但「遺落在地上的素描簿裡/畫的竟是自己」,顯見「你」根本毫不關心畫眉的生死,只在乎自己。最末段利用「一點點」和「總共也才幾億幾萬幾千幾百零幾隻」之間的差距對比做強調,而且「養在你正提籠散步的小公園」,表示「我」的世界之寬廣,也包含了「你」所擁有的那隻畫眉和所在的小地方。
在下結論之前,先提到在〈地球花園〉這首詩中,有一句「(我)不許妳摘花」,表示「我」對「摘花」這樣的動作是排斥的,而且還禁止「妳」去做。但是在〈養鳥須知〉裡面,我們卻沒有看到「我」對「你」做出任何強制的行為,只是「看見你買下」僅此而已。所以對〈地〉詩,我們也許能說陳斐雯想以「摘花」借代「破壞環境」的行為,呼籲讀者要愛惜地球;然而〈鳥〉詩更合理的解釋,是想以「我的貪心」和「你的自私」做出對比,表達一種胸襟的開闊,告訴讀者人不應著眼於小處,較趨近於林燿德所說,是一種人生觀和心靈空間的描繪。
由於〈地〉詩和〈鳥〉詩在對應結構上的相似,令我們很難不將這兩首詩所傳達的意旨視作相同的來看待,若真是如此,那麼就只有一種可能,即〈地〉詩並沒有想要提倡環保意識,而「不許妳摘花」這一句,用「我希望妳同我看見把地球當作一座花園的美好,因此我不要妳去做摘花這件事」的意思去解釋,套用在人生觀這方面其實也可通,只是過了一年,作者對於把這種人生觀強加於他人身上的態度軟化了。
寫到這裡我們可以做個總結,事實上向明的觀點並不無道理,從讀者角度來看以及廣義的說是生態詩是能夠成立,只是如果分析到最後,將作品意圖考慮在內,會發現陳斐雯此二詩的重點並非放在生態保育的目的,那麼要說是生態詩便有點牽強了。
最後有一則與生態詩爭議無關的小趣事:〈養鳥須知〉於2016年被節選入國中會考的國文科考題,陳斐雯本人在臉書上表示:「我不知道答案是哪一個啊啊啊(掩臉)」,引起熱烈討論。
※註一:以上「八〇年代」或「八十年代」均指西元一九八〇-八九年,而「七十三年詩選」係民國記年,即西元一九八四年的詩選,前後皆為同一年代,為避免閱讀混亂故在此註明。
※註二:連同白樵〈白鷺鷥的抗議〉賞析,感謝主編謝三進提供閱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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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驀地
圖片來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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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詩 #陳斐雯 #養鳥需知 #年度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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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景抒情好處 在 港唔斷戲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漫步電影人生:專頁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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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大學裡絕對不是讀電影的,是就讀社會學跟文化研究。兩個科目的要義,在下實在不得要領,在龐大的社會制度及文化源流等衝擊下,在下關注的往往卻是人人的細微互動及真摯的情感,而情感及互動的來源又是來自一套又一套精彩動人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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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大學時期,由於對讀書不具太大興趣,基本上可以走的課,我都會走了。一星期可能只上一兩天課,其餘的時間就是看戲。看戲的地點廣泛,有戲院,有宿舍(笑),有專提供借碟服務的圖書館,總而言之,大學歲月就是電影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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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至會將自己在大學所有修讀的科目都會轉化為與電影相關的科目。我記得在「都市社會學」的科目之中,我就借用了杜琪峰導演的《奪命金》分析電影中表達的資本主義都市邏輯;在「身體政治」課中,我又大膽地寫《花與蛇》中殘疾男性、強暴、女強人與日本色情片獵奇心態的關係;在「日本流行文化與全球化」中,我又寫李小龍電影於日本文化中的轉型及《太陽之歌》對於日本純愛電影的啟示;甚至在「心理輔導」課中,我也會以《丹麥女孩》的故事作為楷模,分析我們可如何幫助主角克服心理難關。基本上,可以用電影為題的論文及匯報,我都必定會用,第一是基於興趣,第二就是我熟悉電影,用作論文素材的時候會較為節省寫文時間(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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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唯一不須簽到而又上足的可能就是彭麗君教授的「Hong Kong Cinema」。堂節是以梅花間竹的形式進行,有一堂是全部學生共同在大禮堂賞戲,另外一堂則是講解電影背後的歷史源流、風格、象徵意義等等。雖然自問看戲不少,但這個課程的確為我這戲迷提供了港產片知識的基礎,以往我當然知道周星馳、周潤發、成龍等大星的存在,但卻從沒有仔細了解過「雙周一成」為香港帶來的影響。課堂甚至強迫我看我不可能會看的香港電影,例如大師張徹的《獨臂刀》、楚原的《可憐天下父母心》、李鐵的《危樓春曉》等,但這些電影在香港電影歷史的洪流裡,卻是多麼的彌足珍貴,帶我走進了研究香港電影的殿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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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詩人借景、借人和詠物抒情,反映他們的感懷。如杜甫就以「臥龍躍馬終黃土 人事依依漫寂寥」一句,借用諸葛亮及公孫述的曲故,反映出他從好友李白、高適等人離世後自解的開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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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筆者當然沒有自比古人的能力,但人畢竟都是感情動物,我們的一舉手一投足都是感情的表達,思緒化為文字,當然也是滿溢著濃重的情感,有時甚至是「以文載情」,電影可能只是工具,而情為真。在大學時間,不同的功課和論文或許能剛好盛載自己對電影的熱情或情感,得到好分數固然開心,這是教師對自己的認同;而沒有高分數也不用悲傷,至少自己是情真意切地撰寫了一篇屬於自己的文章。而當出來工作了,情感的載體又「情歸何處」?所以逐生了開啟面書電影專頁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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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總是多愁善感,近乎於無病呻吟的境地,但偏偏又缺少了應有的行動力,所以我總有諸多的藉口去推塘開專頁的舉動。甚至我曾嘗試首先將評論放在不同凡地方看看反應,結果當然是慘淡之極,也進一步淋熄了我對電影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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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紙終究是未能包住火的。在2015年的年尾,就被友人一句當頭棒唱:「想就去做,覺得對就去做。不要理你做的事有沒有成果,寫得文章究竟會不會有人去看,香港電影可能在今時今日已經步入黃昏,但黃昏未晚,潮流往往是等著領先的人去開創的。」這番話對我而言無疑是「一言驚醒洛克人」,難道我要做一個等待香港電影業復甦才「浦頭」的「勝利球迷」嗎?好的東西理應共同分享,一起做到「愛好美好」,以真摯之言為讀者選優排劣,在黃昏的時候同舟共濟,共享榮華之餘,共度時艱,這不正正我們都推崇的「獅子山精神」嗎?這正正是當中的「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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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天時」,就仰賴去年年尾港產片氣勢如虹的境象。由《衝鋒車》、《我們停戰吧》、《哪一天我們會飛》、《王家欣》、《踏血尋梅》等等電影中,各個電影人發揮遼闊的創意,以有限的資源去成就無限的可能,這的確令我動容。當我看到當外國一套耗費甚鉅的「大(爛)片」能夠輕輕鬆鬆鄧梓峰地以一、兩天的票房就超越了上述的港產佳作的總收入,我不禁就問了一句:「香港電影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些電影的確是拍得很好,是獨一無二地屬於香港人的電影,但為何會落到這個收場?是不是香港人自己都唾棄香港電影?抑或是香港人未能抓緊方向去欣賞上述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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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一份使命感油然而生,既然我認為上述的港產電影是十分精彩,我何不向其他人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美是沒有絕對標準,但我堅信一定有其相對標準。我何不分享我對不同香港電影的看法,這些看法可能就可刺激專頁的讀者,令他們看到新天新地。當讀者不認同我的看法的時候,這其實絕對沒有問題,但只少只少,我們會在觀影的時候多了一個角度,甚至能激發新的角度,令電影多了另外一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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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專頁就在2015年年尾正式開始運作,其運作一切隨心,閒時更新多一點,忙時可能久未撰文,但一切就以香港電影為本位再去引伸討論,不論時政、外國電影、新片消息都在專頁內容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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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實上,坊間的電影專頁汗牛充棟,《港唔斷戲》又有著什麼的獨特性?我不會以電影資訊最快最新為賣點,因為在資訊爆炸的互聯網世界中,資訊是何等的廉價及輕易被人取代。而我又不會作過度簡短的「影評」,說什麼場面精彩啊、特技吸引啊、演員演出恰到好處等等,因為這些濫情的文字其實只是廢話,讀者究竟信你,定係唔信你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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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而言,我寫的電影會希望寫到愈細愈好,一句對白、一個眼神、一個動作皆可分析,而不是那些一概而論的範本式影評。這反而是「嚴重劇透」,基本上看了我影評的人也可能無大意欲去看原片,可能會生出「反宣傳」的效果。沒錯,我影評的對象是看完該套電影的讀者,我希望能做到在看完每套電影後,能夠獲得最多的東西。特技、畫面等等是人人可講的,但情則是唯一的,是專屬於我的,所以「以情入文」,以分析故事為本也成為了影評中最核心的內容,時而扣連社會、時而扣連自身、時而扣連複雜情感,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令文章變得獨一無二,有其可讀性。例如《王家欣》、《哪一天我們會飛》的影評中,我就將其扣連於香港電影未來的想像及出路,電影應當超越電影本身,開拓我們的想像,而非劃地為牢,而觀影的樂趣,就大抵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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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近來香港電影,或是佳作太少了,可能還會再講講自己和電影的故事,或分享一下過來曾經與電影有關的功課,希望大家不要嫌棄過份冗長,比面睇下同分享下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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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洛夫今扺南京創作70年研討會》
台灣詩人洛夫創作70週年
來源:深圳商報
記者 韓墨
今年是台灣著名詩人洛夫從事創作70週年,而由洛夫、張默和痖弦共同創辦的蜚聲海峽兩岸的《創世紀》詩刊,也剛剛度過了60歲生日。作為特別的紀念,前不久,洛夫在深圳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回顧自己的創作生涯,洛夫感慨地說:“《創世紀》的存在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成長的歷史也是我詩歌成長的歷史。”記者 夏和順
處女作稿費是銀圓五角
《文化廣場》:從您1944年在衡陽《力報》發表處女作開始算起,從事創作已經70週年了。您最初10年的文學創作是個什麼狀況?
洛夫:東南大學姜耕玉教授和華文詩歌研究所正在籌備紀念我創作70週年研討會。1944年,我在《力報》上發表了一篇散文,題為《夏日的庭院》,一千多字,我記得稿費是銀圓五角。我的創作是從散文開始的,寫詩則是我在湖南嶽雲中學讀高二時。
最有意思的是,1949年赴台灣時,我的行囊中帶著馮至和艾青的詩集各一冊,和我個人作品的剪貼本,包括二十多首詩和十幾篇散文。到基隆下船時,詩集和剪貼本都丟了。那是兵荒馬亂的年代,我安慰自己:生命都顧不上了,這本作品集丟了也就丟了。沒有想到的是,過了40年以後,1988年我回衡陽探親,當年《力報》的副刊主編王晨牧先生仍健在,已80多歲了,他又從《力報》上幫我找出十幾首詩來。現在看來,當時我在大陸發表的作品都太幼稚,因為是習作階段。
《文化廣場》:王鼎鈞在回憶錄中說,他在大陸時並沒有開始寫作,到了台灣時為謀生才開始投稿。王先生要比您大,但您的寫作卻早于他。您到台灣最初幾年的創作情況怎樣?
洛夫:王鼎鈞大我3歲,他起先是在一個廣播電臺做主任,全部投入寫作是在退休以後,特別是到了美國以後,寫了很多東西,內容紮實,語言生動。
我剛到台灣,因為要調整生活,忙於生計,大概有3年沒有寫作。1952年12月,我在《寶島文藝》月刊發表《火焰之歌》,這是我到台灣後發表的第一首詩。之後每年都有作品,到1954年進入高峰期。我的創作期在台灣這一代詩人作家中比任何人都長,成果最豐碩,經歷也最完整。我小時候讀過三年私塾,讀過唐詩,三字經沒念,念過幼學瓊林,四書五經。然後讀小學,那時讀過《封神榜》、《西遊記》、《水滸傳》,很多字都不認識。《水滸傳》到高中、大學時再讀,每個時期體會都不一樣。
我跟張默流汗也流淚
《文化廣場》:請您回憶一下《創世紀》創刊及同仁詩社成立的經過。
洛夫:1954年我跟張默先認識,我們都是海軍低級軍官,在海軍的報紙上發表作品,彼此都很欣賞,後來商量辦一份刊物。開始張默負責主編,我負責組稿,到第二年痖弦加入進來。刊物開始很薄很簡陋,後來改為20開本,四四方方的季刊,一直堅持了60年,現在印得更加漂亮了。
開始詩刊沒有經費,我們自掏腰包,把工資貢獻出來。印一期一兩百塊錢,我們的工資才五六十塊錢。經常遇到印好了放在印刷廠拿不出來的情況,我們就拿腳踏車、手錶去當,把刊物換出來。印數大概是一千冊,訂戶很少,大部分送給寫詩的朋友,也拿到書店寄售。我們親自到高雄、左營各個書店去送,三個月或半年結賬,現在想起來很難過。
有一個老闆是山東人,說這個東西不賣錢,沒有人來買。他從櫃子底下拉出一包書,連封都沒有拆,顯然他從內心裏是拒絕的。我們跟他吵,他就把一包嶄新的詩刊扔到大街上,我們也沒有辦法。我跟張默流了汗也流了眼淚,一一從街上把詩刊拾起。草創時期的艱難可想而知。
《文化廣場》:後來情況是否有好轉?您印象中是否有銷售特別火爆的時候?
洛夫:後來漸漸好轉了,但還有很長時間要自己掏腰包,同仁多了,大家分攤。過了一段時間,台北市政府、文化建設委員會都給了一些資助,還不夠。所以《創世紀》一直付不出稿費,台灣所有同仁刊物都是沒有稿費的。
《文化廣場》:您主編《創世紀》,如何對詩刊的品質把關?發表作品應該符合什麼標準?
洛夫:我主編《創世紀》將近30年,把關比較嚴。我們強調詩的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和純粹性,說到底就是詩的現代性。我一定會選最好的、最有創意的作品,不好的作品或不符合這一標準的詩要退稿。一方面強調詩歌的藝術性,另一方面強調創造性,要拒絕差的、平庸的東西。它不是年輕人發表習作的園地,一定要是成熟的作品。
台灣詩歌界其實很多人罵我,說我太挑剔了,我不管,我要維護刊物的深度、創意性。
最近十年有一些變化,《創世紀》大眾化了,要求不太嚴格,退步了。這是不好的現象。我到了加拿大後,沒法親力親為,但有時也會提醒他們以表示關心,只能這樣了。
《創世紀》鐵三角各有特點
《文化廣場》:您和張默、痖弦被稱為《創世紀》的“鐵三角”、“三駕馬車”,後人評價不一。回顧這60年,您對自己怎麼評價?
洛夫:我剛才講過,我的創作生命跟《創世紀》一起存在,一起發展。尤其在最早期主編的十年過程中,我將西方現代派大家們的理論、作品介紹到台灣,出過一些專輯,包括波德萊爾、艾略特、龐德等,為台灣詩歌的現代化作出很大貢獻。
台灣現代詩運動主要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紀弦的一個觀點很著名,很震撼,他強調詩歌是“橫的移植”,而不是“縱的繼承”,認為現代詩與中國傳統沒有關係。到80年代,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中國傳統,重新評估中國古詩時,我們發現原來有很多優秀的、閃光的東西。只是我們原來太盲目了,一直強調反傳統、反傳統,沒有慎重地思考這個問題。
我回眸中國傳統比較早,後來余光中他們也回歸了。在這方面,我不但有作品,也寫過很多文章。唐詩中有很多意象,它的永恒之美完全可以作為年輕詩人創作的營養。你可以不寫格律詩,但不能把老祖宗好的東西丟棄。我認為重要的是把西方現代主義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融為一體,打造出中國現代詩。
《文化廣場》:您對張默和痖弦怎麼評價?
洛夫:張默、痖弦各有各的風格。痖弦年輕時比我更紅,因為他的詩比較甜美,年輕人特別是年輕女性讀者比較喜歡他的詩,風頭甚至蓋過余光中。可是他後來不寫了,他到美國參加聶華苓的愛荷華國際寫作坊後,回來就不寫了,這有心理上的原因,也有一個客觀原因,就是他做聯合報副刊主編,工作比較忙。他的作品不多,只有幾本詩集,但到現在還有許多年輕人喜歡他。台灣曾三次評選十大詩人,我跟他每次都當選,其中第三次我還排第一,比余光中多幾票。
張默的詩歌也不錯,他的風格是語言節奏比較特殊,多用疊句,也有很多人喜歡他的作品,他也寫過很多評論。在一般人看來,他是一個很有成就的詩歌編輯者,編詩刊,還編了很多詩選。
我們這一代詩人凋零了
《文化廣場》:紀弦去年以100歲高齡去世,他是《現代詩》的創始人,也是台灣現代詩運動的發起者。請談談您跟這本雜誌及紀弦的關係。
洛夫:紀弦去世後,美國一個作家幫他辦紀念特刊,打電話給我,我第一個寫了悼念他的詩,現在網上很多人轉載。
他在大陸時已經成名,來台灣後在成功中學當老師,當時他的身邊聚集了許多年輕人。他很浪漫,他的詩歌也很浪漫。1956年1月15日,紀弦發起組織現代派成立大會,我代表《創世紀》以觀察員身份出席,當時是從左營乘火車北上的,因此與紀弦相識。
《現代詩》開始影響比《創世紀》大。紀弦後來也不寫了,他1976年定居美國前宣佈要取消現代詩。但你只能取消你的《現代詩》刊物,你不能也不可能取消現代詩。《現代詩》1983年由梅新主持復刊,梅新60歲時因肝癌去世,這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鄉土文學還沒有起來之前,台灣整個是現代詩的天下,年輕人都喜歡現代詩,絕大部分詩人是大陸去的,我從湖南去的,痖弦從河南去的,余光中是從福建去的。老一輩三個人,紀弦、覃子豪、鐘鼎文號稱台灣詩壇三老。覃子豪1963年去世,比較早,鐘鼎文去年去世,也活了近百歲。下面就是我們這一代了。張默小我兩歲,痖弦又比張默小兩歲,他有心臟病,醫囑不能乘長途飛機。我的身體比他們都好。
《文化廣場》:您怎麼評價余光中?他好像在台灣文壇的地位很高。
洛夫:余光中在文壇的地位很高,在詩壇就未必。他的散文寫得也很好。在一般人印象中,余光中最著名的詩就是《鄉愁》,我還為他打抱不平,其實他還有更好的詩。因為他的詩是民謠風格,念起來都很順口,讀者都很喜歡。
我跟余光中在大陸曾被人稱為“雙子星座”。我不在乎什麼稱謂,我們高度、深度和風格不一樣,他是詩歌明星,我的詩則被詩評家廣泛重視。
《文化廣場》:商禽和楊牧的詩怎麼樣?
洛夫:楊牧和商禽的詩都不錯。商禽的詩作不是很多,讀者層面也不廣,但他的詩很精練,很好。楊牧曾用葉珊的筆名,他的詩特別是早年的詩很抒情。還有楚戈,原來寫詩,後來專門畫畫了。
商禽是前年去世的,我寫過悼念他的詩。去年又有好幾位詩人亡故,想起來就很傷心。有些是根本就想不到的,像我的好友南韓詩人許世旭,突然就去世了。我們這一代詩人漸漸凋零了。
向西方“借火”取經
《文化廣場》:您認為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台灣現代詩運動與大陸二三十年代的現代詩之間有沒有傳承關係?
洛夫: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現代詩主要是受西方浪漫主義文學影響較大。戴望舒他們在上海有一個《現代》雜誌,主要介紹西方的現代詩歌潮流,有現代主義的因素。但戴的詩,比如《雨巷》還是浪漫的,現代主義的精神並不夠。李金髮受到西方的影響,我覺得他消化得不夠,他的作品看起來更像是翻譯作品,他還沒有把現代主義精神與中國的語言結合起來。
現代詩運動到台灣後更擴大化、普遍化了,我們叫向西方“借火”、取經。我認為任何好的現代主義詩歌,其精神和表現技藝必然要融合在作品裏,你看不見。好像有人說我的詩像李白的詩,但你又指不出哪些地方像李白。應該達到這種境界,這種吸收比較好,而不應該像翻譯作品。
《文化廣場》:您當年讀西方現代主義大家的作品,是直接讀原文,還是通過翻譯?
洛夫:我自己做了一點點翻譯,做得不多。我是學英文的,畢業于淡江大學英文係,我翻譯過一些超現實主義的文章,是從英文譯過來的,如果讀法文,就有一些隔膜。我編《創世紀》時,主要是請香港和台灣一些精通英語或法語的朋友來翻譯。比如葉維廉翻譯了艾略特和龐德。艾略特不好懂,《荒原》開始發表時,《紐約時報》有不少文章攻擊他,說讀不懂。我寫《石室之死亡》時,也有不少人批評我,說看不懂。但到現在越來越受到重視,很多年輕詩人喜歡。
《創世紀》最早關注朦朧詩
《文化廣場》:您怎麼看現代詩派與鄉土文學之間的衝突?
洛夫:現代詩派與鄉土文學的筆仗我涉足不是很深,只是開座談會時發表了一些意見,余光中寫過幾篇文章,介入得較深。我覺得這場論爭有一個重要背景,就是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成見,他們假借對抗現代主義,實際上是對抗所謂的“外來政權”。
《笠》詩刊聚集了一批本省籍詩人,他們發表的詩除國語外,還有一些鄉土語言。當然也有一些好的作品,但他們總體實力還是不如現代詩派。比如年度詩選,特別是十大詩人的評選,70%以上都是外省籍詩人。他們每年也出版年度詩選,也選過我的詩,我還擔任過他們的評委。他們對我不滿的是,我在大陸說“我不僅是台灣詩人,我也是中國詩人”。我這樣說也沒錯。
現代詩、創世紀、藍星是三足鼎立的現代詩組織。現在有一本《台灣詩學》,編輯人員除蕭蕭之外,白靈、陳義芝二人是第二代外省人,也是當今台灣詩壇的中堅分子。
《文化廣場》:大陸的朦朧詩比台灣現代詩運動晚起二十多年,後者在某種程度對前者起到啟迪與嚮導作用,您怎麼看這一文學現象?
洛夫:1987年12月,《創世紀》第72期推出“大陸詩人作品專輯”,是我主編的,刊出北島、舒婷、顧城、食指等22人120余首詩。朦朧詩是一次心靈的解放,謝冕、孫紹振、徐敬亞等起了很大推進作用。我們當時很好奇,儘量找一些刊物來看,決定出專輯。當時一般台灣人對此了解不多。1990年12月,《創世紀》推出“大陸第三代詩人作品展”,也是我主編策劃的,共發表海子、歐陽江河等20余位青年詩人作品數十首。
1988年以後,我經常回大陸,與老中青三代詩人多有接觸。艾青、馮至、卞之琳等人是老一輩詩人,相比之下,我更喜歡卞之琳,艾青詩的藝術性不夠。有一年聽說他獲得諾貝爾獎提名,《中國時報》副刊主編打電話給我,向我要艾青的資料,並問他有沒有得獎希望。我說希望不大,艾青的詩國家民族的情感很豐沛,但藝術性不夠,後來果然沒有獲獎。巴金沒有獲獎也是這個原因。
在我心中,詩歌絕對神聖
《文化廣場》:有一觀點認為,中國詩人很難獲諾獎,因為首先有語言的障礙,中國詩歌翻譯成西方語言很困難。
洛夫:確實是這樣。中文作品要評獎,最好是翻譯成瑞典文,至少也要翻譯成英語、法文。問題是中國詩的優點如“意境”,還有語言的味道是譯不出來的。
《文化廣場》:您在70年創作生涯中,經歷了文學的起起落落。眼下是詩歌式微的時代,有人甚至宣佈文學已經死亡,您怎麼看?
洛夫: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兩岸三地社會開始轉型,市場經濟決定了我們的生活方式與內容,同時也顛覆了傳統的人文精神和價值觀,人們的物質慾望過度膨脹,精神生活日趨枯竭,因而導致了文學的退潮,詩被逼到邊緣,備受冷落。
詩歌活動沒有亡,詩歌也沒有亡,但詩的藝術水準確實下降了。從世界眼光來看,從我們民族的角度來看,或者從藝術本身的尺度來看,詩歌的生命力要延續,它的高度、深度、美感度一定要維持。可是今天我看非詩的、甚至反詩的內容很多,沒有標準,一個晚上能寫很多詩,隨便就能在網上發表。
網路的好處是給更多的人提供了創作與發表的平臺,壞處是沒有人管制,沒有評審,沒有紅綠燈,今天發表的詩,明天就消失了,耐人尋味的詩,讀了還想讀的作品太少太少。現在大家都處在迷惘狀態,大陸許多人也在反思詩的本質和典律問題。
詩歌活動倒是很多,每年幾乎每個鄉每個鎮都在辦詩歌節。去年我就推辭了兩個,一個在嘉興,一個在青海。深圳的詩歌節我也應邀參加過,還不錯。我這次來大陸,也參加了南京《金陵晚報》舉辦的詩歌活動。
《文化廣場》:剛才您也談到,您是台灣現代詩人中創作期最長的一個。在詩歌日漸被世俗社會遺棄的大環境中,是一種什麼力量使您堅持詩歌創作數十年不懈?
洛夫:我對文學有高度的潔癖,在我心目中,詩歌絕對是神聖的,我從來不以市場價格來衡量詩的價值。我認為寫詩是一種價值的創造,包括人生境界的創造,生命內涵的創造,精神高度的創造,尤其是語言的創造。詩可使語言增值,使我們民族語言新鮮豐富而精緻,詩是語言的未來。有生命就會有詩歌,因此,雖然詩歌的生態環境不是很好,但詩人並不氣餒,照樣寫詩,絕不掉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