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倫理與道德的區別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從紅樓四大家族王家看舊家庭妻妾關係

歷史春秋網

作者：麗華心語

在《紅樓夢》時代，男人們是允許「三妻四妾」的。妻為正室只有一位，妾為側室可以眾多。妻妾的待遇並不平等，妾的地位比正妻要低得多。我們從《紅樓夢》「四大家族」王夫人家，詳細地分析她們妻妾關係的幾個方面看出，這種關係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歷史和舊家庭文化。

《紅樓夢》中王夫人是最典型的例子，王熙鳳也出自和王夫人同一個家族。那個時代，婚姻觀念已從前的「一夫多妻」演變為「一夫一妻」，並且世家大族有嚴格妻妾之分，從《紅樓夢》裡的描寫看其實有三種人，就是妻、妾、婢妾，這其中妻的地位與婢妾的地位懸殊。
　　
王夫人身邊的趙姨娘，本來是家裡的奴婢，因為被主人賈政看上而成為妾；平兒，是王熙鳳從娘家帶來的，也是奴婢的身份，被賈璉收了房，成為通常所說的「通房丫頭」；另一種就是買來的，如襲人雖然之前是好人家的女兒，但因為各種原因，被賣作奴婢。
　　
一、舊家庭妻妾的區分在哪裡？
　　
妻子，都是經過了「六禮」：納彩，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一整套嚴格的程序後「聘為妻」，這就從禮制的角度保證了妻子成為一個重要的家庭成員，《儀禮》中規定，夫為君，妻為女君。這稱作「娉娶婚」，在中國古代是最主要最基本的嫁娶方式，男子以聘而娶，女子因聘而嫁。聘主要包括三個因素：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和聘約。《紅樓夢》中多數婚姻都是屬於「娉娶婚」，包括上層階級的賈母、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

妾，就沒有也不需要經過這些程序，直接花錢買，或者從家裡的奴才裡收。妾不具備主子的身份的，賈赦讓邢夫人問賈母要鴛鴦為妾，鳳姐笑道：「憑她是誰，那一個不巴望向上，不想出頭的？這半個主子不做，倒願意做個奴才丫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
　　
妻子，是有品級和誥命的。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看到這樣的痕跡。比如賈府的家宴，在飯桌上是見不到妾的影子的。鳳姐和平兒在自己屋裡，沒有男主人的情況下，鳳姐讓平兒一起吃，平兒也只是站在地下，曲了一條腿在炕邊上那樣吃。婢妾的地位雖然是在「眾婢之上」，但本質上還是婢。
　　
更典型的是王夫人身邊妾趙姨娘，《紅樓夢》第五十五回，趙姨娘的哥哥死了，去討要銀子，結果只得了二十倆，就是因為賈府的規矩是：「外邊的四十兩，家生的二十倆。」家裡的奴才雖然被收了房，但是身份地位還是奴才的身份，所以只能得二十倆。
　　
二、舊家庭妻妾在經濟地位上明顯區別
　　
就以賈府的月錢收入為例：王夫人是賈政的正室妻子，一月有二十兩銀子的月錢，趙姨娘是妾一月只有二兩銀子的月錢。可見妻子的經濟收入是妾的十倍。伺候王夫人的一等大丫頭就有四個，小丫頭、婆子等不下三十多個，而趙姨娘只有三個小丫頭。賈政同王夫人吃飯，趙、週二位姨娘不能上桌，只能在一旁伺候。一切宴會，無論是家宴還是慶宴或壽宴姨娘均不上席，在《紅樓夢》時代，家有喜慶，偏房應該迴避便成了一種倫理規定。
　　
相比正妻的生活，妾的生活就很淒慘了，比如王熙鳳過生日湊份子錢，本來沒有打算姨娘的份兒，王熙鳳非要收，尤氏就笑罵她：「婆婆嬸子湊份子，你還不足，又拉上兩個苦瓜瓢子做什麼？」結果他們每人出了二兩，後尤氏趁鳳姐不在眼前，把周趙倆位姨娘的錢也還了，他倆人還不敢收，還是尤氏說有事有她頂著之後，才千恩萬謝地收了。
　　
從以上分析，我們大致看到了舊時代的舊家庭妻妾關係及其在家庭的地位。在古代納妾這件事和明媒正娶、八抬大轎的娶妻完全無法相提並論。可正大光明嫁進來的正妻，對丈夫納妾這件事卻完全不能指手畫腳。王夫人恨趙姨娘恨得不得了，也要保持表面的和氣。並且沒有人認為這種事是不正常的。

那麼，妻妾間所生子女的嫡、庶差異也是很大的，妾所生的子女，雖然在法律上與正室妻子的子女享有同等的權利，但「姨娘養的」身份往往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心結。妾所生的子女只認嫡母(正室)為母，與其生母要保持距離，以此來劃清界限。因為，妾是「半奴半主」的身份，在《紅樓夢》中探春曾說：「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至於姨娘的兄弟，更不可能認為是姻戚關係。
　　
一個女人無論怎樣總是掙不脫封建道德的枷鎖。《紅樓夢》中的婚姻制度亦是男權的封建婚姻制度，是處於較低地位的妻妾及眾女子的悲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知史 #歷史 #中國歷史 #長知史 #紅樓夢 #紅樓 #三妻四妾 #一夫多妻 #一夫一妻 #妻妾 #四大家族 #婚姻觀念

譚新強：邪不能勝正

恭喜拜登正式成為美國第46位總統！選舉日為去年11月3日，因疫情嚴重所以大量人選擇以郵寄方式投票，所以點票需時較長，但也只不過約一周而矣(投票科技非常過時)。投票率高達65%，但選舉結果一點都不接近，拜登得票比特朗普多出近7百萬票。不幸特朗普願賭不服輸，多番經社交媒體散播謊言和思想病毒，故意撩起民粹，呼籲支持者以"行動"奪回國家，結果導致1月6日的暴力襲擊國會山莊悲劇，5人喪命。特朗普的4年邪惡總統任期，就此在這片血腥回憶中告終，可能也頗適合，希望起一點警剔作用。

有些人可能抗拒我以邪惡來形容特朗普，以邪教來形容他的信徒。他們錯誤以為正邪觀念已屬過時，且憤世嫉俗（cynically）認為世界上只有強權，沒有公理，只有個人利益，根本不需要講同情心和同理心，所以做任何事都可以不擇手段，即使導致其他人無辜受害。

反過來，另外一些意志較薄弱的人，又容易被人洗腦，變成極端主義分子，盲目追隨他們相信是至美至善的某種宗教、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或國家主義。最危險的是以為只有他們自己才擁有絕對性，不用講道理、邏輯、證據的絕對永恒真理（通常再加上幻想被迫害），任何不相信的都是魔鬼，所以可以隨意欺凌、打壓，甚至殺害和徹底剷除！

明顯西方的所謂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已出現嚴重問題。過去30年，低下階層人士的生活水平停滯不前，在美國甚至下跌，貧富懸殊更日益嚴重（中國情况也嚴重，但低下階層的生活也在改善），尤其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採用零利率、負利率和QE等極端政策，情况更加速惡化。美國股市不停上升，窮人無論多努力工作仍追趕不上，反而連最基本的全民醫保都沒有，還講什麼人權？

這逐漸腐化的社會環境，就培植出西方民粹主義和特朗普現象出來了。香港的情况也有點類似，歷史背景、居住環境差，再加上聯繫匯率輸入資產泡沫，社交媒體輸入思想病毒，結果也出事了。

美國的反民主制度選出特朗普，初時很多人都只覺得是個無傷大雅的鬧劇，有如向所謂的傳統精英階層（establishment）豎起中指致敬。他的言行誇張，極具娛樂性，總算替他的支持者出口氣，更為每晚的「脫口騷」提供大量搞笑題材。開始時只是對他們認為是有點過分的PC文化的一點pushback（反攻），不想接受性別完全平等和性取向的完全自主權，弄致有些公眾地方需要設置4個或甚至更多的洗手間！但當然這是個危險的「滑坡謬誤」（slippery slope），戲謔逐漸演變成對所謂自由主義的仇恨，以及更醜陋的白人至上、種族、國家、甚至新納粹主義！到了一兩年前，這些非常邪惡的意識形態、極端信仰，甚至暴力語言和行為，包括針對中國和中國人（在共產主義就是魔鬼的包裝下），幾乎恐怖地成為美國的主流文化和價值觀。

拜登勝利不代表民主勝利

不過，後來不幸碰上COVID疫情這次嚴峻的全球大考，特朗普的無知和無能完全暴露出來，甚至選擇完全反科學的政策，導致傷亡惨重。一如我所料，到1月20日拜登就職，美國死亡人數剛好超過40萬，有人讚我料事如神，過獎但非也，我只是相信科學和疫情傳播數學模型的預測。COVID當然是今次美國選舉的最重要推手，選出拜登也並不代表美國社會突然放棄原來的種族歧視觀念和極端國家主義。我更不贊同拜登勝利代表「Democracy has prevailed（民主最終取得勝利）」，最多只算「America has survived（美國倖存下來）」。但我希望拜登能幫助改變美國文化，起點撥亂反正的作用。

我勉強算跟拜登有過一面之緣，另參加過一次他也在線的Zoom峰會，亦有一些曾當他顧問的美國朋友。感覺上他是一個nice guy（好人），比較謙虛和關心別人，人生經驗豐富，且經歷過不少家庭慘劇，年輕時喪妻女，數年前又再失去最痛錫的長子，所以肯定擁有較多同情心和同理心，其實是每個領袖必須有的基本素質。他絕對不是一個完人。讀書成績非常差，代表人並不太聰明（IQ低），但人緣好（EQ高），所以30歲時已成功以反越戰立場（他也是個以哮喘為由的draft dodger），擊敗原以為肯定連任的共和黨參議員。他當了多年的單親父親才再婚，且近40年一直每天坐2小時火車到華盛頓上班。

我不清楚拜登私德如何，有否犯過性騷擾過失，但似乎不算太嚴重。政策上也曾犯錯，投票支持小布殊攻打無辜的伊拉克，但後來表示後悔。他始終是美國帝國主義下的產物，尤其因他已去世兒子，雖已成為特拉華州的檢察總長，仍志願參軍到伊拉克打仗，所以至今拜登幾乎每次演說，到最後都必加句「May God protect our troops（請上帝保護我們的軍人）」。不算過分，但亦意味他也是會不管戰爭的原因和對錯，只會堅持美國一方永遠站在道德高地，即使不是，仍將盲撐下去。

故意散播歪理就是邪惡

回頭再分析一下正邪和善惡如何分界。我並無強烈宗教信仰，更非一個研究道德倫理的哲學家，但我是一個有良知，擁有基本人性、理性、講道理、講邏輯，更相信科學的「正常人」， 在我心目中，這個世界是有善惡，是有正邪之分的，即使不是絕對性的，也最少有相對性的區別。

我認為現今衡量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正邪，需要3個標準：

（1）某觀點和論述，是否符合事實和基本科學。近年假新聞、假歷史和假科學，充斥各媒體甚至教育課程，指鹿為馬已變成新常態，更遑論渴望人民有獨立思想和科學精神，以數據和理據為依歸。一切故意散播反事實、反科學的歪理，都是邪惡的。

（2）不論立場，每個人的思想，尤其行為，都必須有一些包容性和慈悲之心，更不可崇尚以暴力解決問題。如果太過固執和自以為是，且妖魔化其他不同意見人士或甚至其他國家，情况就非常危險。矮化他人至連人也不是的地步後，到時最恐怖最殘忍的暴行都可以做出來，例如恐怖襲擊，和早前報道出來的澳洲士兵以殺害阿富汗兒童為「破處」殺人訓練，以及Blackwater僱傭兵在伊拉克的無數次濫殺無辜平民的戰爭罪行，且獲得總統特赦！不用多說，這就是邪惡！

（3）從前只要對人好，已可算是善良，但在現今全人類面對氣候變化和相關大流行疫情的挑戰，我認為任何故意損害地球環境和不按本分協助抵抗疫情的行為，也是邪惡的。戴不戴口罩，開電動車還是只因喜愛引擎聲而開內燃機超跑等選擇（當然亦需配合再生能源發電），已不再是個人自由的問題，而是關乎全人類未來的大議題！

拜登上台第一天，已簽署17個行政命令，大部分為扭轉特朗普之前發出的邪惡命令，包括停止退出世衛，申請重返巴黎氣候協定，停止歧視多個伊斯蘭國家的入境限制令，以及在所有聯邦政府建築物內的口罩令。這些都是撥亂反正的好開始。

但可惜美國邪惡故意抹黑中國的言行仍未改變。蓬佩奧在離職前最後一天，仍不遺餘力，將純屬中國內致的新疆政策， 誣衊為極嚴重的種族滅絕（Genocide）罪行。不幸美國候任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亦表示，大致贊同特朗普的對華政策！

種族滅絕是最嚴重的人類罪行指控，絕不可亂說，後果可以極嚴重，可以帶來戰爭。請留意，美國的誇張指控，並非指控中國殺害維族同胞，他們只是誣衊中國採取限制維族人生育的政策，而此指控明顯與事實剛剛相反。眾所周知，在從前的一孩政策下，少數民族包括維族同胞，都享有優惠人口政策，可多生一個，農村更可生三個。在新疆此優惠政策到2017年才取消，不是壓制維族，是漢人終於也可享有生兩個同樣待遇！在2010至2018年期間，新疆的維族人口急速增加了25%，是漢人的10倍，升至近1300萬人。

過去十多年，新疆固然有恐怖襲擊和社會分裂問題，但現在情况已好了很多，新疆已再次和平穩定和安全。從前主要是受到美國在中東和中亞的不道德戰爭和大屠殺所影響，令到大量伊斯蘭教徒走向極端化。中國必須處理此動亂問題，但政策和手法比美國和平加有效數百萬倍！再教育、反洗腦和職業培訓，總比大屠殺正義和善良得多吧！

中國新疆政策比西方大屠殺善良

談到種族滅族這類極嚴重罪行，歷史上不幸也經常發生，大部分西方帝國，尤其英美都曾犯下這些滔天罪行。所謂發現新大陸後，一手十字架，一手利劍，再加散播病毒。1763年，英軍在特拉華州曾試過假扮善良，贈送沾滿天花病毒的毛氈給原住民，但原來不是意外，竟是故意放毒大屠殺，是原始的生化武器，行為極度殘忍和可恥！歷史清楚記載，歐洲殖民主義者，在200年內滅絕99%的美洲原住民，估計人數高達5000萬至1億，即納粹屠殺600萬猶太人的十多倍！這才是滅族！

肯定又有人反對重提西方帝國主義歷史罪行舊帳，狡辯與現代西方人無關。我認為責任多大需考慮4個因素：

（1）罪行的規模。德國納粹屠殺600萬猶太人，日軍南京大屠殺，和歐洲殖民者滅絕美洲和澳洲原住民，這等級的罪行，當然應受到很長時間，超過一世紀的懲罰和譴責，以及更重要的不可讓後代忘記此歷史，慎防再犯！

（2）時間的過去始終是個因素，必定體現一個exponential decay function。即使是極殘酷滅族罪行，例如蒙古帝國征服歐亞時，就算用當時標準，手段也是極度兇殘，罪孽甚深。但畢竟已過了800年，死者已矣，被消滅民族，已無後人替祖先發聲爭取平反。

西方人殖民美洲500多年，美國也立國近250年，拜登提名當內政部長的哈蘭（Deb Haaland），才是有史以來首位原住民內閣成員！這就算是贖罪？

（3）我從前也曾討論過，英國犯下嚴重歷史罪行如鴉片戰爭（販賣黑奴的罪也不輕），沒有發生過革命，連君主立憲制都仍保持着，既沒有賠償，連一句道歉都沒有，怎可能推缷責任？美英每四五年一次的選舉制度，只是表面化的政黨權力交替，絕非洗脫罪名的藉口！

（4）最重要的標準仍是這些國家有否真正懺悔，有否洗心革面，改變現今政策和行為？以此為標準，美國和英國肯定不合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單在中東及中亞的不義之戰，在過去20年已殺害和導致過百萬伊斯蘭教徒死亡！行為和後果與十字軍東征幾乎無異！從前以護教拯救聖城為名，現在以更虛無縹緲的保衛自由民主作藉口！每次我聽到美國士兵滿臉正義，洗腦式地說，冒險參軍去伊拉克打仗殺人，是為了自由民主，我就毛骨悚然！為誰的自由？為誰的民主？

相對來說，中國過去了30年的政績，不止成功，更證明大量汲取過去錯誤中的重要教訓！以處理2019年的香港暴亂為例，拖了很久，明顯主要原因正是不想大開殺戒，企圖以最低武力止暴制亂。手法明顯比英治時代和中國內地過去經驗溫和，跟美國警察先開槍，後問話的慣例手法，更不用比較了。中國對外政策更加和平，已40年沒有戰爭！

中國需建構理論基礎說服世界

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都非常成功，人民素質不斷提升，今年人均壽命將超越美國，整體名義GDP也可望數年內超越。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得到超過90%全國人民的支持，且管治手法不斷改善、優化和減少使用武力，達到和諧社會的目標。可惜中國不善表達和論述自己的管治理念，仍缺乏一套完整的政治和經濟理論，所以至今連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都未拿過。獎本身不重要，重要的「獲獎」代表中國開始整理好理論基礎，且願意跟世界闡述和進行理性辯論。最新的narrative economics（敍述性經濟學）已證明很重要，中國更需學習運用敍述性政治，說服世界中國是代表和平、人性、正義和善良的！

我始終相信邪不能勝正！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上次很開心能參加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主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學術研討會，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東吳大學。那天知識量太大導致肚子餓，但又不好意思吃兩個便當，所以發現樓上有麥當勞還開心地傳訊息給朋友說：「妳學校好讚喔！竟然有麥當勞。」對方回：「我學校確實有麥當勞，但我讀的是清華大學。」
😔
當天研討會的下午茶點心很讚，我一直盯著桌上的司康流口水，但實在不好意思跟同學搶點心吃。😂
我擔心教授誤會我去現場白吃白喝，所以寫了一份作業證明我有認真聽課。

=======研討會開始=======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時間：2020年12月5日（週六）０９：００－１８：００
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社會學家Max Weber於1920六月因感染大流行肺炎而過世，一百年後同樣遇到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我們紀念這位影響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家格外具有意義。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人文社會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合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紀念研討會，讓現代學者透過知識上的交流與韋伯對話。大多數的人都以為韋伯只是社會學家，對他的印象就是與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 並列為「社會學三大經典作家」。如果更熟悉韋伯一些的人可能會知道其最著名的著作《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經濟與社會》都是社會學經典，但較可惜的是，讀過這些著作的人，或許也罕有機會去深度理解韋伯的知識創造過程，以及為何他從不認為自己是社會學家。

這場研討會邀請了多位學者與會。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裴元領的論文＜宗教是什麼？為研究韋伯宗教社會學的準備工作＞以中國四書五經、易經、聖經、佛經、墨子、印度摩科婆羅多及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來分析韋柏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維公的＜從新社會學的角度談韋伯＞認為社會學的關鍵在於創造力，而不是有多少學派、生產多少論文。現在的環境已經不是社會學誕生的那個年代，而是數位社會時代，這個年代你（妳）在網路上的「帳號」比自己是誰更重要。在（法國後現代思想家）布希亞的時代，人們認為「大眾不在乎真實」，但到了今天，則是「大眾創造真實」——假新聞、偽資訊都是現代人的集體創造。跟性愛機器人做愛算不算出軌？未來趨勢已經不是在爭吵性別、性向，而是當機器人成了人類更好的選擇而非替代品時，這些倫理問題怎麼辦？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君玫的＜韋伯與奧斯華德：一個能量社會學的想像＞從化學家奧斯華德的「社會能量學的一元論」與韋伯的「多元社會學觀點」的對立衝突切入。根據她的研究，韋伯不認為奧斯華德的化學概念可以推展到人文社會，只是現代的人反而開始重讀奧斯華德的能量學（能量的關係），因為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確面臨能源、環境等新的問題。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賴曉黎的＜從禁欲概念論尼采與韋伯的異同＞研究尼采的《道德系譜學》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宗教社會學》中，禁慾理想與韋伯禁慾主義之間的主要區別。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暨系主任黃厚銘的＜消失於社會學中的理論與經驗間關係之多元想像＞認為思想史、理論研究不該只存在哲學、歷史學中，但不少人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只有「質性、量化、田野」三種方法。講者取三大家理論與經驗之間的關係來說明：涂爾幹的「社會事實論」是用一個理論來掌握一個實在，並從經驗中來驗證理論是否符合實在，或從經驗中產生新的理論。韋伯的「理念型」則建構出一個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的東西，認為社會學是具體事實的科學，所以最抽象的法則最沒有用處，沒有辦法套用於所有社會。韋伯的理念型和涂爾幹的普遍可以適用的想法與抽象概念抵觸。如果是這樣，那麽，馬克思學說的本質是「自由自覺的勞動狀態」，若將其核心精神從《資本論》中抽掉，只留下經驗證據，那這本書還能成立嗎？青年馬克思談了一個共產世界的理想狀態的理論，但《資本論》的實證經驗卻非如此。中山醫大醫社系副教授黃敏原的＜韋伯的人論及其社會心理學考察＞指出韋伯由理念引導世界圖像，認為需要我們「熱情」參與，並舉「清教徒可望成為天職人，我們則必須是職業人」的新教倫理為例。

每位講者雖然只有短短的20分鐘，但卻帶給現場聽眾如沐春風的知識啟迪。只可惜礙於篇幅與我的知識有限，僅能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論文作為研討會代表，而與會學者豐富精彩的研究，大家可以按照論文題目搜尋拜讀。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在其論文＜韋伯的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1895-1907＞（Max Webers Konzeption einer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1895-1907 ）中提到，韋伯關於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形成，與他轉換人生跑道（由法學家轉變成國民經濟學家）有關。並且，這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從 1895 年弗萊堡大學就職演說首度提出，到1907到 1910 年已初步完成， 直到1910德國才成立社會學學會。講者在研討會上企圖論證韋伯的通才在各領域皆有傑出表現與貢獻，只是韋伯在學術領域中不斷跨界的強烈特色，也導致後人不斷地挑戰他的權威；但同時，各領域的學者得藉著韋伯的典範出發，才能開啟更多知識上的創新與可能。根據韋伯太太瑪莉安娜（Marianne Weber, 1926）的說法，青少年時期的韋伯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製作了一幅 1360 年的德國歷史地圖，並在 15 歲那年的聖誕節期間再度寫了一篇長達 46 頁的論文＜對印度日耳曼諸民族之民族性格、民族發展與民族歷史的一些考察 ＞。
但從小熱愛歷史的韋伯並沒有成為歷史學家，除了他的興趣廣泛外也有經濟上的考量——就跟我們尋常人一樣。韋伯 1882 年 5 月在海德堡大學註冊時，是以「法學」作為主修與職業學門 ，1884 年冬季學期轉讀柏林大學、1886 年通過第一次法學國家考試，直到 1889 年完成博士論文及1891 年完成任教資格論文完整了法學家訓練。所以，韋伯在 1892 年開始以私講師身份在柏林大學教授法學課程，並於 1893 年 11 月被任命為法學非教席教授。

韋伯的教職生涯並非一路到底毫無變動，這與德國的教育體制、韋伯個性與博學多聞都有關係，就像1893 年 6 月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就已經想要挖角韋伯去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 而韋伯在 1894 年 4 月初決定轉換人生跑道接受聘任，前往弗萊堡大學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這也意味如果韋伯只懂法學，是無法受到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青睞的，假如他的底子不夠也無法輕易脫離舒適圈，獲得更好待遇的工作。

韋伯於1919年1月28日受巴伐利亞「自由學生同盟」之邀，在慕尼黑大學所做的二場演講，＜以學術為志業＞與＜以政治為志業＞皆是「以精神工作為志業」的系列演講。韋伯後來根據速記人員抄錄的筆記，於1919年出版演講內容。為何韋伯會特別提到政治呢？在還沒了解韋伯前，我原以為像他這樣的經典學者不會沾染政治領域，但在閱讀這兩篇演講稿後得知，在當時德國的學術氛圍，韋伯意識到政治立場干擾學術領域造成的困惱。他在演講中呼籲——一種學術倫理的規範性訴求——政治不屬於課堂、教師扮演先知的徒然。在此摘引＜以學術為志業＞中對於學術倫理訴求的經典段落：「在文化團體以及政治團體的範圍內應該如何行動——這兩種完完全全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如果他接下來問道，他在課堂上為什麼不應該同時處理這兩者，那麼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就是：因為先知與鼓動家並不屬於課堂上的講臺。先知和鼓動家都被告知說：『要走上街頭去公開演說。』意思就是到容許批評的地方。」

擁有學者身分的韋伯排斥政治進入課堂上，但課堂外的韋伯卻希望透過候選而不競選的方式從政，來達到他參與制憲的目的。他在1918年12月25日寫給友人的信中，韋伯還信誓旦旦地認為：「看來，我在法蘭克福相當篤定能夠當選。」結果卻事與願違。韋伯也曾經感嘆地說，終其一生，他都是個「政治獨行俠」。從這兩篇演講稿中就能發現，韋伯身處學術領域與政治領域中，產生既熱愛又互斥的矛盾心情。

張旺山教授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韋伯一生始終對政治有一種「秘而不宣之愛」，因此，他對政治學的貢獻，也使得諸如《政治學的經典作家》(Klassiker der Politik)這樣的書，不得不將他列入政治學的「經典作家」之列。韋伯提出「正當支配的類型」的學說時，雖不是為了政治學而生，但卻影響了政治學領域，並被政治學者所用。C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曾依照韋伯的期望並提供優渥的條件，希望聘他為波昂大學的「政治學」講座教授，但後來韋伯基於私人理由選擇了到慕尼黑接 Lujo Brentano（1844-1931)退休後所留下的國民經濟學講座教授的空缺。1920 年夏季學期，韋伯甚至在慕尼黑大學開設了一門進階課程，課名就叫作「一般國家學與政治學（國家社會學）」。

我們廣為傳頌韋伯的博學多聞，但卻忽略了就是因為他懂太多、擁有太多知識，常讓他面臨抉擇的痛苦。在一封韋伯於 1887 年 9 月 30 日寫給他的大姨丈包姆加騰（Hermann Baumgarten, 1825-1893）的信中，韋伯就曾坦承：由於「種種實際上的利益――對這些利益的規制，乃是法律發展的基本課題呈現了種種的結合，而這些結合在我看來，用我們的科學的那些手段，是無法加以掌握的」。這意思是韋伯體悟到法律知識的極限，而將其排除在自己的興趣與職涯之外。

雖然講者一樣只有短短二十分鐘，但卻提供了韋伯豐富的知識之旅。韋伯在學術職涯上並非如我們習慣的教育體制，只能線性發展的刻板印象。在這意義下，韋伯的一生為台灣學者、學生帶來的啟示是：在求知、求學的旅程中，「修正」與「調整」是再正常合理不過的現象了。我們不要被一時的挫折擊倒，休息夠了爬起來就好。同時，韋伯的一生也提醒我們面對知識要謙卑，那是因為人擁有的知識都有極限與界線。即便博學如韋伯也不斷地受到各領域的專家挑戰，但知識就是憑靠在如此的堆疊中精煉與豐富。或許韋伯可以成為各種領域的專家，但他卻未定義自己是某個領域的專家，就是因為他清楚知道自己的所知所能有限。不過，韋伯逝世百年後其知識系統並沒有因為各種挑戰崩潰，反而留給社會學界與對社會科學有興趣的每一個人，可以憑著韋伯的典範達到他以前辦不到的事情，與少經歷他在肉體與精神上的煎熬。

最後，由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與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韋伯學說與二十一世紀對話」只是第一個一百年，未來將會有兩百週年、三百週年與韋伯對話的學術研討會。雖然韋伯的生命逝去，但他卻能持續地啟發後人追求知識，熱愛生命與社會；死亡只是瞬間的終點，卻是邁向精神永恆的起點，韋伯的學問與精神永存在知識宇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