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聽】#說真話與後真相 | 陳時中部長的政策溝通 | 風險時代的語藝 | 說真話的勇氣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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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連結」,這句話突然變成「年度金句」,人們讚嘆,他的講話總是令人同意也可以接受,這句「真話」同時是一種技巧,也是一種倫理。回顧這一年多以來,阿中部長的每場言談,總有許多令人欣賞的部分,像是2月時「#部長落淚」、4月時「#部長帶粉紅口罩」,當然還有更多是在直播記者會上與記者們的對話,時而嚴正指明,時而溫馨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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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者開始對陳時中部長的「發言」、「政策溝通」進行分析,想要把握阿中部長的「語藝」(rhetoric)技巧。但就筆者自己的研究,部長的個人風格(Charismatic Leaders)應該佔語藝技巧的大部分比例。也就是說,天時地利人和(疫情風險中的領導期待)加上本身的人格特質與說話習慣,讓他的溝通成為某種典範。今天的節目中,我想指出,「#說真話」(parrhesia)的重要性,也簡單討論與之相伴隨的「#後真相」(post-truth),它們同時都指向民主體制,也是在我們這個疾病風險時代,可以深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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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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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人的連結
▶ 部長的政策溝通
▶ 語藝學的傳統
▶ 傅柯的權力與論述
▶ 說真話的勇氣
▶ 說真話與後真相
▶ 疫情時代中最需要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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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onj5y3w9rpd0816spjpnypl?ref=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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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box 聽這裡:https://podcast.kkbox.com/episode/Pat9P9A4vBG_v5Ks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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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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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中,我們每天都看到部長在談疫情,在危機時刻,或許我們不得不信任,但整體而言,他的講話總是有著特別的說服力。他連續得到前所未有的超高民調,顯示人們對他有著高黏著度的信任與喜愛。有人批評這是一種造神或是偶像包裝,但我覺得不如仔細觀察與分析他的談話,可能對我們的人生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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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的政策語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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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部長講出「人與人的連結」,真是絕妙,文字精準帶有情感,溫暖幽默又不失正確性。一時間也成為社群媒體上瘋傳的名言佳句(當然有各種解讀啦)。相關的例子很多,他總是可以用沉穩冷靜的語氣,說明數據,鼓舞士氣,像是流下淚說出:「雖然不希望在統計上有相關確診病人,但反過來想,也等於是我們救他一命,讓我們的醫療界盡最大努力來幫助他」,或是,戴上粉紅口罩鼓勵正確的口罩使用習慣與扭轉性別意識形態,其他像是「人與人之間不信任,病毒就有機可趁」,「媒體在做利己利人的事,社會安定很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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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者會上,他總是非常「真實」,是整個人格氣質、數據論點、口條表達上的真實。這正是語藝學中所強調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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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藝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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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介紹一下西方的語藝學傳統。語藝學(rhetoric)是個起源於古希臘時期的一門學問,這可說是最古老的傳播學與傳播教育。而我們人類最基本的溝通方式是以語言符號進行溝通。在古希臘誕生的傳播知識我們稱為語藝(rhetoric);在希臘開始的傳播教育我們稱為「語藝教育」,主要以說服為目的。這個語藝傳統包括創作、組織、風格、記憶、演述的技巧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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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藝之所以重要,是因當時的公民因在民主體制與精神下,在參與公共事務時可以自由的發揮,因此思辯與表達能力也得以受到重視。語藝可以說是民主的基礎之一,但語藝與真實的關係也時常是哲學爭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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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像,雄辯滔滔與真實之間可能是有衝突,甚至是水火不容的,語藝技巧並不以真理或事物的本質為基礎:真理,信不信由你,都是語藝的效果。只要你能成功達到說服,那就成為某種真實。正因這個弔詭,法國的哲學家Foucault,在晚年便針對「語藝」與「說真話」進行區隔與辯論,兩者相互衝突,卻又模稜兩可,也同時是民主機制中的基礎與派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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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柯的論述分析與權力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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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大概是二十世紀後半最有影響力的歐洲知識份子,有學者認為,他是一位「改變所有學者的工作基礎」的重要思想家;你可以說他是社會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在1955~1969之間,Foucault在法蘭西學院有著一段知識的輝煌時間,而在1984年時,卒於自己的死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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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Foucault的的主要學術工作有三,首先是新史學範疇下進行「瘋狂」概念的系譜分析,如《瘋癲與文明》(1961),第二條路線是對人文科學發展史的研究,如《詞與物》(1966),第三條路線是進行知識論述的語言學研究,為《知識的考古學》。此外也有一些單一主題,例如《臨床醫學的誕生》等等。而晚期Foucault則從是《性史》三大卷的艱鉅工作,並轉向自我的倫理技術探究,思考人的存有問題,包含《說真話的勇氣》、《主體詮釋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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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Foucault而言,權力無所不在,這是一個文化中最複雜的論述實踐。因此,他並不會問:「誰是掌權者?」而會是問:「權力如何被配置,以及生了什麼物質效果」。例如,什麼標準被認定為患有精神病?需要如何被治療?這些問題持續成為Foucault工作中重要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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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們探究權力問題時常會問的「制定法律者是誰」、「法案如何通過」,傅柯會認為這些問題預設了權力關係是穩定的、可預測的客觀事實;從其觀點來看,權力並非通過社會結構而下放的,相反的,權力是流動的,且透過論述蔓延開來,在特定的學科或實踐範疇內,我們的知識本身構成了經驗世界的真實,也內含了力量的運動。從此來看,Foucault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追尋權力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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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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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去世前一年,1983年在法蘭西學院開了一堂討論班:「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課堂中,他進行了此生中的最終回思辨,直指「說真話」(fearless speech)在論述形構、論述實踐、與主體詮釋上的歷史與作用,試圖解開「權力」的謎題與提供一個面對「權力」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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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話」也是古希臘時代的一個政治行為的概念,意旨坦率直言、自由言說、思言不二,面對暴政權力時,依然敢直言不諱。Foucault在他的「主體詮釋學」講座課上,對「說真話」(Parrhesia)的分析已經提出了幾個深具意涵的問題,特別是在論民主體制之時也將是關鍵的:「說真話」與「語藝」(rhetoric)的區辨,以及「說真話」與逢迎者(flatterer)「說好聽話」之間的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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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說真話」牽涉了我們對自身的主權(egkrateia),也因為作用於他人,而更是一種言說的倫理。但「說真話」必須審慎於情境時機(kairos),需要選擇與決斷可與之言的對象。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掌握說服技藝的人能夠藉著話語而支配他人,「說得好聽」可能成為「講真話」的可怕敵人。另一方面,單是真理本身又未必足以說服人,仍然需要表達的藝術,才能發揮說服力,「令人相信」。(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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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Foucault認為,「說真話」對真理的擔保,不在於理論與技巧,而是必須對照於說者實際生命格調的態度與行止。相對比,說服群眾的雄辯,不在於訴諸邏輯與真理的判斷,而在於召喚出聽眾的強烈情緒,就如同劇場裡的戲劇成分。以說服為目的,「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看似跟從聽眾的討好姿態,其實在召喚聽眾的跟從。而「說真話」,不僅表現說者對自身的主權,也在鼓勵、支持聽者自主與獨立的判斷,助益而不操控,是一種對他人的慷慨。因此「語藝」說服裡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和「說真話」是絕不能相容的敵對者。(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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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在1982年3月3日講課結尾時用了很模稜的表述:「說真話」是一種特別的,「非語藝的語藝」(nonrhe- nonrhe torical rhetoric);既是一種技藝,也是一種倫理,既是一種判讀情境對象之藝,也是一種道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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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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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Foucault在「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講座課上,提了兩個概念「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與「說真話」(parrhesia)之間曖昧的關係。在專裁體制下,我們看見「說真話」的陰影:謊言、遮蔽、言不由衷、集體錯覺,所有人民注定要被擺佈。Foucault說,民主的基本特徵是「說真話」。但,奇怪的是,民主與「說真話」之間的惡質關係也可能毀壞民主,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發表,尤其當多數聲音代表主要意見,甚至我們去討好多數意見,產生民粹,卻也消滅了「說真話」與其主要的區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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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回到另一個與「說真話」相關的概念:真相。一口氣可以拿出三個層次關於「真」的討論,即事實(fact)、真相(truth)、真實(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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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實,就是指實際發生和實際存在的事物狀態或狀況,某個程度上無法解釋,也比較難理解,無論是哪一種制度都無法完全承擔起呈現事實的重量,事實是自己存在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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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相,其相對於假象,是現象之下的二級概念,真相是指真實地表現了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因此,真相和本質是一致的;假相則是指沒有真實地表現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相反,假相是那種遮蔽了、掩蓋了一定對象實際情況的現象,因此,假相是和本質不一致的。具有交互主觀性,真相是透過觀察、理解、判斷等詮釋過程所得來的,是在(醫療、媒體等)論述下生產與再生產出來的「事情的面貌」,其包含了假象與真相,而呈現真相、符合事實是這些論述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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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真實,真實是個認識論概念,是指認識結果與認識對象間的一種關係。如果作為結果的認識與認識的對象符合,就說認識是真實的,如果不符合,就說認識是不真實的。也就是說,當呈現的真相與事實符合時,我們可以說我們創造了一個可以認識到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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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能夠動用的是「真相」層次,主要的著力點也就是呈現真相或是排除假象。但是,真相不是自為的,而是人為的。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我們究竟要的是甚麼真相?如果真相如此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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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裡有一種「真相困境」。所有參與到疫情關係中的我們,都會從不同的角度訴說真相,形成一個程度式的真相,既然真相是一個光譜,那我們老百姓們所期望的是真相嗎?還是,我們要的是希望他們「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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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無畏的直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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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問題的癥結點不在於真相如何,因為真相終究是論述的。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是否展現了「說真話」的民主特徵。民粹主義這字眼在當代的語境中有點負面,就像我們表示每個人都有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權利,可以「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不管其知識、美德之類的條件如何,這樣一來,無法區辯是否為真話,無法保證是否為真相論述,淪為民粹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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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認為,要確認是否為真話的條件有二,其一是要接受學習與教育(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是教養的意涵),其二是要「重返自己」,不僅是有勇氣對他人說真話,還要有勇氣揭露關於自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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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阿中部長的政策溝通技術,以及前幾波疫情全民的安穩處理,除了語藝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外,做為一個「無畏的直言者」,有足夠的「學習」與「重返自己」是非常關鍵的成功因素。疾病議題關乎生死,與「自己」密切相關,而密集的「健康傳播」也讓大家都擁有審時判斷的能力。而部長的「說真話」,不只是一種技巧,更直接地反映了風險時代道德主體的倫理態度。這一切才能運作的如此美好順暢,我相信之後也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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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真相與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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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的疫情升高,比定會相伴隨各種「假訊息」,這些訊息不一定是刻意造假,而是一種「平等的自由言說」下而形成的「後真相」。「後真相」(post-truth)一詞作為前年的代表詞彙,也與風險社會的局勢變化相關。所謂「後真相」指的是「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情況」。換句話說,隨意散播驚悚的言論,比起事實真相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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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隨著民粹主義的興起,愈來愈多政治人物以此方式對待人民。對政治人物而言,奉行的是「有用者為真!」(what works is true!)(就像語藝學般),對「我的政治利益」有用的就是真理真相,沒有什麼永恆的價值與意義存在。如此的心態,加上大眾傳播媒體也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推波助瀾,刻意扭曲的造謠、橫空出世捏造及帶風向的假新聞與假資訊等,搖身一變被包裝成為「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而獲得了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地位。(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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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這些「另類事實」經不起時間與查證的考驗,但在資訊氾濫至內爆的網路時代中,根本沒時間去考驗,因為更多、更新的另類事實持續不斷地湧現,覆蓋著前面的另類事實而不斷將其壓縮;且在速率的催趕下,公民及閱聽大眾無力、無心也無時去逐一檢視另類事實是否為事實。但是面對人類共同的敵人,所有的資料與資訊都應該完全公開、透明與真確,並能不經加工製造的真實傳播出去,以讓人民知曉真相,據以自主判斷。在這個「瘟疫蔓延+後真相」的時代中,「說真話」(fearless speech)更顯其價值與重要性,我們必須明白「無懼地說出真話」的真諦。(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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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阿中部長早在2月13日的記者會上,說過「唯有選擇說真話,防疫工作才有可能成功」。分享給大家,也請大家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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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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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元鴻. (2016). 說真話與民主, 傅柯的最後一課. 思與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54(2), 57-91.
2. UT, I. C. K. Truth-Telling in the Era of Post-Truth: Two Cases of Parrhesia for Democracy.
3. 楊洲松. (2020). 學在瘟疫蔓延時: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的教育思考.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5(1), 1-14.
4. Foucault, M., & 鄭義愷. (2005). 傅柯說真話. Fearles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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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加油
#很好睡的一集
傅柯後結構主義 在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柏樺敘事詩歌的多重敘事元 ◎王治澤
摘要
柏樺是第三代詩人的代表,盡致的平凡抒情使他獨具個人風格特色。在敘事詩歌上,不乏抒情作為連結,但其敘事特色依然顯而可見。其關於記憶、歷史以及現實的模擬,使得他的敘事詩歌呈現多重敘事的維度。本文將從這三部分,分別處理柏樺敘事詩歌「記憶素」\「從史素」\「模擬素」之敘事元敘事素,論證其敘事詩歌的多重建構與意義。
關鍵詞:敘事元敘事素、第三代詩人、平凡抒情
壹、前言
《夏天還很遠:柏樺抒情詩集1981—2019》收錄了第三代詩人的傑出代表,柏樺創作的抒情詩歌200餘首,時間從1981年至2019年,跨度四十年,分彆為 《夏天還很遠》\《麥子:紀念海子》\《禮物》\《生活,真好》\《年少是一種幸運》\《祖國或前世今生》\《江南來信》\《今夕是何夕》等八輯,是詩人編訂得最全面最滿意的一本抒情詩集。
柏樺寫於1981年的成名作〈表達〉,從出道便以抒情著稱。前行研究者們多著重於柏樺詩歌的抒情主題與身體美學的研究頗多,其期刊研究論文兩百餘篇,多有創見之研究者,不外乎黃粱、李商雨、李慶華等人。他們對柏樺詩歌語言、風格、意象多做闡釋與解析。就「抒情」而言,黃粱對其象徵個體化抒情特性,情境空間特徵與漢詩風格,論證了柏樺早期詩歌的特色與關懷。後者承續如是李慶華,在原先抒情層面,更深入論其柏樺詩歌終而的抒情歸宿。就「語言」而言,李商雨從柏樺對其詩歌的現代性審美切入,提出柏樺詩歌的元語言,更加確立柏樺詩歌的藝術自主性,以及柏樺對美孜孜不倦的追求。李商雨也對柏樺詩歌的身體性,立基於尼采的身體哲學和透視主義,論述其中呈現的快感、頹廢、逸樂的風格特色。
柏樺敘事詩歌比重雖不高且少,單就敘事詩歌的前行研究更是鮮見。其一方面重在敘事詩歌的作品並不多;二方面,大部分詩歌作品融於抒情中敘事,使得敘事效益來得沒抒情高。如果就《夏天還很遠》這本精選集,放諸在其四十年的時間跨度中,能見其殊異的多重性。柏樺在這類重在敘事的詩歌,對其處理方式,有著一定的敘事本根。美國敘事學家傑拉德·普林斯提出的元敘事(metanarrative)概念。其元敘事有其敘事信號,即之於從柏樺敘事詩歌文本中清釐出其背後一如語境或意識等之敘事本根主題。
普林斯提出的元敘事有兩層可能性的界定。一層是「當一個話語的主題是敘事,我們就可以說該話語是元敘事。」這層是相對語言表面或話語表面的一種界定。另一層是相對嚴謹並且更意義的界定,因為它是複合式的,接近傅柯所言之「話語」(discourse)。把話語當成一個事件(event)而不僅是傳訊的媒介,同時更要認清意義符號在話語中的主宰地位。因而在面對柏樺敘事詩歌時,其相關的「語境」或「意識」得以含括進來,其敘事意義也得以延展。
筆者將瑞士語言學家斐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相關於構成語言的另一個主要單位:詞素(morpheme),借用過來形成論文的結構進行論述與辨證,柏樺敘事詩歌的多重敘事元。
貳、敘事三重要素
如果說閱讀顯然依賴於被閱讀的文本,那麼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它也依賴於閱讀該文本的閱讀者。「素」是構成語言與詞彙的最小單位,而其敘事元雖不是最小單位,但確是其鞏固敘事的元素(或作中心),這些幾重元素構築成柏樺敘事詩歌的特色。故而,柏樺敘事詩歌中的敘事元筆者將其大致歸結為三類:記憶素、從史素與模擬素。「三素」構築了柏樺敘事詩歌的面貌,而其三素的含括指涉意涵則顧名思義。
一、記憶素
〈唯有舊日子帶給我們幸福〉\〈高山與流水〉\〈風在說〉即為敘事元記憶素。這類記憶素相關記憶。
〈唯有舊日子帶給我們幸福〉(1984)帶出記憶等於幸福的意味,詩中的受話人「我們」,其人應是友人。
1983年,西南農業大學任教前夕與張棗在四川外語學院見面半小時。讀到張棗的幾首詩,但不肯相信竟然有一個人與我寫的一樣好。匆匆離去,知道半年後,我在寂寞中試探著把他作為一個對話者向他發出了召喚。
這時的柏樺雖才不到三十歲,但足見他對過往的懷念與感慨時間的流逝,這無疑是為何柏樺詩歌重於抒情的原因之一吧。
〈高山與流水〉(2010)柏樺1975年作為知青下鄉到巴縣白市驛區龍鳳公社(現龍鳳鄉)公正大隊(現村)務農。這段知青歲月是他最快樂的時光,令他縈繞又難忘,真是美呀!「唯一的欠缺就是日出而作後的寂寞」(每日晚間知青點組織政治學習),從此對這類學習感到恐懼,神經也極度脆弱。他說交談需要天賦,他也的確有這樣一個不畏風雨地與他往來50公里奔波的好友張棗,他們寫詩、談詩、改詩。「現在他已到退休的年齡了(還剩最後一週)」\「而我終於抵達!我終於走過了人生多少艱難……」作者所帶出的感慨一如題記:「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過去的光陰單剩下回過頭「昏昏燈火話平生」,供人留念。
〈風在說〉(2011)講了三個故事:老師的死、父親的死、友人之死。全詩分成三部分,分別代表了「青(少)年\中(青)年\老年」,以各種味道構建記憶的階梯,「你越逼近死亡,越愛聞香」\「臘豬頭在灶膛已煨了一晝夜」\「他獨有的尿味、皮膚味、香水味」。一切都像風一樣從青(少)年時代,穿行到中(青)年時代,再穿行到老年時代,柏樺敘事的多愁善感盡致體現。
敘事元的記憶素敘事詩歌除了明顯的取用記憶外,其「外在物件」作織網構結形成他的記憶素的敘事風格。〈唯有舊日子帶給我們幸福〉「掛鐘\椅子\信封\書籍\日曆\樹幹」;〈高山與流水〉「斯巴達克斯\電影台詞\炊煙」;〈風在說〉「學校\剪刀\臘豬頭\睡衣\醫院」等的外在物件,帶給閱讀者極強的畫面感,而於柏樺這些物件就像鉤子串聯勾勒出帶著溫度的記憶圖騰。
二、從史素
〈路易十六之死〉\〈查理一世之死〉\〈嘉靖皇帝的的一生〉這類即為從史素,相關著冰冷的歷史。
〈路易十六之死〉(2011.9.19)一個尋找與自己命運相同的人,無非就是英國的查理一世。根據史實「我從來沒有起過與人民為敵的念頭」登上斷頭台時「滔滔說道:我是無罪的而死的,我寬恕我的仇人;你們,不幸的百姓們……」然後「十點十分,他三十九歲的生命結束了」「一個最善良又最軟弱的國王,經過了十六年半一心謀求幸福的統治之後,被他的祖國斬首」。
而於〈查理一世之死〉(2011.9.20)一個從容上斷頭台的國王。「我的頭髮礙事嗎?」「劊子手鞠躬道:請陛下把頭髮塞在小帽裡。」「無論陛下幾時給我信號,隨陛下尊意,我願意等著。」「不到一分鐘,國王伸出兩手,劊子手一斧下去就將國王的頭砍掉。」注意尾端創作日期,可以發現,寫了〈路易十六之死〉隔天才寫了〈查理一世之死〉,要尋找命運相同的人的路易十六微妙地,與查理一世聯繫在一起。而查理一世又是歐洲第一個被送上斷頭台的國王。柏樺透過國王與侍衛或劊子手的來往對話,伸延了敘事素的空間。
兩國王之間,存在的同質點在於,一方面歸咎於女人,即他們的妻子。路易十六偏愛他的妻子成了法國國王中的一個另類,不耽於美色,唯一沒有情婦的國王。也不喜歡治理國政,愛好鑽研機械原理。當時路易十六夾在強勢的貴族勢力和洶湧的人民勢力當中,加上在國內幾乎沒有什麼建樹和能力。在政治立場方面,他或許是同情平民境遇的。原因在於路易十六想通過削弱貴族,來加強皇權,所以他更有可能跟平民聯合,而不是跟貴族狼狽為奸。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奧古斯特-瑪麗·米涅(François Auguste Marie Mignet)說,如果路易十六當時堅決抵制改革,當一個暴君的話,他起碼能保住皇位,至少不會被送上斷頭台。
相比於英國的查理一世,自從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後,英國成為了一個信奉新教的國家。可是查理一世卻娶了個信奉天主教的王后——亨利埃塔·瑪麗亞(法國國王路易十三的妹妹)。後來在王后的影響下,查理一世逐漸變得開始偏向於天主教,這就讓信奉新教的英國人感到非常惱火,畢竟新教才是英國的國教,查理一世還是其最高領導者。後來他長達十一年的暴政,在經過多年激烈角逐後,最終國會派打敗了保皇派,查理一世也因此成了階下囚。
二方面,兩位國王的歷史風評好壞不一,但大部分仍歸結於好的方面。就其柏樺的處理:一個是為國而死的善良又最軟弱的路易十六;一個是原有結實身軀,長命希望的查理一世。這兩位也許有著必死的必然性,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也沒有落下作為國王的尊嚴。若說是為他們翻案,難免落入偏執的窠臼,倒是他們的生命,都為各自的國家開啟了新的篇章。
〈嘉靖皇帝的一生〉(2012)如同前兩位國王處理死亡。從一開始的不死藥到各種追求永生的學問,最後卻略帶追悔莫及地發出「我想回去、去、回去!回到我的出生地。」他感到恐懼,這恐懼是十七歲時就已釀造好的。
柏樺取用真實歷史的線性發展年表作各種敘事填補,讓兩位在現今只活在冰冷歷史長河裡的國王,經過對話或設計,兩位國王猶如活生生地展現在閱讀者眼前,在他們生命的最後,也留下了為人的那種溫度。而對於嘉靖皇帝似有似無地彌補了他十七歲的缺憾,即使「人們看到我哭了又笑了,人們也注定看到我的死」也罷。
三、模擬素
〈七天日記〉\〈臨行前的一生〉\〈五十年後〉為第三類敘事素:模擬素。「模擬」具有「模」與「擬」,是一個相互對立的對象。「擬」是對「模」進行仿擬刻畫,再生出模的「擬像」,故而存有虛實辯證的意味。
不同於前兩者敘事素,模擬素筆者認為更接近於小說敘事情境,雖然前兩者也都能如此,但不同之處也許就偏重取向而言,一個記憶、一個從史。模擬素更像是兩者的結合體,形成多元且龐雜的敘事素,並帶有一種超現實的敘事,這也是我為何將其定義為模擬素的因由。
〈七天日記〉(2014)以七件小事「那退了休的男教授忙兩件事」\「女人並非只為自己哭泣」\「體會了五十歲的反烏托邦」\「一個男人要是沒有肚子,那就是殘廢」\「照片上的你並非現實中的你」\「那年輕的岳父走路像少女」\「那裡浸信會的人層出不窮」透過對現實或現象仿擬出其「模」物,來對其現實或現象作出他的看法。
〈五十年後〉(2016)在按語上,就提示了「不是此地,不是此時:他們殺的是時間,一個未來的窮苦貧民。」而為何要殺時間?
一天,五十年後的一個晚間
在本市一家小超市收銀台邊,
你發現一個紅臉白鬍子矮男人
你一下町住了他,看了很久……
在回家的路上,你哭出聲來:
「中學時他身上有股橙子味。」
主角仿佛穿越到了五十年後的世界,從「紅臉白鬍子矮男人」嗅到了「他身上有股橙子味」。從十五歲畢業分手時,到五十年後的晚間,這中間只是一線之隔,哭聲飽滿了期間的無盡意味。
〈臨行前的一生〉(2016)「那對母女臨行前兩個半小時還在吵架……」柏樺道出「三千年後,你們乃屬於同一考古層。」這樣的不爭事實。「老年人談論死亡不是恐懼而是迷信。」柏樺對現實拋以冷絕的眼光或視角呼籲現世,就像別以為「屁股是充滿拯救的彌賽亞」似地。
柏樺的敘事詩歌,立基於其上三個敘事素:記憶素\從史素\模擬素。各有其獨立的指意系統,即敘事學所談的「敘事要點」(the point of narrative)。此三種敘事素因其敘事要點也帶來了不同的敘事效益。敘事元記憶素,柏樺身體性的自主是很強烈的,畢竟攸關他的經驗,多在處理箇中情感,偏於抒情。敘事元從史素,重描歷史先人,將其活化賦予溫度,彌補缺憾,有著一定的歷史意義。敘事元模擬素:則映照世事現實更深,就像我前面談及的,前兩者的結合形構了第三者的存在,對現實與現象的仿擬,訴諸柏樺的價值關懷取向。
叁、結語
如是柏樺這一批五〇年代出生的詩人,他們歷經文革與商品化的過渡,而毛時代氛圍是他們共同的經驗。朦朧詩派的出現應了文革(1966-1976)後,政治道德秩序、價值觀念混亂且頹荒情緒漫瀰時候,但那個時代卻養育了柏樺,柏樺後來也才深切感受到「什麼叫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
柏樺被劃分在第三代詩人群,也就是朦朧詩之後的先鋒派,單從柏樺敘事詩歌的文字與辭藻,多少見得漸沒有毛時當下那種含蓄的象徵主義主義特徵。他的成名作〈表達〉還是看得到一些影子,如含蓄的意象。承如李商雨言:「柏樺對象徵主義的偏離更體現在他對詩歌中書寫平凡的看中。平凡是他對詩歌最重要和最具標示性的特徵之一」。確實,無論是抒情詩歌還是敘事詩歌,柏樺更趨向表達他對現實予以的真實的訴諸,從以上的論述例子可而得之。因此對於柏樺敘事詩歌的多重敘事元研究,得以建構出他的敘事詩歌架構與取向,即三種敘事素取向。
肆、主要參考資料
一、柏樺著作
柏樺,《夏天還很遠:柏樺抒情詩集1981—2019》,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20。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及專書論文
【美】查爾斯·E·布萊斯勒(Charles E.Bressler)著,《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第五版)》(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5th Edition),趙勇、李莎、常培傑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4。
【美】傑拉德·普林斯著,(Gerald Prince)《敘事學:敘事的形式與功能》(Narratology: The Form and Functioning of Narrative),徐強譯,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3。
羅振亞,《朦朧詩後先鋒詩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二)期刊論文
李慶華,〈回憶、意象與抒情的三重變奏——柏樺詩歌個人化寫作初探〉,《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集刊》,2012年00期。頁209。
李商雨,〈精緻的詩、「輕」之美與審美現代性的追求——柏樺詩歌的詩學、社會學討論〉,《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19年01期。頁205。
李商雨,〈快感·頹廢·逸樂——柏樺詩歌的身體美學初探〉,《安慶師範學院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2月第35卷第1期。頁61。
柏樺〈柏樺自選文學年譜〉,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05年第1期。頁229-233。
黃粱,〈大塊抒情,坦蕩吟詩——漫步在柏樺詩歌的溫潤境界裡〉,《青年作家》2007年02期。頁309-315。
(二)網路資料
智慧士官,〈法國歷史唯一被處死的國王路易十六,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2018.4.3)《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zh-tw/history/pnn5m5e.html。2020年12月20日點閱。
夜讀史書,〈查理一世為什麼被送上斷頭台?選錯另一半導致的悲劇〉(2019.12.5)《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zh-tw/history/rnkzj2n.html。2020年12月20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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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游佳真
圖片來源:游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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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柯後結構主義 在 陳鈺萍醫師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前言:接生者的性別
傅大為在《亞細亞的新身體》中提到,在1950年代,即使是女婦產科醫師開業,也常常需要請產婆來幫忙。但是,她們與產婆的關係,與男醫師與產婆的關係,自然不同。正因為是女醫師---特別是女婦產科醫師太受歡迎、太忙,而接生之事也特別需要時間,所以更需要產婆的連繫與幫忙。在這層意義下,從日治到戰後,在結構上都發展緩慢的女婦產科醫師,不可能有一天取代產婆,但是男婦產科醫師的情況就不一樣了;他們的發展,隱隱指向了三、四十年後的取代[1]。台灣接生者自1972年以後,由助產士接生為主轉為醫師,助產專業因為停止發照與教育中斷,在生產場域漸漸消失,也因為婦產科醫師過往以男醫師為多數,女性的身體的照顧知識與技術,轉為由男性主導。
幾年前週產期醫學會理事長在會訊上提到,「近年來每年加入婦產科住院醫師訓練的醫學生只有20多位,80%以上都是女性,除了對產科興趣缺缺以外,結婚之後更是不可能做產科,所以產科醫師面臨嚴重的斷層問題[2]。」對於「女醫師」的性別刻板印象,從住院醫師時期就常聽到一些較父權的說法,在當今女醫師比例增加的趨勢中,應該要有所改變。我不認為女醫師對產科都興趣缺缺,也不能把產科醫師面臨嚴重斷層的問題,就這麼歸因到「80%以上都是女性」上頭。如果這個體制能給女醫師更多的空間與彈性,女醫師對產科應該有相當的熱誠,尤其在她們生過小孩,且有生產的身體經驗之後。
在《女性主義改變科學了嗎?》一書中,Londa Schiebinger討論科學社群中的女性時,提到十七與十八世紀的科學革命,出現限制女性參與科學的現代體制與意識形態。科學機構(如大學、學院與企業)的結構,被塑造成預期科學家是男性,而且家裡有一位妻子負責照料他與他的家庭。順利的工作發展,仰賴的是妻子們的默默付出,她們負責料理全職丈夫的衣物與生活起居,提供井然有序的家,並且隨時協助男性的事業更上一層樓。隨著科學逐漸專業化,想要追求科學生涯的女性有兩個選擇。她們可以試圖和男人一樣,到大學上課並領取證書—但如我們所知,這些嘗試在20世紀的轉向之前都沒有成功。或者,她們可以繼續待在成為私領域的家庭中,擔任科學家丈夫或兄弟的助手,但她們的貢獻也將越來越難被看見[3]。
來到21世紀的台灣,體制雖已漸漸在改善,但對於女醫師仍然不利。圖一是從2003年,我考取婦產科專科醫師那年開始,依性別區分的專科醫師人數統計,在之前都是男性遠多於女性。因為常要面對醫療糾紛,勞動條件不佳,當年醫師從內、外、婦、兒四大科出走,開始有「四大皆空」的提醒與呼籲。從統計上來看,女醫師通過專科醫師考試的人數十多年來並沒有太大的變動,變動的是男醫師的出走,而拉高了女醫師的比例。《生產救濟事故條例》於2015年公布實施,大幅降低了婦產科醫師執業的訴訟,住院醫師申請人數開始有起色,呈現在2019年的專科醫師人數陡升(住院醫師訓練四年後考專科醫師國家考試),人數回升之後,性別比例翻轉了!比較特別的一年是因為PGY(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制度)從2011年實施的關係,那年的容額只有35名,呈現了2005年人數大減,男性突然多於女性的一年。
2003年我在醫學中心擔任第四年住院醫師,生了第一胎,不受勞基法保障的醫師,沒有產假、育嬰假,對於理想「母職」的發揮很不利,所以選擇從大醫院離開,到診所工作。有過生產經驗之後,看待生產的方式不同了,雖然還是在「西式產科學」的典範裡,我覺得這時期察覺到了些「異常現象」。開始調整一些在住院醫師時期學到的生產技巧,也在一次次接生經驗中學習[4]。
2007年生第二胎坐完月子時,前輩醫師分享「生產改革聯盟」舉辦「二十一世紀台灣媽媽的生產夢想」徵文比賽,我以《婦產科醫師?媽媽!》為題參加了比賽,分享兩胎生產的經驗,得到優選。那次比賽獎品有《亞細亞的新身體》與《科技渴望社會》兩本書,我第一次知道有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這門學科,也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反思一直以來受的醫學訓練,與實際的生產經驗,會有怎樣的斷裂與落差。2012年考上了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開啟了人文社會學科的訓練,也在2015年畢業之後,開始了STS式的生產技術改革實作。
1. 傅大為:亞細亞的新身體。臺北,群學,2005。
2. 王宇林、陳治平:台灣週產期醫學會會訊,2013201期。
3. Londa Schiebinger著,柯昀青譯:女性主義改變科學了嗎?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
4. 陳鈺萍:產科教科書中的「自然生產」:「生產技術」成為女性科技研究的可能性。助產雜誌2014;56:23-32。
台灣醫學Formosan J Med 2020;24:3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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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陪伴好友居家生產與接生,是阿萍醫師做溫柔生產的起點。
這五年來,從成立好孕工作室做產前教育,到成立台北市目前唯一的助產所,到協和婦女醫院建立起完整助產師與醫師共同照護模式。好孕團隊仍然繼續前進,尋求讓生產更美好的各種可能性。
兩天四堂課,是這四年來的總整理。思考模式的轉換、創業的歷程、接生技術的典範轉移、兩百多個新家庭用充滿愛與美的方式誕生,都將與大家細細分享,邀請大家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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