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侯寬仁檢察官 就帶著媒體去搜索,在偵查四個月的期間,四百多篇的不實報導,打算讓輿論定罪,#未審先判,幾乎只能用「#抄家滅門」四個字來形容。為了讓資深的陳調欣師兄不實指控掌門人的功夫,還將其妻子以證人身分傳喚,卻騙到關押嫌疑犯的拘留室,還刻意讓陳調欣看到,以此威脅,但陳調欣並未屈服,侯寬仁就把他延押兩個月,以押逼供 #心理刑求。另外一位張萬定師兄也被帶到市調處,當天調查員詢問他公司的電話並打電話給他的上司,結果張萬定幾天後就被辭退,類此事件不可勝數。
信仰自由是人權普世價值 平反假案是轉型正義重要課題
實踐大學副教授蔡政安則從人權普世價值做分析,台灣在解嚴之前,國家安全是一個很大的藉口,只要對國家安全有任何的懷疑,就發動無情的鎮壓,最著名的就是二二八事件,上千甚至上萬人的家庭都嚐到白色恐怖。還有宗教迫害事件,如一貫道被禁了三十年,還有新約教會 #錫安山事件,#台灣長老教會 也一直被迫害。
終結25年奇冤案才是亂世法稅真英雄
http://n.yam.com/Article/20210721562828
價值論定義 在 Buan 月亮說話 月亮曆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第二次剝奪——學術界需要的基進部落主義】
今天談談基進部落主義在教育體系中的缺席,其因果惡性循環的背景。我們理解的原運部落主義,從過去《高山青》提倡「回到出發以前的地方」,街頭戰鬥到部落出擊的脈絡,程度上因為政治權利/權力空間的開拓,拓展了原運菁英從祭儀到文化教育等層面的政治倡議內涵。當然,今天我們在說學術界需要基進部落主義,並不是說原本進入學術界的原運菁英沒有試圖改變現狀;而是透過這篇文章,我們要求更嚴肅、更全面的基進部落主義。台灣學術界使用的工具與方法,是否關注到原住民族與族群差異,是否積極主動從原住民族主體性出發,是否衡量其研究方法正當性、論述正確性;我們要求的是教育體系一直以來都當成點綴的族群主流化課程,應該正式成為主流課程,從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皆是。
我們用google學術搜尋在一個下午的工作時間,查詢到橫跨醫療、運動、教育、語言、文學、音樂及法律等各種學門學類下,以「原住民/樂觀/天性」等關鍵字為研究論述的內容,時間則至少包含2000-2018近二十年,學校包含公私立大學與國民小學的龐大時空跨度。上次我們提到善意族群歧視(Benevolent racism)是一種主觀看似讚揚、實際上限縮且侵害了原住民族權益與製造刻板印象的舉動。當我們注意到善意族群歧視如此長期在各學門學類出現的現象,代表學術生產的流程、學術倫理的核心已經淪落到無法不公開譴責的地步。這些論者花了太多時間在關心原住民,卻沒有花時間反省自己的論述是否合乎正義,以至於當他們描述原住民族時沒有想到街頭與部落的血汗與生存困境,卻擅自添加烏托邦式的虛假圖像,認為原住民族群十幾族有某一種共通的特質,既可以治癒疾病、可以拿來觀賞唱歌跳舞、又可以拿來供他們批判原住民族人過於懶散、單純無知。反過來想,這麼好用的殖民式文明優越的視角,不必負擔輿論責任,甚至十幾年來成為學界通論式的慣習,不用一下怎麼對得起自己。
所以我們可以說,學術界對於原住民族樂觀天性的粗劣描述,在其語言背面暗示可逃逸的世界,是現代社會對原住民族價值觀毫無節制取用的結果,也是繼土地、文化語言之後的,在精神層面上的第二次剝奪。如同過去強勢文化挪用弱勢文化的現象,這種剝奪不是漸進式的尋路而往,而是肆意踐踏、開採原住民族人的精神資源與價值觀,文明自以為是的不聞不問構成了他們最大的情感濫觴,你幾乎可以想像到這些論者在寫出這些毫無用處的文字時,心裡充斥著高雅尊貴的探險者情感,彷彿他們攜帶方法與工具前來拯救眾人,我們在溝通之前就被論定價格、賤價出售——正如數百年前殖民者踐踏原住民族一樣。歷史總是重複,只不過征服者如今搖身一變變成充耳不聞的學術研究者。
請原諒我並沒有打算稱他們為知識份子。放諸台灣學術界,多數論者談及原住民族總是說著看似實際的福利政策與補助方法,鮮少談及歷史正義與尊重主體性,在各自的領域裡大談專業知識與原住民族系統研究,卻沒有一堂課教導他們看見原住民族人的真實處境,以至於在研究領域上,這些善意族群歧視可以大搖大擺的通過評審的眼光,向學術市場公開兜售我們「得來不易的同情」。事實是,我們從未有一個從原住民族主體性出發,審視學術界研究方法與工具的客觀機制,它與(從未出現過的)學術上如何尊重族群差異、平等看待原住民族自身系統知識的機制一樣,本來都應該是這個族群多元土地的基本要求。如今我們必須很悲哀的說,這僅僅是我們用一個下午的時間篩選的劣質品,在這前後有多少不顧原住民族尊嚴的研究,他們是如何流入學術市場、如何宰制原住民族知識架構的場域,我們完全沒有機會阻止。
學術界需要基進部落主義的介入。我們必須全面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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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關心國家命運的讀者強烈推薦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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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歷史決議》40週年,堅守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
1981年6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週年之際,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全文於1981年7月1日正式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作為對建黨一甲子的嚴肅而誠懇的獻禮。
《歷史決議》通篇3.8萬字,大氣磅礴、一氣呵成,徹底否定了“文革”,科學辯證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表達了要反思錯誤、改革政治經濟不合理制度的決心,是黨的百年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決議之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一同構成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石。四十年後的今天,極“左”思潮仍然不時衝撞社會底線,回顧決議的製訂歷程,重溫其彰顯的精神價值,依然有現實意義。
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接受了“凡是派”領導人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和陳錫聯辭職的申請,選舉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次會議還決定,要仿照中共“七大”那樣,制訂一份歷史決議,給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來一個“蓋棺論定”,以消除人們的思想混亂,達到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起草工作從當年3月開始,由鄧小平和胡耀邦親自主持,參與起草的有胡喬木、於光遠、吳江、廖蓋隆、龔育之、鄭必堅、鄭惠等20多位資深理論家。當時中央對這個決議起草是異常重視的,整個過程九易其稿,先後經過了一年多的廣泛討論,範圍最廣的一次是眾所周知的“四千人大討論”。這次討論持續了一個多月,參加人員包括中直機關、地方、軍隊中高級幹部近4500餘人,此外,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00多名學員也參加了討論,實際人數近6000。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17次約談負責起草文件的中央領導同志,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後來其中9次談話被收錄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胡耀邦也是一直全程參與,多次主持書記處會議認真審閱歷次文稿。可以說,《歷史決議》是共產黨百年曆史上,打磨最嚴謹、傾注心血最多、討論最充分的一份文件,各個觀點都經過反复推敲和廣泛吸收各方意見,這也是雖然經歷時代的變遷,但是結論依然經得住考驗,持續散發跨越時代生命力的原因。
該如何評價這個決議的政治作用和歷史意義呢?從80年代改革之初的情形來看,《歷史決議》對建國三十二年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功過是非,做出了系統的、較為有說服力的結論,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達到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對凝聚全國人心、集中搞經濟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說》,歷史決議將標誌著“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
決議的核心結論,以及份量最重的內容就是徹底“否定”文革,這也是黨內唯一一份專門討論“文革”、並作出結論的文件。從長遠歷史意義來講,可以說是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一枚“定海神針”,沒有徹底否定“文革”這個結論和政治底線,就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成果,也就不會有我們今天歡天喜地慶祝黨的百年華誕的自豪感。總結1978年以來中國崛起的幾個基本經驗,那就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對外虛心學習和開放,給予人們充分的生產自由,建設一個包容和法治的社會,而“文革”所宣揚的價值無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歷史決議》可以說是徹底打碎了“四人幫”給黨製造的意識形態枷鎖,如果沒有歷史決議明確向全世界廣而告之徹底否定“文革”,我們的改革開放隨時可能觸碰意識形態底線,不可能這麼縱深地推行下去。
同時,《歷史決議》不僅是鄧胡老一代革命家留給我們的政治文本,還是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精神遺產,其中所蘊含的很多精氣神都值得今天好好挖掘、發揚學習。
第一,《歷史決議》所體現的理論勇氣、歷史責任感值得學習。對於當時而言,如何評價毛澤東,如何評價建國後一些列重大決策,是非常棘手的事情。這個文件充分體現了當時鄧葉胡等諸位決策者的強烈責任感和擔當精神,而不是得過且過或迴避問題,留給後人再做。
第二,《歷史決議》彰顯的敢於大膽承認錯誤的精神值得欽佩和繼承。 《決議》通篇對於共產黨執政32年所犯的錯誤都沒有迴避,並且對犯錯誤的原因進行了嚴肅的剖析,鄧小平、陳雲、李維漢等當事人在討論決議的時候也坦誠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比如李維漢勇敢的檢討了他和統戰部在1957年“反右”中的錯誤,他自己要為“反右”擴大化承擔責任。這種執政黨敢於認錯的坦蕩胸懷和巨大勇氣在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
第三,制訂《歷史決議》的民主精神值得發揚。這個決議可以說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份經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形成的文件。最後定稿前,還邀請130多位民主黨派高級領導人參加討論。在討論中,大家暢所欲言,彭真、李維漢、陸定一、譚震林、夏衍、張愛萍、周揚、方毅、王光美等都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意見。雖然,鄧小平、陳雲等出於維護政治穩定的考慮,最終沒有採納這些意見,但這仍是一場發揚民主、振奮人心的盛會,僅討論簡報就出了1000多份,被譽為是“黨內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說:“我1937年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四,《歷史決議》通篇展現的反思和改革基本製度的價值取向值得學習。決議的結論部分,系統指出了各項製度的改革方向,尤其是重點強調要“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包括:確保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有權威的權力機關,在基層政權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樹立憲法權威,保證國家司法機關和各種群眾全體獨立自主形式權利、開展工作。這些制度建設的設想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重要初心,也是黨的歷史上永遠閃耀光華的思想財富。
《歷史決議》透露著我們黨在那個年代的血氣、朝氣、民主、寬容、智慧和生機,這種精氣神也是80年代改革開放能夠打開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們今天又面臨新的改革開放難題,更應該學習和發揚好它。
由於過去對“文革”的反思和揭露不徹底,隨著親身經歷“文革”的那些“反思派”逐漸老去,近些年,整個社會對“文革”批判聲音逐漸式微。而另一方面,各種形形色色的力量,不斷衝擊中央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還有人試圖為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主犯翻案。
現在整個社會對“文革”的認識呈現虛無化、浪漫化和美化的傾向。人們有意識的忽略”文革“中的腐敗、特權、極度不平等,把它想像成為一個公平、沒有貪污的社會;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暴力血腥,美化所謂的“大民主”;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道德淪喪,把它描述成道德純真的年代;更有很多知名的清華北大教授,從經濟學、政治學專業角度,為建國後蓋棺定論的一些錯誤路線做粉飾,非得說成是被誤解的“正確戰略選擇”。中央現在強調要反對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這對於矯正社會試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種美化極“左”錯誤的言論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值得反思和警惕。
尤其是90後、00後的年輕一代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對“文革”的認知發生很大的改變。 70後、80後一代,尚能對否定“文革”形成較為普遍的共識。然而,在知乎這些高學歷二十來歲年輕人聚集的新媒體上,徹底否定”文革“已經快成為”政治不正確”。對於“文革”對錯與否,這個不應該有爭議的問題,竟然總能引起激烈的討論。
所以,影響未來中國命運的不僅有國際外部風險,以及人口低出生率、經濟增速放緩等經濟挑戰,更有“文革”思維在中國社會捲土重來的思想性危險。這個危險的內核不是唱懷舊老歌、跳廣場舞這種表象的東西,而是:崇拜極權,抗拒民主;推崇用暴力,抗拒法治和協商精神;崇尚國家主義,藐視個人的權利;崇拜權威,反智、反理性主義;盲目自大,排斥一切外來文明,閉關自守。
《歷史決議》是改革開放的”護法神“、“緊箍咒”,只有不放鬆這個緊箍咒,中國才有向更現代、開放、有秩序的社會轉型的可能,否則有可能葬送所擁有的的一切改革成果——正像鄧小平同誌所說的那樣: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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