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案以刑逼民？應回歸民事本質
黃朝琮／律師（台北市）
經濟部駁回大同新選任董事變更登記，由商業司司長李鎂（右）說明不同意變更的理由。記者胡經周／攝影
自六月卅日的股東常會以來，主管機關即頻頻出招，應對大同案所帶來的衝擊，卻也帶來不少值得省思的議題。試以數例進行觀察。
首先，經濟部駁回大同公司的公司變更登記申請，固然表達了不贊同該公司董事選舉結果的立場，然經濟部過往函示宣示公司登記僅作形式審查，如今以大同公司自行扣除股數於法不符，致出席股數未達法定成數為由，駁回公司登記申請，似又採實質審查，其中界線何在，已有不明。何況公司登記根據公司法第八條僅有對抗效力，並非不予登記即可否認股東常會的選舉結果，則究竟何人為大同公司目前在任的董事，亦未因公司登記駁回而有定論。
再者，投保中心決定提起董事解任訴訟，將爭議回歸法院體系裁決，值得贊同。然董事解任係以其當選而就任為前提，在六月卅日股東常會效力仍有待釐清的情況下，直接進行解任動作，不免產生該次選舉有效的印象，此是否為投保中心的本意，頗值玩味。
另外，金管會進行特別背信罪的告發、投保中心建議將公司派律師移付懲戒等，不免使人產生「以刑逼民」或懲罰不同見解之法律專業人士的觀感，將可能產生寒蟬效應，甚至使得未來的經營權爭奪事件有樣學樣，把刑事責任、律師懲戒作為經營權爭奪攻防的手段，是否妥適，值得深思。
以上固然顯示主管機關匡正公司治理的決心，但也凸顯出，現行法下主管機關缺乏適切因應手段的困境，不免有過與不及之憾。如何拿捏妥適的介入手段，有賴主管機關智慧，但考量經營權爭奪實為民事事件，若能回歸本質，由主管機關扮演引導角色，協助股東自行開會改選，或許是干涉程度相對較低的選項，不僅對投資大眾是一堂彌足珍貴的實踐課，亦不失為活絡台灣公司內部治理機制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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