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佔中」還未補回的課－「要分別出香港人和中國人」】
觸發雨傘佔領的九名被告，被控以串謀、煽惑公眾妨擾，一部份被告需要監禁，包括學者戴耀廷和陳健民。這個判決，在香港的意見都是紛陳不一。是次運動，因為北京拒絕「如約」在香港推行民主，憤怒的民眾於是以戴耀廷的「佔領」想像上街，卻誤打誤撞佔領了金鐘、旺角等地，而不是戴耀廷一開始預想的「中環」。
親北京派聽到判決，紛紛表示這是遲來的公義，乃法治之彰顯；至於「支持民主」的群眾，對判決的感受也不是極一樣。
因為佔領爆發得很曲折，戴耀廷宣佈「佔中」開始，一批群眾離開了他，自行其事，其後學民思潮和學聯兩個學生組織，組成了「金鐘大台」；隨著形勢急速開展，例如旺角、銅鑼灣、尖沙咀等鬧市地區，都出現群眾自發的佔領區，特別是旺角陣地最後演變成與金鐘並立。
旺角佔領者普遍對「金鐘」的社運官僚作風反感，這種「不團結」反而創造了另一個佔領區。例如泛民政黨為了控制局勢，曾打算派出「糾察」控制其他控制區，但旺角佔領者則主動抵拒，兩個佔領區演變成內部矛盾。
這兩個佔領區，有完全不一樣的文化。金鐘佔領區的一些人會覺得「旺角」佔領者非常暴力，不能承認他們，以免「暴力形象」污染民主運動。一些旺角佔領者則認為，不能保住「旺角」，佔領運動就會被「統一」於泛民政黨之下，最終由求和派解散。
抱著不同議題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參與自己的佔領。佔領爆發前夕，社會運動以「學生罷課集會」的形式醞釀，一些年老的泛民主派希望將「爭取香港普選」演繹為承接中國民運 (八九民運)、同時「為十三億人打仗」，遭到非議；佔領剛爆發的時候，又有人希望播六四歌曲《自由花》，之後不了了之。後來香港人還是較多使用了更多人有記憶的《海闊天空》或者新創作的《撐起雨傘》來做「主題曲」。
事件發生之後，如何稱呼這場事件，也是名詞不一，至今已經過了5年，坊間仍然沒有「標準」；在當年曾經參加過運動的群眾之間，還是流傳著不同的稱呼。親北京的簡體字傳媒，曾經用過「占中」或「違法佔中」，本地的親北京派和泛民，可能會用「佔中」；有一些人考慮到整場運動根本沒有佔領過「中環」，所以不用「佔中」，而用「佔領」；佔領時示威者用雨傘檔住胡椒水 (催淚武器)，也有較多傳媒使用「雨傘運動」或「雨傘革命」。
英文傳媒多用Umbrella Movement或Umbrella Revolution。親中派通常不提「雨傘」，大概是因為不想給予運動以任何象徵物，只描述事態為「佔領」，強調並「非法」。
關於佔領運動的名詞學，充份說明了「佔領運動」產生於一個思想極為混沌的時空。一般香港人在上世紀末中英兩國前途談判之後，能移民的都移民走，剩下的無可奈何，只能對未來實施的「一國兩制」抱著良好願望，希望局面能夠順利過渡。
香港的自由派社會菁英將香港的安危，寄望《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承諾的民主政改，希望香港日後可以「脅民主而拒中」，但「回歸」之後民主進程一直被拖延，最終到了2014年中國撕破臉皮，直白告訴香港人，香港的特首「普選」只是一人一票，但候選人要由中國控制的「提名委員會」先篩選。
至此「民主」幻滅，「民主」多年來都是一個貌似能夠阻止「香港被中國吞食同化」的手段，這個幻象也終結了。香港人的不安感爆發，2014年上街佔領的香港人，究竟是為甚麼而佔領，大概很多人都不一樣。
雨傘爆發以及「後雨傘」時代來臨，香港經歷由普遍的大中華情結到失望和絕望、經歷對中國政府由有期望到無期望、經歷局部選舉 (一半立法會議席) 被官方取消的斷崖墮落、經歷帶領佔領但決策失誤的學聯被學生清算，至今又成為中美鬥爭之中被雙方操作的一張牌。雖然雨傘的第一批被告已經審完，但意識形態的重整還是現在進行式。
現在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紀建立的虛擬自由幻覺，以及大中華情結，隨著世代交替，變得更加淡薄。以往的兩翼體制，一邊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所以要服從國家，一邊認為香港有局部自由要好好守護，至此破產。上一代人認為香港是一個獨特的地方，不需要身份和共同體，是一個混雜的大都會，僅此而已。而經過2014年，也許下一代的共識是：香港不是一個獨特的地方，你需要建立民主，守護居民的利益，你還是要像世上所有其他政治民族一樣，要建立一個區分的共同體。這個「要求民主」的議程，導引出「要分別出香港人和中國人」的民情，只是一個合乎常理的發展，要補回未上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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