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社事件對台灣原住民族最大的影響，是打開了具侵略性與殺傷力的現代化潘朵拉盒子。尤其對於情感豐富、崇尚藝術、文化有著柏拉圖式浪漫敏感的排灣族人來說，牡丹社事件不只打開了侵襲文化的潘朵拉盒子，也讓族人們亙古以來有如太陽般宏偉的民族自尊蒙塵，自此背負著引來日本登陸、拖累其他族人們的愧疚感直到如今。
倘若台灣政壇與傳媒文化圈，有機會出現具備台灣主體史觀視野的人，並讓他們來主掌公眾媒體資源。就知道國族教育得以台灣島國主體史觀為主軸，將這些國族歷史重要的節點製作成為台灣歷史大河劇。
這段歷史得以排灣族人及其他原住民族的視角，來告訴台灣當代及後代子民，牡丹社事件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代及後代台灣子民應該如何看待這段歷史。
而非由華殖統治者、華腦學者，去胡亂詮釋這些節點的歷史，扭曲原民主體傳統領域的文化衝突。
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是「小戰爭，大影響」，它改變了東亞情勢和台灣原住民的命運，也牽連島內複雜的族群關係與住民生活。事件後為強化對南台灣統治，包括恆春設縣築城、鵝鑾鼻燈塔也在美日等國的要求下建造。按日本於明治維新後，於1871年，發生琉球宮古島的居民六十六名漂流至南台灣恆春半島、其中五十四名因誤闖斯卡羅(Seqalu)王國領土，被高士佛社的排灣族殺害、剩下十二名脫險返國「宮古島民台灣遇害事件」。
當時琉球同時受到日本及清朝的保護，日本以「懲辦兇手」為藉口，出兵台灣，1874年攻打排灣族斯卡羅王國，即「牡丹社事件」。高士佛社和牡丹社族人當時據石門天險以簡易的槍枝抵禦日軍攻勢，牡丹社頭目阿祿古父子等多名戰士奮戰而亡。數日後，日軍展開強大攻擊，兵分三路進攻牡丹社及高士佛社，放火焚燒屋舍，原住民遁入山林間展開游擊戰，日軍士兵因水土不服紛紛病倒，與族人商談停戰後撤兵。雖然日本因水土不服而自動撤軍，但卻由清、日雙方仍簽訂條約，清朝須負賠償費，日本撤兵。
1872年，日本政府設領事進駐福州探窺台灣情形，並暗地裡派遣陸軍少校樺山資紀(後為首任台灣總督)與在中國留學的水野遵到台，做實地調查。與此同時，破例以年薪一萬二千銀元將美國前駐廈門領事、精通台灣事務的李仙得 (C.W. LeGendre) 聘為外務省顧問，進行向台灣出兵的準備，對李仙得甚至答應將來任命他為台灣總督。李仙得1867年於廈門領事任內，與南台灣的斯卡羅王國頭目卓杞篤(Cuqicuq Garuljigulj)之間締結有關救助海難的條約。當時在台灣南部海上，美國船之外有多數外國船遇難，遭難者擅闖原住民領土，而被部落處決的事件頻頻發生，而清廷表明原住民與其所居住區域為「化外之民、化外之地」非清朝領土，而是屬原住民的領土範圍，所以李仙得經過美國政府認可，直接與卓杞篤締結條約。
日本外交大臣副島種臣於1873年3月赴北京交換「日清修好條規」批准書時，為牡丹社事件向清廷提出交涉。清廷以台灣居民係「化外之民」，該地區屬於「教化未及之地」，劃清牡丹社事件之責任。受此回應，日本政府即於1874年4月，任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台灣蕃地事務都督、大隈重信為台灣蕃地事務局長、李仙得為事務局二等官，做為出兵台灣的首腦陣容。由西鄉率領日軍，同年五月十七日由長崎出發，二十二日在台灣南部的恆春附近登陸。雖然受到瘟疫與台灣原住民游擊式反擊，仍於6月成功地佔領大龜文(Tjakuvukuvulj)王國(又稱「瑯嶠上十八社」，存在時代橫跨史前、荷治、鄭氏、清治以及日治)南方領土。
西鄉等佔領台灣南部期間，日本政府派遣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使，由李仙得陪伴前往中國，重覆交涉的結果，於同年十月三十一日締結「北京專約」，清廷以購買日軍所建房舍道路名義付日本五十萬兩銀錢，而日本則答應由台灣撤兵。清廷在條約中稱日本出兵台灣是「保民義舉」，並且同意支付受害者遺族慰問金十萬兩白銀。其中保民所指為「日本國小田縣民」，但日本則解釋為清廷對琉球屬日的承認。/陳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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