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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哪裡一家親！研究：台灣人基因與中國不同」
ㄧ「台灣非中國一部分！以色列學者撰寫首本希伯來文台灣專書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兩岸一家親還是基調 #中國有機會就吃吃我們豆腐 #台灣只是川普貨架上的商品 #統獨是個假議題 #你們台灣人 #說以後要統一或獨立的那現在打 #現在好好的管它過去幹什麼 #惡性循環兩岸關係不會好 #兩岸一家親標籤化 #合作代替對抗 #你統我我也能統你 #沒必要逞口舌之快 #我們都是Chinese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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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族人依舊在，#只是忘了我是誰！」

日本文獻，1895-7年，台灣居民分限處理手續通告記載：台灣現有華人16,474人，其中6,546人將於二年之內返回中國，其餘10,291人，將以華僑身份，繼續居留在台灣。另有257,104人，則將以台灣人身份居住台灣。

當時留下來的華人對全島平埔族群台灣人的比例僅約3.8%。這還是在清帝國時期純種平埔族人被大舉漢化後的結果。而根據記載1895-1945這50年間，台灣的華人僅僅增加4萬人。

「 #你我都是原住民」

台灣人的祖先很多人都以為是來自福建的中國移民，此種自認中國漢人乃台灣人祖先的刻板印象其實是透過有政治目的的教育所造成。如今，許多的歷史、考古及醫學研究都否定了這個說法，底下將就各方面的研究及資料，說明台灣人大多數都是台灣原住民平埔族漢化的後代。

台灣被列入歷史記載的時間始於1582年，葡萄牙船長在船行經過台灣時高呼「Ilha Formosa」，意思是美麗的島嶼，並紀錄於航海日誌中。然而，考古學上於台東"長濱文化"的發現，證明了台灣早於據今五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就已經有人居住，並不是荒蕪之島，而新石器時代的遺跡更是遍佈台灣全島。 早期居住台灣的原住民屬於「南島民族」，使用的語言屬於「南島語系」，與南太平洋區域住民的語言同屬一系。 約略分為20多個族群，住在山區者稱為「高山族」(約九族)，住在平地的稱為「平埔族」(約十族)。

1616年已經有日本人來到台灣從事貿易， 荷蘭人於1624年佔據台灣，期間為了開墾及農耕需求，引進漢人從事耕作，然這些人力只是僱傭性質，而非移民。 荷人的政、教措施全不及漢人，未為漢人設置學校、教會， 荷人不視漢人為其屬民，教會亦視漢人為異教徒。因此所做的台灣「蕃社戶口調查」，均不將漢人計算在內。

根據荷蘭人的人口統計，荷據時期（1624-1662）台灣各地就有約30萬人的平埔族 (註1)， 而在荷蘭駐台最後一任長官揆一所寫「被忽視的台灣」中有記載，當時漢人庸工人數為2.5萬人。然而荷蘭勢力範圍只涵蓋台灣西部，且主要統治地區為台南，高雄一帶。

沈建德博士以1624年為起點以日本學者(註1)及文獻會資料建立人口模型以人口年增率0.7%估計(同時期明朝人口平均成長率為1.054%)， 認為荷蘭時期台灣平埔族約有38萬人，非歸附原住民(含平埔族及高山族)有25萬(註2)。

1662 年荷蘭降於鄭成功，鄭家的東寧王國治理平埔族，態度與方法都比荷蘭人嚴苛激烈，對平埔族的剝削程度，更甚於荷蘭人，驅使奴役、虐待刻薄的情況時有所聞，使平埔族大為反感，並起來反抗。鄭式高舉反清復明大旗， 清帝國為消滅防堵鄭家勢力， 於1661年起實施堅壁清野的戰術。對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地實施海禁，禁止人民跑到台灣，同時劃界遷民，在沿海地區的住民強制要遷到界內，並築界墻、立界石，派兵戌守，若越界則殺無赦。

以福建為例， 1048公里的海岸線居民都要遷移到界內。 鄭式王朝時期， 漢人為11萬左右(註3)。

1683年清帝國消滅鄭氏王朝，實施驅漢政策，把鄭式王朝的漢人通通驅離台灣。 1684年施琅「諸羅減租賦疏」說得很清楚：「自臣去歲奉旨蕩平偽藩，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可見1683年滿清入台後約僅一年，就將鄭氏軍民趕回約有一半。到了1688年，「華夷變態」上記載：「以前台灣人口甚為繁盛，漢人民兵有數萬人，自隸清以後，居民年年返回泉州、漳州、廈門等地，現僅有數千漢人居住」。可見，從1683年的數萬趕到1688年，只剩幾千漢人在台灣，而驅漢行動並未因而停止。

清帝國納台灣入版圖，常駐在台灣的官士兵約1.5萬人，三年為一到就離開台灣輪調，為防止反清復明或造反再發生(事實上還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官士兵選有家眷者，但家眷不可攜往台灣， 以其家眷為人質，這樣官員到了台灣就不至造反。 於是海禁不但不因此被撤消，而且再加上特別嚴格的禁令。

從1661 年起超過兩百年的時間採嚴格的海禁政策，直到1875年「牡丹社事件」，日軍出兵臺灣，清廷在外強壓境之下，採納沈葆楨之建言才廢止。 期間此禁令只有在1732(註4)，1748，1760年短暫開過三次給官士兵能攜帶家眷一同前往台灣。

1724年藍鼎元「論治台灣事宜書」：「若云番地，則全台皆疆番……。宜先出示，令各土番自行墾闢，限一年之內，盡成田園，不墾者聽民墾耕」，可見1724年清帝國據台時，全台灣仍皆「番」地。

雖然清帝國嚴格禁止中國人民移民到台灣，然而犯罪者，逃犯，或是在中國生活不下去的人仍想辦法偷渡到台灣，這些人多為來自泉州漳州兩地的男性，也就是俗稱的"羅漢腳"。他們冒者生命危險通過"10去6死3留1回頭"的黑水溝到台灣謀生，羅漢腳到台灣後，因清帝國法律的規定，漢人不得進入生番(未歸附)及熟番(以歸附)地界開墾或佃田。但因全台非番地者非常少，兵律及戶律的規定，令偷渡者在台無法生存。於是透過結婚政策(入贅)，同化政策，武力及騙取土地等手段(註5)，取得土地，在台灣定居下來。

有些人認為康熙40年以後因海禁令漸為鬆弛，漢移民偷渡接踵而至。然而根據《台灣府誌》記載，1691 (康熙30年) 至 1711(康熙50年) 二十年期間台灣漢移民戶數並沒有增加而丁口亦僅成長1,377人， 其中1691 (清康熙40年)至1,711(康熙50年) 間丁口僅增加 755 人。

可見或許有羅漢腳偷渡到台灣， 然能落地生根者仍在少數， 而能落地生根著也多以娶平埔族為妻。乾隆二年(1737)戶律又規定，漢民不得擅娶番婦，番婦亦不得牽手漢民。違者， 即行離異。

起因乃是因為羅漢腳藉入贅平埔族(母系社會)取得土地後，不但違反漢人不可進入平埔族地界開墾的禁令，且常引起漢人跟平埔族人的糾紛。 因此"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情形在1737年戶律規定之後必定減少甚至消失。

依照《台灣府誌》的記載1711年時漢人戶數為12,727 戶，丁口僅18,834 人，以一戶平均四口人計算，漢人(含混血)約49,088人，而此時的平埔族及非歸附原住民從1661的38萬及25萬以0.7%人口成長率計算， 則分別是54萬及35萬， 漢人(含混血)人口僅佔全台灣住民的5%。

這樣的估算雖然不夠精確， 然而漢人移民人口佔台灣人口比例不高仍是正確的。

根據清帝國宮中奏摺提到的台灣府社番人口數(註6)，1766年(乾隆三十年)為66萬6,380人，1768為68萬7,290人，1769 年為69萬1338人，1774年(乾隆三十八年)為76萬5,721人。這些數據顯現荷治時期平埔族人口以0.7%的人口成長率自然成長的結果跟清宮奏摺的數字是很接近的。

從1732年開始至1760三次開放攜眷只有3萬人不到的眷屬來台，因此漢人(含混血)人口佔全台灣住民比上升到7.6% 。 而最後一次開放則僅兩百多人，顯現台灣因為人口增加，謀生不易，加上渡海風險，以及台灣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已經很少人願意冒著危險移民到台灣。

平埔族人原本沒有姓氏只有名字，在命名上採連名制，簡單的說，新生嬰兒的名字，除了新名之外還加上母親的名字在後面（隨繼承法則）。清領時期採用賜姓政策當時的平埔族、賽夏族、排灣族等。漢姓是漢族血統與出身的一種表徵。《史記》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

據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所列，土番之姓有机、羅、李、卯、標、卓、萬、戴、穆、寧、來、毒、孽、乃、兵、竭白、北、鄂、岳、雙、尤、溫、鬱、大、蚋、月、落、璞、力、宜一字者，有道泌、埤弄、目加、舊來、之机、合萬、羅皆、池皆、加惹二字者，有弟其力、呂猫落三字者，不過這些姓並非由賜姓而來，而是藉由「番語家名」羅馬拼音的漢譯而來。

清國對臺灣歸化番何時開始實施賜姓政策，文獻雖然闕如，不過當可推測是在「土番歸化」薙髮（即剃髮）納餉（鹿皮、小米）之後。

連橫《臺灣通史》記載：「歸化熟番漸從漢俗，乃令薙髮，錫姓，以遵國制。」乾隆23年（1758年），諭令歸化平埔熟番應薙髮結辮（請參「社學」條），並賜與潘、蠻、陳、劉、戴、李、王、錢、斛、林、黃、江、張、穆、莊、鄂、來、印、力、鍾、蕭、盧、楊、朱、趙、孫、金、賴、羅、東、余、巫、莫、文、米、葉、衛、吳、黎等姓，其中以「潘」姓最多。

1763年，楊景素任台灣道任內，嚴加禁止漢人越界侵擾平埔族，除此，並奏請準，對其轄內平埔族眾，鼓勵改姓漢化。他任內共對平埔族賜了潘、陳、 劉、戴、李、王、錢、斛、蠻、林、黃、江、張、穆、莊、鄂、來、印、力、鍾、蕭、盧、楊、朱、趙、孫、金、賴、羅、余、米、葉、衛與吳姓。

1772年（乾隆37年）朱景英《海東札記》載：「番以父名為姓，以祖名為名。如祖名甲，父名乙，即呼曰乙礁巴甲。礁巴者，番口語也。近時各社均延師課讀番童，出就道試，錄取樂舞生，給予頂戴，與新生一體簪掛。前學政就番字加水旁，姓以潘者，今則張、王、劉、李，自為姓者多矣。」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亦載：「初，熟番有名無姓，既准與試，以無姓不可列榜；某巡臺掌學政，就番字加水三點為潘字，命姓潘。故諸番多潘姓；後別自認姓，有趙、李諸姓。」可見，賜姓時，初以「潘」姓居多，之後漸有張、王、劉、李、趙諸姓。

有些番社，並不以「潘」姓為大宗，而是以「錢」姓最多，有些姓如黎、金，因繁衍數少，幾乎絕嗣。《新竹縣采訪冊》載，竹塹堡社（即新社）於乾隆年間，「丁口千餘，厥分七姓：曰錢、曰衛、曰廖、曰三、曰潘、曰黎、曰金。今惟錢姓丁口最繁盛，計有二百。衛、廖、潘、三等四姓，每姓丁口只有數十，其黎、金兩姓則已絕嗣矣。」

1778年(乾隆42年)：明令官方戶籍登記上，台灣平埔族人不再被記為「土番」或「社番」，而登記為「民」，聚落稱「民社」。

1879年（光緒5年），後山統領兼辦卑南廳撫番事務的吳光亮寫成〈化番俚言〉三十二條，其中有一條曰：「分別姓氏，以成宗族。爾等從前父有父姓、子有子姓，數傳以後，就不知誰是祖宗、誰是子孫，血脈紊亂，實與野類相同。茲本軍門將爾等各莊分別姓氏，嗣後兒女須從父姓，一脈相傳，庶免錯亂宗支。」當時所賜漢姓，係擇自百家姓，如恆春縣各番社賜潘姓、金姓，卑南廳各番社賜陳、吳、戴、林等姓。

1881年(光緒7年)，將台灣各縣平埔族皆劃為漢籍。1886年（光緒12年），為了防止番姓之混冒，中路理番同知蔡嘉穀規定襲用漢姓或潘姓者必須於姓下加一「新」，成為「雙字姓」，以示區別，而且也規定各番姓之堂號。

日治初期為管理方便，在戶籍登記上又出現「生番」與「熟番」登記，日據申報戶口自動登記為「熟番」的應該是遷居近山區拒受漢化不願背祖的一群，但人口數已寥寥無幾。

至日昭和十年六月四日，台灣總督府公佈「戶口調查」規定，改稱「生蕃」為高砂族，原「熟蕃」改為平埔族，寓賤視意味的「蕃」或「番」一名詞這才從官方文書中消失，但也造成台灣平埔族後裔考証的困難。

那麼平埔族又是怎麼漢化的?

從鄭家東寧王朝到清帝國，統治者的強勢文化加上透過開設學堂，教平埔族漢字，透過賜漢姓，賜漢人祖譜與平埔族人，以及利用稅賦及勞役上的差別讓平埔族人不得不漢化。 於是平埔族雖然擁有多數人口，但聚落型態為主的社會，缺乏大型社會組織，才會落入荷蘭、鄭家東寧王朝、清帝國等的統治。

經過外來政權兩百多年的統治，因而喪失了自己的傳統文化和語言。而隨著人口的增加， 生活空間變小，以及不願意被同化，平埔族展開了族群遷移，沿海的往內地遷移，內地的往山邊遷移(註7)。

以筆者父親故鄉雲林西螺，以及母親彰化竹塘為例，根據沈建德博士的研究—
　
6、7千年前，鄒族從玉山下，順著陳有蘭溪、清水溪，到達濁水溪、北港溪流域的雲林，故全縣原都屬於鄒族。但，數千年前平埔族到達之後，兩族在平地開始混血，混血後的新種族，後人稱為洪安雅平埔族。雲林人本都是平埔族，因為漢化的緣故，現都自稱是和佬人或客家人。各鄉鎮市真正血統的大要如下：

斗六、古坑：斗六社，屬洪安雅平埔族。

鄭時歸順，康熙中葉再降清，改稱柴裡社，頭目老眉德。斗六在清康熙時有客家人流浪到此，但並未把斗六變成客庄。

1689年，斗六社「社番」漢化者留下棄社名改稱和佬庄，不漢化者遷出，部分遷去埔里鹽土庄。

1850年左右，鹽土庄也漢化了，斗六社二度分家，不漢化者再遷埔里，1897年只剩21戶64人。

崙背、土庫、褒忠、東勢、麥寮、台西、口湖、四湖、水林、元長、北港：貓兒干社，南社，土庫王社，屬洪安雅平埔族。斗南、大埤、虎尾：他里霧社，屬洪安雅平埔族。

鄭時歸順，康熙時降清、就地漢化。1897年不漢化者只剩20戶57人。文獻記載，社男「多娶漢女」，其實娶的是漢化的平埔女性，否則，連平埔族都有漢女可娶，怎麼還會有「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傳說？

虎尾是荷治時期的行政中心

西螺、二崙、莿桐、林內：西螺社，屬貓霧拺平埔族。和彰化方面的血統相同。據說濁水溪以前是在西螺之南，改道之後才在西螺之北。故改道之前，西螺與彰化屬相同地理區域，因此同為貓霧拺族，而非雲嘉地區的洪安雅族。筆者的父母都是被漢化的貓霧拺平埔族人，只是父系的祖先在清殖時期就已漢化，母系祖先則直到日治時期後才遭漢化。

荷蘭血統：1641年荷蘭進入北港，在大埤築紅毛埤，虎尾為行政中心。這些地方現應仍可找到荷蘭血統。

筆者就讀雲林斗六正心中學時期，許多同學就有棕色眼珠、紅髮、捲髮等許多荷蘭血統的特徵。

1895年清帝國割讓台灣給日本，當時台灣人口約255萬人，然當時清帝國的統治區域仍未及全台，日清和平條約第五條裡有規定寬限期間二年，給與台灣居民自由選擇留在台灣取得日本國藉成為日本國民，或把所有財產變賣而離開台灣，兩者擇取其一。實際上退離台灣者，一說約4,500人，另一說則為6,500人。

國藉選擇的期限過後，台灣總督府開始嚴格限制台灣中國之間的往來，清國要在台灣設領事館也加以拒絕，同時努力排除清國對台灣居民的影響。

台灣史上第一次正式的戶口調查是始於日治時代1905年(明治38年)。當時的台灣人口約312萬人。其中平埔族人約46,432人，高山族約11萬人， 日本人約59,618人，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外國人約8,223人， 其他本島人近290萬人。(註8)

日本於1945年於二次大戰中戰敗投降，當時台灣人口已經成長到約690萬人，其中日本人約42萬人，外國人士 5萬多人，平埔族約7萬人，高山族約17萬人，其他台灣本島人士約619萬人。

可見日本戰敗時仍有尚未漢化的平埔族人。而這些佔人口比例低的清國移民經過兩百多年與台灣平埔族的通婚，平埔族血源的比重早就遠遠超過了漢人的血源。而且歷經台灣被割讓後，這些人早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日治時代對台灣山地原住民仍採劃紅線封山圍堵政策，但仍尊重他們的姓氏、風俗、習慣，未強力干涉，甚至於實施土地居住權之保護；國民黨政府來台後立即下令要求他們改漢姓以達台灣全面漢化政策。目前原住民如果不是因面相輪廓更異於漢人及平埔人，尚可分辨，否則再經50年後原住民命運會與平埔族完全相同，就是所謂變成漢人了。

國民黨政府於1949年為逃避中國共產黨的追擊，逃到台灣。跟據1956年「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逃到台灣的中國人不包括軍隊有64萬(註9)，這裏面，女性只有21萬。

而逃到台灣的國民黨軍隊數量根據駐台美援機構Foreign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的1954年的調查報告約為50萬人，而1956年台灣人口為939萬(不含職業軍人，1970年前戶籍與兵籍是分開的)，所以這些中國移民在1956年只佔台灣人口的 6.8%，即使加計軍隊也不過佔全台灣人口的11.5%。而這些中國移民，因女性人口不多，要通婚也勢必與台灣人通婚，經過幾代的通婚，這些中國移民的後代平埔族的血源比重又超過原有的漢人血源。

台灣目前的族群被略分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等四個族群。其中閩南人及客家人都有「中原」祖籍。2001 年馬偕醫院檢驗科主任林媽利在國際組織抗原雜誌發表一篇研究報告，由基因等遺傳標誌分析，台灣的閩南人與客家人並不屬中原漢人。很顯然的，族譜再度被證明並不可靠(註10)。

而且閩南人及客家人遺傳特質上確屬同源，無法分別。然而在中國閩南人，聚居於平原，客家人則散居於邊緣丘陵山區，兩族之間的交往和通婚並不頻繁(註11)，如此經過兩、三千年的區隔，兩族群的遺傳特質會有分化，乃是生物進化學上常見的現象。

正如多數學者所主張，中國閩客兩族分屬不同遺傳族群，這是不難想像的。只是，中國閩客既屬不同族群，為何台灣閩客卻具有共同的遺傳特質？

唯一合理的解釋的就是因為台灣的閩南人及客家人皆屬平埔族漢化後被賜與漢姓及族譜， 加上清帝國時為了方便統治刻意分化操弄族群的結果。而此一現象就遺留到現在。時至今日，兩者之分只是語言及習慣等可以經由後天習得的特質。

東寧王朝所使用的語言是河洛語系中的泉州音系。因鄭氏籍貫為泉州，追隨者自然多閩南人尤其是泉州人。荷據時期來台的漢人亦多泉漳之人，清帝國時期台灣在未設省之前屬於福建省，而移民到台灣的羅漢腳也是泉、漳居多。因此在平埔族漢化後形成一個以閩南語為主體的社會。

除此之外，林媽利醫師發現所有高山原住民出現的抗原種類都很少，其基因的組合歷經幾千年的歲月沒有改變，成為全世界上最純的族群。每一族所具有的不同的組合數不只有限，且有很高頻率，其中賽夏族最高，成了最純的原住民。

而林醫師於2005年在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Biology發表的論文證明台灣原住民與玻里尼西亞人母系血緣有直接相關，顯示台灣原住民與亞洲大陸的族群在冰河時期結束時即已分開， 除排玻里尼西亞人與亞洲大陸的關係。加上 Jared Diamond 於Nature (Vol。 403， 709， 2000)以"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發表的論文都在在證明了台灣原住民乃是目前南太平洋南島語系之源。

長久以來， 大多數的台灣人都以為自己的祖先乃是清帝國時期的閩南、廣東移民。如果真有此大規模的移民，史籍上必定會有所記載，然而，卻完全沒有這樣的記載閩南廣東曾經有過大規模的移民移向台灣。而且千人萬人之數對於族群遺傳特質的改變而言仍是杯水車薪，差之千里。族群的全部取代〈Total Replacement〉非同小可，並非短短的兩、三百年可以達成。鄭昭任博士即認為DNA漸次變異的方向所得的證據，語言的淵源關係，都代表台灣原住民昔日在歐亞大陸的移動。其經由中國內到台灣的可能性幾近於零。

反之，經過印支半島中部或南部一帶由西向東或由南向北移動的可能性最大。林媽利醫師等HLA的研究顯示今日「台灣漢人」與古越南原住民的血緣最近。而林媽利醫師長期在血型上的研究，從亞孟買血型到米田堡 ( Milten-berger) 血型比例，顯現台灣人與東南亞國家(如泰國)是近乎相同，而中國則與台灣有很大的落差。

這些結論與上述先民的移動路徑正好不謀而合。而林醫師的資料又顯示「台灣漢人」與平地原住民Pazeh(巴宰族)的HLA遺傳質十分相近，幾至不能分別(註12)。

綜上所述，目前的社會科學及醫學上的研究，都指向台灣人大多數都是平埔族漢化的後代，非來自清帝國時期的漢移民，而外來移民，只佔了少數比例。 這些移民經過幾代的通婚後，也都含有平埔族的血統。這樣的結果不僅顛覆了長期以來的刻板印象，也讓台灣人得重新思考族群的關係。因為不管是閩南人，客家人，現存的原住民，或是部分外省籍的後代，全部都是台灣原來住民的後代，只是大多數已經漢化，因此，我們要特別珍惜與保存目前原住民的傳統文化，畢竟這是多麼寶貴的文化資產。

同時，閩客的分野應該從此打破，雖然有著不同的生活習慣與語言，卻有著相同的祖源。而從荷治時期到現在，短短三百多年，台灣人從部落文化開始逐漸與現代文明接軌，強大的學習能力與環境適應力，創造出全世界第十六大的經濟體，台灣的競爭力在世界名列前矛，科技實力更是倍受推崇，這樣的成果，舉世無雙，身為台灣人豈能不自豪，豈能不向我們的原住民祖先致上崇高的敬意。

�註 1: 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等譯〈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

�註 2: http://taup.yam.org.tw/PEOPLE/961117-4.htm

�註 3: 陳紹馨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人口篇

�註 4: 1732年(雍正十年 ) 廣東巡府鄂爾達奏請准予渡台者攜眷, 新的限制是知縣以上的文職人員必須要超過四十歲，而且沒有兒子，方可攜眷.

�註 5: 中央研究院原始生產模式與歷代經營策略貳、歷代經營策略中第三節「有清時期之土地競爭及番課租稅」.

�註 6: http://www.sinica.edu.tw/…/library/…/npmdatabase/piah037.htm

�註 7: John Robert Shepherd (1995)，《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Frontier 1600- 180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註 8: 日治時期人口調查資料
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twstatistic…/POP/Mt49-2.xls

�註 9: 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 第二卷第一冊

�註10: 宋代以前不准民間私修族譜，而由官方公佈，為了統治或政治目的，其祖譜往往不可靠。 明代之後，私修族譜才成風氣。 據王世慶的「台灣公私收藏族譜目錄」，1218件現有族譜及93件功德榜之中，蔣介石在1951年後編印的有835件，佔全數的63。7%；乾隆23年賜姓以前編印的只有22件，佔1。6%。 可見台灣人的族譜，至少98。4%可疑。

�註11: 高木桂藏：客家：中國內的異邦人，講談社現代新書，1991

�註12: http://www.wufi.org.tw/taiwan/n020729a.htm

�註13: www.taiwannation.com.tw

文章來源：http://ppt.cc/Ucop
（圖片取材自網路）

《附記1》清帝國「化番俚言」

�改社為莊，以示區別。查內地百姓所居之地，均稱某村、某莊，未有稱為社者。茲本軍門恩准爾等安居故土，其社名改名為莊。爾等將來置買田業、立契書券，一切皆照現改莊名辦理，以歸畫一。

�分別姓氏，以成宗族。爾等從前父有父姓、子有子姓，數傳以後，就不知誰是祖宗、誰是子孫，血脈紊亂，實與野類相同。茲本軍門將爾等各莊分別姓氏，嗣後兒女須從父姓，一脈相傳，庶免錯亂宗支。

�建立廟祠，以安神祖。爾番眾現已歸化，凡一村一莊、或幾村幾莊共建廟宇一座，安設關聖帝君、或天后聖母、或文昌帝君及各位正神身像，合眾虔誠供奉。又各莊各建祠宇一座，安設全莊祖宗牌位，每逢年節及每月初一日、十五日，眾備香燭虔心叩拜，必獲保佑人口平安、五穀豐熟，獲福無窮矣。

清帝國平埔文獻之一《臺灣生熟番紀事》(1885年)
「化番俚言」 http://www.guoxue123.com/tw/02/051/006.htm

《附記2》清帝國「臺灣地圖」(地圖上方為原住民族遭統治年史)
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1051

《附記3》台灣史與基因比對呈現的「台灣人圖像」
https://goo.gl/LcJu3t

《附記4》2019年3月林媽利醫師：「『台灣血緣』╴台灣人的DNA」最新演講影片。
https://goo.gl/ZbQNz3

《附記5》國家地理雜誌以人類細胞粒腺體的基因，追蹤出人類從非洲遷徙到亞洲路徑

台灣原住民有五萬年人文歷史，比亞洲大陸支那人種還早四萬年。
https://s.yam.com/BVx4c

《附記6》埔農的台灣歷史研究演說（上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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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農的台灣歷史研究演說（下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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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7》1623 年以前， 琶侃(Paccan)國- 至少延續有1萬3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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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上列「臺灣」的「臺」字為清帝國及華帝國殖民用詞，「台灣」的「台」為古字用法。

《後記》：由於本篇資料陸續有關心台灣民族史實脈絡的臉友提供寶貴資訊，在此將更多關於台灣人基因溯源的資料整理歸納如下：

台灣人溯源

科學解密生物密碼的核心脈絡叫「基因」，而現代的陸地板塊並不是幾萬年前的模樣。因為地球歷經過冰河期與大洪水。

截至目前為止，當代人類基因研究報告指出，六萬年前人類從非洲出發後，有一支隊伍沿著陸地西方走，四萬年前抵達歐洲，而後混血融入丹尼索瓦人與尼安德塔人的基因後，成為了歐洲人的祖先；另有一支沿著大陸棚南端一路經過當時還是大陸棚的中南半島，而後走到台灣。這批人選擇留在這邊生活，也就是目前台灣原住民最早的祖先，當時是五萬年前。

而後有一支隊伍，選擇離開台灣，繼續前進。後來渡海到日本成為了日本人的祖先；而後子孫再渡海到朝鮮，再翻閱長白山進入了支那大陸北方，成為蒙滿族人的祖先。

支那大陸傳說的蚩尤大戰黃帝，依邏輯推論，就是台灣先民後裔的那支北方民族，戰勝另一支循著歐洲路線過來的百越民族。而戰勝的北方民族後來進駐大陸河套中原地區，成為大陸人最重要成份的基因來源。

由於地球上人類出現過的痕跡有一大段空白，加上目前地球上的古文明都顯示地球曾出現大洪水，洪水直到約莫1萬2千年前才退去。大洪水當時只有少數高海拔的地區的人才有機會存活，而台灣島卻是全球唯一一個短短幾天步行的距離，就佈滿了268座三千公尺以上高山的陸地。當時這些留在台灣的祖先，就倖存了下來。

而後六、七千年前台灣北部大屯山火山爆發，影響遍及全島乃至附近海域。

當時台灣地底下的熔岩庫大噴發，岩漿流入台北盆地，形成了後來從湖乾涸逐步成為陸地，而後成為今天的台北市。

當時的熔岩不只從山頂噴發，也從遠在台灣宜蘭外海11公里海底地殼薄處噴發。74座海底火山噴發的結果，形成了如今我們稱呼為「龜山島」的島嶼。

由於這種大規模火山噴發，極度不利於作物與生物的生存，當時居住在台灣的先民，因為生存空間改變感到不安，被迫再向外移民，成為了後來整個太平洋南島民族共同的祖先。

甚至有哈佛大學的教授依其研究指出，台灣人很可能是多數當代智人共同的祖先。

或許真有少部份人從北方支那大陸在冰棚退去大洪水來臨前，循著陸地抵台台灣。但那些人在大洪水存活下來的機率遠比本島人低。而大洪水過後那邊的人要來的可能性，會遠比我們要過去的可能性低，因為台灣有地震、颱風等天然災害的威脅，而那邊沒有。

也就是說，依造基因學的理論，台灣的基因之於亞洲種族相較是較為亙古的，而後陸續加入的百越民族血統，應該也都是台灣先民的後裔。這個只要從基因定序去看就能解開謎團了。

依照哈佛大學對於人類基因的研究，東南亞民族的存在可追溯至500～7000年前，而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更指出，東南亞的民族很可能是台灣的某支原住民族沿著海路抵達菲律賓、印尼定居後衍生。

這與台灣六、七千年大屯山火山爆發造成島民遷徙不謀而合。我們甚至可以大膽推估，支那大陸南方的百越民族，很可能也是當時台灣先民為躲避火山爆發後嚴苛的生存環境，向北移民後的後代。

摘》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報告指出，這是因為台灣過去是航海民族居住的大本營。靠著優異的還海技術，這位台灣人（嚴格上來說，他是現今原住民的祖先）從台灣航行到菲律賓，再到印尼，最西到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島，最東到復活島，最南到紐西蘭。

《遠見》MIT研究：台灣人可能是現今地球人類的共同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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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

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

華夏死水，寸草不生

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

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

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

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

精神貧弱，後繼無人

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

「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

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

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

唯古是尚，輕薄自然

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

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

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

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

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

擁抱階級，拒絕天道

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

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

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

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

取締腐儒，遺毒自清

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

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

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

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

脫華復性，重新做人

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

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

華夏毀滅，東亞振興

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

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

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
https://gnimmm.com/2020/06/11/chinese_platypus/

特別鳴謝同道 歪畸 贈圖

＃神父的鹽
　
羅文嘉此人，也算是一時的逸才．
　
他在民進黨大敗之後，引進了林飛帆擔任副秘書長，使他加入民進黨，又獨排眾議，讓一干青年如吳怡農、謝佩芬、蔡沐霖、李問、賴品妤，成為選戰主軸，為民進黨注入了年輕的活水，選前的陰霾，彷彿不再存在，這些年輕人，重拾了民進黨的信度，不只象徵著政治大門為年輕人敞開，不再是老舊的派閥觥籌交錯的產物，更樹立起一座道標，不同於老邁國民黨的腐朽，即使標誌年輕人符號的政黨，時力、台民等等，也黯然失色，相比時力不成熟、喜好鬥爭的印象，或是台民葷素不忌，素質低劣，重視浮誇的外表、言行，而無內涵的利益集合體，他們的目的性明確，沒有國家定位，統獨都是假議題，專注於當下的享受，和眼前的前途，蔡璧如狂言，排入不分區名單人選，只是為了吸引肥宅票，簡直是對於「年輕人」這個名詞的侮辱．
　
他們提名年輕人，只是為了注重實質效果，年輕人最膚淺、重視感官刺激的那一塊，他們汲汲營營的「不能自主」的那一塊，只是為了選票，而利用年輕人而已．
　
民進黨的人選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吳怡農的「下架吳斯懷」猶言在耳，他們是真正能代表年輕人在意的東西，台灣的前途，國家的未來，性別平等、轉型正義....而毫無疑問，他們表現出來的，就是比誰都更在乎台灣的這件事．
　
年輕人不是不支持民進黨，只是需要一個「理由」，這些人，恰巧成為那個「理由」，在１１２４之前，被各項議題壓垮的民進黨，一例一休、同婚、年改，轉型正義，可以說是非戰之罪，明明是議題的發起者，理當受到年輕人的支持，卻在那不得不經歷的迂迴之中被投以欺騙的標籤，或者，任由民主進步黨及其支持者支付龐大的代價，守舊勢力的反撲、杯葛，挑起的一股厭憎，我們很驚訝地發現一些現象，應該屬於贊成方的人，卻與反對方一起共同譴責，雖說再怎樣的法案都能挑出一堆瑕疵，但也不至於，成為否定主軸，或否定即將實現的機會的理由．
　
其實這就是人性，就像一群人展露出討厭的態度，另一群人也不得不礙於那樣的厭憎，確保自己的安全－或者進行區別，恩，那不是我贊同的那樣，我贊同的是更好的，那個被「反對到底」的不算，其實明眼人都看的出來，將理想付諸現實實現就是這個光景－被一群人不分青紅皂白的反對著，認為那動搖他們的公正世界．
　
而應該支持的人，他們面對的困境是，不想承認那個代價屬於自己，責怪對方搞砸了，會比較輕鬆，寧願切割屬於自己一塊完美的花園，這樣子，火燒光了民進黨，但我的花園依舊在，他絲毫無損，但事實上，人們都全然明白，那些燒毀外圍樹木的人，不只是在焚燒辦事不力的樹，也正在焚燒整座花園．
　
所以民進黨就成為兩面不是人，或者，「覺得不夠好」的人跟「徹底反對」的人，一起共同表達「反對」的窘境．
　
對於民進黨的支持者來說，他們發現樹不見了，而沒人來救火，他們或許不是打從心底的支持這些議題和政策，甚至有些和他們的想像和利益，相牴觸，他們在乎台灣的前途，也無法對自己選出來的總統，象徵台灣價值的本土派，日漸傾頹的模樣，坐視不理，於是令人難忘的景象發生了，對於花的美麗有崇高想像的人，不在花園裡面，反倒是對花的種種，不甚了解的人們，孤獨地站在那裏，拼命灑水，他們水桶中的水，所剩無幾．
　
而那些自詡頭號軍師的人，熱衷妥協的藝術，向著那些添柴放火的人，稱兄道弟，以為在計算什麼高明的生意，嶄露高超的政治手腕，事實上，對方做的生意是無本的，他只要多扔幾塊柴，就能多換幾張笑臉，多圈幾塊地，多找幾個人賠不是，在燒焦的土地上面，點名幾個「戰犯」，要他們離開，騰出位置來，好用來成為自己的肥料．
　
殺敵，０，自損，無數．
　
你可以為自己的無奈找各種解釋，但不用把割讓與逃避，當作一種功績．
　
羅文嘉若真的做了點什麼，就是找回年輕人，試著擺低著姿態，讓人從他身上跨過去，這成為一種橋梁，他唯一的敗筆，大概是薦舉了高嘉瑜，短視近利，摧毀了黨內的公正性，明知她是踩著別人的屍體往上爬，是當初那個跟著踐踏民進黨、蔡英文，或吳音寧，「這個政府，不夠真誠」、「如果我們現在心裡想的是說，鞏固我們現在的領導，不管府院黨的人士都還是換湯不換藥，還是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上，我覺得對民進黨而言，２０２０根本是緣木求魚」
　
「像柯文哲、韓國瑜，他們也是常常失言，但人民要感受的是說，你是不是用真誠的態度，你講的是不是真話，如果說總統出現在鏡頭前面都是照稿念，看不到總統背後真實的想法到底是什麼，當初為什麼力挺吳音寧，而如今又為何換掉吳音寧，這背後是什麼原因，到現在也沒有人知道，這個政府，不夠真誠，沒有告訴人民真相是什麼」
　
如果照著她的「真誠」，像著柯文哲或韓國瑜那樣，服膺於那種感受，搭乘著那股風向，說著親中的話語，卻不准他人用親中的眼光看他，說那是「愛台灣的」，說別人是「抹紅」、「搞意識形態」，反過來加諸別人的罪，若民進黨，或蔡英文，走那樣的路線，必然萬劫不復，別說２０２０，恐怕影響台灣的存續．
　
一例一休，政府管太多，柯糞吹捧他是為了勞工，很有趣吧，底下坐著的，全都是資方老闆．
　
同婚，「我投票時投反對，但我允許１２萬５０００人上街遊行」，奉行著「不表態的自由」，柯糞們，拿台北市政府有聲請釋憲，友善性平廁所，吹噓同婚都是柯文哲的功績．
　
年改，「確實有失信於民的問題」，轉型正義「現在好好的管他過去幹什麼」．
　
若蔡英文，像他這樣「真誠」，告知人民這樣的「真相」，乃至於跟著一起獵巫吳音寧，如今，她應該是被罷免的對象．
　
事實證明，她所有選擇是對的，她當初支持吳音寧，也是對的．
　
羅文嘉選出這樣的人選，不惜替其背書，顯然對民進黨而言，沒有賺到淨利，反而是負資產，而她的負面效應仍然在持續，無論是跑票稱按錯，還是把黨團罰單ｐｏ在臉書，都證明了，她只是在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做打算而已．
　
功過不能相抵，但整體而言，羅文嘉對於民進黨帶來的影響，好的影響持續，遠遠多過於負面的，而負面的影響原本就在，沒有他，她也會在那裏，而高嘉瑜之所以往危險親中候選人靠攏，而得不到任何教訓，是因為當初有許多人也犯了相同的錯誤，制定了錯誤的策略，走了錯誤的路線，只不過，沒人像她那樣，站在加害者的那方，譴責被害者，用相反的道理，去攻擊堅持正確的事的人，哪怕是黨主席、總統、北農經理，黨內同志．
　
打壓別人墊高自己，這樣的行為，跟柯文哲，並無不同．
　
與柯妥協，是一個層次，向柯文哲低頭，尋求合作，是另一個，跟著柯文哲一起，把錯誤當成正確，對著自己人，動則要脅，或者情緒勒索，除了違背政治倫理，更辜負了選民的期待，這是最下作的層次．
　
因為強盜過於凶狠，不得不低頭，獻上自己養的牛，期盼以他的肉換取家戶的平安，這是一個層次；把這當作理所當然的，跟著強盜一起搶自己的家門，恥笑牛的愚笨，在他身上踩踏，把他的肉丟在水溝裡，向強盜說，「我還可以幫你拿走更多」這是另一個層次．
　
仗恃著其他人曾選擇低頭，所以合理化自己的錯誤，綑綁彼此的利害關係，知道他人害怕回想起自己低頭，所以就以他們的畏罪，包覆自己踐踏他人的惡行，而為所欲為，絲毫不以為杵，要知道，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層裹著一層，當初發生了什麼，哪一層是不可饒恕的，哪一層是腥臭而不可聞問，人們清清楚楚，哪怕是上了高位，佔據了多少的視野，那樣惡意的記憶，都揮之不去．
　
羅文嘉令人津津樂道的事情，大概就是民進黨初選時扮演的角色．
　
他以一個淡出政壇的身分，在卓榮泰的邀約下，重回經歷敗選的民進黨，理當沒有什麼雄厚的政治勢力，不幸的，他又遇到了民進黨百年來未曾經歷的難題，賴清德挑戰蔡英文的連任，爭取黨內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為什麼說是百年來難得一見，台灣總統選舉史上，很少尋求連任的總統，被挑戰連任的機會，「被挑戰」也就意味著，他可能會被剝奪選舉的資格，換句話說，連被人民選票驗證的機會都沒有．
　
無論，他先前是多麼大的權力者．
　
但在國外的選舉，也不過就是尋常的景象，台灣的民主史非常年輕，解嚴以來，不過３０年矣，綜看民進黨的歷史，也只有陳水扁一人，有挑戰連任的經歷．
　
蔡英文方面，無論如何也不會容許一絲危機存在的可能，她是面臨高風險的，如同矗立在一條看似平坦的路，然，道路的兩旁，都是深崖絕谷．
　
至於賴清德，除了壓倒性的不利因素，公家資源，政治權力，或者說黨權，都不在他手裡，甚至他的同志們也早早選邊站了，賴所賴者，只有自己死忠的支持者而已．
　
當然，還有前頭所說的，那些孤單恪守花園的人，累積的不滿．
　
雖然在周玉蔻的專訪中，質問他「有沒有賭上政治生命結束的覺悟」，但事實上，眾所皆知，真正賭上全部政治生命的人，是蔡英文，如果她無法連任，更精確地說，連連任的機會都沒有，就被民進黨人自己淘汰，先前苦盡甘來的堅持，都會白費，包括一例一休、同婚、年改，轉型正義，或許這些政策會延續，但那會奪去她的冠冕，她執行了，承擔痛苦的那一段，但被否定，連連任的機會都沒有，歷史上的評價，就只是令人同情的失敗者．
　
她的政治生命，會真的結束，她不可能再去選立委或者縣市首長，因為她已經當過最高的職位，總統，而一個總統在自己任期中，因為政策的代價而失勢，即使事後證明她是對的，但無法連任也證明了，她連捍衛自己施政正當性的能力也沒有，不算是無能，卻是失能的領導人．
　
至於賴清德，在這樣渴切的願望中被逼迫，他也只是卑微的爭取對自己最後一點的公平性罷了．
　
卓和羅的角色就很有趣．
　
基本上，這兩方的斡旋是處於零和遊戲，一個是追求自己的完整，另一個是爭取一絲尊嚴，但那一點尊嚴出現，就會使另一方無法完整，不論怎麼做，結局都不可能是圓滿的，都不會有任何一方滿意．
　
在兩股強烈的意識之中，卓羅更顯得渺小，沒什麼政治實力，賴有來自民間的底氣支持，蔡則有年輕人和絕對優勢的政治實力．
　
他們一個勁兒的往「中立」裏頭鑽，神父必須說，這是正確的路線，要倒向蔡英文很容易，甚至是沒收初選，但是世人會怎麼說呢，蔡英文用不正當的方式，阻止了民主選舉，蔡英文破壞了民主，即使贏得初選，也會成為對手操作的目標，即使贏得勝選，也會成為她往後的陰霾．
　
最重要的是，破壞了民進黨內的公正，不管是善良的權力者，邪惡的權力者，都是權力者，在制度面前，權力者沒有善惡之分，若自認是善的，便可毀棄制度，那麼當惡的上去，他就會得到相應的理由，如此制度便不再是制度，而是成為權力者的工具，我們當然可以暫時相信善的人不會帶來危害，但若惡的人上去，他會得到無窮無盡為惡的權柄，而制度，沒有一點制衡的能力．
　
聽過最古老的美國謊言嗎？權力可以是純真的．
　
所以蔡英文無論如何都要通過初選的話，又不能為民進黨留下永恆的缺口，最好的辦法是，你必須讓制度的職掌者保有一點自主性．
　
證明，我是可以被制衡的，我是可以被選擇的，我仍然存在在制度之下，而不是制度之上－因為那上面什麼也沒有，我不需要對任何人負責．
　
一個無責任的領導者，如果蔡英文走到這一步，那她不配當個政治人物．
　
這就是所謂「與惡的距離」．
　
在還沒走到之前，還不算是「惡」，還有回身的餘地，正直的人也有被迫必須接近惡的時候，只要你確信自己是對的話，你可以走到惡前面拿一點什麼然後趕快跑回來，但如果跨過去，所謂「正直」，就不存在了，不能稱之為正直．
　
卓榮泰和羅文嘉，就是在扮演這個角色，哪怕他們勢單力薄，但仍可作為一些什麼，求取平衡點，這是件有趣的事情，如果披上無知之幕，你會看得更清楚的多，就像兩個小矮人，在巨人的拔河前，做一點什麼，試圖編織一條繩子，以免他們拔斷彼此的手臂．
　
對於某些蔡英文的支持者來說，他們可能是不討喜的，不過英團隊普遍有一個盲點，作為制度的競爭者，你理所當然可以盡情為自己做些什麼，以爭取勝利，但如果你要的是百分之百的勝利，那麼代價就很明顯，你也正在摧毀自己．
　
當你要做到完全的勝利，必然會侵蝕到制度的本質，把籃框調矮一點，罰球線加近一些，或者乾脆制定我一球等於五分，當你完全侵蝕掉比賽的話，雖然那球員不費吹灰之力可以得到勝利，但出了場外，最終背負代價的仍然是球員，那些出主意或善於動歪腦筋的人，他們在當下是有用的，但是他們的決定並不是考慮球員的將來．
　
誠如球員不會只打一場比賽而已，打球不是她人生的唯一，當她不再拿球的時候，最終承擔所有的都是她自己．
　
蔡英文不會一直是個總統，政治生涯只是她人生的一部分，如果在此留下一個話柄或汙點，當她退出政治的時候，卸下權力的盔甲，當初的老謀深算，都會成為她的百口莫辯．
　
能替她說話的是，裁判．
　
我們當初確實舉行了一場選舉，而我們盡力維持公正，不惜與她衝突，而我們的行為證明了這場選舉，具有公信力．
　
而不是她的經理，或者秘書．
　
卓榮泰和羅文嘉，確實守住了黨魂，也確保了最好的選項可以面臨最少的風險，只要他們的自主在那裏，我們就不能說，這場比賽沒有一點公正可言．
　
他們守住了理想性，也保有了現實的不得不然，我相信民進黨全黨上下，沒有人，可以在那個時候做得更好，或者敢上去做，那動輒得咎的事．
　
一個每個人都不滿意，但卻能接受的結果．
　
所以，我請各位ｂｒｏｔｈｅｒ，要明白這份衝突的意義．
　
這兩人的作為，明白地揭示了，民進黨不是一言堂，民進黨仍保有那份衝突的傳統，衝突並不是要消滅誰或使誰陷入萬劫不復，而是確保這個黨，無論面臨什麼困境，有些東西仍然一如往常．
　
未來大於現在，主體大於個體，就算是一個單純沒有實力的個體，也能保有他的自主性，沒有人可以侵害任何人的意志，每個人最後都能全身而退．
　
若多年過後，回過頭來，會發現這兩個小卒，做的是多麼艱難而且偉大的任務，不讓這個黨分崩離析．
　
所以神父說，羅文嘉是個人才．
　
倘若民進黨陷入危機，依然可以再度試著讓他上場救援，卓榮泰和羅文嘉，這是一個可以解除爭議，逆勢上揚的模式．　
　
當然，因著責任政治，蔡英文既然當了黨魁，那麼就應該任用她屬意的秘書長，這除了能讓她完全發揮，也可以讓她完全負責，若任用的人不是她屬意的，那麼，這個責任就不能釐清了，好比說，秘書長做了她不同意的事，或者是，出了事，秘書長不能共同承擔責任．
　
不過神父仍然必須提醒蔡英文，莫忘了初衷，也別忘了當初面臨的險惡，那個險惡並不全然是險惡而已，也伴隨著能周全自己的曙光．
　
而那個險惡的來臨，是必然的，那是對領袖的試煉，那個試煉的目的，只有一個．
　
那就是指引你更加無私，往更為他人著想的路途邁進，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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