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刑事訴訟法第234條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這則新聞所討論的事情，其實是困擾港口城市地檢署已久的問題，背後的故事（涉及海上死亡原因與死亡方式、船長謊報、我國無審判權及管轄權等議題），值得大家重視。
特別是正值防疫之際，海上死亡的屍體是否可能感染，不容大家忽視。

而這個故事其實還有個前情小插曲：
據了解，這類「捨近求遠」「謊報事實」「丟包遺體」事件在過去主要發生在轄區有基隆港的基隆地檢署，打從該署與司法警察、檢疫相關主管機關開會商討對策，依照檢疫規定嚴格執法，必要時依法扣押船隻，之前也真的開了「扣押船隻」先例後。
這些船隻就「知難而退」．但變通方法是開去台北港，而本案士林地檢也扣押船隻（該船為殺人案件的犯罪現場、船員為殺人行為人或證人，在偵查實務上也不得不扣）。
讓我們猜猜，接下來這些船隻會開去哪個港？？？

我國是否應該因應這樣的事件，參考（之前吃過很多虧的）基隆地檢經驗，修正法規或制定更詳盡的SOP？
而在之前的基隆地檢處置上，還有民代和不肖業者一起揮舞「人道」大旗，控訴檢方「不近人情」，這些民代代表的真的是選民的民意？還是滿滿新台幣的利益？

以下內容摘自新聞：http://bit.ly/3axIfDG

「庫克群島籍油輪今年元旦發生海上喋血案，1名緬甸籍船員喪命。迄今船上近20名大陸、緬甸籍船員留滯基隆港過年，全案因 #沒有管轄權陷入膠著。檢方發現，國際船舶企圖「丟包」遺體給我國離港的事件層出不窮，去年至少5起。檢方抨擊，船舶以人道為名，卻霸王硬上弓入港，除浪費救難資源，把我港口當成國際船舶的殯儀館，也恐成防疫漏洞。」
「1月1日，庫克群島籍油輪的緬甸籍船員在公海被同鄉刺死......當初船方通報我方，謊稱傷病，我基於考量人道，派空勤直升機吊掛送醫，但已明顯死亡。」
「檢方調查，油輪 #捨近求遠，#過大陸港口而不入，刻意選台北港，但因沒位停，轉而停在基隆港至今。」

「檢方表示，依國際公約，船長有權在案發後依習俗舉行海葬。一旦入港，吊掛遺體離開船舶，港務人員則無權拒絕船舶離港，等同鼓勵東北亞航線的船舶來台「丟包」遺體，像大陸、韓國、日本都「技術性」耽誤船舶航程，並收高額停泊費，避免船舶靠港丟包成為常態。」

「近年我港口被國際商船當做殯儀館的案例不少。2019年6月，蒙古籍油輪船員暴斃，船長以急難救助申請進入基隆港，3小時後船舶靠港，港務人員發現船員已死亡12小時，拒絕遺體登陸，反遭民代質疑，指不近人情，讓屍體在船上甲板曝曬2日幾近腐爛，逼迫港務人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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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
港埠檢疫規則第9條：
自國（境）外進入國際港埠之船舶，應於抵港前七十二小時至四小時期間，由船長向檢疫單位通報下列事項：
一、船舶名稱、呼號及航次。
二、最後啟航地點、日期及時間。
三、抵達前三十日內停泊之港口及啟航日期。
四、預定抵達之日期及時間。
五、船舶衛生證明書之種類、發給地點及日期。
六、工作人員及旅客人數。
七、抵達前三十日內，船舶上有無發現人員死亡或傳染病病人及其相關資料。
八、抵達前三十日內，船舶上有無發現不明原因之動物死亡情形。
九、有無鼠類或病媒孳生。
十、其他相關事項。
船舶於當次航行時間未達四小時者，經檢疫單位許可，得於啟航前完成通報。
經通報後，有人員死亡或發現傳染病病人時，應立即向檢疫單位通報其感染或死亡之人數、姓名、症狀或死因等相關資料。
檢疫單位依前三項之通報，認為該船舶無散播傳染病之虞時，許可入港。

刑事訴訟法第 133 條
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
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
對於應扣押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得命其提出或交付。
扣押不動產、船舶、航空器，得以通知主管機關為扣押登記之方法為之。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11號判決】介紹

📌爭點：

貪污治罪條例之職務上收賄罪，行賄者與收賄者之間的「對價關係」應如何認定？

📌判決理由：

1、職務上收賄罪之可罰性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所定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須所收受之金錢、其他財物或利益，與公務員之職務權限，具有相當對價關係，始足當之。係各類型貪污犯罪中，最為典型及受重視之一種基本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學說上有謂公務員的廉潔義務，有稱公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有言人民對於公共事務公正、公平處理的信賴性，無非切入角度問題，其實只要侵害其一，即具有可罰性，故亦應由此理解，才能正確把握立法規範旨趣，並符合賄賂之負面評價語意。從而，賄賂與公務員身分、職權及公正處理事務之間，即須存在一定之對價關係，為本院向來對於本罪所採之見解。

2、對價關係之認定關鍵：行為人間是否存在對價關係之認識？——可從收受之財物或利益等客觀價值觀之

司法實務上，經由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包含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於所涉貪污案件，多有以選民服務或政治獻金做為辯解之情形，是其所收受之財物或獲取之利益，究竟性質上為賄賂或政治獻金，攸關行為人是否成立犯罪，而於被告具有訴訟上重大利益，審理事實之法院自當詳查、釐清、根究明白。前揭所謂職務上行為之對價關係，不僅應就職務行為之內容、經手人員之關係、財物或利益之種類與價額、交接之時間等客觀情形加以審酌，亦應審究相對合之雙方人員主觀上認識，更應從公務員所進行或完成職務行為之客觀結果（議事、問政，有超乎尋常之賣力表現或強烈動作）觀察，若已然侵害前述保護法益（一般情形，不須付費或正常禮儀酬酢、普通服務，於此卻違常情、失公平），益加可以反推，認定其先前在主觀上即具有可得推悉職權作為與賄賂間，存在著對價關係的認識。例如：交付者本於行賄之意思，以賄賂買通公務員，冀求對於職務範圍內踐履賄求對象之特定行為（含一定之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而公務員明知交付者係對於其職務上行為有所要求，明示或默許允為行賄者所冀求之職務上行為，進而收受，則其收受財物（或利益）與其職務上之行為，即具有對價關係；反之，交付者固然具有對於職務上行為而行賄之犯意，但於公務員收受所交付財物（或利益）之時，交付者並未要求，該公務員亦未明示或默許允為交付者所冀求之職務上特定行為，該公務員其後所為職務上之公正、公平、合情、合理行為，縱然客觀之結果符合交付者主觀之期待，因該公務員主觀上並非在踐履賄求對象之特定行為，二者間尚非可認即具有對價關係。

以上二情，望似相互對立，但其實癥結在於「對價關係」之認識。既稱對價，自指相對互等的價值，縱然不免因個人而有主觀判斷問題，但無論如何，仍具有一定的客觀性。細說之，倘該財物或利益價值，依照一般社會健全的通念，無非合乎社會日常之禮儀活動餽贈，例如普通水果、適合禮品、一般禮金、適當折扣等，尚難遽認該當於賄賂概念；若該財物價值或利益，符合政治獻金法之規範（此部分再詳見後述），既屬法所許可，自不成立犯罪；必須除此二例之外，方能課責，此亦刑法謙抑原則所採刑罰作為最後手段性之當然理解及運用。

衡諸實際，此類案件，性質上為學理所稱「智慧型白領犯罪」之一種，除有自首、自白（含共犯「窩裡反」）情形外，證據經常晦隱、難得，是其一大特色。關於行為人主觀認識如何存在，通常可能無法以外部直接證據，證明其內心的意思活動，斯時，法院在欠缺直接證據之情況下，尚非不得綜合調查所得之各項間接、情況證據，本於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在客觀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支配下，加以判斷。其若仍然無從為被告不利之認定，自當謹守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所揭無罪推定原則之誡命。如此，方能展現公平法院，我心如秤、毋枉毋縱的辦案基本態度，及法律人講證據、憑良心、求正義的當然本色，司法威信可以建立，人民信賴於是植基。從而，此類案件之科刑判決，對於行賄者與受賄者間，是否具有行求、期約、交付，或要求、期約、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意思？該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究竟如何與公務員職務上行為存有對價關係？均應在事實內翔實記載，並於理由中具體析述明白，始足為論罪科刑之依據，以昭折服。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之主要原因：

原判決理由欄內，既未說明係由何人向邱垂貞遊說、陳明所謂「倘協助推動修法，將會給予贊助金」，又無任何邱垂貞允諾為特定職務上之行為的具體說明及所憑證據；而關於邱茂雄如何知悉上情，又如何與邱垂貞有犯意聯絡部分，亦付之闕如。稽諸證人卓播儒於第一審證稱：「（辯護人問：86年11月間致送200萬元，後來由邱茂雄收受一事，是何人決定要這麼送？）五人小組跟徐慶松有開過會，大家都有同意。」、「（辯護人問：87年3月間致送150萬元，後來由邱茂雄收受一事，是誰決定要送這筆錢？）應該也是五人小組決定的。」、「（辯護人問：金額是如何決定？）金額是討論後決定的。」、「（辯護人問：當時檢方問：送錢給立法委員金額是何人決定？送錢金額多寡的標準為何？你回答：原則上是我們五人推動小組決定的，根據委員的經濟能力，這是最主要的考量等語，是否正確？）是。」（見第一審卷三第234頁反面至第236頁反面）。果爾，則關於是否給錢？金額多寡？何時給？都是中藥商全聯會片面、主動、逐一決定，似與原判決認定係「雙方」於「85年10月間起至86年5月24日前之『某日』」達成賄賂意思合致之認定，不完全相同，致上訴意旨得以指摘。既攸關賄賂意思合致之認定，自應詳查、慎酌，並充分說明。

再者，原判決犯罪事實欄四、①至③皆認定：邱茂雄基於前開與邱垂貞共同收受賄賂之概括犯意，前往邱秋成住處取款並轉知邱垂貞（原判決第4頁第4至17行）。然而原判決理由欄乙、一、㈢祇記載：邱茂雄於收取邱秋成轉交卓播儒交付上述3筆款項，確有轉知邱垂貞，並以邱茂雄94年5月4日之偵訊證詞為依據（原判決第16頁至第19頁）。然所引用之前開證詞，邱茂雄或謂於「選舉後」才告知邱垂貞，或稱「遇到邱垂貞時即告知」，但無論何者，皆僅止於告知邱垂貞有收到「寄付」（台語，意指捐輸、餽贈），則邱茂雄與邱垂貞究竟如何為收賄之犯意聯絡？具體內容為何？前開說明尚欠充分。尤其，本院前次（105年度台上字第456號）判決發回意旨，業已指出：依前審判決理由之記載，被告因徐慶松等之「遊說、請託」予以「允諾或期約」，而為職務上行為及收受賄款。但該「遊說、請託」，是否同時有「允諾或期約」賄款行為？該「允諾或期約」究係何時以何方式為之？有何證據可供證明？否則如何據認被告於事實所載之全部行為，皆係因「允諾或期約」賄款所致，且均屬其職務上之行為？同未於事實詳予載明；徐慶松等如何、何時「允諾或期約」賄款，復未於理由內說明其論斷之依據，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背法令等旨（見上開判決第8頁第9至17行）。原判決就此發回意旨所指，仍未翔實說明，致原有瑕疵依然存在；退一步言，如有可以自後反推先前之各種間接證據存在，允宜適當載敘，以昭折服。

最近遇到一件涉及多重人格的案件，做了簡單的研究，和大家分享：
多重人格，在刑事上能夠主張免責嗎？
　
🎸根據美國醫學會出具的精神疾病診斷手冊，多重人格確實是一種病症，過去曾稱為多重人格障礙（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在較新版的手冊裡為了更符合此疾病的病徵，而更名為解離性人格（或身分）疾病（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根據診斷手冊，多重人格最主要有兩個症狀，一個是出現複數獨立的人格、個性、身分，另一個是明顯地記憶斷層（不是忘記喔，是根本不具備某一段記憶）。患有此種疾病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曾做過某件事情，或是記得曾做過某件事情，但卻不記得細節。
　
🎸在這種情況下犯罪，應不應該處罰？例如某A具有兩個人格A1、A2，某日A2犯了罪，能不能處罰A1？
　
刑法在處理問題的時候，關注的重點在「行為」身上，並以處罰「故意」為原則。因此，只要當下A認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特定結果，就不能說「我不是故意的、不要處罰我」。
但，這時候能不能說「不是我（A1）做的，是A2做的，我根本不知道我做了這件事情（記憶斷層）、我沒有故意？」
如果今天是兩個獨立的「人」，那就很好處理（一人做事一人當），但偏偏今天是同一個「人」，只不過有兩個獨立的「人格」，就比較麻煩。
我國法院在判斷上，似乎仍然是以「人」為主體來判斷，只要是A的手，不管是A1或是A2在操縱，都仍是A的故意犯罪。
　
🎸但這樣A好像很可憐，要怎麼辦？
　
我國有一條特別的法律在處理這種問題。依照刑法第19條，只要行為當下是處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情形，視不同程度有可能完全不罰或減輕。
過去也真的有多重人格者犯罪而被送進法院的案例，該案法官就認為多重人格障礙屬於刑法第19條所定的其他心智缺陷，減輕被告搶奪罪的刑度，從最低刑期6個月砍半變成3個月。
（新竹地方法院98年度審訴字第234號刑事判決）
　
除了刑度上的減輕，精神疾病對於訴訟還可能產生停止的效果。
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94條，被告心神喪失者，應在回復前停止審判，這裡的心神喪失就包含了多重人格障礙。過去在一個偽造有價證券的判決裡，被告就因為多重人格障礙導致根本無法談話、審判，以至於法官裁定暫時停止審判。
　
🎸有些人可能會想：這麼好康！那犯罪者只要被抓到以後都說自己有多重人格不就好了？
才沒有這麼好的事。
　
多重人格屬於一種疾病，法官才不會只聽你說就相信你，想要在訴訟上提出精神障礙、心神喪失的抗辯（多重人格）可仰賴醫院的判斷。而醫院、醫生也沒那麼好騙，實務上有些鑑定意見會認為，除非被告已經有長期的病史或因病產生的生活障礙，足資證明多重人格障礙的存在，否則就算當事人有類似多重人格的病徵，也無法判斷屬於該疾病。
　
另一個困難之處是，到底有沒有多重人格這種精神疾病，在醫學界似乎也是有爭議。雖然現在的診斷手冊已經把多重人格納入一種病症，但似乎也有學說認為多重人格只能算是一種憂鬱、壓抑的表現方式，也許可以歸類成其他精神疾病，而非一種獨立的疾病。
　
如果想在訴訟上證明自己具有多重人格，應該減輕或免責，可必須在訴訟前或訴訟中請法官、檢察官送鑑定，來讓法官相信這個事實的存在。另一種可能是，如果被告已經有長期的病史、經歷，法官也可能依職權自己去調被告的病歷資料來參考。
　
🎸假設以上都順利過關了，還有最後一關：
　
就算鑑定完發現被告真的有多重人格障礙，也不代表法官就一定要判無罪、減輕，根據最高法院的見解，法官仍須「綜合」案件中的每一個證據來判斷是不是構成「心智缺陷、心神喪失」。畢竟法院在做審判的核心概念，其實是「被告有無能力、應不應該為其行為負責」，就算被告具有生理、心理上的障礙，但如果無礙於其承擔自己的責任，那麼就沒有免責的理由。
　
（註：關於多重人格的描述如有任何不正確之處，歡迎專業意見糾正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