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轟動各界的施用毒品後弒母一案（梁○○家暴殺人案），最高法院經審理後，於109年9月29日之109年度台上字第4425號判決，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指摘的其中一個重點是：本案有無「原因自由行為」的適用？本案的新聞稿（網址附在後面）指出：
「二、原判決未就卷內梁○○坦承施用毒品、證人洪○○關於梁○○施用毒品後有言行異常情狀之證述及精神鑑定報告指其使用多種毒品物質已數個月之久等相關證據資料，詳究梁○○施用毒品之際，就其施用毒品後可能在精神異常狀態中持刀揮砍母親致死，是否並無預見之可能?即逕以梁○○過去經歷僅有酒後鬧事或打人情形等，率認不符原因自由行為，尚嫌速斷。」
新聞稿提到的「預見之可能」，正是最高法院向來對於過失原因自由行為的認定標準，亦即能否建構「施用毒品」（原因行為）與「殺人行為」（結果行為）的關係，是本案爭執的重點所在。筆者猜想，最高法院之所以會有此指摘，可能是因為被告並不是第一次接觸、吸食毒品，而是已有證據表明其吸毒已達數月。此時會不會存在一種可能性：被告主觀上想殺了他的母親，但在這次過失吸食毒品的情況下弒母？對此，事實審法院當然是要詳加調查的。如果最終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就會依照原因自由行為的規定，排除被告主張責任能力障礙的可能。當然，本案有沒有成立「故意原因自由行為」的可能性？筆者認為也是有可能的，但這還要有證據證明才是了。
在筆者看來，最高法院對於原因自由行為要件的認定，從早期經典的「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368號判決」揭示的要件開始，到現在一直都是採類似的見解，只是不知道為什麼下級審法院沒有詳細說明這點。而近期最高法院對於原因自由行為認定之見解，可參考以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判決」：
⒈所謂「原因自由行為」，係指行為人因為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無責任或限制責任能力之狀態，並在此一狀態下實行該當構成要件之違法行為。刑法第19條第3項並將原因自由行為予以明文化，其類型可分為「故意之原因自由行為」與「過失之原因自由行為」兩大類，再細分為本具有犯罪故意，因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精神障礙之狀態，而實行犯罪之情形，及原不具犯罪故意，因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精神障礙之狀態後，於主觀上有預見法益遭侵害之可能，卻違反客觀注意義務，致發生犯罪結果等。
⒉是原因自由行為之行為人，於精神、心智狀態正常之原因行為階段，對犯罪事實具有故意或應注意並能注意或可得預見，即符合犯罪行為人於行為時具有責任能力而須加以處罰；而行為人雖因己身之飲酒、用藥等，致於為法益侵害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之情形，苟無證據足資證明其於飲酒、用藥之初，尚未陷入精神障礙狀態前，即對嗣後精神障礙狀態中之侵害法益行為有故意或預見可能，其嗣後侵害法益之行為即非原因自由行為，仍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減免其刑規定適用。
⒊又雖無論何種類型之原因自由行為，均不適用同條第 1、2 項減免其刑之規定，但不同類型對於行為人責任非難及刑罰評價上仍有程度上之差異，仍可於量刑時予以審酌，而有區分之實益。尤其是情節最重大之罪（死刑），於卷內資料已顯現行為人有服用過量酒類之證據時，縱當事人並未聲請調查，法院基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有此重大關係利益事項之發現，亦應依職權調查行為人有無上開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適用，如屬同條第3項之情形，亦應調查究係何類型之原因自由行為，並將之列為量刑因子之一。
（編按：標號為筆者所加）
如前揭判決第⒉段說明所示，縱使行為人原不具犯罪故意，因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精神障礙之狀態後，於主觀上有預見法益遭侵害之可能，卻違反客觀注意義務，致發生犯罪結果，此時仍有「過失原因自由行為」的適用，依照刑法第19條第3項之規定，排除同條第1、2項罪責減免事由的適用。正因為這段文字是判斷有無原因自由行為適用的關鍵，因此事實審法院在遇到類似情形時，必須詳查該案有沒有符合過失原因自由行為的要件，而不是一概說沒有，當然，也不是像許多人所說的，只要吸毒就等於有過失。
另外，筆者之前有看到有同學以「超越承擔過失」的概念，來論述本案被告具有過失罪責，這確實是有可能的，不過還是要符合超越承擔過失的要件才行。有興趣的同學，可自行翻閱台大許恒達教授的論文：「超越承擔過失」的刑法歸責，發表於東吳法律學報第20卷第2期，頁97-138來研讀。
本案最高法院撤銷發回的新聞稿：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8-294207-61cde-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