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個新聞：一本書的版稅，應該要給口述者還是執筆者？
當然，細節上還可以商量，出書之前合約應該寫清楚；不過基本上，執筆者就是作者，也就是主要拿版稅的人才對。
這個爭議讓我想起葉榮鐘的《臺灣民族運動史》。
出版於1971年的這本書，是葉榮鐘寫的，但是在版權頁，卻是蔡培火、林柏壽、陳逢源、吳三連、葉榮鐘五人合著，無端跑出四個人出來，搶著說自己也是這本書的生母，教葉榮鐘怎不發飆！
蔡培火是這樣解釋的：首先，這本書並不是葉榮鐘主動想寫的，而是其他四人發想，託葉榮鐘寫。其次，雖然是葉氏執筆，其他四人也有審稿修改和提供資料。第三，其他四人雖然沒有執筆，但有拿書稿費給葉榮鐘；葉榮鐘邊寫邊在報紙連載，稿費他也全拿了——所以五個人並列作者，是天經地義的事。
是的，只要是今天出過書乃至寫過論文的人，讀完上面這一段，都會有「我到底看了什麼」的疑惑：發想者只有發想沒有執筆，坐而言沒有起而行，其實沒有太大功勞；提供資料與經費的人，可以在序文被銘謝一下；審稿者功勞不小，但頭銜依然只是「審稿」，不能稱為「作者」；能被掛上「作者」的，只能是執筆那個人。
那麼，蔡培火為什麼會覺得他們有給構想、給資料、給經費，還幫忙審定，就可以掛名「作者」呢？大概是這些人後來身份地位都不小，身邊總有些秘書、文膽，他們已經很習慣只要交代一聲「喂，幫我寫篇悼文給某某」、「那誰，幫我寫篇推薦序寄出去」，就自動會有一篇掛上自己名字的文章生出來吧。
葉榮鐘何等人也，居然被這些人看作秘書？蔡培火的序文尤其過份，竟然說葉榮鐘寫的是本書「初稿」，意思是沒有他們四老，這本書永遠只是初稿，不會成為定稿就對了。葉榮鐘甚至寫了絕交信給蔡培火，準備將兩人半世紀的戰友情緣斬斷。雖然終究沒有寄出，但兩人事後來往疏遠，也是必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