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近年來,您的研究聚焦香港社會的急劇變化,它和中國政治是怎樣一種關係?可否請您談一談,您研究的香港社會人群中,和民間知識分子對照,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和議題?
魏:正如我所說的,自從太平天國起義,王濤逃難到香港成為香港19世紀後半期最早的最主要的華語報業企業家後,香港就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離岸公共空間,這比梁啟超起到類似作用還要早幾十年。在整個20世紀的幾個關鍵節點上,香港成為辯論和政治異議的重要場所,包括20世紀30年代逃離國民黨政權的知識分子和20世紀50年代逃離共產黨政權的知識分子、1949年成立新亞書院的新儒家學者,以及1989年之後,金觀濤和劉青峰在香港中文大學創辦的《二十一世紀》期刊。因此,我會說香港作為一個知識中心具有民間元素。香港由於在地理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遠離北京精英中心而被視作邊緣,一些中國精英知識分子因此經常貶低香港是「文化沙漠」。但香港也許沒有他們渴望的精英文化機構(這也要看他們所指的歷史時期),不過香港有兩點特殊之處:首先,香港有許許多多來自中國不同地區以及中國之外的社群。儘管這些社群本身可能在語言上和對外部人士而言相對封閉,但很多社群内部有生機勃勃的文化生活。第二點,香港擁有法律和經濟上的基礎實現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還有更廣義上的包括電影和音樂的娛樂資本主義。儘管公開的政治活動被壓制(但哪怕有審查,支持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報紙也都生存了下來),香港在殖民時期的審查法也相對寬鬆。印刷資本主義容許了許多被剝奪公民權利的知識分子通過寫作生存(劉以鬯就是完美的例子)。之後,隨著查良庸(金庸)等紙媒企業家的興起,香港擁有了客觀報導和寫作水平優良的優質媒體。香港的知識分子圈子確實更傾向資本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與和政府及市場都保持距離的民間知識分子不同。但香港還有大學(且不説具有殖民色彩的香港大學,新亞書院就為1963年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鋪就了道路)以及聲望頗高的中學,一些知識分子可以在這裡教書。許多知識分子試圖在政治和學術理想、教育追求、政治評論之間取得平衡,並且通過寫小說或電影劇本來增加收入。
20世紀60年代起,香港在地緣政治舞台(在北京和台北、倫敦、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政黨政治與本土議題之間,也有建設性的緊張關係。當時的流亡知識分子並沒有立即連接上香港的本土議題。20世紀70年代知識分子有「本土化」,具有更為強烈的本土意識,加上日益增長的反殖民行動,與此同時探尋香港的未來,這在80年代就更加明顯了。因此,在「高級政治」和「本土議題」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是非常典型的民間知識分子特質。在這裡,我特別要聯繫到陳建民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動人的告別演講,描述出他個人的知識分子足跡,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的本土社會運動開始的。//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54的網紅BEAOS,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我真的超想演想土劇~~ 其實偶爾做這即時翻企劃 還滿好玩的~ 你們能想像想土劇變英文是什麼感覺嗎? IG🔍 betty_lj FB🔍 貝蒂檸檬果醬 #鄉土劇#即時翻譯#苗可麗罵人#經典鄉土劇...
劇變英文 在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曾:近年來,您的研究聚焦香港社會的急劇變化,它和中國政治是怎樣一種關係?可否請您談一談,您研究的香港社會人群中,和民間知識分子對照,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和議題?
魏:正如我所說的,自從太平天國起義,王濤逃難到香港成為香港19世紀後半期最早的最主要的華語報業企業家後,香港就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離岸公共空間,這比梁啟超起到類似作用還要早幾十年。在整個20世紀的幾個關鍵節點上,香港成為辯論和政治異議的重要場所,包括20世紀30年代逃離國民黨政權的知識分子和20世紀50年代逃離共產黨政權的知識分子、1949年成立新亞書院的新儒家學者,以及1989年之後,金觀濤和劉青峰在香港中文大學創辦的《二十一世紀》期刊。因此,我會說香港作為一個知識中心具有民間元素。香港由於在地理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遠離北京精英中心而被視作邊緣,一些中國精英知識分子因此經常貶低香港是「文化沙漠」。但香港也許沒有他們渴望的精英文化機構(這也要看他們所指的歷史時期),不過香港有兩點特殊之處:首先,香港有許許多多來自中國不同地區以及中國之外的社群。儘管這些社群本身可能在語言上和對外部人士而言相對封閉,但很多社群内部有生機勃勃的文化生活。第二點,香港擁有法律和經濟上的基礎實現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還有更廣義上的包括電影和音樂的娛樂資本主義。儘管公開的政治活動被壓制(但哪怕有審查,支持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報紙也都生存了下來),香港在殖民時期的審查法也相對寬鬆。印刷資本主義容許了許多被剝奪公民權利的知識分子通過寫作生存(劉以鬯就是完美的例子)。之後,隨著查良庸(金庸)等紙媒企業家的興起,香港擁有了客觀報導和寫作水平優良的優質媒體。香港的知識分子圈子確實更傾向資本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與和政府及市場都保持距離的民間知識分子不同。但香港還有大學(且不説具有殖民色彩的香港大學,新亞書院就為1963年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鋪就了道路)以及聲望頗高的中學,一些知識分子可以在這裡教書。許多知識分子試圖在政治和學術理想、教育追求、政治評論之間取得平衡,並且通過寫小說或電影劇本來增加收入。
20世紀60年代起,香港在地緣政治舞台(在北京和台北、倫敦、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政黨政治與本土議題之間,也有建設性的緊張關係。當時的流亡知識分子並沒有立即連接上香港的本土議題。20世紀70年代知識分子有「本土化」,具有更為強烈的本土意識,加上日益增長的反殖民行動,與此同時探尋香港的未來,這在80年代就更加明顯了。因此,在「高級政治」和「本土議題」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是非常典型的民間知識分子特質。在這裡,我特別要聯繫到陳建民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動人的告別演講,描述出他個人的知識分子足跡,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的本土社會運動開始的。//
劇變英文 在 文茜的世界周報 Sisy's World News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TVBS文茜的世界周報精選》劇變浪潮中的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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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被認為開始整治私企,包括槓桿過高導致房價暴漲的房地產、壟斷的互聯網、及從互聯網跨足金融的支付寶等。
中國在美中貿易衝突時,2019年GDP成長率僅5%-6%,創下新低。
中國政府借鏡1989年日本在廣場協議後四年,房地產泡沫化的危機,決定整治過度膨脹的房地產業:馬上引起恒大地產集團面臨倒閉危機。
在中國,政府正釋出兩個相反的訊息:
1)回到老革命初衷,習近平三訪延安。
2)另一個訊息,中國的資金應該流向對中國有意義的循環經濟,加大消費市場,不能人人背著房貸,讓消費市場停滯。中國互聯網的壟斷已經妨礙中小企業的創新成長,互聯網金融更增加了金融危機。
後者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是正確的方向,但擔憂如果沒有制度引導,只以「道德」「愛國」口號,強力進行「第三次分配」,中共可能扼殺了民間創造力,及真正促使中國經濟成長的民間企業活力。
這等於逆風鄧小平,走改革開放政策的回頭路。
劇變中的中國,在本週,一度誘發全球股災。
*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則認為,恒大還不是中國大陸的「雷曼時刻」,但可能是泡沫爆破危機將至的前兆。
克魯曼在紐約時報專欄撰文表示:恒大並非另一個雷曼,衍生的任何衝擊都「可控」——但是,當年美國官員也用這個措詞淡化了次級房貸的影響。
他個人看法是,即使恒大並非「雷曼時刻」,也不表示一切安然無事。
恒大危機顯示中國可能正在歷經日本1989年的「babaru時刻」。
「babaru」是日文外來語,譯自英文的「bubble」(泡沫)。1989年日本遭遇「泡沫經濟」(日本人稱之為「babaru economy」)。
當時許多房地產資產價格狂飆,尤其商用不動產,最後全面崩跌。
克魯曼指出,日本資產泡沫爆破並未導致金融崩潰,但從此開啟了一段漫長的經濟停滯時期至今。
如同泡沫年代的日本,現在中國的經濟也嚴重失衡:消費支出疲弱,投資水平卻極高。投資支出占GDP比率超過40%,對一個人口成長快速(尤其數百萬名鄉村居民湧入城市)、技術進步急起直追富國的經濟體而言,或許是合理的;但中國在整體技術水平上,仍落後西方和日本,生產力也在趨緩。
這意味著投資報酬將遞減;中國必須轉型至不同的模式。克魯曼認為北京高層明白這點,但調整的腳步太多顧忌,仍然繼續以注資掩蓋問題—— 這麼做,無可避免地將導致恒大或是其他的債務崩潰。
克魯曼的結論是:中國或許能像以往那般粉飾太平,讓恒大事件船過水無痕;但財政破綻只是遲早的問題。
恒大也許還不是中國政府終極考驗的關鍵時刻,卻是那個時刻將至的前兆。他説:天曉得中國有沒有像日本那樣的社會凝聚力,讓經濟慢慢、柔和地減緩,而不引發社會與政治危機。
https://youtu.be/Lk8pV3B1q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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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超想演想土劇~~
其實偶爾做這即時翻企劃
還滿好玩的~
你們能想像想土劇變英文是什麼感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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