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兩位我很敬重的老前輩逝世了。這個消息傳來，我心裡感到非常難過。
第一位是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先生。還記得我在1973年9月偷渡來香港之後，最喜歡閱讀的報章就是明報。因為我很喜歡看查良鏞先生的社評，他批評當時中國大陸的極左政策，可以說是力透紙背、入木三分。但他很早就沒有把共產黨看成鐵板一塊，他把江青為首的集團視為激進派；以周恩來、鄧小平為首的則視為穩健派，所以分析起來絲絲入扣。
我來到香港之後第一次拜訪報業老闆，就是到了北角的明報總部拜候查良鏞先生。我向他談起自己在文革的經歷，他也非常感興趣，並能夠從容的、客氣的聽給我意見，與他談話實在是如沐春風。
第二位是我另一位良師益友王光英先生。他是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原光大集團的董事長，也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之弟，所以被人稱為「國舅爺」。在一次秦皇島市政府人員訪港的過程中，我認識了王光英先生，從此結下了忘年之交。
我曾把我的著作《期貨決勝108篇》的書稿，呈交給他過目。後來他欣然為我題詞：「實踐出真知」。所以，每每我的朋友翻閱《期貨決勝108篇》時，都會提到王光英先生。
現在，國舅爺以百歲高齡駕鶴西去，留給我們一個慈祥長者的形象。他樂於提攜後進的風範，我永遠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