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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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ed Answer

創新工場和BCG咨詢合作的「+AI改造者」系列：看看無人機技術起家的極飛，如何賦能農業生產全環節，提升全球農業生產效率。

改造者系列：農業「+AI」全環節守護新疆棉花

近期，創新工場聯合BCG波士頓咨詢旗下亨德森智庫，推出「AI融合產業：『改造者』如何促進AI普惠」系列研究。人工智能在中國大陸有著明確的落地應用場景，大量的AI企業活躍於這些垂直場景中，我們定義這些企業為「改造者」。「改造者」通過傳授其AI技術和垂直行業理解，極大地打破了傳統企業應用AI的瓶頸。

作為擅於趨勢前瞻的TechVC，創新工場長期看好AI領域，深入佈局，至今已經投出了7只AI獨角獸。在系列研究中，我們采訪了數家創新系AI企業，通過這些「改造者」的視角，探究傳統企業擁抱AI的範式與路徑。

創新工場投資的極飛科技是一家致力於未來農業的AI科技公司，極飛將無人機、機器人和傳感器部署在稻田、麥田和棉花田裏，用技術賦能農業中的播種、農藥噴灑、栽種管理、甚至天氣監測環節。用於作物噴灑的極飛科技R150農業無人車已經被推廣到了英國，應用在蘋果、草莓、黑莓等多種經濟作物的種植流程中。

在采訪中，極飛科技聯合創始人龔檟欽表示，AI在農業的應用才剛剛開始，未來極飛會探索更多AI和農業的融合，例如用AI來賦能優化作物模型（crop modelling），幫助識別作物生長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從而實現提前預警和判斷。以下：

■系列導讀

本系列由BCG亨德森智庫與創新工場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開復博士帶領的創新工場團隊共同推出，圍繞「AI融合產業：『改造者』1如何促進AI普惠」的課題，我們致力於探究傳統企業在應用AI過程中的關鍵要素與合作夥伴，以及傳統企業擁抱AI的範式與路徑。

在農業領域，隨著機器自動化、機器視覺、物聯網等技術的發展，農業的提質增效和轉型升級也被不斷加速。以極飛科技為代表的一批農業科技企業，通過無人機、智慧農業系統等科技賦能，使得傳統的農業勞動更加高效、環保、節能。

1 「改造者」通過傳授其AI技術和垂直行業理解，極大地削弱了傳統企業應用AI的瓶頸，充當產業中傳統企業應用AI的橋樑。「改造者」包括AI企業與成功轉型AI的傳統企業。

■本期受訪嘉賓：龔檟欽

極飛科技將無人機、機器人、自動駕駛、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技術帶進農業生產，通過構建無人化智慧農業生態，讓農業進入自動化、精准高效的 4.0時代。

龔檟欽是極飛科技聯合創始人，2018年福布斯中國「30 under 30」封面人物。龔檟欽曾任鳳凰衛視特約海外記者、國家地理製片人。龔檟欽先生擁有悉尼大學學士學位、巴黎九大與清華大學聯合博士學位在讀。

■對談實錄

Q1：極飛科技最早以無人機技術起家，後來為何選擇進入農業這一垂直領域？

龔檟欽：極飛科技以無人機航模控制器起家，最開始的時候我們曾嘗試過把無人機技術帶到電力巡線、安防、南極科考、物流等諸多領域，但很多領域的應用很難市場化，比如物流或電力巡線在當時都受到市場規模和法律法規的制約，難以發揮無人化技術的最大價值。

2013年9月，由於機緣巧合，極飛科技開始探索農業這一領域的無人機應用。我們發現，有客戶購買極飛的飛控之後進行改裝，拿到新疆去做航拍，還有許多人看到極飛之後在考慮用無人機做農藥噴灑。於是當月我們也一起走訪了新疆。9月正值棉田收穫期，我們卻看到大量農民背著藥箱，忍受著刺鼻的氣味在噴灑農藥，原因就在於新疆已經請不到采棉工了，需要農民噴灑脫葉劑來保證棉花同步成熟，再由大型采棉機統一采收。但是人工噴灑脫葉劑的效率非常低下，而用拖拉機噴灑又會軋壞棉花導致減產。

當時的新疆不僅缺乏采棉工，連噴灑脫葉劑的人工也請不到了。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大量人口從農村流入城市，從前每年秋天新疆會有六七十萬人坐著綠皮火車從四川、河南、陝西來采棉花，如今這樣的畫面已難以再現。新疆出現了勞動力供給的缺口，而這也正是機器和技術能夠賦能的地方，就采棉催熟而言，要求脫葉劑的噴灑量不高，無人機這種空中飛行的機器有著天然的優勢——能夠在空中精准、均勻地噴灑，很大程度上減少人力並提高效率。不只是采摘，從播種到收穫的全流程中，機器人能高效地完成許多任務，包括播種、施肥、除草、除蟲等等，無人機能夠極大地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尤其在生產期較短的地域迅速提高單位時間的產量。由此，無人機能為農民釋放更多產能，一個人能管理的農田更大，即技術賦能土地規模化集中，而土地規模化之後農民對機器的需求也更大，從而進入「技術加速資源有效整合」的正向循環。

目前，極飛科技的無人機已經覆蓋了新疆機采棉面積的一半以上2，從棉花延伸到了水稻、小麥等需要大量人工的作物，從新疆延伸到了東北、雲南等全國大部分地域。

我們一直相信，當腦海裏有一項技術的時候，你要為技術選擇一個行業，選擇用技術來做什麼事。

2截至2020年10月，極飛科技農業無人機棉花脫葉劑作業面積占新疆機采棉面積的一半以上。

Q2：極飛在賦能農業的過程中是否遇到過什麼挑戰？極飛是如何應對的？

龔檟欽：在工業裏，規模化生產的工廠是工業自動化的天然載體，但在農業裏，農戶的規模差異很大，許多農戶的農田本身很小，對於機器應用能帶來的成本優化是無感的，這就涉及到「技術下鄉的微觀載體是誰」的問題。

極飛最早發現了這樣一群人，他們是縣城裏做婚慶攝影的攝影師，隨著航拍變得越來越容易，他們面臨著更加激烈的競爭。但是農民不會用無人機，極飛就請這些攝影師，或者說飛手，去幫農民打農藥。飛手發現農業用無人機的頻次高得多，市場又大，農民與他們之間也存在著比較大的技術差距，於是這些飛手們便成為了極飛下鄉的第一批「用戶」，架起農民和農業科技之間的橋樑。

過了一段時間後，這批飛手開始感到困惑，他們並不懂農業、不懂種植，也無法識別農藥的真假，於是另一批群體出現了——農資店。農資店主往往很懂農戶，很清楚周邊農戶種植的作物種類、規模，也有農戶的熟人網絡，由農資店來推銷無人機、提供打藥服務等，就會容易得多。農資店就這麼成為了極飛的「經銷商」。

兩三年後，隨著無人機、無人車等設備的滲透更高、覆蓋範圍更大，農戶開始出現對無人機維修的售後需求，農機商便成了我們的夥伴。農機商有更大的店面，有展廳、有維修車間，就像是汽車的4S店。他們也懂農業、有銷售團隊和培訓團隊，農機商就成了極飛「更大型的經銷商」。

到這裡，整個產業鏈已經連接上了，商業模式被驗證了——農機商可以幫我們推廣農機，農資店、無人機飛手可以幫助培訓。對極飛來說，分銷商就是農機商，經銷商就是農資商和飛手。

Q3：極飛自然衍生的渠道網絡非常有趣，從更大的農業產業鏈角度來看，極飛如何賦能農業產業鏈中的傳統企業？

龔檟欽：農業產業鏈中的企業可以簡化為三大類：作物科學公司、農業技術公司、食品與供應鏈公司。作物科學公司包括拜耳、中化等，研究農藥、化肥、種子，負責為農業提供生產資料。食品與供應鏈公司包括拼多多、百果園、盒馬等，把農產品變為商品，進行流通並銷售。農業技術公司負責農產品、農作物的生長管理，通過技術來幫助農業提升效率，極飛就屬於這一類。我們有一個說法是極飛幫助了農產品進行「光合作用」，通過抵抗農業生產過程中由於氣候、資本、勞動力等多方因素導致的不確定性。

農業技術公司位於另兩類公司中間，起到連接上下游的作用。比如作物科學公司想知道種子的生產效果、農藥的效果，可以通過極飛的種植管理記錄來做調研，從而優化下一代產品。比如農產品超市想采購無過量農藥的水果，可以調取極飛植保服務記錄來識別更高品質的水果供應商。可以看出，除了提升效率之外，極飛還提升了農業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相應地，在終端也會產生更高的價值回報，農民能獲得更多收入，消費者願意為此買單。

Q4：極飛對未來的發展規劃是什麼？會繼續深耕農業還是拓展更多行業應用？

龔檟欽：極飛選擇深耕農業，因為對於已經有七年技術和經驗積累的我們來說，再造更多其他類型的農業機器人、無人機，或者結合材料科學、結構設計優化農業機械，再或者把AI演算法嵌入農業機器，並不會太困難，但別的行業企業要進入農業是很難的，農業的行業壁壘還是很高的。

而且，在農業中AI的應用剛剛開始，未來我們可以探索更多AI和農業的融合，比如用AI來賦能優化作物模型（crop modelling），幫助識別作物生長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從而實現提前預警和判斷；又比如探索作物科學，用深度學習來挖掘作物性狀，再通過優化生長管理極大地提升作物產量或品質，這些都是未來的方向。

■要點回顧

1、在垂直產業生態中，AI企業大可以自建網絡，根據協同性和互補性來決定網絡中的生態夥伴。隨著佈局下沉和戰線拉長，構建網絡並不會容易，AI企業需要從挑戰中找尋機遇，用更縱深的網絡推動AI與產業持續交織。

2、AI企業能幫助傳統行業「化不確定為確定」，極大地提升給定資源條件下的生產效率，加速「光合作用」。而傳統企業應當主動與AI企業共同暢想未來，重新想像AI將為行業帶來什麼價值和機遇。

3、AI企業可以在垂直領域中探索將業務與AI以及生物、材料等諸多技術進行融合，持續深耕垂直領域。

Ques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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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ed Answer

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華夏死水，寸草不生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精神貧弱，後繼無人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唯古是尚，輕薄自然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擁抱階級，拒絕天道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取締腐儒，遺毒自清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脫華復性，重新做人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華夏毀滅，東亞振興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https://gnimmm.com/2020/06/11/chinese_platypus/特別鳴謝同道 歪畸 贈圖

Question 3

動力城市真假德國牽手+異國記趣 Happy Life in Germany 在Facebook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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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奇蹟】荒謬的政治正確(字字直指重點講出事實之好文再分享) 何清漣：受害者向強姦犯道歉 9月19日，德國總理梅克爾在本黨CDU柏林敗選後不得不表示：如果可能的話，她希望時光倒流，以便重新制定其難民政策。因為近一年對德國有密集觀察，我認為，昔日“歐洲女王”的這番話，與其說是緣於她對難民政策有真正的悔意，不如說緣於王座不穩產生的危機感。因為柏林畢竟是德國左派大本營，那地方原本沒有德國選擇黨(AfD) 一點立足之地，基民黨敗選可視為德國政治的轉折點。有人將德國的難民困境歸因於梅克爾一人，但我認為，德國陷入難民危機，有梅克爾個人的因素，但她絕非一個人在“戰鬥”，支持她守住難民政策的支柱力量，主要有本國一眾左派，以及德國公法媒體罔顧事實的讚歌；給她信心的，是歐美長期奉行、且已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正確”霸權，以及世界左派的一片喝彩聲。她在這些力量為她搭建的空中舞台上陶醉不已，璀璨的舞檯燈光讓她完全不願意看舞台下的冷峻現實。梅克爾宣布接收難民是在2015年9月5日，估計很多人都“忘了”兩個多月之前發生的一件事情。7月16日，德國電視一台一個談話節目中，來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裔難民小女孩里姆在節目中向默克爾陳情，她一家人從黎巴嫩到德國避難已經4年，很可能被遣返。針對里姆的述說，梅克爾回答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有時，政治就是很殘酷。你要知道，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里有成千上萬人。如果我們說‘你們都來吧’、‘你們都從非洲來吧’，我們將無法承受。有些人必須要回去。”這一回答令里姆當場哭泣。這段2分鐘的視頻讓梅克爾受到了洶湧如潮的指責，認為她太冷血。8月24日，內政部屬下的移民局經政府同意，不再按德國基本法給予避難的個人權利的條款，對敘利亞申請避難者單個進行審理，而是給予所有敘利亞人庇護，將“都柏林規則”廢除，且移民局還將此內部操作方式於8月25日在推特上公開。此外，德國還撤銷了驅逐此前避難被拒的敘利亞難民的決定。9月5日，梅克爾下令開放邊境，讓所有難民進入。她的這一決定得到歐盟委員會的支持，被譽為“尊重歐洲團結大局的一舉”，全世界的左派更是為之沸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多國政府首腦紛紛向梅克爾表示敬意，並聲明要向德國學習，歡迎難民來本國。面對這種排山倒海的讚譽，歐洲女王梅克爾很難再保持冷靜，面對接收無上限的猶疑，她在9月20號信心十足地宣稱“我們能做到”。德國民間的“歡迎文化”成為主流，民調顯示，86%以上的德國人都表示歡迎，誰要是提出疑問，重則被罵為納粹、種族主義，輕則被斥責為沒有人道關懷。一些德國專家更是爭先恐後地論證：難民將極大地解決德國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甚至臆想出敘利亞難民中有不少醫生、工程師等受過良好專業教育的人。有報道說，根據聯合國高級難民專員的統計，如今身處希臘的敘利亞難民，竟有高達40%的人受過大學教育。他們中有很多人會說英語，這就減少了生活工作等交流上的障礙。而實際上，開姆尼茨工大的研究顯示：自願參加智力測試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難民，即對德國民眾所宣傳的“難民工程師”，實際水平只相當於實科學校水平。ifo研究所教育經濟學Wößmann教授的調查顯示，只有10%的難民是受過高等教育，其餘基本不會讀寫，是母語功能性文盲。梅克爾的名聲在這時達到頂峰，成為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呼聲最高的熱門人選。“梅克爾的客人”享有法外特權，應該怪誰？難民到達接收國，其處事方式是在接收國政府與民眾的接觸中形成的。難民變成享有法外特權的群體，是政府主導，但不能說每道命令都是梅克爾親自下達的，比如難民在商場拿東西不付費不算偷竊，應該說是各州政府的規定；凡難民的犯罪行為，包括搶劫、強姦、傷人、偷竊，媒體出於政治正確意識形態考慮絕不報道，這是多年來政治正確約束下的高度自律。不少地方政府徵用住房安排難民時，強行將原德國住戶（包括一些年邁退休老人）的租約解約。所有這一切，當然都會貼上人道標籤。上述現象，我在《德國的戲劇：“政治正確”高於國家安全》提及過。難民們動輒就是“我們是梅克爾的客人”，並以此提出種種不合理的要求，對醫護人員施暴，有的還高叫“真主至大”將刀架到醫生脖子上，要將醫生斬首，或重傷醫生，導致醫生住院，由於種種暴力行為頻發，有的醫院被迫為醫生集體訂購自衛武器，讓醫生帶着武器進手術室，不少醫生甚至害怕去上班。（《棘手的文件：極其的避難者暴力-越來越多的醫生購置武器》）凡此種種，只能說是德國社會慣出來的。政治正確被發展到如此荒謬的程度，可以用今年24歲的是德國左翼黨青年組織負責人瑟琳•格倫被三位難民性侵後的經歷為證。格倫在今年1月被性侵後報警，她先是向警察說謊話，稱是三位說德語的人搶劫了她。事件真相曝光後，她還在臉書發表一封給難民的公開信，聲稱“最讓我傷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們遭到更多的種族歧視”，“我不會眼睜睜地看着種族主義分子把你們視作問題”。一些女中學生被難民性侵後不報警，也是出於和格倫同樣的考慮。被強姦者向強姦者道歉，並視此為人道情懷，恐怕也只有在德國這種特殊的政治氛圍下發生的咄咄怪事，考慮到這位女子是個職業政客，可以推想德國政壇左得離譜。司法部門對難民的犯罪行為，也很少予以懲治。一位22歲的厄立特里亞人因各種犯罪行為被報案/起訴189次，但總是被釋放。前些日，這年輕人又因犯罪被抓捕了，檢察官第190次要求法庭釋放他。（《190次被抓捕，190次被釋放 – 德國司法如此阻撓警局》）動物農莊有句著名的話：“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難民潮以後，德國實現了這種“平等”。對難民這種法律上的特殊寬縱，既害了德國社會，也害了這位年輕人。因為犯罪者如果不需要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任何成本，其結果是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震驚世界的科隆新年性侵案（同一天德國漢堡，斯圖加特等十餘個德國城市，包括瑞典斯德哥爾摩也發生了類似集體性侵事件），就是在難民恣意犯罪且不受懲 治的社會氛圍中發生的。政治正確的子彈射殺帶壞消息來的人如果說民眾缺乏眼光與通盤考慮所需要的知識，有專業素養的知識分子應該承擔起這種責任。但是，在政治正確這種意識形態的強大壓力下，很少有知識分子願意出頭。個別願意擔負起社會瞭望者責任的，往往被政界、媒體與民意三重壓力碎成齏粉。我在《德國的危機：“政治正確”下的媒體失靈》中以原柏林市財政部長、經濟學家、原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蒂洛•薩拉辛為例，講述了他被政治正確的子彈密集射殺的往事。2010年，薩拉辛出版了《德國的自我毀滅》（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通過對一些統計數據的分析，表達了這樣一種擔憂：由於大量移民湧入，德國正在走向毀滅。因為這本書，讓他遭受了滅頂之災。德國各界不在意他講的是不是事實，而在意他這本書的“政治不正確”。指責他的人馬當中，主力是德國政界和媒體，德國總理梅克爾則是領軍人物。薩拉辛不僅被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局嚴辭譴責並辭退，猶太人社團對他進行嚴厲譴責，視他為不受歡迎的人。歐洲其他國家媒體也對他發出激烈批評。短短20多天內，薩拉辛失去了社會聲譽、工作以及猶太人的族群認同，即使如此，民眾的憤怒仍然如波濤洶湧，不斷有民眾將其稱為“種族主義者”，要求其“閉嘴”。現在，薩拉辛當年的預言全部實現了，但德國朝野無人向他道歉。有了薩拉辛被政治正確子彈射殺的先例，德國知識分子只能沉默。直到科隆性侵案發生後，才有一些人站出來陸續發表各種言論，討論難民政策的缺失。在此我不得不提醒讀者，考慮到政治正確對德國民眾的裹挾力時，不要忘記漢娜•阿倫特在二戰後反思屠殺猶太人時，提出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平庸之惡”意指極權體制下人們在意識形態裹挾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歡迎文化”雖然不是犯罪，但也是民眾在意識形態裹挾之下一種無思想、無責任的行為。反思歐洲難民潮的緣起，批評梅克爾的時候，不要忘記在意識形態裹挾下大行其道的“歡迎文化”。*作者何清涟是流亡美國的前中國經濟社會學者。資料來源 https://goo.gl/kLuWza——原載《美國之音》，原題：德國的戲劇：梅克爾王座下的民意基礎#幸好沒被左膠得逞強徵成真假難民偷渡客中心的古蹟寧芬堡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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