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隨緣家書🇷🇺🇨🇳🇭🇰】醫生大批鬥:蘇共、中共「鬥醫奇案」對林鄭政權的啟示
一場武漢肺炎,並未令特區政府團結各界,反而繼續推動「群眾鬥群眾」的社會撕裂,帶頭掀起批鬥「黑醫」、「黑護」的文革式鬥爭。在「鬥爭學」,批鬥醫生是一門專門「學問」,屬反精英主義之極致,在歷史上的共產政權尤其普遍。「珠玉在前」,香港醫護人員前景,勿謂言之不預。
史達林「醫生案」:第二次全國大清洗的前奏
1952年,蘇聯最高領袖史達林利用下屬年前的「篤灰」,「揭發」國內最精銳的醫生「陰謀暗殺國家領導人」,罪狀包括「不當醫治」,令一些領導人死亡、或喪失工作能力。在嚴刑拷打下,首都莫斯科最頂尖的權威醫生、醫學教授,幾乎全部被捕,被污名化為「白衣殺手」、「人間敗類」(可以和「黑醫」比較),一律「承認」所犯下的暴行。然後蘇共通過官方塔斯社和《真理報》,在全國掀起批鬥醫生運動,來自「勞動人民」的舉報信不斷在媒體出現,全國醫生人人自危。幸好在運動進入高潮前,史達林在1953年暴斃,批鬥運動失去推手,才不了了之。
歷史學家翻查當時的檔案,發現史達林發動批鬥醫生,很可能是又一場全國規模大清洗的開端。在三十年代,史達林發動了極其恐怖的大肅反,官方的死亡數字是數百萬人、非官方數字倍之,大多數國家領導人被批鬥致死,還要公開在電視直播認罪、「請求」儘快處決自己,包括元老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到了五十年代,史達林認為又是時候整肅黨內走資派(邏輯和毛澤東發動文革大同小異),想到的切入點,就是醫生。
為甚麼是醫生?一來醫生是知識份子中的尖子,而共產黨一直以反精英主義煽動群眾情緒,通過批鬥醫生,往往能激起「勞動人民」的「階級仇恨」,而且能捲入其他精英。二來醫生接觸社會各階層,掌握人民健康命脈,對其批鬥,可以配合散播日常生活的各種陰謀論,為民生層面的不滿,尋找替罪羔羊。三來蘇聯醫生以猶太精英主導,而反猶主義作為一種標籤「他者」的排外思潮,很容易導向「外國勢力」,方便操作;史達林更相信猶太精英都是美英特務,據說已騰空了集中營使用。假如史達林不是及時死亡,這一波的大清洗,不堪設想。
中國「反右」、「文革」鬥死的醫生:從李宗恩院長「抓三權」談起
中共建政後,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群眾運動,希望「由大亂到大治」,都以知識份子、傳統精英為鬥爭目標,醫生自然不能倖免。民國時代的首席醫學權威李宗恩教授的案例,堪稱典範:他是英國回流的精英,中共建政前,就擔任協和醫院院長,因為「一腔理想」留在大陸,1957年被打成「右派」放逐,鬱鬱而終。根據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錄,李宗恩被打倒的導火線,是他要「奪三權」。
所謂「三權」,是李宗恩響應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被「引蛇出洞」,提出作為院長,必須掌握人事調動權、財務支配權、行政管理權,卻被看成直接挑戰中共權威,因為在共產黨眼中,一切都是單一政體的一部份。毛澤東因此發動批鬥,認為李宗恩「向黨中央奪權」,擔心一旦全國醫院都變成「獨立王國」,黨的組織系統就會失控,這是為甚麼醫護罷工特別觸動「組織」神經的根本原因。
到了文革期間,更多醫生因為政治原因被批鬥,包括了毛澤東的「御醫」、一手創建一系列紅色醫院並任院長的傅連暲醫生。1968年,官拜中央衛生部副部長、有中將頭銜的傅連暲被紅衛兵抄家,罪名包括「衛生部頭號走資派」、「三反分子」、「天主教會間諜」等,慘死在秦城監獄,官方說法是他「得罪林彪」被逼害。然而,當時中共逼害醫生是結構性的,除了因為前述反精英原因,還因為毛澤東正推廣所謂「赤腳醫生」,讓粗通醫術的醫科生或農醫,在農村用最原始的方法普及醫療,配合「上山下鄉」運動,將知青流放鄉間,以免他們尾大不掉。打掉醫生在一般人心目中高高在上的權威,將之「赤腳化」,不再重視普世認證,也成了鞏固社會主義政權的維穩行動。即使在當代中國,醫生要是觸及社會議題,往往就政治不正確,例如以揭發「愛滋村」而廣為人知的高耀潔醫生,2009年被逼以80高齡流亡美國;而她上一次被批鬥,正是在文革。
林鄭月娥牽頭批鬥香港醫護精英:之後的下一步?
武漢肺炎期間,香港醫護人員發起罷工,為的不是加薪、不是工時、不是自身,而是爭取特區政府在關鍵時期全面封關,以免來自疫區的非本地人不斷進入,拖垮香港醫療制度的有限資源,牽頭人包括世界知名的肝病權威黎青龍教授。曾任中大校長的沈祖堯醫生表示理解罷工,呼籲醫管局高層走到前線,不要站在道德高地批判。醫護罷工是否有效、應否支持,自然可以理性討論,但特首林鄭月娥三番四次以「激進行為」形容,強調對方「不會得逞」,明顯不是要社會和諧,只是要加強鬥爭。於是,我們看見激進建制派和個別公務員,公然稱呼罷工醫護人員為「逃兵」、要「處決」;國家機器掌握的國內、香港輿論,鋪天蓋地的批鬥香港「黑醫」、「黑護」;「人民群眾」發起聯署,要求對罷工醫護秋後算賬;親北京政黨紛紛搞小動作,諷刺醫護人員「濫用」口罩,又或要以法律行動控告云云……
結合蘇共、中共的鬥醫大史,這一波的港式批鬥,乃一脈相承:針對知識份子、專業人士、精英當中學歷最高的一群,激起階級矛盾;然後將一切官方「抗疫」失當,包括口罩荒,都一併歸咎醫護人員,轉移視線;醫護人員的正常邏輯和訴求,除了被用作「反黃屍暴徒」鬥爭延伸,還被扣上「外國勢力」、「港獨」、「軟性恐怖主義」等帽子。這波批鬥同時針對醫護人員的組織力,除了視工會為「奪權」,也在警告醫學界領袖不要再抗拒融合,希望一勞永逸破解這個「獨立王國」。
香港公營醫護人員從來不足,根據正常邏輯,政府不可能對其集體解僱。然而中國邏輯,自然與別不同:根據「群眾鬥群眾」哲學,假如香港醫護集體辭職、或被解僱,政府才可以宣傳「急市民所急」,乘機推動大灣區醫護資格互認,這會成為新一輪鬥爭戰場。這論題過去數年已反覆出現,行政會議成員張宇人之流更污衊香港醫護人員為拒絕競爭的「星球人」,一切訴諸飯碗問題,而無視醫護捍衛專業、本土知識等訴求,可見批鬥醫護,從來在特區政府agenda,這次不過是因利乘便。面對這個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林鄭政權,恐怕香港未來,永無寧日。
明報筆陣,2020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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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隨緣家書🇷🇺🇨🇳🇭🇰】醫生大批鬥:蘇共、中共「鬥醫奇案」對林鄭政權的啟示
一場武漢肺炎,並未令特區政府團結各界,反而繼續推動「群眾鬥群眾」的社會撕裂,帶頭掀起批鬥「黑醫」、「黑護」的文革式鬥爭。在「鬥爭學」,批鬥醫生是一門專門「學問」,屬反精英主義之極致,在歷史上的共產政權尤其普遍。「珠玉在前」,香港醫護人員前景,勿謂言之不預。
史達林「醫生案」:第二次全國大清洗的前奏
1952年,蘇聯最高領袖史達林利用下屬年前的「篤灰」,「揭發」國內最精銳的醫生「陰謀暗殺國家領導人」,罪狀包括「不當醫治」,令一些領導人死亡、或喪失工作能力。在嚴刑拷打下,首都莫斯科最頂尖的權威醫生、醫學教授,幾乎全部被捕,被污名化為「白衣殺手」、「人間敗類」(可以和「黑醫」比較),一律「承認」所犯下的暴行。然後蘇共通過官方塔斯社和《真理報》,在全國掀起批鬥醫生運動,來自「勞動人民」的舉報信不斷在媒體出現,全國醫生人人自危。幸好在運動進入高潮前,史達林在1953年暴斃,批鬥運動失去推手,才不了了之。
歷史學家翻查當時的檔案,發現史達林發動批鬥醫生,很可能是又一場全國規模大清洗的開端。在三十年代,史達林發動了極其恐怖的大肅反,官方的死亡數字是數百萬人、非官方數字倍之,大多數國家領導人被批鬥致死,還要公開在電視直播認罪、「請求」儘快處決自己,包括元老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到了五十年代,史達林認為又是時候整肅黨內走資派(邏輯和毛澤東發動文革大同小異),想到的切入點,就是醫生。
為甚麼是醫生?一來醫生是知識份子中的尖子,而共產黨一直以反精英主義煽動群眾情緒,通過批鬥醫生,往往能激起「勞動人民」的「階級仇恨」,而且能捲入其他精英。二來醫生接觸社會各階層,掌握人民健康命脈,對其批鬥,可以配合散播日常生活的各種陰謀論,為民生層面的不滿,尋找替罪羔羊。三來蘇聯醫生以猶太精英主導,而反猶主義作為一種標籤「他者」的排外思潮,很容易導向「外國勢力」,方便操作;史達林更相信猶太精英都是美英特務,據說已騰空了集中營使用。假如史達林不是及時死亡,這一波的大清洗,不堪設想。
中國「反右」、「文革」鬥死的醫生:從李宗恩院長「抓三權」談起
中共建政後,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群眾運動,希望「由大亂到大治」,都以知識份子、傳統精英為鬥爭目標,醫生自然不能倖免。民國時代的首席醫學權威李宗恩教授的案例,堪稱典範:他是英國回流的精英,中共建政前,就擔任協和醫院院長,因為「一腔理想」留在大陸,1957年被打成「右派」放逐,鬱鬱而終。根據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錄,李宗恩被打倒的導火線,是他要「奪三權」。
所謂「三權」,是李宗恩響應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被「引蛇出洞」,提出作為院長,必須掌握人事調動權、財務支配權、行政管理權,卻被看成直接挑戰中共權威,因為在共產黨眼中,一切都是單一政體的一部份。毛澤東因此發動批鬥,認為李宗恩「向黨中央奪權」,擔心一旦全國醫院都變成「獨立王國」,黨的組織系統就會失控,這是為甚麼醫護罷工特別觸動「組織」神經的根本原因。
到了文革期間,更多醫生因為政治原因被批鬥,包括了毛澤東的「御醫」、一手創建一系列紅色醫院並任院長的傅連暲醫生。1968年,官拜中央衛生部副部長、有中將頭銜的傅連暲被紅衛兵抄家,罪名包括「衛生部頭號走資派」、「三反分子」、「天主教會間諜」等,慘死在秦城監獄,官方說法是他「得罪林彪」被逼害。然而,當時中共逼害醫生是結構性的,除了因為前述反精英原因,還因為毛澤東正推廣所謂「赤腳醫生」,讓粗通醫術的醫科生或農醫,在農村用最原始的方法普及醫療,配合「上山下鄉」運動,將知青流放鄉間,以免他們尾大不掉。打掉醫生在一般人心目中高高在上的權威,將之「赤腳化」,不再重視普世認證,也成了鞏固社會主義政權的維穩行動。即使在當代中國,醫生要是觸及社會議題,往往就政治不正確,例如以揭發「愛滋村」而廣為人知的高耀潔醫生,2009年被逼以80高齡流亡美國;而她上一次被批鬥,正是在文革。
林鄭月娥牽頭批鬥香港醫護精英:之後的下一步?
武漢肺炎期間,香港醫護人員發起罷工,為的不是加薪、不是工時、不是自身,而是爭取特區政府在關鍵時期全面封關,以免來自疫區的非本地人不斷進入,拖垮香港醫療制度的有限資源,牽頭人包括世界知名的肝病權威黎青龍教授。曾任中大校長的沈祖堯醫生表示理解罷工,呼籲醫管局高層走到前線,不要站在道德高地批判。醫護罷工是否有效、應否支持,自然可以理性討論,但特首林鄭月娥三番四次以「激進行為」形容,強調對方「不會得逞」,明顯不是要社會和諧,只是要加強鬥爭。於是,我們看見激進建制派和個別公務員,公然稱呼罷工醫護人員為「逃兵」、要「處決」;國家機器掌握的國內、香港輿論,鋪天蓋地的批鬥香港「黑醫」、「黑護」;「人民群眾」發起聯署,要求對罷工醫護秋後算賬;親北京政黨紛紛搞小動作,諷刺醫護人員「濫用」口罩,又或要以法律行動控告云云……
結合蘇共、中共的鬥醫大史,這一波的港式批鬥,乃一脈相承:針對知識份子、專業人士、精英當中學歷最高的一群,激起階級矛盾;然後將一切官方「抗疫」失當,包括口罩荒,都一併歸咎醫護人員,轉移視線;醫護人員的正常邏輯和訴求,除了被用作「反黃屍暴徒」鬥爭延伸,還被扣上「外國勢力」、「港獨」、「軟性恐怖主義」等帽子。這波批鬥同時針對醫護人員的組織力,除了視工會為「奪權」,也在警告醫學界領袖不要再抗拒融合,希望一勞永逸破解這個「獨立王國」。
香港公營醫護人員從來不足,根據正常邏輯,政府不可能對其集體解僱。然而中國邏輯,自然與別不同:根據「群眾鬥群眾」哲學,假如香港醫護集體辭職、或被解僱,政府才可以宣傳「急市民所急」,乘機推動大灣區醫護資格互認,這會成為新一輪鬥爭戰場。這論題過去數年已反覆出現,行政會議成員張宇人之流更污衊香港醫護人員為拒絕競爭的「星球人」,一切訴諸飯碗問題,而無視醫護捍衛專業、本土知識等訴求,可見批鬥醫護,從來在特區政府agenda,這次不過是因利乘便。面對這個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林鄭政權,恐怕香港未來,永無寧日。
明報筆陣,2020年2月17日
勞動三權案例 在 時代力量台中黨部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時代力量 2020 競選政見:
勞動正義,做勞工的後盾,捍衛各行各業合理權益!
「低薪過勞」一直是台灣勞工的最痛,也是各政黨及政治人物在歷次選舉中對勞工的承諾。然而,在經歷了勞基法二修後,台灣的低薪過勞解決了嗎?
時代力量深入接觸各行各業,包括警消、醫師、社工師、護理師、空服員、教保員、外送員等,發現許多勞工所面臨的問題,至今依舊未解,需要政治部門的正視及提出解方。因此,時代力量針對勞動正義如何實現,提出五大方案:
1⃣強化勞檢能量及落實專業陪檢
➖勞檢裁罰下限分層提高
➖勞檢裁罰金額公開
➖違反勞動法令 全面納入政府減稅、補助、標案等審查標準
➖開放產職業工會陪檢
➖勞檢權收歸中央,勞檢員全面補足
勞基法經歷二修之後各方依舊不滿意,最大的問題就是「落實」。不僅各地方政府的標準寬嚴不一,各產業的勞檢難度也有差異,導致許多勞工常常抱怨法規形同虛設,一且都是老闆說得算,勞動保障極其薄弱。
要加強企業守法、保障勞工權益,除了教育宣導,最重要的途徑就是勞檢及裁罰。讓勞檢「有效檢查」及「有效裁罰」,使違法企業有動機修正問題,停止坐享違法利益,甚至造成市場上劣幣驅逐良幣,就是勞檢所要擔負的重要任務。
現行勞檢有七大漏洞亟需補足:
❌人力不足:今年五月在桃園豐繹調解會上,資方已經承認有欠薪,但相關單位卻等到八月才進行勞檢,而當事人(無工會)直到12月才知道政府在10月有開罰。
❌限制陪檢團體:產職業陪檢問題、希望申訴人得一同出席勞檢,並得指定聯合組織一同陪檢。
❌限制人數:今年某工會收到桃園市政府公文,限制勞檢僅有一人能出席。
❌商業機密不能看、不能檢:今年長榮儲運工會代表被通知陪檢後出席,現場被要求只能出席一人,後又因資方以資料有商業機密為由拒絕陪檢;今年台中市府勞檢通知貨產工會,但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工會陪同檢查。
❌查無不法:
郭媛婷案在調解會上老闆拿出打卡資料,卻在事後送出勞檢時,雇主宣稱資料遺失、拒不提供,最終查無不法。
❌裁罰不公:
裁罰除每月加班工時可分案處理,其他超時工作皆多案併罰,長榮航空超時兩年僅僅裁罰150萬。
❌只能2個月後上網查勞檢結果:
今年五月在桃園豐繹調解會上,資方已經承認有欠薪,但相關單位卻等到八月才進行勞檢,而當事人(無工會)直到12月才知道政府在10月有開罰。
針對勞檢,首要克服的就是人力及專業性問題。各地勞檢員長期不足,造成「要檢查過勞的人自己也過勞」的荒謬現象,因此時代力量主張勞檢權回到中央,全面補足勞檢人力,並搭配開放工會進行專業陪檢,以避免因個別產業的工作特性和專業門檻,使得勞檢難以查知真實狀況。
針對裁罰,對於違反勞基法的企業,應該提高最低罰則,避免大型企業被「重罰兩萬」這類常見的荒謬情況。企業違法的裁罰資訊及金額也應透明,讓求職勞工及投資者能夠趨吉避凶。此外,這類違反勞動法規的情事,也應作為政府對企業進行優惠補助的審查標準。
2⃣降低工會門檻,團結捍衛勞權
無論是勞動條件或薪資,國際案例多是透過勞工團結進行協商爭取而來,然而台灣工會覆蓋率僅7%,遠遠低於世界各國。一方面是各界長期對工會有誤解,二方面是對比台灣中小企業盛行,現行工會法的組成門檻過高。
根據統計,台灣的大企業、中小企業、微型企業的家數比例分別為 2%、18%、80%;而1,100 餘萬就業人口中,中小企業就僱用了875 萬人,占了78%。換句話說,許多30人以下的企業及5人以下的微型企業,都成為現行法規下,無法成立工會的勞動權孤兒。因此,時代力量主張降低工會的組成門檻,讓更多企業能夠成立工會,讓勞工能團結起來,有效爭取勞動權益。
3⃣支持警消組工會
警消人員常因人力編制不足或勤務繁重而有過勞或因公殉職的狀況。外界常說「今天公祭,明天忘記」,對於他們的付出跟心血常常都是被大家忽視的。在法制上警消人員仍然是勞動行為,因此時代力量在過去就提出《工會法》修正草案,訴求開放警消人員組工會。
最常聽到反對警消組工會的理由,是「公務員不得成立工會」及「擔心警消罷工」,然而參考國外立法例即可得知,不僅連其他公務員都能組工會,組工會及罷工並非同一件事。警消人員需要的,是更制度性的發聲管道,藉此讓第一線的工時、勤務、訓練、獎懲等面向更加合理,讓警消能在更合理的勞動環境中,更有效地捍衛國人的安全。
例如,針對消防員們長期訴求的救災安全,雖然日前三讀修正通過消防法部分條文,將退避權、調查權、資訊權等生命三權入法;若災害現場無人命危害之虞,救災人員得不執行危險性救災行動、工廠管理權人應提供搶救必要資訊。這樣的改革當然值得肯定,但消防員還有其他來自第一線的聲音要反映,例如消防衣的長期不足,訓練方式改良等等,工會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4⃣訂定最低工資法
➖最低工資審議委員會增加公益代表
➖最低工資計算納入最低生活費及扶養比,維持勞工基本生活
➖納入勞檢項目,提高裁罰上限,禁止違法企業參與政府採購
台灣的低薪問題,一直是基層及年輕勞工所面臨的困境。然而,現行的基本工資制度,缺乏完善的審議程序規範,且未能反映經濟現況與滿足勞工生活基本需求,違背了國際勞工組織(ILO)1970年通過的《最低工資公約》中「決定最低工資之要素應考慮保障勞工及其家庭之基本生活水準」的規定,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勞工工作報酬之最低限度應維持本人及家屬符合合理生活水準」的規定。
央行研究報告指出,主要國家包括美、英、德、日及南韓等國均已有最低工資專法,多對適用對象、調整方式及審議組織運作等清楚規範,並定期檢視及調整其最低工資水準。將最低工資規範法制化,可以明確區分權責,更能讓審議及檢視的機制更透明化、常態化,可以降低決策爭議,也以罰則強化規範的落實,有助這個制度的推廣。
勞工的所得,應該至少能維持基本生活水準,是時代力量從上一屆大選開始就提出的主張,並且於2016年5月提出《最低工資法》草案。遺憾的是,雖然《最低工資法》同為蔡英文總統2015年時所提出的政見,歷任勞動部長郭芳煜、林美珠及許銘春也都曾在不同年度承諾過「最遲年底提出法案」,至今依舊沒能完成立法。
時代力量會持續推動立法,以公開透明的計算公式,來取代過程不明的勞資喊價、以可以負擔基本生活水準的薪資,來取代趕不上物價成長的低薪。讓台灣勞工、企業、經濟創造三贏。
5⃣訂定國定假日法
時代力量曾針對「政府刪除勞工七天國定假日」一事表達嚴正抗議,並提出《國定假日法》草案,參考其他國家將國定假日法制化的作法,將「要訂幾天假」及「要訂哪幾天」等攸關國人休息及紀念的要事,透過法律來公開訂定,而非停留在目前的內政部「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的層級,被政府予取予求。
時代力量不僅推動法案,更身體力行,透過與黨員及網友的討論票選,一改過去不符轉型正義精神的國定假日,重新訂出元旦翌日(1月2日)、言論自由日(4月7日)、世界地球日(4月22日)、解嚴紀念日(7月15日)、原住民族正名紀念日(8月1日)、教師節(9月28日)、世界人權暨美麗島事件紀念日(12月10日)的「時代力量七天假」。
時代力量中央及地方黨部,自2017年起已實施進入第三年。這也證明了,訂定《國定假日法》讓所有同仁能充分休息,是可行的。希望國會也能早日完成立法,讓勞工享有更完整的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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