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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ysses Yang的翻譯好文，有女兒的父母值得看看：
　
「無意間看到了一篇近期由朝日新聞評論，關於一位研究日本佛教思想史的女性研究員西村玲於2016年自殺的新聞。我看了內文，發現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同時我理解絕大部分人對英文文章有距離感，所以我全文翻譯出來，希望大家看一下（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同學）。」

最近比較少上臉書，但我無意間看到了一篇近期由朝日新聞評論，關於一位研究日本佛教思想史的女性研究員西村玲於2016年自殺的新聞。我看了內文，發現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同時我理解絕大部分人對英文文章有距離感，所以我全文翻譯出來，希望大家看一下（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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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的自殺反映了無希望的博後人生】

西村玲(Ryo Nishimura)的日記表達了她的夢想，她想在實現職業目標的同時，還有著快樂的家庭生活，但隨後又進入了一個反映她混亂內心的黑暗轉折。

｢那會比其他任何事都還要危險，並且事情會更糟，｣她寫道。｢所以我會將事情保持原樣。我必須這樣做才能活下來。｣

這位一度前途大好的研究員，對她的問題尋求著一種｢奇蹟式的解決之道｣，藉以｢重置自己的人生｣。

但奇蹟從未發生。

這本從2015年11月開始記載的日記才開始寫不到三個月，這名43歲的日本思想史博士就離世了。

在財務不穩定、求職困難和破碎婚姻的煎熬下，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的死，是一個日本病態笑話的縮影：｢一旦你進入了博士學程，所有的道路都導向毀滅，尤其是人文學科。｣

［得獎的研究員］

西村玲在東北大學就讀，她在2004年取得關於佛教史的博士學位，主要研究１８世紀的重要思想家和僧侶－德門普寂。

她隨後搬回她父母在西東京多摩市的房子，並全心進行研究。

隔年，她獲得了由日本學術振興會頒發的傑出博後生資格，該頭銜提供每月約４５萬日幣的獎學金長達三年。

｢有這筆錢，我可以買一大批研究用的書。｣欣喜若狂的西村告訴她的雙親，並承諾她自己要更努力研究。

她決定每年出兩份研究論文和四份會議報告以符合獎學金的期許。

西村帶了大量的佛經到她二樓的房間，除了和父母在餐桌吃飯以外，她很少離開那裡。

但是即使在用餐的時候，她也會快速而不停地談論她的研究。

｢我希望我可以用塑膠膜把自己的頭包起來，這樣我記得的東西就永遠不會漏出來了。｣西村曾經這樣說，在餐桌上帶來了一陣歡笑。

她在2008年出版的第一本書備受好評。她在2009財政年間獲得了年輕研究人員的JSPS獎和日本學士院的另一個獎項。

在當年獲得日本學士獎的六位獲獎者中，只有兩位具有人文背景。西村是第一個以宗教獲得研究獎的人。

｢她帶領一群年輕的研究人員開拓了新的學術場域，並一個接一個地取得了成果，｣為西村提供指導東京大學的佛教學者和榮譽教授Fumihiko Sueki寫道，他。｢她幾乎是無與倫比。｣

然而，在傑出研究員資格和獎學金補助結束後，她的生活開始走下坡。

西村的衣、食、住都依靠父母。為了支付她的研究開銷，西村在一所私立大學擔任講師，並在其他職業學校和文化中心從事兼職工作。

為了從大學圖書館借閱研究資料，西村依靠支付學費註冊為旁聽學生(auditing student)。

一位資深的學者，無法忍受目睹著她的掙扎，在2012年給了她一份檢查佛教文學英譯的工作。

西村接受了這份工作，並且很開心地看到她的年收入超過200萬日元。

但這份工作只持續了一年。

西村將她的簡歷發送到20多所大學，尋找一個學術職位。

一所大學要求她提交六份自己的創作，以作為申請過程的一個環節。每份複印都要花費數千日元。在這個縮衣節食的時期，她決定將它們複印並寄送給大學。

除了一封又一封的拒絕信之外，她沒有得到任何回饋。

她的申請材料和一封信同時被寄回，該信寫著：｢我們很抱歉，但我們無法奉行您的意願……。｣

西村懷疑一些大學甚至沒有看她的簡歷。

她用一個迴紋針來固定申請表格，但退回的材料幾乎沒有跡象顯示，迴紋針曾被移動過。

她沒有收到任何大學的解釋，關於她沒有得到這份工作的原因。

她家庭生活的現實開始陷入困境。她的父母年紀越來越大，她找不到穩定的工作。

這些情況導致了一個步入歧途的抉擇：｢我要結婚。｣

2014年春天，西村在餐桌上向她震驚的父母解釋了她的婚姻計劃，稱其將｢打開一扇救生門｣，走出她發現自己已受困其中的洞。

她在網路上認識的未婚夫，大她超過十二歲。當他們結婚時，她不知道他有嚴重的個人問題。

2015年4月，西村離開了她父母的家，開始了與丈夫的新生活。

但婚姻很快地惡化，西村開始自責並且患上了精神疾病。

2015年11月6日，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幾乎病了，我決定離婚，但他拒絕了。我承認我蒙蔽於試圖找到生活中的安全感，但很難真正承認這一點。｣

西村的日記顯示，她的情緒波動歸咎於幾個主題：她對研究的熱情，她渴望與丈夫和孩子度過穩定的生活，以及她處理生活現實的痛苦。

12月7日，她寫道：｢當我和父母一起吃飯和喝茶時，我感到非常高興。但我自己毀了那幸福，現在它無法挽回了。｣

她在2016年1月7日的日記寫道：｢說實話，我想活下去。但是怎麼活？我希望活得快樂又陽光，並再次與大家一起歡笑。但似乎我必須經歷很多麻煩才能達成。｣

她終於讓她的丈夫簽署了離婚協議，並在2月2日遞交到市政廳。

當天晚上，西村自殺了。

在寫給她父母的遺書中，她寫了：｢我認為我沒有未來｣和｢我不能繼續努力下去了。｣

這對父母經常如此教他們唯一的孩子：｢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並且付出大量的努力。你可能不會變得富有，但你可以過上自己的生活。｣

他們的女兒領略了這些價值。

她的母親和父親都是編輯，他們灌輸女兒大量的書籍。西村在2歲時已擁有50本書。她很快就學會如何閱讀和寫作，並在幾年內成為一隻書蟲。

當她沒有書讀的時候，西村會大聲誦讀報紙廣告或鎮內招牌上的東西。

她的父母對於西村這樣，為成一名研究員的童年準備感到非常自豪。

但現在，她75歲的母親說：｢事後看來，我已經無法判斷它是好或壞。｣

她81歲的父親說：｢現在大學不是在尋找知識分子。他們只是在尋找方便的勞工。我的女兒意識到了這一點。｣

［學術工作的缺乏］

由於警覺到與歐美相比，日本缺乏博士生的現象，日本政府在90年代將高等教育的重心從大學轉移到研究所。

研究生人數飆升，但許多大學面臨財務問題，並且教學職缺沒有增加。

這在學術就業市場上創造了黯淡的前景。

根據文部科學省(the education ministry)的數據，2007年完成博士課程的人數為16,801人，是1991年6,201人的2.7倍。

然而獲得教職的博士人數在同期增長相當緩慢，僅從1,520增加到2,191。該領域的競爭非常激烈，找到工作的機率從1991年的1：4.1躍升至2007年的1：7.7。

即使在大學獲得職位也不能保證長期任職。

在政府鼓勵大學經濟自主的政策下，文部科學省在2004財年開始削減對國立大學的補貼，使學校依賴基於申請的競爭性專案補助。

大約在同一時間，大學開始招聘更多具有任期限制的“非常規”教師以及兼職講師，這個職位被認為很容易填補。

根據東京地區大學兼職講師工會的統計，全國大學的講師目前約有一半是由兼職人員擔任。

在工會和日本女性科學家條件改善協會(Japan Associ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onditions of Women Scientists)進行的2017-18調查中，711名兼職講師中有69%的人表示他們的年收入不到200萬日元。89%的人說他們每年的收入不到300萬日元。

｢兼職講師的職位曾經是學術社會的最底層，現在卻連得到都很難。｣工會秘書長Noboru Shida說。

此外，大多數有空缺的全職職位都有任期限制，這使得博士學位持有人很難制定長期計劃。

“博士之路是條毀滅之路。” Shida說。“栽培出的人才已被丟棄到水溝中。”

這現象對於人文學科，一些雇主認為｢沒有用｣的學術領域來說，前景更為黯淡。

根據文部科學省收集的年度數據，約有30％的人文學科博士在近幾年中，既沒有找到工作也沒有接受進一步的教育。該百分比是全學科博士學位的平均水平1.5至1.8倍。

那麼在人文學科中獲得博士學位的人會發生什麼事？根據該部的數據，其中近20％被列為｢死亡｣或｢行蹤不明｣。這一比例高過於全學科平均博士生的兩倍之多。
（OS：這太可怕了…）

為了給年輕博士提供更安全的研究環境，該部開展了一項計劃，資助僱用年輕研究人員的研究機構。

然而，大部分工作都轉到了科學與科技領域。

2017財政年間，在該部門“優秀青年研究人員領導倡議”下聘請的72名研究人員中，只有一位是人文學者。

一位30多歲，專門研究平安時代（794-1185）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員，在3月底完成了他私立大學講師的任期後。他沒有找到新工作。

｢我會繼續尋找研究工作，但與此同時，我會依靠失業救濟過活，｣他說。｢我也可能會成為兼職或臨時工。｣

他補充說：｢我每次在便利商店看到年齡在40到50歲之間的職員時，我都不禁想知道這個人是否也是研究員。｣

西村的死在學術界似乎並不是一個異常現象。

2018年9月，一名46歲的男子在九州大學福岡校區被發現因火而死。

他曾在那裡的博士課程中學過憲法，但在2010年就輟學了。

根據一名認識他的榮譽教授表示，這位前學生努力維持生計，他除了擔任兼職講師，同時也在倉庫和包裹遞送公司做粗工。

然而，即使在晚上，他也一直回到他已結束研究的辦公室。

在校園搬遷計劃期間，大學管理部門發現了這位前學生，並要求他淨空辦公室。

在9月7日的早上，辦公室發生一場可疑的火災後，該男子的屍體被發現在一個攜帶式汽油罐和一個煤油桶旁邊。

［需要保護他們自己］

｢我認為許多研究人員對西村的故事感到震驚，並認為，『這可能發生在我身上，』｣病理學家Eisuke Enoki在｢朝日新聞｣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Enoki撰寫了關於日本博士學位問題的文章，解釋了問題的背景。

｢首先，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常規學術職位非常稀少，以至於即使是一位前景光明的研究人員（如西村）也不被接受，｣Enoki寫道。

他還質疑了招聘流程，特別是女性候選人，是否公平公正。

傳統的統一就業體制主要集中在新畢業生的集體招聘，這是系統性問題的一部分，因為｢這些公司不願意僱用30多歲或有研究經驗但更年長的人，｣Enoki寫道。

根據Enoki的說法，對於大學畢業生和研究所畢業生，特別是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學生來說，獲得工作的機會是有限的。

但他說，研究人員自己需要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並應該學會如何在學術界之外保護自己。

｢許多研究人員認為『沒有學術工作的人是失敗者』｣。難怪他們一旦發現自己屬於該類別就感到絕望和認命，｣他補充道。

【收緊長者綜援年齡限制 林鄭欺凌基層弱勢】

我喺D100 PBS台嘅節目「#超雄出沒注意」，會喺今晚7:30播出！

去年初，特首林鄭月娥在保皇黨舉辦的數個新春長者宴會上，提到「特區政府非常照顧老人家」、「政府有很多關愛社會的措施，希望建立一個關愛社會」。言猶在耳，政府就向基層長者開刀，下月起將長者申領綜援年齡限制，由60歲收緊至65歲，指香港人均壽命延長，「鼓勵」60歲至64歲長者就業或重返勞動市場。

關愛長者，絕不應該是公關騷，講一套、做一套。今集我們請到捍衛綜援權利大聯盟成員李芝融，講解一下長者就業的困難。

政府數字顯示，截止2017年底，60至64歲綜援受助人有25,303人，但政府宣佈執行相關政策時，從來沒有就這批60至64歲長者的就業、身體狀況、工作需要等作詳細研究。

我們曾接觸不少基層長者，他們本身學歷不高，技能不多，以往從事的工種以勞動為主，例如建築和搬運，勞動數十載，身體有一定程度勞損，體力亦大不如前，甚至患有「老人病」如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等，惟這些都是「看不見的殘疾」，未達到可以申領殘疾人士綜援的資格。

而僱主亦不太願意聘用60歲或以上的長者，擔心他們容易受傷而招至勞工保險費用增加，或擔心長者員工患有長期病患而需頻頻請假。最終貧窮長者可以選擇的工種非常有限，大都是清潔、保安這類長工時、低工資、低技術的勞動工種，部分長者礙於身體狀況，亦只能兼職工作。

政府指有配套協助貧窮長者工作，例如勞工處去年9月推出「中高齡就業計劃」，以「培訓津貼」形式，補貼僱主聘請40歲或以上中高齡失業求職人士擔任全職或兼職，為期半年至一年，但事實是過往的「中年就業計劃」成效已欠佳，2016年只錄得2,978宗就業個案，當中60歲或以上的只有229宗，顯示勞動市場根本拒絕聘用長者。翻查這個「中高齡就業計劃」的兼職職位空缺，只有367項結果，大多數的確是廚房雜工、清潔、洗碗、店務員等。

綜援的標準金額，只足夠受助人維持生存，他們沒有談生活的權利。60至64歲的新申請者，只能領取健全成人綜援標準金額，除資產審查門檻較高外，每月用來救命的援助金更會由3,585元減少三成至2,525元，更不能申請多項長者相關的特別津貼，例如社區生活補助金、老人緊急召援系統安裝費及月費津貼等。

政府高官最大的核心問題是涼薄，以林鄭為例，竟然是以剝削基層長者基本生活尊嚴為「政績」，由當年擔任社署署長削減綜援，擔任政務司司長兼扶貧委員會主席卻拒絕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到今天作為特首，收緊長者綜援年齡。假如今天的特首是民選，恐怕61歲的她亦要告老還鄉。

林鄭老屈立法會議員批准收緊長者綜援年齡，事實是自2017年梁振英提出建議時，立法會最少7次敦促政府擱置建議，我亦曾兩次動議擱置建議並獲得通過，只是政府霸王硬上弓，對反對聲音充耳不聞。我們要求政府立即撤回收緊年齡限制措施，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直播傳送門︰
http://www.d100.net/radio.php?cid=1

《擱置將領取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收緊至65歲》網上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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