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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談施壓、驚動家人、輔導員突然關心，你如何評價北大處理沈陽性侵案的方式？】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大四學生岳昕自述被輔導員凌晨通過家長施壓，校方則表示擔心安全問題，不一致的事件表述裏，是誤會還是謊言？
校方在什麼情況下可以直接越過學生找其父母？你如何看待學校讓家長出面干涉學生行動的行為？
此前，號召其他學生一同要求北大信息公開的大四生鄧宇昊也曾被約談，而學生提交的申請也被以無紀錄、文件遺失等回覆，北大校方為何遮掩沈陽性侵案處理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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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 行長金立群何許人也？大學主修文學的金融奇才
亞投行開業儀式16日上午10：30分正式開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致辭。在上午剛剛舉行的亞投行理事會成立大會第一部分議程中，金立群當選亞投行首任行長。令人意想不到是，這位新行長大學時竟然主修看似和經濟金融無關的文學！那麼，他為何成為了一名能擔此大任的“金融奇才”呢？點擊本台記者白岩松於去年12月對金立群進行的視頻專訪，或者點開全部帖文，一起詳細瞭解！
值得一提的是，有50位申請人競爭亞投行副行長職位。此前，金立群也公開鼓勵歐洲專業人士加盟亞投行。去年6月，金立群被正式提名為亞投行候任行長中方候選人。去年下半年，金立群辭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積極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亞洲基礎設施開發投資銀行的項目。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曾經在記者會上表示：金立群具有在政府部門、國際機構和私營部門豐富的領導和管理經驗，目前擔任亞投行籌建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為籌建亞投行作出突出貢獻。
此前，金立群一直活躍於國際經濟事務活動中，曾多次參加雙邊和多邊經濟和金融論壇，例如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中英財經對話機制、亞太經合組織財政部長會議以及東盟“10+3會議”和G-20財長會議等。進入2015年，亞投行逐漸成為全球熱門話題。創始成員國迅速擴展至57個，遍佈五大洲。這期間，金立群和他的團隊作了大量耐心、細緻的解釋工作。
英國《金融時報》在一篇文章中說，在這場贏得連中國人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戰役中，主持亞投行籌建工作的金立群在過去幾個月裡一直穿梭於不同的國家，努力說服它們加入該行。這位彬彬有禮且行事老練的前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和前亞洲開發銀行（ADB）官員，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法語也不錯。
新華社記者稱金立群為“‘彬彬有禮且行事老練’的金融外交家”，《紐約時報》則說：中國渴望向世界證明，它能夠主持一家受尊敬的多邊機構，並小心翼翼地不讓亞投行政治化，他們任命了在世行、亞開行有工作經驗的官員金立群，金在東西方國家有著豐厚的人脈，他是一名不畏困難的拆彈能手。
媒體報導稱，世界銀行資深經濟學家Bert Hofman，亞開行前副主席Stephen Groff等人在社交網路上的金立群被提名為中方候選人時都一直表示“Not big surprise(意料之中)”。
那麼金立群究竟是位怎樣的人物？《經濟參考報》報導稱：1949年8月，金立群出生於江蘇常熟一個教師家庭，位於四丈灣南倉弄的一幢二層樓房據說就是金家老宅。1962年，金立群從常熟學前小學畢業，隨後三年在江蘇省常熟中學就讀。
進入江蘇南菁高中後，金立群有空就會去圖書館讀書，據說“主要是英文書”。“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金立群和那個年代的許多年輕人一樣，中斷求學生涯，奔赴農村，一呆就是10年。在這期間，他“種地、修水利、造橋、搞鄉鎮企業、教書”，同時堅持自學，莎士比亞的劇本是他最重要的學習資料之一。當時，一個信念支撐著他：“一個沒有文化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時至今日金立群對莎士比亞以及英語文學的熱愛從未停止。他曾在文章中透露，自己收集了“英美出版界半個世紀以來出版的最好的莎士比亞全集，各種版本一應俱全”。
《時代週報》記者瞭解到，1978年，已經29歲的金立群考上了北京外國語大學，成為中國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研究生。他師從王佐良、許國璋兩位大師，主修英美文學。那時的金立群的目標是學術。1980年，金立群畢業，恰逢中國恢復了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的席位，國家財政部要求北外推薦一名懂外語的畢業生，於是，許國璋推薦了金立群。由此，金立群被中國財政部委派到位於華盛頓的世界銀行工作。
金立群曾受恩師王佐良教授之托，為其所編寫的《英國詩歌選集》作注。《英國詩歌選集》以《英詩選集》為藍本，汲取近20年來英詩研究的新觀點、新成績，由金立群擔綱注釋、修訂工作，對原作進行增補、篩減，撰寫超過原書三分之一以上，金立群還在序言中表達了對王佐良的懷念：“但願借此書再版之際，給他的在天之靈送去我最誠摯的慰問。”該書2013年出版之後，成為出版界的一段佳話。
金立群還曾翻譯了《摩根全傳》（再版名摩根財團）一書。這本書的中文譯本長達800多頁，從摩根銀行的發展路徑，講述了美國金融業的發展史。金立群說，這本書的翻譯，花費了兩年的時間，“三譯三校”。而正當金立群翻譯這本書的時候，JP摩根早年分出來的一脈—摩根士丹利，正在跟中國方面商談，組建第一家中外合資的投資銀行，就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有意思的是,多年之後，金立群成為了中金公司董事長。
金立群還與時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的斯特恩合著《經濟發展：理論與實踐》，介紹世行的發展觀點與中國的發展經驗。此外，金立群還著有《新國際經濟體制與中國》，編著過《英漢法漢財務金融詞典》。
有報導稱，金立群在財政部任司長時，曾要求司裡的年輕同志每年工作之餘必讀5000頁“嚴肅讀物”，並做筆記，他本人也一直堅持讀書不倦，稱得上涉獵廣泛、學貫中西。
還有報導說，在之前工作過的亞洲開發銀行的辦公室裡，金立群一直保留著兩套書：一套是毛澤東批註的《通鑒紀事本末》線狀影印本；另一套是英文原版的《大英百科全書》。而在國內的辦公室裡，他的書架上除了幾個不同英文版本的莎士比亞文集，幾本投資書籍，更多的還是中國傳統書籍，包括《容齋隨筆》、《史記會注考證》、《莊子校正》、《資治通鑒》，以及中華書局版的魏史和漢書等。
進入亞投行籌建之前，金立群有豐富的對外交往經歷，2003年，金立群離開財政部，到總部位於馬尼拉的亞開行任副行長，成為這個由日本人所控制的多邊金融機構的一名高管。
在亞開行期間，金立群主管南亞和湄公河區域事務，致力於推動南亞基礎設施建設。關於這一段經歷，金立群在日後寫有多篇文章，講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例如，當亞開行在柬埔寨的貸款出了問題的時候，金立群飛到金邊與柬埔寨總理洪森面談，洪森嗓門很大、但心思細密，與他的體型不相符；他曾深入老撾大型水利發電專案基地，在森山老林裡轉了三天，和當地農民交談，在工地附近的鄉村客棧下榻。諸如此類的故事。
當2008年金立群從亞開行離職時，亞開行官方對他的評價是：工作勤奮，處事靈活，成就斐然。
離開亞開行後，金立群回國出任中投公司監事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生導師。中投公司主要負責管理一個高達2萬億元人民幣規模的主權財富基金在世界各地的投資。
金立群過去的同事、如今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王朝才王朝才在接受採訪時說，金立群為人非常正派，沒有官僚作風，他和國內的許多官員不同，他是一個喝咖啡而不喝白酒的人，他懂得如何和西方人打交道,明白用什麼樣的語言與西方更好溝通。
媒體舉過這樣一個例子：在2014年11月博鼇亞洲論壇上，金立群用電影作了一個比喻，“有人質疑中國發起成立亞投行的動機，這讓我想起了一部電影：《末代皇帝》。一天皇帝的英文老師建議皇帝佩戴一副眼鏡，大臣們認為以皇帝的視力不需要佩戴眼鏡，英文老師說，‘他需要的是視野。’”
金立群常常成為西方媒體的常客，他接受BBC、《經濟學人》、《金融時報》的採訪。在接受BBC的採訪中，金立群則講述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期待，“人民幣國際化不會取代美元，只會強化美元的作用，有助於世界對美元的信心”“讓別人持有人民幣，你要創造條件”“當(中國)巨大的資金集中投資在若干國家、若干行業，引起了一些擔憂，這是一個要認真對待的問題，需要耐心地解釋，去解決人們心理上的障礙”……在這些時刻，他是一名向世界解釋中國金融政策與動作的人。
台灣《蘋果日報》今天再刊載一篇國際著名的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的訪問文章，評價服貿協議的「背後真相」。
林培瑞教授為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人文、文學與社會科學學院創意教授比較文學及外國語文校長級講座教授，以及為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榮休教授，研究範圍包括中國文學及中國語文，對中國文學和政治問題的評論一直有著廣泛而重要的影響。他曾先後任教普林斯頓大學及加洲大學洛杉磯分校，又曾負責翻譯《天安門文件》一書，當中內容詳述中國政府對89年民運的回應。此外，他也翻譯了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有參與起草和聯署的《零八憲章》。資料更顯示，在六四期間，他正擔任美國科學院中國辦事處主任，在6月5日凌晨，把當時被視為中國民主運動領軍人物的方勵之夫婦帶入美國大使館。自此，他就被中國列進入境黑名單。
北京眼中服貿協議95%是政治
林培瑞在訪問中認為，中國共產黨在世界上多個地方，一直利用自身的政治與經濟力量來擴大影響力，以減少其他國家的人權意識與民主政治，而台灣明顯是目標之一，中方欲破壞台灣的民主，當中除「統一祖國」這基本因素外，更因為北京政府一直指民主體制與中國文化不相容，並以此作為拖延中國民主化的藉口，但台灣民主的存在，卻成了最令其頭痛的反面示範；此外，北京政府重視對國內社會的控制及政權的維繫，而方法正是挑起不必要的矛盾，藉此轉移群眾的注意力，而台灣問題正好被用來作「愛國」議題的「材料」。
因此，林培瑞認為，服貿協議對共產黨來說，其「政治意義絕對遠大於經濟上的意義」，從北京政權的立場來看，服貿協議「95%是政治、不是經濟」，而北京就是想借服貿將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張至台灣，以便對台灣施加壓力，最終目標就是把台灣「香港化」。
中國影響由新聞自由開始
林培瑞教授又分析，香港正是受共產黨「和平演變」較明顯的例子，當中最明顯情況是在新聞自由之上。他指出，香港傳媒在1997年前享有高度的自由，「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台灣國民黨的聲音都有」，但97年後不到十年就產生了巨大變化，而北京政府基本上以兩種方式去影響新聞自由，第一是購買媒體，其次是「自我審查」，「對買不到的媒體採用商業力量施加壓力，壓縮其生存的空間；針對個別記者、編輯利用各種威脅手段，讓說真話的人必須付出代價，新聞工作者的理想和利益於是被對立起來，人人得開始『打自己的算盤』」，於是，得到的效果，是愈來愈少人敢提「六四」、「法輪功」、「達賴喇嘛」、「維吾爾」、「台獨」等北京政權不喜歡的詞彙，「日子久了，就變成一種下意識的反應，說謊於是變成一種『很自然的生活方式』」。
他形容，如此手法，不僅對傳媒生態造成衝擊，更令人擔心會使社會大眾被謊言蒙蔽，愈來愈沒法接近真相，「中國過去數十年正是這樣，香港也開始走上這條路」。至於台灣人，就應該問是否要「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如果是不要的話，「早說『不』比晚說『不』來得好。」
而其實除香港傳媒以外，北京也開始透過自我審查手段，試圖影響美國的新聞自由，例子有中國當局拒絕延長《彭博新聞》及《紐約時報》記者的簽證，而這兩個新聞機構，湊巧都曾揭露了國家領導人的家族財富問題，「北京採取了對付香港媒體的方法來對付美國媒體，對台灣有可能不一樣嗎？有的台灣媒體已經開始對北京「學客氣」了。」
國共兩黨評學運字眼竟相同
林培瑞認為，面對共產黨的壓力，台灣最佳的對策是向國際展現自己的人權、民主、文明等價值，理直氣壯地讓對岸及全世界用來跟共產黨治下的社會生活作比較，「其實大陸人到台灣訪問，眼睛是雪亮的，哪一個社會比較『優越』，一目了然」，而雖然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如果以人民的平均生活來作標準，台灣仍是高得多，只是台灣遠遠低估了自己的軟實力。他提醒，台灣現階段最值得珍視的，其實是一種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不應為一時的經濟發展而犧牲更寶貴的民主價值。
至於引發出太陽花學運的318佔領立法院事件，曾在25年前在北京親睹當年北京學運經過的林培瑞指，兩者有相似也有不相同之處，例如同樣是學生要求對話但政府不接受、學生佔領地方而官方採取暴力。不過，台灣不同之處，是政府後來作出一些讓步，使用的暴力程度也大不同，台灣只是打棍、踢腳，但當年北京卻是開機關槍及出動坦克，而且現時台灣仍有新聞自由，惟當年北京卻是「一言堂」。
不過，林培瑞也指出，國民黨副祕書長林鴻池在318學運後，曾稱事件是被「極少數、別有用心」的某些人在幕後利用而發生，所用的字眼，跟當年六四共產黨媒體指北京學運是「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幕後黑手挑撥，兩者如出一轍。他最後更肯定現時台灣學運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認為能把公民社會的聲音傳遞給政府，協助公民社會跟政府對話，打開政府裡面不民主的「黑箱」。
http://m.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new/20140331/370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