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專業、政治任命與綿谷昇】
(此文為修改版，修改處與理由請見文末說明)
前天我早上打開電腦，收到一封來自「賴和文教基金會」的信，主旨是「請以台灣文學專業說服我們」，信件訴說的對象是現任文化部部長龍應台。仔細讀了信我才知道這個令人驚訝的消息，原來龍部長請了一位幾乎沒有文學經歷的行政官員「翁誌聰先生」來擔任台灣文學館的館長。
這事跟一個寫作者或許未必有直接關係，寫作者只管寫好自己的作品就行了。但我卻感到一種不安。這種不安來自於我另一個專業，我突然覺得，啊，文學終於被視為不是一項專業的事業了。而且，這樣的評斷，還是來自於「文化部長」。她的任命，給了我這樣的印象。
龍應台的每部作品我都讀過，但現實生活中，我完全不認識，也沒見過她。是故，我想先談談我對龍應台的印象，順道也評論一下龍部長的文學品味。
十年前我剛開始教書時，系上給了我一門課叫做「應用文」。我當時認為，公文、輓聯、囍帖的寫作不該是這門課的重點，於是將此刻仍具有「應用性格」的文案寫作、書評寫作，排成這門課的重心。談書評寫作時，我特意用了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為例，來討論一部小說的不同評價。其中最主要的一篇，就是龍應台的書評。
1985年以評論《野火集》席捲市場的龍應台，同年稍早還出版了一本《龍應台評小說》。龍應台對自己評論小說自信十足，她說：「我在默默的、很認真的，為你做一件事；但是你一直不知道。....而你如果一直不知道，我會一直寂寞下去，那對我不公平，對你，更是損失。」這部作品評論了白先勇的《孽子》、張系國《昨日之怒》、陳雨航《策馬入林》、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使用的語言直接、透明，也造成了不少話題與爭議。
書中當然不乏有見地的評論，但多數評價今天來看卻令人懷疑。比方說，她在評論《玫瑰》時說這部小說有兩個重大缺陷：第一，小說的情節過分誇大，「使讀者不能與故事認同。」其次，她反駁姚一葦與蕭錦綿，認為這是一部「不好笑的喜劇」，是受到錯誤的鼓勵而語言「走火入魔」的小說。龍應台說《玫瑰》：「語言的賣弄、玩弄取代了所有其他的技巧。作者似乎就為了表現他在語言上的小聰明而寫這本小說：小說所需要的深度、發展、人物的雕刻，全都不顧了。」更尤甚者，她認為「如果王禎和不是《嫁粧一牛車》的作者，《玫瑰》這本書就根本不值得一評。但是他曾經寫過那樣優秀的作品，我們就憂心忡忡，不願他走錯了路，成為中國文學的損失。」(1985:77-82)
把台灣文學直接說成中國文學的損失，我們暫時接受那是那個時代某些學者的錯誤認知，但對小說裡使用俚俗語言的評價，龍應台的分析準確嗎？
當時還是年輕學者的王德威寫了〈王禎和走錯了路嗎？〉反駁，他說「對《玫瑰玫瑰我愛你》這類小說我們無法用普通「教化性喜劇」(normative comedy)的尺度來衡量…..《玫》書有太多的線索是在「諷刺」那些專事正經八百的寫作或找尋諷刺意義的作者與讀者。」他認為，這部小說最具魅力的地方就是在於某些人害怕之處，因為在王禎和的語言中，「許多人念茲在茲的法理尺度均在笑鬧中面臨土崩瓦解的威脅。」這種對法理道德的挑釁，「暴露了人生複雜曖昧的一面」，因此，王德威認為《玫》書不但不矯情，反而是〈嫁粧一牛車〉中人道精神更上層樓的表現。
而小說家張大春也針對龍應台的評論寫了文章，他直接質疑龍應台評小說的「玉尺」標準不一，他舉了實例來說明龍應台既認為人物對話可以反映「現實社會」，又認為「語言要一致」，並且明白王禎和表現了一個「鄉俚世界」。卻矛盾地認為《玫瑰》「樂此不疲的一再把酒名說成『幹伊娘』，把『早安』說成『摸奶』，把『人民』說成『屁股』不但令人生厭，而且是很廉價的笑料，和二十年前粗製濫造的台語鬧劇設計沒什麼兩樣。」張大春說，「小說語言──尤其是對話語言──不是要『反映現實社會』嗎？不是講求『一致』嗎？王禎和不是很『一致』地『反映』了一個『鄉俚世界』的『現實』嗎？王禎和又何嘗『髒化』、『醜化』了什麼呢？如果龍應台要指責閩南語鬧劇，指責『逗笑的髒話』，那是社會批評，它含有什正確的主題意識，可是用這一套來宰割《玫瑰玫瑰我愛你》，並且戴上一項『語言的賣弄、玩弄取代了所有其他的技巧』的帽子，則是不知所云。」
我舉這個例子跟學生說明眼光得靠長久的時間來考驗。事實上，龍應台還認為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及《塔裏的女人》，不會比瓊瑤好到哪裡去。而張愛玲的《半生緣》則被她判斷為「只是引人入勝的言情小說而已，沒有什麽深度可言」。二十多年之後再打開《龍應台評小說》，我們幾乎可以肯定，龍應台評小說離「有眼光」較遠。文學確實是有專業的，這專業不只建立在知識上，還在於對文學的判斷能力上。
我得承認，年輕時真的被《野火集》部分的內容啟發過(我不願懷疑她當年的初心)。一九八五的龍應台，應該還未曾料到有一天她會坐在文化部長的位置上。她曾提及自己的犀利評論可能斷了「學而優則仕」之路，而在接受田新彬女士的訪問時，面對她「會不會出來組織團體或發起運動，來發揮更大的力量？」的問題，斬釘截鐵地說「不會」。她的理由當時還很像一個知識份子：「每個人都該量力而爲，做他最擅長的事。我愛讀、能寫，卻不見得有什麽組織長才，而且我也不喜歡曝光。」
如今的龍應台恰恰好跟她當時的預期相反，她在面對眾多議題時，提到擔任官員要和過去的思維不同，也很難想到她面對政府許多錯誤的決策再發質疑之聲。而就我的觀察，她顯然是喜歡曝光的。比方說在「普安堂拆除事件」中，部長沒有解決歷史建物最終被拆得不成樣子的結果，面對靜坐抗議的民眾，她攬著一位絕食者(李榮台)，在她耳邊說了話，親了她的頭，就離開了。最令人不安的是，她又回頭把自己的圍巾圍在抗議者的脖子上。這明顯地是類似「鏡頭前表演的行為」。做一個民意代表或許可以勉強容忍，但她此刻卻是這個國家最高的文化官員，理應以決策來下判斷，她卻只表演了一個寒冬送圍巾的演員舉動。(龍部長後來說明，她並不是因有媒體而表演，純粹是認為李女士身體虛弱。我將她的說法同時置於此處。)
這讓我不禁想起幾周前在課堂上和學生討論村上春樹的《發條鳥年代記》，裡頭有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角色「綿谷昇」。他是光鮮亮麗、外表出眾、談吐得體的政治新星，卻也是令人感到黑暗可怕的體制象徵。小說裡是這樣描述他的：「那確實是一張做得很好的假面具。那也許像是一種新的皮膚一樣的東西吧……我忽然想到，簡直像在看著電視畫面一樣嘛。他像出現在電視上的人說話那樣地說話，像出現在電視上的人舉動那樣地舉動。我和他之間可以感覺到經常隔著一片玻璃似的。我在這邊，他在那邊。」又再過一陣子，綿谷昇顯然「已經獲得一張更洗練更嶄新的假面具了」。而做為政治人物侃侃而談的綿谷昇的意見裡，看似繁複卻總不能讓人明白「以個人或以政治家來說到底在追求什麼？」
當天討論小說時，我問學生在現實生活裡有沒有人讓你感覺如綿谷昇？學生提了一些政治人物，我也提了一些，當時我腦中確實浮現了龍部長此刻的形象。
媒體報導龍部長解釋她的館長人選，考量的是「兼具藝術家的野馬性格與行政人員的耕牛性格，是一個搭建舞台而非自己走上舞台的人，館長是代表政府的行政者，是要很會搭舞台打燈光、讓文學家上台的人。」而「翁誌聰正是這種人。」這句話等於否定了原本台灣的文學專才中，具備這樣人才的可能性。我個人本對翁誌聰一無所知，查詢了相關資料也沒有發現他對台灣文學的獨特貢獻之處，也未見相關他曾關心的資料，史學與藝術的貢獻也很勉強。難道真的沒有別的人選了嗎？
這個任命也讓我不禁想像，要不然就是龍部長沒有魅力請出文學圈子裡有能力的人才，或者就是龍部長藉由任命紮紮實實地羞辱了文學這個行當。再者，會不會這只能算是一個政治算計上的佈局，而非對文學發展的考量，因此選一個心腹要比選一個至少有文學專業知識的官僚還來得重要？
薩伊德(Edward W. Said)同意、但不滿意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也不樂見和世俗完全隔絕的「專業者」。他認為「知識份子是能夠清晰的代表著一個觀念，並向大眾宣說；不為社會上的許多組織所收編，而是超然獨立於這些組織之上，對於所有既有的事實加以質疑與批評」的人。他認為「知識份子的最大價值在能對權威進行監督，使人不致被權威的政治性話語所瞞騙」，而要成為「流亡者和邊緣人、業餘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而知識分子一旦進入體制，服侍權勢並從中獲得獎賞後，就根本無法運用批判和獨立的分析精神了。
我過去偶爾會覺得這樣的定義或許太嚴苛，總有那些想為「公眾服務」而進入政府體制的知識分子吧？我希望龍應台不是「綿谷昇化」的另一人。
幾天前，我接到一通來自文化部的邀請電話。電話那頭說明今年的國際書展邀請了一些國外作家，詢問我是否願意參加龍應台部長的晚宴？我大概思考不到一秒鐘就捏造了一個謊言，把這個邀約推掉了。在解除對龍部長對待一些文化事務的疑慮之前，我實在沒有辦法在她面前談文學或文學願景。
照片來源：「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黃賢進攝影。
【關於本篇文章的重要補充說明】
各位，本來我可以不說這件事的，但敢發言就要承擔責任。既然這篇文章公開，且被轉發了上千次，我對文章有責任，對讀了這篇文章的人也有責任，所以理應向這篇文章的讀者報告。
今天下午我在花蓮離開菜園後，接到龍應台部長的電話，我很意外第一次和她的對話，竟是因為一篇在臉書的貼文開始。她先聲明並非要我改文章或解釋，但想對我文章裡的幾點做說明。由於當時我正要開車去趕火車回台北，我們共通話十七分鐘，多數時間我在電話這頭聽她的說明。
她的說明主要有三點，第一點是關於我個人，她邀請我參與餐會的原因。(這點涉及個人因素，我就不特別深入說明)第二點關於文章中涉及普安堂的部分，第三點涉及台灣文學館的館長人選。以下我以盡量不加入自己意見的方式，陳述龍部長說明的內容。
我們並沒有實際談到對普安堂事件的意見，她說明的重點在於，她並沒有「預期表演」而為李榮台圍上圍巾。她說她的觀察中那天晚上並沒有媒體，可能是參與抗議的群眾拍下照片，她認為後來媒體會報導出來，不是她所預設的。
關於台文館人選，龍部長的解釋是她努力徵詢過一些文學、文化界人士，但都被婉拒了。原因很可能是台文館館長的職等過低，薪資不高，沒有宿舍，若要從學界借調，也要有副教授以上資格。種種原因，尋找人選過程並不順利，她認為翁誌聰先生的行政經驗適任這個職位，能為台文館爭取最大預算。但如果真不適任，她也會調整。
對話中我只有提出一次詢問，就是為何不持續徵詢更適合的對象，而讓翁擔任代理館長，或直接由原副館長擔任代理館長？並且把部分文學界的疑惑提出來。龍部長表示，她不能用代理館長的方式去徵詢對象，有失尊重。
基於不隱瞞，我還原以上對話，給這篇文章的讀者。以下是我的意見：
一、我仍然認為選擇翁誌聰先生，是不適當的選擇。台文館此刻定位未明，根基仍淺，卻推動了許多跟台灣文學相關業務，且也肩負定位台灣文學、收藏文獻等多元責任，得有一位至少有相當背景的人士來擔任才合宜。(這點是我向龍應台的反映)
二、我寫普安堂的那一段我再查證。經過詢問一些朋友，以及閱讀各篇報導，確實當時並未有「眾多媒體」，我原文用詞不當，所以我願意承認錯誤，進行修正。但我仍認為部長沒有實質面對問題，並不允當。至於普安堂的議題也是我關心的，日後我會將它與近年各個文資保存相關議題，一併表達我的看法。
三、關於她邀請的餐會，我仍選擇不參加。
綜合以上，是以我修正文章裡的局部修辭(如上文所述普安堂一段)，但對這件事我仍秉持以上看法，對龍應台部長的評價，則負全部言責，因為那是我綜合各個層面的跡象、訊息，所進行的個人判斷，如果有誤，時間也會審判我。我不會因一通電話，就片面接受龍部長的說詞，也會繼續關心此事。我也會持續鍛練做為一個文化觀察者的能力，並盡一己之責。
●關於龍應台部長與普安堂絕食者李榮台女士的互動訊息，我主要來自以下報導，及部分私訊。普安堂事件事很重要的文資議題，也希望各位若有機會關心。
孫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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