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公布前夕，我想起今年的搞笑諾貝爾獎，或稱為Ig諾貝爾獎，ig指ignoble，代表諾貝爾諧音noble的反義，不名譽之獎。
今年的Ig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研究收入不平等與親吻次數的關係，只能算是中上，真正有趣的是Ig諾貝爾管理學獎。
廣西省的覃佑輝因商業糾紛與何某有仇，想雇兇殺人，於是花了人民幣200萬給奚廣安殺人。
奚廣安將殺人以人民幣100萬外包給莫天祥，又轉頭過去要求首謀覃佑輝追加100萬元，覃佑輝同意事成之後追加100萬。
莫天祥再以27萬元外包給楊康生殺人，並允諾事成之後再付50萬元。
楊康生再以20萬元外包給楊廣生殺人，並允諾事成之後再付50萬元。
楊廣生再外包給凌顯四殺人，允諾事成之後付10萬元。
所以殺人一共外包了五層，其條件分別是：
200萬 ＋ 事後100萬 --> 100萬 --> 27萬 ＋ 事後50萬 --> 20萬 ＋ 事後50萬 --> 事後10萬
如果每個人都遵守事後付款的承諾的話，每層的利潤分別是：
200萬 --> 23萬 --> 7萬 --> 60萬 --> 10萬
雖然通常是外包越多次之後，越下層的外包商利潤越低，但也有例外，第四層的利潤僅次於第一層，成為大贏家。
如果每個人都不遵守事後付款的承諾的話，每層的利潤分別是：
100萬 --> 73萬 --> 7萬 --> 20萬 --> 0元
第四層雖然可能成為大贏家，但是事後付款其實也是一種風險，所以第三層外包商將風險移轉給第四層，如果第三層沒拿事後款，顯然他也不會付給第四層。
不過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最下層的凌顯四都是輸家，不僅要背上殺人罪的風險，而且萬一上一層賴帳，他連一毛錢都拿不到，顯然是一筆十分糟糕的交易。
最下層的凌顯四不是笨蛋，他用了堺雅人主演的《盜鑰匙的方法》中殺手香川照之的方法，顛覆了整個外包鏈：
凌顯四通過留字條聯繫上受害人魏某，雙方電話約定在南寧市青秀區某咖啡廳見面，凌顯四當面向魏某告知了有人出資10萬元要將其殺害，並讓魏某配合照了一張手被反綁的照片，稱用於向上家交差，後將存有魏某照片的白色手機交給了魏某。
最後無人傷亡，外包工作徹底失敗。
那麼破案之後，法院如何判決呢？每一人的刑期與利潤（不遵守承諾／遵守承諾）分別如下：
首謀：有期徒刑五年
第一層：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100萬／200萬）
第二層：有期徒刑三年（23萬／73萬）
第三層：有期徒刑三年三個月（7萬／7萬）
第四層：有期徒刑三年三個月（20萬／60萬）
第五層：有期徒刑二年七個月（0元／10萬）
可以看出，刑期並未反映每層的風險與利潤。
Ig諾貝爾管理學獎雖然有戲謔的性質，但事實上背後牽涉到非常複雜的理論，比如我們都痛恨民意代表利用職權包工程，然後再層層轉包給小外包商，越下層受到的剝削越嚴重，並認為這是公共工程品質低落的主因。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又相信台灣充滿彈性與效率的彈性外包生產網路，不僅充滿著「黑手變頭家」象徵社會階層流動的勵志故事，也是某些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合作的台灣競爭力所在。
該如何理解與協調這兩種相互衝突的觀點？
又或者，當我們比較三星與蘋果的差異時，也會提及三星利用較高的垂直整合程度，而蘋果則用較多的外包體系，彼此競爭，這也構成雙方競爭策略與競爭力的差異。
究竟哪一種說法才是正確的？例如實證上我們發現印度某些勞力密集產業的外包體系，的確幫助了當地的中小企業在利潤、效率甚至生產力上有所提升，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日本企業外包時，最上層母公司的利潤並未有所提升，反而有時有害。
這個看似詼諧的黑色幽默，其實蘊藏著極為重要以及許多至今人類仍未完全理解的深刻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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