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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換內閣還是要換指揮官？

日前出身自民進黨扁政府的官員陳錦煌醫師向執政的民進黨提出建言，因台灣本土疫情死亡率高，希望蔡總統能「換」一個懂醫療的指揮官。

陳醫師台大醫學系畢業，曾擔任台大醫院小兒科醫師，在衛生署擔任過社區健康營造諮詢委員、九二一震災重建委員會執行長以及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更在2011年榮獲【台灣醫療典範獎】，陳醫師所提出的肺腑之言，期盼蔡總統能聽進去！

此外，民進黨前不分區立委、耶魯博士、政治學教授郭正亮也點出防疫的關鍵問題。綠營內部及支持者不信任防疫指揮中心的壓力快炸鍋，更導致蔡總統要上親綠電台去安撫，顯然支持蔡英文的人對防疫作為已逐漸不耐煩及產生負面評價。

民進黨不乏公衛及防疫專家，例如 ＃副總統賴清德、＃前副總統陳建仁，我相信他們在疫情死亡率偏高的此時，都應該挺身而出，來主導疫情指揮中心的防疫決策。

陳時中指揮官被批評不懂公衛、醫療，不接受接受防疫專家建言，用政治思考、用意識形態來決定防疫政策，許多人深有同感。3+11已經造成台灣本土疫情大破口，疫苗政策錯誤更讓台灣防疫整個荒腔走板大崩壞，台灣人民僅依靠國外援助才有疫苗可打，近期總統府、衛福部竟大言不慚的說民間買疫苗政府是「#一路開綠燈」，讓 #鴻海郭台銘、#永齡基金會 感到不解，逼得郭台銘要求見蔡英文總統。

既然民進黨蔡英文總統有意調整當前的防疫隊形，那就請蔡總統大刀闊斧、大破大立，任命懂公衛、醫療的專業人士，出馬整頓一片混亂的防疫隊形，不要再讓台灣人民每天都因為防疫破口而喪失性命。

蔡總統，請以蒼生為念，救救台灣人！

📣六月十八日最新疫情
本土確診病例數187例
死亡個案21例
境外移入1人

#致死率過高
＃超前部署原來都是假的
＃防疫請勿過度自信
＃用科學防疫
＃不要用政治偏見來防疫
＃台灣需要疫苗 ＃人命關天
＃期盼國產疫苗早日進行第三期實驗
＃換內閣 ＃換指揮官
＃最佳防疫隊形
＃新竹市議員李國璋與您齊心防疫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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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要幫鄧說話的意思．
　
不過這人的觀點也未免太不分是非．
　
鄧惠文受記者詢問育嬰假，全文應是，
　
「如果您還認為女性在工作上需要受到那些壓抑，請走出來看看，我，我周邊的女性，大家都好好的用到育嬰假，大家都會去爭取在工作和育兒雙邊的權利，我有很多同事朋友，是太太繼續在工作，先生請育嬰假，而且請蠻長的．」
　
而她接著有相關回答：　
　
「她連珠炮教導我如何爭取女性應有的權益：『如果你也嚮往這樣的世界，就從自己試試看，好好地跟伴侶溝通．如果你的公司有違法做法，不讓你享受已經制定的法律，你可以挺身而出去檢舉他，我們都會支援你的．』」
　
鄧的觀點當然受限於她的周遭，不過這不代表她選擇漠視，或構成幻滅的理由，相反，她教導對方方法，鼓勵對方有所行動，並表達支援，當然，她可能用了類似激將法的玩意兒．
　
至於，她分析韓國瑜用膝蓋走路，這就有趣了，沒記錯的話，那是應主持人要求，而她的分析是中性的，韓國瑜之所以會採取這樣的行為，是因為想把主持人帶到地下，展現自己的優勢，因為他面臨博恩的質問，想反擊對方，帶入自己的邏輯，用膝蓋走路，他可以走得很順遂，博恩則一下子就不支倒地．
　
至於韓國瑜的心理素質不適合當總統，我想這是一般人都會下的判斷，這樣子就叫「假藉醫師身份行使政治目的」實在荒唐可笑，如我是一個老師，評論韓國瑜此舉不能教小孩，那就是假借老師身分行使政治目的；如我是一個廣告人，批判韓國瑜負面行銷的方式是失敗的，那我也是假借廣告人行使政治目的，這樣子的邏輯，只是禁止其他人批評韓國瑜罷了，又或者，拿他人身分做文章，我可以批評，你鄧惠文不行，因為你是心理醫師．
　
墨子，「親士」有云，
　
「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眾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
　
君子對自己嚴苛，對他人寬鬆，一般人對自己寬鬆，對他人嚴苛，為何會有這樣的心態？不是沒有安定的居所，是沒有安定的心，不是沒有豐富的資產，是心裡怎樣都不滿足，所以框架他人以莫須有的標準，對自己的標準卻低落的異常，就是要控制他人以滿足自己，缺乏自信的關係而已．
　
鄧惠文是綠黨不分區參選人，身為一個政治參選人，就理當評論政治，如果她不評論政治，不評價極有可能擔任總統的候選人，那她才是失格的，韓國瑜以一個總統候選人之姿，在正常訪談之中，毫無預警的用膝蓋走路，引起了眾人的驚愕，台灣歷來的總統，或者說，全世界的總統，都不會有這種沒有邏輯的異常行為，鄧惠文以自己的專業解除眾人的疑惑，並以候選人的身分發出評價，讓其他人心裡明白她的政治意見，這不但是誠實的，而且有助於公眾利益．
　
有問題的是製造疑慮的韓國瑜，而非解除疑惑的鄧惠文．
　
至於鄧惠文砲轟吳宗憲對憂鬱症的誤解，以及新店無差別殺人犯患有思覺失調症，被民眾大喊唯一死刑，質疑「鄧惠文在哪裏」－神父必須說，這是典型的不分是非，流氓似的邏輯．
　
如同羅智強每逢軍中案件，就質問洪慈庸在哪裡一樣．
　
如果解除一個人製造的疑慮，就必須解除另一個，不然就是「風向對了開罵，風向不對靜悄悄，果然政客」，那如此這般，依樣畫葫蘆，當她試圖解除新店殺人犯的唯一死刑，你還是可以找另一個，比如「翁仁賢執行死刑的時候，你在哪裏？」質疑她不公正，一個接著一個，當你不能解除所有人的疑慮，你就不能解除任何一個，否則就是不公正，這就是要眾人陷入在吳宗憲和唯一死刑的吶喊之中，而沒有一個誤解能被解除，只要有人試著解除誤解，她就會被抵制，她就會被質疑是政客，而不是那些散播疑慮的人．
　
「你不能拯救全部的人，所以不准拯救任何一個」這就只是在反對拯救而已，而你不能解除所有人的疑慮，所以不能解除任何一個，這就是在反對解除疑慮．
　
握有話語權的精神科醫師，並沒有教育群眾的責任和義務，這是被框架以奇異的道德標準，好用來責難他們，他們並不是聖人，只是提供意見給他人參考而已．他們的意見並非全然的正確，但依著他們專業有較高的參考價值，當他們發出錯誤的意見，應該被批評，而不是冠以莫須有的罪，純粹是因為他們無法滿足個人的期待，責任是你冠給他們的，義務也是由你添上去的，自己擅自期待，又擅自失望，趁她說錯了一件事的時候，再把自己幻想與期待加諸在她身上，要她為它們破滅的事情負責，好似什麼侵害公眾的事情一樣，不是她的錯誤，也歸屬於她，再藉機公布她十年前的過往，其實，只是在報私仇而已．
　
更何況，十年前，鄧亦是受害者，她遭遇到了色情報復，如我們都認同，沒有任何女性應該遭此對待，無論任何感情糾葛，都不應該允許蕩婦羞辱，這就像我們在評判是非之前，必然先否定暴力，何況，還是超越質與量的性暴力、精神的折磨．
　
若滿口女性權益，卻連最基本的，不要利用女性受暴的過往，進行重複的羞辱，訐人陰私，以為樂趣，都做不到的話，我看不出，這樣的人哪裏在意女權了，哪裏在意女性了，有什麼資格去批評鄧惠文漠視女性－你不能要求其他人代替你去找女性的曙光，等到發現她也是需要曙光的那個人，她也需要自己拯救自己，就憤怒的責備她，「曙光在哪裏？」、「我們女性的曙光呢？」、「妳為什麼沒有帶來給我？」然後就落井下石，像個男性一樣去羞辱她．
　
我想，這不是爭取女性權益，而是要其他人滿足自己的利益罷了，談不上是「我們女性」，而是「我」，我需要一個免費的勞工，我需要一個任我擺布的玩偶，我需要一個完美的心理醫師，她是貌端莊大方的，口齒清晰的，傳遞我各式各樣的知識，任由我憧憬，任由我慾望，替我去討伐我的敵人，為我爭取權益，說出由我希望她說出的話．
　
只能前進，不能後退，不容許出錯，或有自己的想法．
　
我想，這只是需要一個沒有感情的機器人罷了．
　
鄧惠文說的沒錯．
　
「『我也來寫一篇，讓大家都知道他（她）的真面目？』」
　
「這種輿論公審的武器，可用於公義，也可用於私仇．」
　
「懇請師長家長撥冗輔導孩子，我們不希望孩子以為用網路人身攻擊是討回感情公道的好方法．請與孩子討論，協助他們辨認，哪些是需要揭發的惡行，哪些是私人情愛的糾葛．」
　
不過她也錯的離譜，錯在於，套用錯對象，把自己曾經面對，或者想像他人可能對她做的事情，套用在羅志祥身上．
　
羅志祥的行為，不屬於私人情愛，反而比較像需要揭發的惡行－這是學習心理學的人，普遍會遇到的盲點，心理學讀取的是行為背後的意識，而可能忽略了，行為本身所在的情境，甚至置於眾人的意識之中，所代表的意義為何，好比「恐怖情人」好了，這不是一個正式的心理學詞彙，屬於在親密關係之中，「得不到就把你毀掉」，這樣的意識，進而產生報復的行為．
　
然而，報復，也有分正當的與不正當的，「得不到」也有可以理解的，不能理解的，如果只讀取意識，就會讀成各種不相干的玩意兒，連結在一起，只因為他們看起來很像，滿足了「得不到－報復」的意識公式，羅志祥是個被報復的對象，周揚青與他又是情人關係，她失去情感，遭到背叛，他們曾經歡好過，於是這看起來就像私人感情糾紛．
　
然而，周揚青說，
　
「我如果想要毀掉他絕不是只到今天這一步．他如果只是單純的劈腿分手我都絕不會寫這篇文章，我說最後一遍，我會以這樣的方式是因為他行為品質敗壞、道德淪喪，並且無改過的可能，所以不願再讓其他女生受害！」
　
又說，
　
「分手後曾問過我媽媽，如果他追我的時候，我去網上查他的事情，能看到他這些行為，我絕不會和他在一起，但可惜那時候沒有一個被傷害過的女生站過出來……所以我現在要做那個人！」
　
這可以看見，羅志祥的行為，顯然不是花心或是劈腿而已，屬於兩人之間，主觀的感受，承諾與公平性的問題，而是一般人不會做的事情，牽涉到廣泛的傷害，周揚青也「不只是」為了自己而已，也關乎她個人感知到的，對於他人的公正．
　
如果有人在你眼前犯下惡行，如果你知道這些事，知道有其他受害者，妳要採取行動或視而不見，的問題而已．
　
如果你只是「好聚好散」，只是「寬容大量」，流於這種私人感情間的處世原則，放在眾人的情境之中，恐怕只是一種鄉愿，一種「姑息養奸」罷了．
　
我們觀看她所記述的，
　
「你都會約女生來家裡 關鍵還都是不同的 你去到每一個城市 都有可以約到酒店的女生 你和曾經介紹給我見過的你旗下的女藝人 甚至你的化妝師 都有長期不正當男女關係 還有你和你兄弟們對於那些被你們叫出來玩的女生是如此的不尊重 更過分的是 你們還會經常舉行正常人都無法想像的“多人運動”…… 這些顛覆我三觀的事情 全部，都發生在我最深愛的，愛了九年的你身上…」
　
「如果我們是因為性格不合或者你愛上別人分了手 我一定會做一個大家口中優秀的“前女友” 分手了甚甚麼都不說 灑脫地講一句 我們還是好朋友～ 但抱歉 這次的情況太特殊了 因為我知道 現在 包括以後 還會有很多很多的女生在同時被你騙著 她們可能還天真的以為她們是（除我之外的）唯一 姑娘們 千萬別自信到認為自己是那個可以改變他的人 因為有的人 他渣 是天生的 （你真的太太太太太 X100 渣了！！！）」
　
如果如她所說，每到一個城市，就開始獵豔，並且和他的兄弟們，一起雜交，而他對於每個對象都有欺騙的成分，甚至於，他和他的兄弟們，對於被叫出來玩的女生非常的不尊重，我想，這樣的行為，就不是什麼私人感情間的問題，而是傾向南韓的男星勝利，或是Ｎ號房事件，那樣子以支配、操控、獎賞、懲罰，使其無法自主，以制式化的方式，將人當作工具，滿足自己的慾望，甚或免除一切的風險，道德譴責和法律制裁，類似於ＰＵＡ的心理變態行為．
　
「就算知道心理變態者們在尋找伴侶的路上順風順水，你還是會驚訝地發現，很多人女人會在監獄外面苦等某個殺人犯出獄．心理變態者們都是情場高手，畢竟愛人們總願意被謊話哄騙．很多人都在尋找無條件的愛和奉獻．這種愛，心理變態者們可以裝得出來－相比之下，一個正常人則可能會對伴侶說：『聽著，寶貝，我可不會繼續忍受你做這些傻事．』但對女人來說，這種愛就像毒品，她們忍受一定程度的痛苦，去換取想要的歡愉．」
　
「家庭成員，特別是母親和妻子，大都會忍受心理變態者，因為他們會在心理變態者身上尋找閃現的同理心，並且認為自己可以改變對方．當然，心理變態者是不會改變的．這就像是一個男人娶了一個她在酒後縱情中認識的女孩，兩年後，驚訝地發現妻子和別人上床．即便是聰明人也會在這些情境下自欺欺人．每個人都傾向於自認有能力控制別人的行動和命運：『我和他的關係非同尋常，我可以看見他身上的優點，我知道他是個好孩子．』」
　
「心理變態者知道怎樣讓別人感覺自己是特別的．他們知道如何吸引別人，抓住別人的心，接著在某些情況下，開始實施暴力和羞辱，之後再用『我愛你』彌補．所以心理變態者的家人們會說：『他只是不能控制自己．我知道他內心存在一頭猛獸，但我可以控制他．』所以母親和妻子會護著心理變態者．對兄弟或者其他家庭成員來說，又有家庭歸屬感和家族帶來的同理心．所以即使一個變態人格者四處樹敵，家人們還是會和他同仇敵愾．」
　
「所以在一個徹頭徹尾的心理變態者身邊要怎麼表現才對呢？正確的做法是不要露出任何利用價值．如果你們似乎相見恨晚，不要相信，只要笑笑然後離開就好．每一個百人以上的派對裡，都可能有一個心理變態者，尋找有弱點的人伺機下手．如果有人來與你互動，記得仔細觀察這個人，看看他是否表現出任何古怪的行為．」　
　
這是詹姆斯．法隆，在「天生變態」一書中，所做的描寫．
　
鄧惠文受限於自身的經驗，產生了相當嚴重的誤判，這是必須被糾正的，周揚青並不是什麼恐怖情人，相反的，羅志祥才可能是那一個「恐怖的情人」．
　
然而，這不代表，她必須因著這個錯誤，把她的過往，包含她所犯過的錯誤以及受害的經歷，甚至不屬於她的，都歸咎在她身上，對於她進行徹底的否定．
　
大錯有大錯的代價，小錯有小錯的責罰，若將十年前的過往，覆蓋在現在說錯的話上，這無疑是藉由一個小錯，要人們用十惡不赦的眼光去審判他．
　
這不但不相干，也不公正．
　
一個女人因為一個男人而懷孕大鬧醫院，會因為那個男人有了家庭，身心的痛苦就消失了嗎？或者是將罪都移轉在她身上，她犯了破壞別人家庭的罪，這大於一切，別人對她犯的罪卻都煙消雲散了，她成了唯一的恐怖情人．
　
是與非，罪與罰，並不能用簡單的思考，去簡化一切．
　
如此，變會成為瘋狂的法官，朝著無辜的人們揮下女巫之槌，再來說，
　
「你跟他們都一樣．」
　
這，就是是非不分．
　
「如果被告過著不道德的生活，那麼這當然證明她同魔鬼有來往；而如果她虔誠而舉止端莊，那麼她顯然是在偽裝，以便用自己的虔誠來轉移人們對她魔鬼來往和晚上參加巫魔會的懷疑．如果她在審問時顯得害怕，那麼她顯然是有罪的，良心使她露出馬腳．如果她相信自己無罪，保持鎮靜，那麼她無疑是有罪的：因為女巫們慣於恬不知恥地撒謊．如果她對向她提出的控告辯白，這證明她有罪；如果她由於對她提出的誣告極端可怕而恐懼絕望、垂頭喪氣，緘默不語，這已經是她有罪的直接證據．如果一個不幸的婦女在受刑時因痛苦不堪而骨碌碌地轉眼睛，這意味著她正用眼睛來尋找她的魔鬼；而如果她眼神呆滯、木然不動，這意味著她看見了自己的魔鬼，並正看著他．如果她發現有力量挺得住酷刑，這意味著魔鬼使她支撐得住，因此必須更嚴厲地折磨她；如果她忍受不住，在刑罰下斷了氣，則意味著魔鬼讓她死去，以示使她不招認，不泄露秘密．」
　
所謂獵女巫，即是不論原因為何，不論是非對錯，不管時空背景，一律加上道德的罪，造一個完美的影子，凡不符合期待，就追責她使她消失－各種罪名是拷問的延續，怎樣的女人，從她生活中種種，都能找出瑕疵來，層層堆疊，用自己被欺騙，當作問罪的證據，去決定罪的大小．
　
是以，女巫與魔鬼的交配，女巫能否支配男人的愛恨，女巫殺死胎兒（墮胎）等，都能成為罪名．
　
一個女人被懲罰，另一個女人沒有，不公平，所以一起被拷問，或施予更重的罪．
　
恕神父直言，這樣子公布鄧惠文的陰私，說她施壓媒體，說她是恐怖情人，再把她不合己意的行為，都打成錯誤，這樣的行為，跟獵女巫沒兩樣．
　
２０１６年，還有人在網路上討論她的事，索要她的照片，評論她的身體，你不譴責這個，反說她施壓媒體，是小三小王，這不才是真正的不公正嗎？
　
為公義者，有其價值規準，比例原則，為私仇者，沒有下限，不分是非，一律糾結在一起，直到對方消失，直到自己滿意．
　
公與私的差別，就在於此，ｂｒｏｔｈｅｒ．

趙氏曾任教於美國Bryant University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深圳大學、香港樹仁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等多間學府，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客座教授、高級訪問學者；

2018年獲中國經濟思想史優秀（一等）著作獎，研究題目包括經濟思想、經濟史、政治經濟學，出版著作二十一部，論文三十餘篇。英國權威出版社 Routledge給予 "中國和西方頂尖學者（lea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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