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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被問到「你會說印尼話嗎」，我想說的其實是⋯⋯】
　
我被介紹是新二代、而母親是新住民時，我意識到根本沒人問我媽是誰，包括我自己也沒問過她：「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但就算問了，回答大概也會隨著各種因素而改變。因此在面對類似的詢問時，我往往回答：「我是新二代，但我的母親不一定是新住民。」我媽的認同，就由她自己來回答吧。這些年來，我媽漸漸發現來自印尼不是一件丟臉的事，開始自我介紹是印尼華僑。
　
過了這麼多年，我終於能說明自己為何無法流利地說印尼語、客家話、閩南語——其實，很多人也無法流利地說他們父母的母語。因為多次殖民的歷史遺緒，人們必須改說日語、說國語、各種被規定的語言。導致他們必須不斷地問：「你為什麼不會說？」
　
這個問題並不真的指向我們，而在問他們自己。我們為什麼不會說我們父母、祖父母的語言？
　
🎤有時，語言成為一種消極的武器
　
眼前的女孩說，她從小不說閩南語，「因為我討厭我阿公。」
　
她25歲，之於我，是非常年輕，年輕到必須證明自己是誰，否則就什麼都不是的年紀。但也已經太老，老到大學都畢業了，可能沒有任何值得被人記得的作品，也沒把握自己能不能一直做喜歡的事。那段短短的對話裡，「我討厭我阿公」出現了無數次，多到我擔心會造成家庭失和，趕緊將話題引到其他方向。但我也能想像，因為屈辱、想讓家人揚眉吐氣的悲情處境，依舊存在於社會的許多角落。
　
就算是土生土長的台灣媳婦，與公婆同住都很難不生任何摩擦，更何況是舉目無親的新住民？面對外界歧視就算了，回「家」連躲起來的角落都沒有。諸如家裡的碗怎麼沒洗、為什麼只生了女兒、有本事就滾回去等等。我所聽到新住民與婆婆最要好的發展大約是，丈夫死了或欠債逃了，因此婆媳頂了一家店苦幹實幹，緊密相依，沒有任何外界想像的衝突——因為外面的衝突太大，內部禁不起任何折騰了。
　
而這女孩的母親，面對的甚至不是婆婆，而是閩南家族的大家長。「我其實會聽、會講閩南語，但就是不想講，阿公跟我說話，我就用國語回答。」這是身為長女唯一能為媽媽報仇的方式了。她不能裝作沒聽到——那被視為沒大沒小——但她用長輩陌生的「國語」，為媽媽創造了一層保護空間。我想像，這女生的「國語」比她阿公好很多，好到足以讓阿公意識到，這孫女不會乖乖聽他的話，能讓一家之主的阿公，瞬間變成空氣。
　
曾聽過來自東南亞的人，面對他人歧視時仍樂觀地說：「他們說他們的，我們裝聽不懂就好了。」但來自中國的移民（就算原本是中國籍，也可能入了台灣藉，只是因為口音被當做了局外人）則說：「他們知道我們聽得懂，但也不能怎樣，就默默忍下來。」
　
其實，我們都聽得懂。但有時不聽、不說，是我們在有限的選擇中，唯一能保護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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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沒有「晚上好」的金馬獎真的這麼好（轉刊）
管仁健
（李怡按：昨天拙文談金馬獎，接青年導演林子穎來訊說：「沒有中國電影，金馬藝術水平更高，把更多焦點放在小眾題材上，向世人介紹更多好作品。」其後在網上讀到台灣作家管仁健這篇文章。原來在金馬獎頒獎禮上頻頻出現中國用語「晚上好」，已經被台灣認為把金馬獎污染了。香港人也許可以從中悟到：為什麼我們要努力維持說香港味的粵語呢？）

「台灣的演員、導演都非常棒，不要流失他們，把他們留在台灣拍戲，我願意從學生製片拍起，我半價（接戲）。」
真的，鄉民是公平的。這段話是「國民阿嬤」陳淑芳從影61年，影齡比金馬獎都還大6歲的雙料影后，卻能在首次入圍就得雙大獎，致詞時說的一段話。
第57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在11月21日圓滿落幕，獲得外界、網友們一致好評。台灣的各種頒獎典禮，這幾年官員已經不再致詞，主持人廢話也少了些，無奈很多得獎人不自知也不自愛，以為上台領獎致詞是去KTV搶麥，廢話好似周星馳電影《鹿鼎記》裡，多隆對韋小寶的敬仰「猶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又如黃河泛濫一發而不可收拾」。
最典型的悲劇就是今年9月26日第55屆電視金鐘獎，以往典禮都在11點左右結束，最晚也只拖到11點半，但今年卻嚴重超時近1小時，導致戲劇節目女主角獎、戲劇節目導演獎、最佳戲劇節目獎等壓軸大獎，拖到過了12點才公布。不少守在螢光幕前的觀眾，在12點半典禮結束前就已忍不住睡著，沒能看到最後，引起鄉民痛罵。
其中廢話最多，最被鄉民砲轟的「罪魁禍首」，就是以《我在市場待了一整天》榮獲生活風格節目獎的製作人劉志雄，3次上台朗誦手機裡寫好的小學生作文，一個人就耗掉將近9分鐘。
再說一次，鄉民真的是公平的。陳淑芳的得獎感言，時間加起來遠遠超過劉志雄，但大家聽得卻依然有笑有淚，網路零負評。因為致詞時間的長短還不是重點，內容與效果才是王道。陳淑芳在台上說的，不只是她自己想說的，也是全台灣人大多數人的心聲（無須理會那些放棄治療的統支廢渣），所以陳淑芳就算說得再多，鄉民們依然捧場。
金馬獎好看要感謝中國政府？
但今年的金馬獎之所以好看，真的要論功行賞，超萌的國民阿嬤陳淑芳，都還只能排名第二。
能讓金馬獎脫胎換骨，這兩年來越來越有特色，也越來越能凝聚台灣人心，大家在電視機轉播或網路直播，再也不用聽到罹患無骨症的台灣藝人，學王炳忠（台灣統派新黨發言人）那樣捲起舌頭，噁心十足的問候大家「晚上好」；更不用擔心被那些甘心成為當權者鷹犬，上台致詞的中國電影奴隸人，言語性騷擾的霸凌「很高興來到中國台灣」，這完全要感謝中國政府。
2018年第55屆金馬獎頒獎典禮，最佳紀錄片由《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奪得。這齣耗時6年拍攝的紀錄長片，是以2014年太陽花學運為背景，報導學運領袖陳為廷與中國在台交換生等人，展現這些人在社會運動中所遭受的衝擊和影響。但傅榆在得獎感言時說：
「很多人以為這部影片在講政治，其實它在講青春。青春很美好，但是青春卻也是最容易犯錯的時候，也是容易把錯誤的期待投射在別人的身上，這種錯誤不僅可能發生在人對人、或是國家對國家，希望我們的國家可能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
傅榆發言後，來自中國的去年影帝涂們，立刻在頒發最佳女主角獎時說：「特別榮幸再次來到『中國台灣』金馬獎頒獎，我感到了『兩岸一家親』。」典禮結束後，來台參賽的中國電影工具人，又集體抵制出席惜別酒會。
另外傅榆的得獎感言，在中國也立即引來了回應。「微博共青團中央」轉發了一幅包含台灣、南海在內的中國地圖，並配文稱「我深深的愛著這個國家」，並配上「中國，一點都不能少」的標語。
那些比婊子更無情，比戲子更無義，參加過本屆金馬獎的中國電影工具人，翻臉如翻書隨即轉貼。例如當屆金馬影帝徐崢、入圍影后的周迅及孫儷、以及胡歌及鄧超……等。
「中國一點都不能少，但是可以缺一大塊」。國民黨時代的秋海棠地圖，被俄羅斯蠶食鯨吞，早就瘦成了老公雞。但即使唐努烏梁海被占了，外蒙獨立了，見樹不見林，見台灣不見俄國佬的中國電影工具人，仍在那裡無恥的叫囂「中國一點都不能少」。多年來金馬獎找這些中國電影工具人來撐場面，對台灣人或對電影人來說，都是自取其辱。
「錯把宋粉當台獨」了嗎？
去年中國挑釁地把金雞獎移師廈門，並與金馬獎同一日舉行頒獎典禮。今年乾脆借疫情之便，不讓任何人來台參展，連合資拍片都不敢報名。但這對台灣來說，就像禁止觀光客來台，讓台灣免於武漢肺炎肆虐一樣，真的是天佑台灣，讓金馬獎回歸電影，政治掛帥轉回金雞百花。
1982年出生的傅榆，父親是馬來西亞華人，到台灣求學定居；母親則是印尼華僑，9歲到台灣居住。雖然畢業於政大廣電系與台南藝大音像記錄研究所的傅榆，受訪時也自認自己是「台灣人」，但也說「自己雖然長於外省家庭，崇拜宋楚瑜，卻又不是真正的外省人，與真正的台灣歷史脫節」。
台灣人一般所謂的「外省家庭」，嚴格說來是指戒嚴時代的眷村，或是軍公教警這些吃兩蔣皇糧的家庭。當然，如果放寬一點來說，也還是父母或祖父母，在1945年戰後到1950年國共內戰期間來台的。
但傅榆的父母親，都是戒嚴時代才由東南亞來台定居的華裔，台灣人會稱這樣的家庭為「新住民」。當然，無論是外省第二代或新住民第二代，絕對都是台灣人。不過，支持甚至崇拜宋楚瑜的人，在台灣是不太可能被歸類為「台獨」，甚至是「鐵桿台獨」。比較熟悉台灣事務的國台辦官員，也不可能犯此低級錯誤，錯把宋粉當台獨。
但中國電影工具人，卻比國台辦官員還政治掛帥。傅榆這種家庭背景與這種言論，都被認為是台獨，請問台灣還剩幾個非台獨？
「晚上好」成了政治通關密語嗎？
金馬獎在戒嚴時代，只是新聞局年年行禮如儀的一個官方獎項，主辦者與獲獎者都沒當成一件正事。解嚴後交由電影人負責，隨著評審過程越來越嚴謹，政治力已完全無法介入。
在金馬獎頒獎舞台上，能上台領獎的人是誰？上台後會說什麼內容？主辦單位不可能事先知情，一旦知情，這個獎也就沒任何公信力了。何況對中國電影工具人來說，「內地」也有一堆像戒嚴時代金馬獎那樣的電影獎，為什麼還要飄洋過海地來參加金馬獎？
台灣擁有華人世界裡難得的言論自由，頒獎典禮上傅榆說了什麼，或是涂們說了什麼，都跟其他入圍者與得獎者無關，更與主辦單位無關。但是來自中國的電影人，卻必須在國家暴力下，用集體不出席酒會來抗議一個得獎人的講話，這樣的作法很幼稚，也很無恥。
今天若是評審對參賽者霸凌，或是頒獎者對得獎者霸凌，尤其是主辦單位對參賽團體霸凌，參賽團體在抗議無效下，進行這樣的集體反制，多少還有些正當性。
參賽的電影人，一定是有地域、性別、階級、政治、宗教……甚至對電影主題與技法派別，看法肯定南轅北轍。不同是正常，全部一樣才是異常，也只有國家暴力才會妄想讓大家的聲音一樣。抓幾隻狗來關在一起，叫聲都不可能一樣吧？
「晚上好」與「兩岸一家親」一樣，中國人喜歡這麼說，台灣人無須反對。但台灣的電影人，無論你的政治立場是統是獨，只要作品夠水準，侯孝賢統嗎？蔡明亮統嗎？本魯（本魯蛇loser）都還是會買票進場支持。
可是在台灣的各種頒獎典禮上，把「晚上好」掛嘴上，就像「兩岸一家親」一樣，成為中國政治通關密語，作為自己能放棄靈魂，甘願只當工具人的政治小丑，從此不再出現於金馬獎。真的，讓老人再囉嗦一次，天佑台灣，原來沒有「晚上好」的金馬獎真的這麼好。

1934年-1935年 香港土生土長美人魚「#楊秀瓊 1919-1982」紀錄綜合 原片黑白 colorized色彩版
民國時期游泳皇后「楊秀瓊」
片段在1934年楊秀瓊在南京新建成泳場表演珍貴片段，1935年10月10日楊秀瓊代表香港於在上海舉行的第六屆全國運動會 #原聲片段
〔楊秀瓊〕代表香港參加在南京舉行的第五屆全國運動會，囊括了全部五項女子游泳金牌，引起全國轟動。
1934年她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在菲律賓舉行的第十屆遠東運動會,得四項冠軍及女子組總冠軍。
1936年，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柏林奧運會。
1938年12月27日與著名騎師陶伯林，於香港大酒店舉行訂婚儀式，當時年僅20歲。
1939年11月5日在跑馬地聖馬嘉利教堂舉行婚禮。
1940年1月22日便誕下女兒陶唐克，顯然是奉子成婚。楊秀瓊誕下女兒後，仍然經常出席香港社交活動。
1941年10月12日，中國旅行社在沙田舉行「在港工商名流秋遊沙田」活動，其中一項節目便是楊秀瓊表演泳術。
1947年10月13日，在香港冼秉熹律師樓與陶伯林辦理離婚手續。
離婚後不久，楊秀瓊便再結婚，1948年10月在上海與印尼華僑商人陳真廣結婚，婚後大部分時間在曼谷居住，間中回香港處理事務。
約1953年舉家回到香港定居。1962年起,擔任香港拯溺總會女子部主席,連任四年。
晚年移居加拿大溫哥華，1982年10月10日病逝，享年63歲，遺下丈夫及1子3女，安葬於溫哥華海景墓園。

#歷史時空

以《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奪下台北電影獎與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傅榆，近來獲得極大矚目。訪談時，她提到以前朋友幫她做過抽牌心理測驗，傅榆拿到的牌是叢林，意味雜亂，但朋友說，不該害怕自身的雜亂，因為會有許多可能性發生。
家庭背景是鐵藍（國民黨）陣營的傅榆，因為種種事件，包含小學時因不懂台語被排擠的心理創傷，大學時期不加思索地隨口批評陳水扁而與好友爭吵，還有319槍擊案後在系上BBS回應嘲笑集聚總統府前抗議的泛藍選民的學長，而被歸類為藍蛆蛆，乃至於研究所時讀到靈魂偶像郭立昕撰文質疑，為何至今沒有人拍攝政治議題紀錄片等等，而逐漸走向獨立思索與政治、社會運動探索的道路上。
傅榆表示，得金馬獎時的獎致詞，並非表達立場，是希望讓不同邊的人也能聽見自己的感受，不是制約式認定與想像，如此或有可能產生真正的對話。她最大的理想與追求是，讓不同立場的人對話，進而理解彼此，甚至找到合作的可能性。
在318太陽花運動崛起、宛如救世主的陳為廷，以及憑著《我在台灣，我正青春》一書而聞名、孤狼也似地投身於台灣社會運動的中國來台學生蔡博藝，為《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主要紀錄對象。
傅榆認為她像陳為廷、蔡博藝的母姊。陳為廷總是對他人介紹，傅榆是他的專屬攝影師。當她集中大部分心力拍攝蔡博藝紀錄短片時，陳為廷坦言有失落、類似吃醋的感覺，反之亦然，蔡博藝也有同樣的感覺。
前者後來因為性騷擾事件黯然退選，後者則是因為國籍身份在競選淡江大學學生會會長遭受各種刁難而失利。兩位社運明星企圖進入體制的挫敗，也就讓他們光芒頓失，再加上原來蓬勃開花的各種運動風氣，赫然緊縮，力量被切斷，預期造成巨大改變的希望，轉眼落空，傅榆於是大受打擊，陷入低潮。不同背景、但都在社運裡找到歸屬感、且希望讓對話與理解發生的他們，儼然孤兒，流浪在現實的震盪之間，無所適從。
既是知名紀錄片導演、也是七日印象電影負責人的沈可尚認為，不管是什麼樣議題的紀錄片，最終都是在處理作者自身的問題。他強烈地建議傅榆必須誠實面對自身，重要的不是關注陳為廷與蔡博藝何去何從，而是傅榆自己想要何去何從。
傅榆也就被逼得要誠實面對心理的狀態、往自己的內在方向探問，而不止是凝視陳為廷與蔡博藝。傅榆驚覺，原來令自己一蹶不振的落空，是由於自己把關於問題跟對答案的想像跟期待，都放在他們身上。一旦意識到自己過度依存陳為廷與蔡博藝，傅榆就明白，她必須回到自身，必須跟他們道別，切斷臍帶也似的精神連結，必須自己出發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答案。
專制是所有聲音不得大於上位者聲音，民主則是讓對話有最大可能性的機制。是以，縱使感覺失落與挫敗，傅榆仍然相信，沒有誰應該是敵人，所有人都活在共通的處境。而民主本就是遠久思維與堆積細微改變的長路，從來無法快速、立即。


小檔案
傅榆，1982年生於臺灣，紀錄片導演，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廣電系、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以《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獲得第20屆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第55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並入圍該屆金馬獎最佳剪輯。
父親為馬來西亞華人，來台求學、定居，即所謂僑生；母為印尼華僑，9歲已隨家人移民台灣，父母婚後都定居台灣，並生下傅榆。父母認同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雖非嚴格定義上的外省人，但自我認同極其相似；傅榆亦曾自謂，長於外省家庭中，家人崇拜宋楚瑜，卻又不是真正的外省人，與真正的台灣歷史脫節。
其作品有《蘇格拉底草莓論》（2006）、《大家一起照鏡子》（2008）、《百萬格子小富翁》（2011）、《123。草莓人》（2011）、《藍綠對話實驗室》（2012）、《我在台灣，我正青春》（2013）、《太陽・不遠─不小心變成總指揮》（2014）、《完美墜地》（2015）、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2018）、《不曾消失的台灣省》（2018）。

沈可尚，出生於台北，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知名紀錄片導演，現為台北電影節總監。
1999年曾以大學的畢業製作《與山》入圍法國坎城影展短片競賽單元，但此時他陷入低潮，因而轉至廣告界發展。在廣告界工作一段時間後，偶然有機會參與國家地理頻道「綻放真台灣」的紀錄片徵案製作，因而開啟紀錄片拍攝之路。
沈可尚陸續拍攝《野球孩子》、《賽鴿風雲》等作品，2013年以《築巢人》獲得台北電影節百萬大獎。2017年擔任台北電影節總監，試圖為影展找出新的定位與各種可能。深度探討婚姻機制的《幸福定格》於2018年上映，備受矚目。

「我們是現存最悠久的印尼餐廳，在七十年代開始做到現在，都差不多是半個世紀。業主要放盤，所以我們不做了，算是光榮結業，我們做到2月4日（年三十）晚便光榮結業了。」經理鄭祖明說。1970年開業的這間印尼餐廳，上周五決定結業，近半世紀歷史，餐廳有不少老員工，其中一位便是鄭祖明。「我20多歲做到現在58歲，都35年了，我都很不捨得，好有感情，我由未結婚，到拍拖再到結婚生女，現在她都上班了，我現在還在餐廳，繼續工作。」他父母是印尼華僑，35年前來到印尼餐廳打工。「我們老闆很好的，像我們今次遣散費，我們沒有對沖強積金，他全部都給回我們夥計。如果生意好，每年都會請我們去旅行，東南亞國家全部都去過，連最遠美國都去了。」老闆是今年80歲的印尼華僑，但為人低調，從不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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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副刊，推動知識文化多元。培養品味，立足香港放眼世界。不畏高牆，我們站在雞蛋一方。
《果籽》 栽種品味，一籽了然。 https://hk.appledaily.com/realtime/lifestyle/

荃灣有三大街市，數歷史悠久，就非香車街這個屋邨舊街市莫屬。
三層傳統老風格街市，看似細小，卻有二百多個檔口，隱藏不少寶物，像主要售賣印尼食品的金鳳凰就是其一。
老闆蘇太是印尼華僑，1998年接手親戚的雜貨店經營至今。最初只是售賣印尼食品等香料雜貨，因為愈來愈多印尼老華僑尋找印尼咖啡。二十年前開始，除了三合一即沖咖啡，亦引入印尼咖啡豆於店內售賣。時至今天，店裏有十多款印尼/南美/非洲的單品咖啡豆可供選擇，如哥倫比亞、耶加雪夫、萬特寧；坊間不太常見的Long bean及法國紅酒釀咖啡豆；為老華僑而設的拼配印尼豆，更可以按客人要求拼配不同口味。
因為店小，存貨量不多，每次新入的咖啡豆只會存放一星期，「客人既然光顧我們的店，我就想把最好品質的東西給予客人。咖啡豆放置時間不能太長，工場炒豆後先抖氣，兩天內運送到店。咖啡豆存放在店不會多過一星期，基本上每個星期都會有新鮮咖啡豆。」蘇太說。
店裏設有磨豆機，可以按客人要求磨製咖啡豆，每次最少半磅起，方便家裏沒有磨豆機的客人。「我較均真，覺得與客人說好了價錢及重量，斤両一定要足。磨豆過程會令咖啡豆損耗，真正交到他們手上時，可能不足一磅，所以客人需要的話，我會磨了才磅重，足斤両給他們，一磅就是一磅。」蘇太說。


金鳳凰東南亞食品
地址：荃灣曹公坊福來邨香車街街市100,102,114號檔口
電話：2402 2068/6215 6343(whatapps)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六8am-6:30pm，逢星期日休息

採訪：劉明慧
攝影：周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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