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 #中秋節幹嘛烤肉? #這是誰的中秋節? #從國定假日看權力運作 〕
今天是中秋節,不知道各位壯士們是否有搭上返鄉專車回到熟悉的家人身邊,一起共度月圓佳節。
在享受四天連假的同時,建議各位壯士們不妨抬頭看看天空賞月之餘,享受中秋必做三件事:烤肉、吃月餅、吃柚子。
今天,除了談中秋幹嘛烤肉之外,也想談談「國定假日」背後的社會學思維。
▌中秋節的過去
「中秋」一詞最早出現在《周禮》一書中,但直到唐朝,才成為固定的節日,《唐書‧太宗記》記載有「八月十五中秋節」。
尤其在唐朝之後,中秋賞月的習俗愈來愈普及,慢慢演變成中秋節。至明清,中秋節已與元旦齊名,成為中國的主要節日之一。
有關中秋節的典故,除了大家經常聽到的:吳剛伐桂、嫦娥奔月、玉兔搗藥與月餅起義,這些不少人都耳聞過的古老傳說,但是其中都與烤肉無關。
▌中秋節與烤肉的關聯究竟為何?
中秋烤肉的起源有幾個說法,1982年的《民生報》認為係因1981年烤爐外銷不景氣,廠商大量內銷的結果。
2007年《聯合報》也有民眾投書表示中秋烤肉是他於1990年代發明;而在2004年左右,「廣告說」出現,《聯合晚報》提到:
「中秋節烤肉的風氣是因為烤肉醬廣告推波助瀾的關係。網路上有人相傳,十多年前,萬家香醬油推出『一家烤肉,萬家香』的電視廣告,隨後競爭廠商金蘭醬油也密集推出金蘭醬油烤肉醬的電視廣告相呼應。」
而根據亞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陳峻誌考察後發現,從史料分析上,無論是萬家香或是金蘭公司的烤肉醬商品推出時間或是電視廣告的播出,都晚於台灣「中秋烤肉」的現象出現年代。
不可否認的是,相關業者的推波助瀾,的確讓中秋烤肉變的更加普遍。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中秋節烤肉」這個與中秋習俗無關的活動,也儼然成為台灣相當具備特色的中秋活動。
▌所謂國定假日
而中秋節之所以能夠放假,則是根據「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之中的規定,其實該法規當中,將節日分為三類:紀念日、民俗節日與一般節日。
紀念日大多與中華民國史上重大事件以及宗教相關,例如:開國紀念日、和平紀念日、臺灣聯合國日與佛陀、孔子誕辰紀念日等;
民俗節日則與台灣民俗活動有關,春節、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農曆除夕以及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自2006年起,具法定16族原住民身分者,得於所屬族群的歲時祭儀放假1日。)。
而一般節日則是多與特定群體有關,如:婦女節、青年節、兒童節、軍人節等。以及臺灣光復節、中華文化復興節。
而其中能夠放假的節日,則被俗稱為「國定假日」。
▌國定假日也代表什麼嗎?
若是歸納上述假日的特質,可以發現許多的國定假日與漢民族的民俗信仰相關。
但是在台灣,也有客家族群、原住民族與新住民等,讓台灣這座島,能夠有著多元的族群展現其各自獨一無二的樣貌,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與歲時祭儀。
國定假日作為一社會制度,假日政策的行使與規劃必然是權力運作的結果。然而在國定假日規定上,特別是「民俗節日」的安排,讓尊重台灣多元文化的美意造成反效果,反而更可能忽略、排除了其他族群的歲時祭儀。
▌結語
國定假日的儀式與活動,是產生維持、創新、改變、增強或削弱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的工具,透過儀式與慶典維持了國家認同的符號與神聖性象徵。
藉由儀式激發人民的共鳴,人潮聚集構成了獨特的集體記憶,產生國家命運共同體的感受,增強了國家及社會認同。
在台灣,國定假日的形成與發展是政治權力和宗教共同賦予假日使其有所意義的結果,在不斷的社會變遷當中,假日如何被定義,意即國定假日的制定與形式,是多族群國家必然面臨的課題。
如何在經濟社會發展、族群平等、文化傳承間取得平衡,並給予台灣多元族群更友善的環境,需要主政者審慎思考。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50的網紅偽學術,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旅行的旅行] 行動傳播技術空間中的旅行:#當我們用GoogleMap找路時 / 李長潔 🚎 . 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的那些超級冷門的風景、傳說地點、氛圍氣喫茶老店,到底怎麼找到的,聽都沒聽過這些地方。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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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集 當臺灣遇見疫情 (下)之一 (文字版)
我們應該努力讓自己不只把注意力只放在疫情數字的控制上,以免見樹不見林。而要更關注一些根本的問題。
上一集我們已經談過一些課題,這一集我們先來談政府的角色與作為。
1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劉紹華教授,去年曾經寫過一本書,
談疫情時代的一些關鍵詞。
這次我問她,過了這段時間,會不會再加新什麼關鍵字。
劉教授說她會加「專家」這個關鍵詞。
為什麼?
劉紹華教授說:每天疫情指揮中心向大家提出報告,也說他們有個決策委員會。但是她問我:「你知道是哪些人嗎?」
這些人到底是誰,媒體要不到資料,法律學者也要不到資料。
她說:在我們所知道的世界許多民主國家裡,這是不會發生的事。
即使在臺灣也一樣。
在這一次疫情爆發之前,我們政府的運作也沒有這樣。
這麼重要的一個單位在決定這麼多重大的事情,裡面有所謂的決策委員會,但其中有哪些專家、委員,卻沒人知道,這樣的事情以前是沒有發生過的。
我問劉教授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她說這就是因為一旦我們把控制疫情的數字放在一切事情之首的時候,當然其他的事情都會放到其次,不受注意。
這麼重大的事情,決定的專家卻隱形了 ,這不是民主社會的常態。
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李建良教授,也有同樣的觀察。
他說:現在防疫權力這麼集中的情況,稀釋了法規上的一些正當性。
衛福部部長究竟是根據什麼法源來代行閣揆的職掌?
真正的指揮官是誰?
真正出了重大的問題,誰要來負責?
都是不清楚的。
疫苗的分配也是。到底有哪些科學基礎、價值選擇、政策衡量?
打疫苗的順序,又實際上是由誰來決定的?出了問題,如果要追究決策環節的時候,到底是誰要負責?
決策的透明度、決策的過程,到底是根據什麼標準跟流程做出來的?
這些目前也都是不清楚的。
所有這些,都是當政府在一切以疫情控制為最優先的時候,所忽略的事情。
2.
另外,當然還有公民權益的倒退。
劉紹華教授指出:去年疫情爆發之後,只禁止滯留湖北的臺灣人返臺;從別的地方返台的人卻沒有這種限制。
一個民主國家,把公民的基本權益做這種限制,是不該有的情況。
劉教授說:在這個過程裡,提出質疑,就會被要求團結;有不同的意見,又很容易被打成中共的同路人。
她說:從去年開始,中央的政策都在喊全島一致,一直到最近,所謂的要不要解封這樣的事情,才交由地方政府來決定。
她認為,這是因為亞洲經過威權文化洗禮的地方,都容易就以為團結就是整齊劃一。
但她說,看教宗這本書就會知道,像教宗講的團結, 就比較像是禮運大同篇裡面所講的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如果不能容納多元的聲音,那到底怎麼形成一個社會的共識?怎麼形成真正的所謂生命共同體呢?」她問。
政大公共行政學系杜文苓教授也說:在一個社會裡面怎樣調節不同的意見,互相尊重,讓不同的意見可以創造出新的思考和解方,是極關重要的。
杜教授說:教宗在這本書裡面講 「不同意見 可以保留高音處的和弦」。這樣才可以使得社會的聲音更繽紛,更豐富,不落俗套。
此外,李建良教授也指出:就是疫情期間很多會議都採取網上會議的時候,視訊時代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效率會減弱,重要的決策很容易就被輕鬆通過。
而線上型式的利弊就是,一方面有利於資訊的傳播、記錄,
但不利的一點就是公共政策會如此決定。
李建良教授也特別提醒:數位足跡的資訊掌控跟使用,事後如何還權於民,或者說是如何還私於民,這些事情也都是政府應該事先就清楚說明的。不能等到人民要求說明一點,政府才做一點。
3
除了政府的角色之外,公民社會的課題也非常關鍵。
清大通識教育中心的林文源教授,這一年多來一直在密切觀察臺灣在疫情時代所發生的種種現象。
他說:就像世界經濟在疫情爆發之前重視全球化的長練,而疫情爆發之後開始注意各地區的短練,台灣對疫情的關注和因應,也有長練和短練。
林教授說:臺灣的疫情,其實可以分成前後兩個階段。
今年五月之前,很容易讓人覺得台北就是全台灣,非常中心化,也像是重視的是長練。
而今年五月之後的第二階段,才開始更注意各地當地的現象,在地化的討論和因應。
林文源教授觀察上半場的另一個現象是 :大家的討論都好像參加政論節目,而下半場則出現比較多的個人化的行動,實質考量。
假新聞很多,但是主動對抗假新聞,補資訊漏洞的人也多起來。
「臺灣跟中國的較量,從過去政府之間好像是長程飛彈的較量,改為現在民間的巷口的肉搏戰。」他說。
當萬華茶室事件爆發後,固然有很多人在污名化,但是也很多 NGO 的從業人員在關心這些弱勢者,為她們發聲。
所以他說看到民間很多人在主動論述,幫我們釐清社會的樣貎,因而可以準備未來可以做什麼事情。
因此,林文源教授說他看到很多人像是在日常生活裡進行個人的社會運動。
許多其他學者也有相同的觀察。
杜文苓教授說:如果只看主流媒體,會只看到對立立場的相互指責,看不到社會有什麼其他自主性的力量。
但事實上,杜教授說,像社會出現對萬華茶室的污名化之後,出現很多自主性的草根力量在行動,協助街友、性工作者。
她說,這是我們社會可貴而重要的力量,也是我們面對未來挑戰的靭性力量。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趙恩潔教授提醒要注意兩大結構性的問題。
第一是要注意資本的不平等。
她提出所謂 COVID 難民這個概念。
她說,這一次疫情的傳播,全世界皆然,都是因為有些人可以搭飛機在空中到處旅遊 , 所以造成了快速的全球性蔓延。
然後等疫情爆發之後,以臺灣為例,很多人就因為臺灣安全,就回到了臺灣;可是等到臺灣的疫情爆發,疫苗又短缺的時候,這些人就又馬上又離開臺灣,
再到其他可以打疫苗,他們認為更安全的地方。
趙教授認為這是一種資本的不平等。
有些人有條件一直這樣飛來飛去,不但造成了病毒的傳播,又能夠這個及早找到自己認為安全的避風港。
相對之下,社會裡比較弱勢的人,沒法像他們這樣移動的人,居於非常不利的情況。
趙教授提醒的第二點,是大規模農業和養殖動物的問題。
養殖動物從以前開始就是很多傳染病的起源,目前當然更是我們要小心的源頭。
而她看到現在許多人因為這次疫情,已經改變自己的注意,
改為開始注重在地的生活圈,發展農業自主。
她認為這也是公民社會裡大家在實踐勇敢夢想的行動。
4
在一個公民社會裡,溝通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劉紹華教授說,所謂觀察問題,並不光是說「看」到問題就可以。
光是「看」,也可能會「睜眼說瞎話」。
她說:觀察問題,需要有一段距離,才能需要「景深」。有了景深,才會觀察得立體化。
劉教授說,但是臺灣的人口密度很高,大家都很貼近,所以討論公共議題的時候,經常難以產生必要的「情緒距離」和「眼光距離」,也就難以產生「景深」。
她說:這一點是需要我們注意的。
對於如何溝通,台北醫學大學林益仁教授提出一個觀點。
林益仁教授長期觀察原住民文化,參與原住民的活動。
他說:台灣的地理很特別。從海平面上升,到亞熱帶、溫帶,甚至到高山是寒帶。 所以我們的植物生態非常多元。
林教授說我們的社會也是一樣。人口有非常有多元的各種背景,和澳洲一樣也是墾殖社會,但是擠在一個小很多的土地上。
所以林益仁教授認為:我們社會的對話,可以參考原住民的這個方式。
他說,泰雅族裡面有句話話叫「 sbalay」。
「balay」就是真相,「sbalay 」就是找尋真相,和解。
所以當泰雅族碰到他們族裡面出現爭議的時候,就會把大家找來,都坐在一起 ; 你把你看到的講出來,我把我看到的講出來,他把他看到的講出來 。
林教授說,通常大家把自己所看到的東西都講出來,轉了一圈之後,
大家大致就會有一個答案出來了。
所以,林益仁教授認為:這是我們可以向原住民借鏡參考的一種溝通跟對話的模式。
我們談過了疫情時代為什麼不能只是關注每天確診人數、死亡人數這些表面上、結果性的指標,卻不注意其他更根本、更原由性的課題之後,下面最後一集,我們來談一下疫情時代,我們為什麼需要勇敢地夢想、有一個美好的夢想,以及台灣想要進入國際社會所該有的準備。
謝謝大家。
我們最後一集見。
原住民 社會學 在 火星童書地圖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昨天晚上,塔利班進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阿富汗總統甘尼據傳已逃往塔吉克。美國空軍C-17運輸機昨天晚上在阿富汗機場載人創下單次800人的世界紀錄(實在不懂先撤軍再撤僑的操作)
塔利班宣稱戰爭已結束,將建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雖然為無辜的阿富汗人民,尤其是女性感到難過,但似乎我們也不能做什麼。有人說,阿富汗政府軍也太弱,簡直是扶不起的阿斗。但根據親訓阿富汗國防軍之美軍軍官所見,美軍在阿富汗20年為何不扶植阿富汗政府軍的空軍及砲兵部隊?答案是阿富汗人民的識字率在10%至20%間,所以非常難找到合適的人來做飛行與維修支援的訓練。「阿富汗陸軍的現狀就像1930年代的中國陸軍,有些好的,但更多的是奇差無比!」
這三本小林豐描繪阿富汗作品,第一本已出版將近20年,剛好跟美軍在阿富汗的時間差不多,這20年一切就這樣回到原點。我們對於伊斯蘭世界及中東地區的理解十分有限,在這20年間這個地區及伊斯蘭世界的繪本其實也屈指可數,最近較多相關的是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的故事。
追加補充:留言中提到《戰火下的小花》,原是Deborah Ellis的小說,續集《帕瓦娜的旅程》。 2017年改編成動畫電影,今年四月出版了圖像小說版。
2019年小林豐本來預定來台,但因疫情延宕。他的作品不是可愛討喜路線,而是一個社會學家用腳用眼踏查的紀錄,我曾經對他的作品難以理解,沒有共鳴,直到我翻譯了《繪本東京》,因為那裡是我居住了好長一段時間的地方。但反倒是描繪臺灣的《風之旅》我卻還沒有體會,是我對出生成長的土地理解太少了嗎?
或許大家最近都有跟我一樣的體悟,這禮拜的全民運動從奧運轉為追 #斯卡羅。小林豐的《秀姑巒溪河口漂流記:遙遠的歸鄉路》描繪的是1802年,日本商船從北海道本來要前往江戶,卻被颱風吹到了花蓮,遇見了臺灣原住民的故事。斯卡羅片中的多元語言是極大的亮眼,在這本繪本中則是由懂漢語的人用漢字跟日本人溝通。同一個年代,類似的情節。還有多少我們自己的故事但我們卻不知道呢?
繪本不僅是認識世界的窗口,也是瞭解自我的另一雙眼睛。所以出版跟選書之際,不要過度聚焦在教養跟風潮上(對我就是說steam)很莫名其妙的結論,不過這麼沉重的話題實在也不知道該怎麼結尾,就先寫到這裡。
參考資料:
尖端科學軍事雜誌 https://pse.is/3lwwzq
塔利班:戰爭已結束將建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
https://pse.is/3kfdb2
#時事看繪本
原住民 社會學 在 偽學術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旅行的旅行] 行動傳播技術空間中的旅行:#當我們用GoogleMap找路時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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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的那些超級冷門的風景、傳說地點、氛圍氣喫茶老店,到底怎麼找到的,聽都沒聽過這些地方。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本的地理想像,如方位、氣候、規模、人文特色等。接著,我會做一件事—大量地運用google map細查地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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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人對空間權力的掌握,當旅人們從地圖繪製者的手中,搶回擁有地圖的權力,這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旅行生活?然而,我們真正因為google map而搶回了對空間的掌握嗎?我們先從紙本地圖的使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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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地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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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到了旅遊的當下才使用google地圖來找路,而是平常沒事時,就打開地圖滑呀滑,細察預計拜訪的地點,了解地理資訊。不過,在2005年以前,旅行時掌握地理環境的技術大都依賴紙本地圖,旅客與觀光客在出發前,會購買旅遊手冊、旅行文學,透過特定旅行專家與旅遊資訊編輯的視野,來觀看地方(林子廉,2009)。在那時之前,各種「旅遊天書」隨著出國人數的增加,而銷售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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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旅行度假,不單僅是選好地方、買張機票、然後去就可以說「#這是我的旅行」,旅行的體驗是由生活中的不同媒介內容(電視、廣告、電影、書籍、旅遊手冊,現在還有社群網站)與你的真實旅程所交織而成(Urry, 2002)。當然也包含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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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地理狀態的再現。我們覺得地圖模擬了真實的環境樣貌,但事實上,地圖是一種「#簡化」、「#挑選」、「#裁切」,尤其是紙本地圖,在有限的平面版面上,地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一比一的還原,而是透過地圖繪製與資料整理,表現製圖者對大地的擁有權、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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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前的旅行中,我會在行前買一份巴黎的城市地圖,在台灣時就把旅行手冊上看到的景點標示在地圖中;並在旅程中逐一刪除,有時候還會用紅筆將散步走過的路徑畫上,以展示我對巴黎的熟稔程度。基本上,整張巴黎地圖我都畫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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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地圖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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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Google Map正式上線,一開始只是電腦版,同一年裡很快地推出手機版本,並且加入Google Earth的服務,直至今日,google的地圖是Google公司流量第二大的營運項目。Google Map運用了地理資訊系統(GIS),整合地表空間幾何特性以及地理屬性等兩種資訊之資料庫, GIS 中記錄的資料藉由適當的軟體解譯後可重現地表相關地形與地貌,使用者可以免費且自由地在地圖檔上標記並添加註記。這個地圖很快地成為旅行者的最佳找路工具,可以用微觀與巨觀的視野,審視空間樣態(廖酉鎮、陳均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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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傳統紙本繪製,#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廣泛應用,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叠和互動,我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給定的地圖框架上任意標籤,製作對我們有意義的地圖(L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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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不斷推出越來越豪華的地圖服務,像是「#交通資訊」、「#街景服務」、「#旅行規劃」,最近更加入虛擬實境的概念,將導航升級成「#AR導航」,透過 GPS 獲取用戶的位置,並使用街景資料產生「視覺定位系統」(Visual Positioning System,VPS),快速辨識周遭地標建築定位用戶位置,並在手機相機中以巨大的動畫箭頭結合街景,藉以更清楚地告知方向。這些方便的工具是積累在行動通訊技術、運算技術與人群使用習慣的大量應用與快速進步上,嶄新的地圖技術深刻地改變了旅行、旅人與城市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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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機器結合下的旅行:地理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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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機器在移動技術空間中,被結合成一種人機複合體,或是Bruno Latour行動網絡理論中的「人—物」,這讓人的體驗更加複雜。你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打開Google Map後,隨著指標轉動身體,試圖協調數位與真實的空間方向。或是,跟著導航行走,耳畔響起「向左轉」,就毫不猶豫地走向左方的街道。又或是,最一般的情況下,使用者會打開軟體,了解地理定位下自己與週邊資訊(店家、車站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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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隨身行動傳播科技時代,人與物結合下的移動與定位本身就是一種資訊,這些資訊詮釋了流動空間、網絡連結、移動過程的具體樣態。一方面,機器深刻地鑲嵌入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反過來說,人們亦透過機器產生全新、方便、延伸的特殊經驗。這種人機合一、日常鑲嵌的 #地理媒介(geomedia)(McQuire、潘霽,2019),在旅行實踐中更顯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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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2.0時代,藉由地理媒介所構連起來的網絡式公共空間,展示了人類時空感知的嶄新轉變。透過行動傳播與數位化的技術,遊歷的地點本身不只是被媒介再現,而是,這些地點本身就是媒介,在程式運算的框架下,人與人、人與城市有了全新的關係:Google Map的使用與資料的積累,很大的程度上,人們利用社會實踐、消費行為與協商互動來定義旅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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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次我們旅行到關東地區,特地前往宇都宮吃餃子。在行前我們藉由Google Map的即時資訊決定乘車的方式,查詢車站附近所有的餃子店以及他的評價、照片、菜單,用街景服務來定位自己如何到達要去的「餃天堂」。然後在這家算是有特色的餃子店鋪,我們竟然在餃子裡吃到了一根鋼刷鐵絲,店家也沒有很認真地看待。就默默地打開Google Map說明了當下的狀況,並給予較低的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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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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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情境是一種建構主義的場境,使用者們可能自知的情況下,#自願參與地理資訊的建構,這稱做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Sieber and Haklay, 2015),Google Map的VGI使得人們更有機會參與城市意義的詮釋,在公共參與的意義上,Google Map也是一種社群媒體,它建築在遊客、居民、店家等大量用戶的傳播意向性上。在McQuire與潘霽(2019)的「地理媒介」評斷便提到中,媒介傳播技術、隨身行動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體驗,打開城市生活的審美維度,同時推動了「成為公共」的過程。城市中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關係,不再僅僅依據根植於城市空間結構的生活形態,而是更直接地被轉化為主動的「傳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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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Google Map有著三種資訊類型:自然的資訊、技術的資訊與文化的資訊。自然的資訊,如同人們所可以感受到的地形等;技術的資訊則如道路、水系的測量描述;而文化的資訊則指涉各種人類的行為,如駕駛、消費等。透過運算平台,當然也包含IG、FB上的「#社會標註」,像是打卡、分享美照、「#」,使用者、物、與城市風景大量交織成數位形式與真實形式共存的存在,並且在公共性的概念下交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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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想像與批判,一個反烏托邦正在進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正是地理媒介的延伸,甚至不得不參與地理資訊的建立。當你想要運用導航系統時,其使用者本身正參與著車流量預測的演算過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也正經歷一種數據式的物化,個人與機器結合後,個人在時空中的所有作為都有可能面臨資本主義的收編,例如在Google Map上顯示個人化的位置性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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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的社群與信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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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們對Google Map的使用,構成了一種流動與移動的社群,這個社群強調的並非穩定的社會記憶,他們更欣賞獲得片刻的超凡體驗,與享受如遊戲般的過程,在虛實間讓自己更能夠掌握旅行的地方。從Google Map的旅遊嚮導設計就可以發現,Google Map將每一位參與地理資料建構的人們都當作「專家」,這個構想在另一個旅行APP「#TripAdvisor」裡也非常鮮明。你可以在「TripAdvisor」裡分享更多評價、文章與圖片,分享你在移動時的超凡體驗,以獲得「#頂尖攝影師」、「#飯店達人」等等標章,以提高個人體驗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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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批評家認為,我們太容易把Google Map、Google Earth上的作為,理解為一種全景全知的圖像、透明的秩序,甚至是前面討論的參與和賦權的工具(Kingsbury & Jones, 2009)。閃耀著令人暈眩光茫的球體,反映了人類的戴奧尼索斯的妄想,我們狂亂地航行,歡天喜地地喧囂,我們全心全意、不加思索地信任它,卻低估了虛擬世界對真實世界的集體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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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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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站在創用的立場,我還是傾向對科技保持信任。信任研究者Bostman(2017)在《#信任革命》中談到,只有「信任」,人類才能在進程上有超越性的變革。當然,對Google Map的信任早在2010年以後就幾乎被廣大的使用者們接受了,雖然偶而還是會看到我父親打開地圖導航後,然後罵導航太笨,繼續走自己的路。但無疑得,Google Map扮演了旅行實踐的重要推動角色,它把商品、交通、約會與各種推薦搓合起來,讓旅行同時是個人的行動,也是集體的社群參與。也因為這些更加錯綜複雜的信任,旅人們才能獲得更多足以創新生活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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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cQuire的地理媒介概念中,如果傳統大眾媒體帶給旅行者與地方的是一種想像的、再現的、去地方化的全球化幻覺。那麼這些隨身、隨地的地理媒介,像是Google Map,則在旅行者與地方之間形成更回歸地方化的關係,同時還包含了跨文化溝通的實現,透過這樣的地理媒介技術,更能提高人們對差異性與流動性的接受程度,還可以確保城市網絡中與他者共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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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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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otsman, R. (2017). Who Can You Trust?: How Technology Brought Us Together–and Why It Could Drive Us Apart. Penguin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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