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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框框】

衣衫襤褸的男孩雙手扶着畫邊，一隻腳踏出來，瞪着雙眼，正要奪框而出！這自然是錯覺，是一種自文藝復興時期便被廣泛應用的繪畫技法，名叫「視覺陷阱」（Trompe-l'œil）。

有關「視覺陷阱」在西方還有一個相當有名的故事，據說古希臘時期畫家Zeuxis 創作了一幅靜物畫，逼真程度令鳥兒飛向啄食畫中的葡萄。他的競爭對手Parrhasius 於是請他入房間判斷其作品，Zeuxis 入房後見到一塊簾幕，當他伸手想掀去簾幕時才發現那是畫作，由此承認不如對方。而是否「逼真」則成為自文藝復興以來的重要繪畫標準，真到現代藝術時期才被打破。

這幅畫名叫《逃脫批評》，不過畫家 Pere Borrell del Caso 的作畫原因卻似乎鮮有記錄，格外叫人好奇。有指畫中男孩逃離的畫框，其實是寓意 Borrell 要擺脫其時保守評論家對他的批評。Borrell 的父親是一名鞋櫃匠，他自己亦是憑父傳的造櫃手藝，支持自己在藝術學校求學的學費。在他的年代，浪漫主義大行其道，畫中對象多為英雄、偉大人物，而他卻追求現實主義，與前者的理想化保持距離，偏離主流也許使他受過不少壓力，使他希望像畫中男孩一樣，奪框而去，奔向自己認定的藝術方向。

儘管他曾兩度受邀到巴塞隆拿省立美術學校（Escola de la Llotja）擔任教授，他還是選擇自己辦學，創立私人藝術學校，鼓勵學生在戶外作畫，以戶外事物作為畫畫對象，一反當時畫家的習慣。

作品資料：
1874年 西班牙 Pere Borrell del Caso
《逃脫批評》（Escaping Criticism）
縱75.7cm，61cm
布面 油畫
西班牙銀行藏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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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85了！

我從小只知道父母告訴我舊曆生日，那是農曆3月22日。在登記香港身份證那年，也許是鄰近新曆5月1日，因此就胡亂寫上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妻子女兒及朋友們都在5月1日為我慶生。後來有朋友幫我查到，我出生那年（1936年）的農曆3月22日，是新曆的4月13日。這以後，每年就過兩次生日，新朋友被告知是4月13日，老朋友還會跟我過5月1日。

近年最熱鬧的一次，是2016年4月16日，友人Felita 為我主辦的一次生日晚會，有數十人參加，大部分是年輕的新朋友，也有老讀者把二三十年前我主編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帶來作回憶。我那時的一些老同事也被我請來了。那是我八十歲生日。那年我出版了《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
不經不覺又過了5年，今天進入85歲了。5年前，我開始了《世道人生》的專欄，今年，我告別這專欄。

今天，我在實體上，一個人過；精神上，就把過去幾篇與生日有關的文章在這裡重刊，算是與讀友談天，一起過生日吧。

八十自述
（發表於2016年4月13日，已收入《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中。）

我出生於1936年廣州。童年經歷戰前香港、淪陷的上海南京、戰後的上海北平，動亂中於1948年來了香港，在這裡穩定生活了68年。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給我更多，使我更愛。

在左派中學畢業，1955年進入親共出版社工作，在那裡得到知識的成長，1956年第一次在《文匯報》文藝版投稿獲刊登，從此走上編輯寫作之路，畢生沒有轉行。一個甲子了。

人生最大的改變是在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它開始時是一本左派背景的刊物，其後轉變成獨立的刊物。我也從一個服從中共領導的文化人，轉變成一個具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我創辦了這刊物，擔任總編28年3個月，實際上也是這刊物創造了我。沒有它，就沒有我的認識的改變，也沒有我下半生的事業，包括停刊後的寫作。

有黨派背景的報刊把報刊視為宣傳工具，講「立場、觀點、方法」，立場是第一位的。宣傳品不是以報導事實為主的媒體，不是監督社會尤其是監督掌權者的媒體，而是要把黨派的政治觀點和政策措施向讀者灌輸的媒體。辦《七十年代》之初，我向讀者宣示我們的理想雜誌，是「讀者是它的作者，而作者也是它的讀者」。也就是說，它不是由編輯組稿、作者寫給讀者看的雜誌，而是讀者和作者一起在那裏交流知識、經驗、見地和所聞所見的事實的雜誌。編者也是讀者、作者之一。我堅持開放園地，以文章的質素而不是以立場作選稿準則，終於不為左派所容；也因這主張，使雜誌緊貼時代，我的知識和思想也在讀者作者交流中不斷從自我反省得到拓展。卡爾·波柏的「批判精神就是科學精神」是我一生的座右銘。

在認識上固然需要不斷地糾正錯誤，但在明確媒體必須尊重事實、一切讀者關切的事都要如實報導，一切只要是充分說理的好文章都不拒絕刊登，這些基本價值觀卻必須堅持。由於在1970年自主決定報導海外的保釣運動，受到周恩來的關注，我也因此與中共香港工委有過比較緊密的聯繫。其後由於我100%堅守原則，而被掃地出門，但也因此給了我機會，去開闢獨立自主的媒體生涯。

「100%堅守原則，要比98%來得容易。」這是哈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的一句話。堅持100%，難關挺一下就會過去；堅持98%即表示你在名利權面前放棄自己2%的堅持，但放了2%就會繼續放，終於會變成一個沒有原則的人。

人生有許多時候要妥協，但既選擇媒體工作，那麼堅持不做宣傳工具就不能有2%妥協；堅持一切公眾關切的事都如實報導不能有2%妥協，寫政論須以事實為根據和忠於自己的認知也不能有2%妥協。就這樣，我見證了中國抗戰以來的變遷、文革、民運，台灣民主運動，香港則從九七問題出現到現在的所有階段，報導和評述這些變化幾十年。

父親送我的生日禮物　

（發表在2019年4月9日的文章，記下對我人生最有影響的生日禮物，就是父親在我16歲生日時送的《魯迅全集》。）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是現代人寫的文章嗎？不。這是100年前，1918年11月15日魯迅發表在《新青年》的文章〈隨感錄三十八〉，後收入他的文集《熱風》中。

摘錄這小段文字，就明白為甚麼魯迅的時論文章在今天讀來都不覺過時，也明白為甚麼這位在延安時期備受毛澤東稱道的作家，他的小說、雜文近年在中共國的教科書中不斷被剔除了。中國歷代的專制政權，都是植根於這種「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中，也利用這種「自大」去凝聚民眾的奴性，經久不息，延綿至今。

1952年我16歲生日那一天，我父親送了一套《魯迅全集》給我作生日禮物。他那時約略知道我喜歡看文學著作，在學校的中文作文成績也較好。這套全集我一直保留到現在，許多本都佈滿蟲蛀的痕迹，紙頁也有點脆了。

這套《魯迅全集》是中華民國27年6月15日初版，民國37年12月15日三版的版本。民國27年是1938年，魯迅去世後兩年。全集20冊，前十冊是他的著作，後十冊是他的譯作。

父親送我時，大概沒有想到，這套全集是我思想和寫作的瑰寶。我至今仍然感懷父親給我這個畢生受用的禮物。我通讀了全集前十冊，後十冊的譯作讀了一部份。

魯迅舊學根底深厚，又留學日本，博覽西方文學和思想論述，在他的小說和雜文中，有傳統文化的底蘊，西學的淵源，和針砭時弊的邏輯思維。後來認識雜文家羅孚先生，他說他是吃魯迅的奶長大的。我想我也是。我甚至認為，只通讀魯迅，就兼具國學與西學的基本認知，和一定的寫作能力。

文革時中共把所有的中外文化都批判為「封、資、修」，但因毛澤東曾經極力推崇，因此香港左派書店除了大量毛著之外，還有魯迅著作。我這時期又把魯迅所有的小說和雜文再讀一遍，並寫過一本叫《和青年朋友談魯迅》的書，編輯過他的語錄。魯迅晚年參加中共幕後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但他沒有被中共體制收編，反而批判左盟領導者為「拉大旗‧作虎皮」的「奴隸總管」。魯迅自始至終保持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魯迅作品不僅針砭時弊，而且深挖中國人的劣根性，更使我畢生受用的是他的這句話：「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我後半生的思想認識的轉變，正是秉持這種批判現實也批判自己的精神而來。魯迅是我思想和寫作的基礎之一。

鼠年的生辰雜感

（取自2020年4月13及14日的文章與網誌。）
農曆3月22日是我的生日，2020年正好與我的新曆生日只隔一天，是4月14日。

我生於1936年，鼠年。回顧我生平經歷的所有鼠年，對我的人生都有意義。出生那年，是抗戰前夕。1948年，在中國內戰中，父母帶我從北平重回香港，由此在這裏開始了與在大陸完全不同的人生，我有了香港人的身份，儘管許多年後才對這身份有認同感。1960年，結婚，太太在大陸寶安縣教書，我們分離兩地直到1974年她重回香港。1972年，我辦的《七十年代》在左派陣營中崛起，那一年被邀到北京，見到一些要人，體會到的卻不是中共官方想要給我們的觀感。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開始面對表面明朗實際上卻灰暗的未來，社會從此開始了新的、延綿至今越趨激烈的矛盾。1996年，主權轉移將臨，港督彭定康預言，「香港的自主權……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2008年，與我相伴超過半世紀的妻子離世，我一度陷入長久的困惱中。2020年，香港繼反送中的絕望抗爭之後，來到全球疫情大爆發的時代。香港也在這一年實現告別一國兩制的「二次回歸」。

人說本命年是人生的一道坎。不過精通術數的哲學家勞思光生前對我說，本命年之坎，並非應驗在所有人身上，而是還要有其他命數配合的，所以毋須戒懼。但對於我來說，鼠年至少是人生的一個關口，悠長歲月中的每一個鼠年都像是一個里程碑。或者如弘一法師遺言所說的「悲欣交集」，悲是悲眾生，欣是欣幸走了過來，欣幸在自主命運中有新的覺悟。

過去幾年，每年都有新老朋友同我慶生。今年最冷清。有朋友問我：會不會悶？會不會感到孤獨、寂寞？孤獨與寂寞不是同義語，孤獨的人不一定寂寞，反而許多朋友一起鬧鬧哄哄的人往往是寂寞的。寫作人大都孤獨而不寂寞，一個人在那裏思想飛揚，如莊子所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昨天看港台的視點擂台，兩個年輕人黃之鋒和民建聯的林琳一對一辯論，糾纏着一個問題，甚麼是幸福？好像各說各的，沒有定論。

現代人的所有人文思想都從來沒有超越過古賢，而只是不同角度去解讀古賢。幸福的定義，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一語道破：「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氣。」

人的不幸不僅是物質的匱乏，而且是在物慾追求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做了奴隸：權力的奴隸，金錢的奴隸，色慾的奴隸。

自由並不等同於行動上的自由。自由的意思是自主，是為自己的準則而活的藝術。

×××
今年的生日，我也懷想到去年（2019）今天告訴我她也是農曆3月22生日的朋友Venny Lai，去年十月她在大阪旅行時突然過世，我知道時震驚不已。她妹妹一直放不下傷懷。我生日的願望之一是希望她妹妹和朋友們不要被不受操控的事情困擾。

人生有困難，有困擾。困難是你可以解決或經過努力也解決不了的事情；困擾是已經過去的或不受人為操控的事情。人的逝去是其中之一，目前的疫情何時結束？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操控的。作為個體來說，不須為這樣的事困擾。

敏儀傳送一首歌給我，是1943年歌手Vera Lynn演唱的We'll Meet Again，來自Vera Lynn主演的同名電影。這首歌是1939年由Ross Parker和Hughie Charles作曲作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最著名的歌曲，激發士兵們的戰鬥意志以及他們的家人和愛人的共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C4meGkNyc&feature=youtu.be

朋友們，我們會再次相見。在這之前，仍然可以在網絡中以文字或聲音相見。

中西大不同08：傳統藝術精神中的「物我」【趙善軒、劉志輝合著】全文見https://www.patreon.com/posts/zhong-x...

「文盲與美盲不是一回事，二者間不能畫等號，識字的非文盲中倒往往有不少不分美醜的美盲！」

文盲的肇因是教育資源與人口分配不足，然而美盲的出現似乎與教育資源的足夠與否沒有必然關係。美盲的出現是源於大家不明白—或許不屑去明白「藝術」究竟是哪一回事。

「藝術」是甚麼？藝術（art）一詞源自於拉丁文ars，意為「聯結」或「適合」的意思，引申之意，即是「使自然界事物適合人類生活用途的技能」，可見藝術在古代西方的觀念裡，是一種技術活動或表現，其主要目的在於聯絡自然與人類或聯絡人與人之間，使人類社會產生和諧的互動關係。希臘人認為藝術是「技能」，是一種模仿自然的技能。作為一種「技能」，藝術在古希臘的地位並不怎樣高尚。

柏拉圖（前428/427-前348/347 ）在《理想國》中，宣揚在詩歌藝術和音樂藝術在產生多種裨益的同時，對社會也能造成危害性影響，尤其是對青年人，所以應該由掌權者嚴肅控制。比如，像荷馬這樣的詩人講述的故事通常會

相信眾神是脆弱又虛偽的，這些故事破壞了宗教和社會秩序。柏拉圖討厭詩歌、音樂和視覺藝術，是因為它們都是基於模仿（mimesis）的，它們為某些的複製品，但並不能複製出其真正的本質或價值。如此一來，藝術品會阻礙希臘人認識世界的理想形式（idea）。

藝術在古代的西方世界得不到禮遇，在中國的遭遇又如何呢？在春秋戰國時代，士大夫要學習「六藝」—所謂禮、樂、射、御、書、數，都是屬於技術和知識的範疇，審美之意義並不突出。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藝」就是耕種的技術。許慎更認為：儒者所習的「六藝」，就如農夫的耕種的技術一樣。而「術」字，在中國一直都是「技術才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