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港小鎮 ◎羅大佑
假如你先生來自鹿港小鎮 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爹娘
我家就住在媽祖廟的後面 賣著香火的那家小雜貨店
假如你先生來自鹿港小鎮 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愛人
想當年我離家時她一十八 有一顆善良的心和一卷長髮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鹿港的街道 鹿港的漁村 媽祖廟裡燒香的人們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鹿港的清晨 鹿港的黃昏 徘徊在文明裡的人們
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鎮 請問你是否告訴我的爹娘
台北不是我想像的黃金天堂 都市裡沒有當初我的夢想
在夢裡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鎮 廟裡膜拜的人們依然虔誠
歲月掩不住爹娘純樸的笑容 夢中的姑娘依然長髮迎空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鹿港的街道 鹿港的漁村 媽祖廟裡燒香的人們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鹿港的清晨 鹿港的黃昏 徘徊在文明裡的人們
再度我唱起這首歌 我的歌中和有風雨聲
歸不得的家園 鹿港的小鎮 當年離家的年輕人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繁榮的都市 過渡的小鎮 徘徊在文明裡的人們
聽說他們挖走了家鄉的紅磚砌上了水泥牆
家鄉的人們得到他們想要的 卻又失去他們擁有的
門上的一塊斑駁的木板刻著這麼幾句話
子子孫孫永寶用 世世代代傳香火
鹿港的小鎮
◎歌曲背景:<鹿港小鎮>是1982年4月,由滾石發行羅大佑《之乎者也》專輯中的第一首曲目,該歌曲創作的緣由據報導是羅大佑於1976年就讀中國醫藥學院時,曾在學校附近的修車行換煞車油,當時遇見一位從鹿港離鄉到台中市區工作的修車師傅,這位修車師傅年齡約略18-19歲(與羅大佑年齡相近),在換機油的過程,年輕人跟當時的他敘說工作的辛苦,以及從鹿港來到台中、身上沒錢、工作不順等困境,此段對話讓羅大佑觸發創作靈感,於是寫下這首具有鄉愁情味與城鄉差異的劃時代作品。
資料來源1:鄉愁譜樂音 搖滾新紀元 喀報 (nctu.edu.tw)
資料來源2:羅大佑首度鹿港小鎮開唱,回顧38年前橫空出世的《之乎者也》專輯 - 放言Fount Media
資料來源3:羅大佑獲金曲獎特別貢獻獎 不停止創作要做一輩子 | 中央社 CNA NEWS
資料來源4:紅磚與水泥牆,《鹿港小鎮》 @ 『 香蕉勛的獨白 』 :: 痞客邦 :: (pixnet.net)
◎作者簡介
羅大佑(1954年7月20日-),苗栗縣客家人,台北出生,成長於醫生世家,畢業於台灣高雄中學及中國醫藥學院(今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70年代進入流行樂壇,曲風前衛、關懷社會議題,至今已創作15張以上專輯歌曲,其代表作為<童年>、<光陰的故事>、<鹿港小鎮>、<亞細亞的孤兒>、<明天會更好>、<愛人同志>、<皇后大道東>等。2021年獲頒第32屆金曲獎特別貢獻獎。
◎小編張寶云賞析
七零年代台灣的校園民歌興起,結合當時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集結一批質量俱佳的校園歌手,為台灣的流行歌曲文化寫下新頁。
一九八二年,經歷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的台灣社會,一方面處於政治意識的更新時期,一方面整體都市化商業化的情境陸續形成新興的價值變動,包括對歷史、經濟、土地、性別的觀念都逐步進到後現代碎裂化的狀態。羅大佑以憤青、覺青的搖滾音樂風格,結合他鮮明的社會關懷傾向,將校園民歌的運動性推向更為開闊的場域。
這首<鹿港小鎮>雖不是羅大佑的親身經歷,但他卻捕捉到當時台灣青年的生命樣板,向都會集中、向工商業活動集中,離鄉打拚以成為社會的中產階級,企圖脫離農村的貧窮以為這才是人生勝利組該有的社會化過程。因而當歌詞的主旋律不斷重複唱道:「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幾乎道說出當時青年世代的心聲,在鄉愁裡出現的父母親、媽祖廟、雜貨店、愛人、鄉親,才是故土熟悉而有溫度的人物、場景和事件,文明所象徵的台北、霓虹燈、黃金天堂、水泥牆在夢想的幻滅之下全成了可疑的符號,於是鹿港小鎮在淒迷的夜裡與繁華的都市景觀形成劇烈的辯證和徘徊,一個迷失的青年在城鄉的拉扯往復之中究竟該何去何從?夢想是否只是空想?家鄉的一切才是實在的牽絆呢?
羅大佑將流行歌詞的題材轉向對青年、對社會發展的實質反省,無形中擴大當代詞曲的生命關懷,形成對歷史、對文明的扣問,其中批判及衝撞的力道極其猛烈;而羅大佑對西方移植到台灣的搖滾音樂精神,有所承接也有所轉譯,應是另一個值得觀察和思考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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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和攝影來源:李昱賢,IG:https://www.instagram.com/ahhsien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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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1/09/blog-post_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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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背景 在 張哲生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1985年上映,由萬仁執導,李志奇、阿西(陳博正)、林秀玲、蘇明明、管管、王滿嬌等人演出的電影《超級市民》,紀錄了1985年的台北市風貌,從鐵路尚未地下化的台北車站、林森北路康樂里的違建,到中華商場的巨型霓虹燈夜景,如今看來著實令人百感交集。
電影《超級市民》在1985年的第22屆金馬獎獲得最佳男配角(陳博正)、最佳錄音(杜篤之),與最佳電影插曲(歌名:未來的未來、詞:張大春、曲:李壽全、唱:李壽全)三個獎項。
以下文字摘錄自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於2009年9月11日發行的《放映週報》第224期。
萬仁的《超級市民》─八零年代的都市化與城市日常生活
文/陳平浩
萬仁是台灣新電影一代中受到忽略的一位導演。台灣新電影的代表人物,無疑是侯孝賢與楊德昌,儘管寫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幾乎位於電影美學風格光譜的兩端,但二者皆以獨特的電影語言備受矚目。相對的,如電影學者葉月瑜和戴樂為所提醒的,除了侯楊二人所代表的「藝術電影」之外,台灣新電影中長久以來缺乏關注和研究的「失落的另外一半」,像是王童、虞戡平、吳念真,構成了「通俗電影」的主力,甚至生產好幾部票房賣座電影。
如果台灣新電影可以如此分成兩群(從電影研究關注的角度所做的區分),那麼萬仁的位置就顯得曖昧游移了。他不但始終帶有知識份子式嚴肅不懈的社會批判,但是卻採取了較為通俗的電影語法、甚至不少類型電影的敘事元素,這讓他既有一種作者導演的姿態和關注,但是卻並沒有刻意去琢磨建立一整套作者導演的獨特簽名風格(儘管有一些簽名元素)。而萬仁這種電影風格上的「居間性」,也表現在他八零年代所關注的城鄉議題上,而這使得《超級市民》裡的台北展現出一種迥異的樣貌。
青年李 (李志希飾演) 從高雄岡山搭火車來到台北,尋找幾年前北上找工作、但久失音訊的妹妹。他依循著地址來到了城市貧民窟「康樂里」,卻發現妹妹已經不知去向,於是他決定暫住下來,央求平日以兜售偽造金錶維生、外號「勞力士」的小販 (阿西飾演),帶領他四處尋找妹妹的蹤跡。這一趟在城市迷宮裡的尋人旅程中,李首次見識了首都光鮮亮麗的現代化外貌,也一窺城市底層與背後不為人知的地下經濟與陰暗角落。
途中,他偶然結識了一名青春叛逆的龐克少女(林秀玲飾演),二人發展出類似於兄妹的情感。而李在西門町偶遇的一位神秘女人(蘇明明飾演),令他心嚮往之,最後卻發現她其實是一位特種理容院的馬殺雞小姐。被勞力士虛應敷衍和牽著鼻子走、尋妹任務的失敗中斷、苦澀挫敗的性啟蒙、以及親眼目睹貧民窟一個老兵家庭的傾頹瓦解,讓李心灰意冷,準備打包回鄉。然而,在最後一刻,他突然放棄那一列南下火車,在月台上決定留下來,在台北生活下去,當一個「超級市民」。
萬仁這部1985年的電影,處理了台灣新電影中一個重要的母題:城鄉關係。經濟奇蹟引領下的現代化和都市化,讓「前現代」的淳樸鄉村飽受了威脅和瓦解的危機。萬仁藉由「鄉下小人物進城」的敘事,牽引出這個新電影念茲在茲的主題之一,經由底層之眼,看待拔地而起的摩天高樓,進而展開萬仁對於現代化和都市化的嚴肅批判。事實上,「鄉下小人物進城」這個敘事模式本身,就已經是萬仁不同於新電影代表導演侯孝賢和楊德昌之處。
侯孝賢八零年代的作品裡,城市逐漸退位、成為背景、最後甚至消失 (反而是侯導七零年代末的瓊瑤愛情電影、以及千禧年之後的作品,城市卻佔有顯眼的位置);至於楊德昌這位「都市電影」的能手,儘管始終以台北作為場景,但始終聚焦在城市中產階級生活,充滿疏離、冰冷的解剖風格。
萬仁在新電影時期的電影,尤其是《超級市民》和《惜別海岸》,卻關注大都市底層的小人物 (尤其是外來者或城鄉移民),可以說是把侯孝賢電影裡的小人物,帶進了楊德昌作品裡的中產階級大都市,因而在八零年代的大銀幕上,呈現出一個迥然有異的城市樣貌。
《超級市民》裡的城市貧民窟,其實就是「康樂里」,也就是九零年代中開始被貼上「都市毒瘤」標籤、被鴨霸市長為了迎合中產階級城市規劃觀而強力拆遷剷平、進而「縉紳化」而改建的十四十五號公園現址。萬仁打從台灣新電影的號角之作《兒子的大玩偶》第三段《蘋果的滋味》起,就已經讓貧民窟康樂里進入大銀幕,以此場景作為急速都市化之後階級問題惡化的濃縮式隱喻。
在《油麻菜籽》中,萬仁以家庭通俗劇類型片的框架,講述一個女人的成長故事,並且以此平行對照台灣戰後的現代化進程;康樂里也成為其中重要的場景,呈現出都市化過程裡城鄉移民、大都市底層小人物的艱辛困苦。九零年代,萬仁在城市空間裡挖掘殖民歷史、批判國民黨白色恐怖暴力的《超級大國民》,是康樂里在大銀幕上最後的身影;此時,它保存了政經權力之下,被遺忘抹滅的歷史與記憶,或者說是它們所殘餘的痕跡印記。那麼,回頭看《超級市民》裡的康樂里,不但帶有城鄉移民的足印,弱勢階級的身影,也還有異質族群共處的記憶,片中那個以悲劇告終的家庭,即是外省老兵與本省婦女的結合,最後一併犧牲了無辜的年幼兒女。
此外,在這部片子中,李跟隨著勞力士在台北四處穿巷走弄,攝影機也納入了一系列隨著檯面上資本主義商業化的經濟奇蹟、進而暗中攀附衍生蔓延的「地下經濟」城市景觀,比如拆卸改裝車體、汽車零件轉售、贓車漂白轉賣的汽車廢棄場 (勞力士也不時偷竊中產階級住宅區的汽車音響到此換錢),比如西門町的「理容院街」和「婦產科街」(這是當時西門町除了「電影街」與「相機街」以外的城市奇觀),比如位於大廈頂層閣樓的陰暗馬殺雞隔間,比如老饕吞蛇膽、飲蛇湯的華西街…等等。不同於新電影時期侯孝賢那明媚柔和、撫慰創傷人與心碎人的鄉村風景,也不同於楊德昌的現代主義式線條冷硬極簡城市空間,八零年代萬仁電影裡的城市,似乎已然預言了九零年代蔡明亮作品中那些更為陰暗潮濕的角落。
電影的最後,李突然決定留在台北生活,暗示了萬仁對於城市的觀點,在八零年代新電影時期的脈絡中,其實相當獨特。他並不把台北視為現代化惡果纍纍的「萬惡城市」,即使它不乏陰暗與敗壞、衍生不少悲劇與挫敗,但是它仍然給予啟蒙成長的希望、真摯情感的可能性、甚至個體的解放。比如馬殺雞女郎雖然讓李的幻夢破滅、但是也使他正視慾望的現實樣貌,比如叛逆少女與李之間的溫馨情感,宛如兄妹,讓家庭關係在城市裡仍然可能成立,比如勞力士受到了李的感動、後來回報給予李的兄弟友誼。
於是,在電影最末尾,在劇情正文結束之後,萬仁插入了一長段的、與片尾曲等長的極為特殊的影像:台北日常生活的側拍式紀錄片段、以及《超級市民》正文裡一二戲劇化的片段,二者交錯,呈現出或悲或喜,或屬於生活例行、或屬於脫軌失序的城市生活樣貌─這似乎說明了,在一個或許已經沒有什麼地方還沒受到城市化影響的現代世界裡 (或許已經不存在一個「前現代」的、未受「污染」的、純真樸素的村落與家鄉,這只是我們的想像與鄉愁),我們只能夠接受城市,以及城市所代表的現代生活。但是,或許其實這也無需宿命或悲觀,因為一切都如此日常,包括最痛苦的失落與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