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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恩師永世情

我的哈佛法學院指導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於7月1日歡度九十歲華誕，受業學生為他出版紀念文集。我這篇在書的序文裡，希望您喜歡。

一個人是否幸運，除了是否投對胎，還要看在人生路上，有否遇到恩人、貴人。

像我這樣，30歲得癌症，36歲牢獄之災，60歲挨子彈，卻還能活下來，並堅毅地走下去，其實是天底下最歹命的人。但我很少自怨自艾，總覺得既然人生在世，就該認真過日子，不要虛晃一招，越是橫逆，越需堅毅。

曾經擔任哈佛法學院副院長的孔傑榮教授（Jerome Alan Cohen），年輕時擔任大法官的書記官，後來也擔任國際商務律師，但他的大半人生都奉獻給青年學子，不只在美國，也在中國大陸，而且周遊列國弘揚人權法治，堪稱門生遍天下，造就許許多多的各國法政人才，因而享譽國內外。最難能可貴的是，孔傑榮一生行俠仗義，不畏威權，亞洲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都是他關懷的對象，因他挺身救援，奮鬥有成的不知凡幾。

ㄧ、哈佛憶往

本人有幸成為他的受教門生，親炙其身教和言教。從他恢宏的國際觀和堅定的人權法治觀潛移默化中，我一步步走出狹隘的島國意識，更一步步邁向挑戰威權獨裁的險峻之路。

希望有機會到哈佛大學深造是許多青年學子的夢想，而我能夠圓夢是在1977年的時候，但在感謝孔教授之前，我得先感謝曾經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研究所研究，孔教授的得意門生張富美姐。

1976年夏，我應邀到美國各州巡迴演講，當時我因在台灣提倡新女性主義而小有名氣，連遠在加州史丹佛大學擔任研究員的張富美博士都知道我。她熱情地招待我住她家，我們一見如故，她對我在台灣推動婦運備受打壓十分心疼，聽說我有心出國深造，就主動為我寫推薦信給孔傑榮介紹我。

記得我從美國西岸飛到東岸，在紐約及波士頓演講結束後，有天下午我自己摸摸索索走進哈佛大學，在Law School 的Pound Building 4樓找到孔教授辦公室。我一進門便被他的秘書擋駕，因為我未事先預約。我說明我從台灣來美旅行，因無電話貿然前來，很抱歉。沒想到我提到「台灣」，傳進裡面的孔教授耳中，他自己就從裡面踱出來。我見到滿頭金髮身軀纖長的孔教授，好不感動！他說他收到張富美的信，心想過幾天我應該會去看他。他親切地問我台灣的婦女問題，我為何放棄婦運想到哈佛來。我告訴他我花了6年時間，台灣社會起了一些變化，但我受到許多來自政府的打壓，我需要暫時離開，再給自己充電。由於我過去在台大的優異成績，先前又獲得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比較法學碩士學位，我希望進一步研究美國的憲法，也想針對攸關婦女權益的民法夫妻財產制及刑法墮胎罪兩項作專題研究。

我們相談甚歡，在約略半個多小時的不速之訪結束時，他就告訴我：「妳回去準備，明年秋天歡迎妳來哈佛！」孔傑榮教授待人親切，令我倍感溫馨。原來我的哈佛不是夢！

我這一生有兩次在哈佛的經驗，第一次1977~78年，第二次1986~1989年。前者對我的命運起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後者對我擔任副總統預作準備的功夫。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哈佛，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也遊走中國和香港。

哈佛的校園既宏偉，又古邁，走在校園的每個角落，你都可以呼吸到古聖先賢的智慧。然而熙來攘往與你摩肩而過的各國留學生，卻又令你感受到世界的脈動和來自未來的挑戰。古、今、中、外，恰恰是哈佛的寫照。

當然我花最多時間的地方在Law School，其實就是Pound Building 和我住宿的Ames Hall。不只大多數課程在那，每週一次的lunch talk，東亞法律研究中心會邀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主題的名人專家演講，這給學生無限空間的追索，熟悉或不熟悉的議題，聽過或沒聽過的講者，只要你肯花時間去參加，就可以一邊啃自己的三明治，一邊追隨主講者的演講而天馬行空。

就在午餐演講的機緣中，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我此生第一次接觸到的世界名人。他當天講些什麼我已不復記得，但他熠熠光彩卻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國不必大，但應該偉大！」當時我真覺得彈丸之地的新加坡總理，可以受到那麼崇高的國際尊榮，台灣為什麼不可以？！

我自己也有榮幸在開學後不久被邀請到東亞中心演講，我談論的是戒嚴統治之下台灣的婦女運動。由於我親身說法，而且語詞辛辣，當天的演講相當轟動，之後Law School 大家就都以新女性來定位我。

但我其實更想推銷台灣，讓進出那裡的人有機會認識台灣。機會來了！宜蘭籍的黨外前輩、台灣省議會五虎將之一的郭雨新宣布要回台參選總統，他當時舉家移居華府。在戒嚴統治時代「總統」是蔣家的專利，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傳承，雖然戴著「選舉」的民主口罩，本質上就是不民主，不容挑戰！

如今居然郭雨新想要挑戰蔣經國，自是好戲一場。我問孔傑榮，可否邀請郭雨新來哈佛演講？孔說：「Why not?!」我於是進行種種安排，時間訂在1978年1月10日中午，一時之間，Pound Building 裡裡外外貼滿「挑戰蔣經國的人」的演講傳單，一股興奮又帶詭異的氣氛在Law School 瀰漫開來。

有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後來的馬英九總統，氣沖沖跑去質問孔傑榮：「郭雨新是蔣經國的政敵，你為什麼要邀請這樣的人來？這樣會得罪蔣經國。」孔傑榮笑笑回答：「民主自由是哈佛大學的核心價值，威權的台灣總統選舉，有人敢於挑戰，值得鼓勵。What’s good for Harvard is good for me!」他還特別強調：「I don’t live to please anybody!」

以上的話是孔傑榮偷偷告訴我的，他當時面帶微笑，我卻聽得十分感動。終於，我的國家有人關心了，終於，我遇到一位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人。

孔傑榮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精神，對我產生的影響，可以用「刻骨銘心」來形容。因為他不只作育英才，他其實捍衛人權，醉心民主無以復加。韓國反對派領袖金大中被日本遣送回漢城，遭朴正熙逮捕下獄，孔傑榮挺身相救，並邀請金大中到哈佛擔任訪問學者。菲律賓反對派領袖艾奎諾在馬尼拉機場遇害前，其實也曾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孔的芳名因此被菲韓等國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我問他怕不怕？他大笑：「被獨裁者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是一項殊榮！」

我在哈佛那一年，正值法務部著手修訂民法親屬篇及刑法墮胎罪，我特別針對這兩項攸關婦女財產及健康權益的法律，參考多國立法撰寫兩篇論文，而後寄給法務部參採，當時部長李元簇是我在行政院法規兼訴願委員會時的主委，他特別回函致謝，並說已將我的論文發交研修小組參考，令我倍感安慰。

我也選修孔傑榮教授開的中國現代法制化課程，他對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頗有研究，一直想促進他們的現代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共當局知道以法治國的必要性，因此選派好幾位青年學者到哈佛的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來，接受「資本主義法律教育」。我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來自中國共產世界的青年，過去國民黨都用「匪」字冠稱中國大陸，在台灣的人一聽到中共，心裡不覺發毛。但在哈佛接觸到的都很文雅優秀，尤其發現他們人手一冊台灣的「六法全書」，這對中國推動現代法學教育，以及法律的擬訂助益頗大，至少不用再去翻譯硬梆梆的德文日文或英文，當然這對日後兩岸經貿交流產生的法律問題，雙方溝通起來方便許多。

無疑地，孔傑榮教授在知識傳播上無遠弗屆，他對中國現代化的人權和法治十分關切，經常飛往北京、上海、杭州及香港各地傳道、授業、解惑，有時不惜得罪當道，但他對當代中國的法治化貢獻良多。不知中國當局知也不知？

他的周遊列國，既像孔子，誨人不倦，更像墨子，兼愛天下！因為看得出來，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讓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和台灣，早日民主和法治化，而用心培養來自各國的人才，便是可長可久的步驟。

二、燈蛾撲火

1978年我在哈佛法學院的研究日子，是我這一生很重要的轉捩點，也是我認識「台灣」的關鍵性起點。指導教授孔傑榮當時是卡特總統的亞洲問題顧問，寫了很多探討對中國、台灣和美國關係的文章。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國甫歸，不旋踵美國批售雷達武器給中共，接著卡特即將與中共完成正常化關係的傳聞甚囂塵上，我擔心美國有可能會無預警地與台灣斷交，意識到一場難以避免的歷史性不幸就要上演，我特別到華府拜會國務院台灣科的科長費浩偉（Harvey Feldman），他的欲語還休，加深我的疑慮。

當時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報紙只能報喜不能報憂，甚至外交部長在立法院應詢時也保證台美關係沒有問題。我想來想去，覺得應該回台將此訊息向國人同胞傳達。因爲1978年年底剛好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我決定利用選舉活動提醒大家危機可能來臨，根本沒有想到要當選。

那時我剛得到繼續攻讀博士課程的獎學金，這麼好的機會令我很掙扎，就問孔教授是否該放棄獎學金回台灣？還是留在哈佛繼續攻讀博士？他說：「You are nobody here but may be somebody at home. Why don’t you work for your own country?」我下意識地開玩笑：「If I go home, I may be jailed.」他馬上回應說：「Then I will wave a flag for you in Taipei.」我倆大笑起來。

我一直記得這段對話，因為這場對話不只改變我的一生，也相當程度影響了台灣的前途，而且一語成讖。

決定放棄獎學金回台參選後，我沒有立即回台，相反地，我花了3個月的時間在世界最有名、中文資料最多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讀資料，撰寫「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由於擔心回台時在機場被沒收，就將資料和文稿拍成黑白膠卷，並將膠卷偷偷藏在衣服裡面，回台後再沖洗放大。當時有關台灣歷史的著作大部分的記載與論述都著眼在中國正史的角度。論土地，台灣不過中國大陸沿海一蕞彈丸小島；論人民，不過滄海中之一粟，都不曾真正以台灣本土作主體，予以客觀、公正地檢視和批判。於是我決定析理台灣過去的歷史，大膽地超越傳統中國本位主義，完全站在台灣的立場，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觀。

台灣有史以來不斷與異族接觸，並被異族蹂躪，台灣先民胼手胝足開疆闢土，結果仍難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台灣人一直都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不能真正當家作主。用台灣的心去看台灣史料，我看到過去所不知道的悲慘歷史。我邊寫邊流淚，但我用眼淚寫出來的東西，在那白色恐怖時代，實已肇下禍端。

我請當時的黨外大老黃信介及康寧祥兩位指導我的文稿，他們都不置可否，我也知道十分敏感，甚至危險。為安全顧慮，我在內容上採取折衷方法：關於「台灣的過去」文字部分全部抽除，只留存圖片。至於「台灣的未來」部分，我原文照刊，因為它論述台灣問題的本質與美 – 中 – 台的三邊互動關係，更是原書的重點，也是選舉的主軸。

競選期間我一直抓住「台灣的過去與未來」這個主題，設計成章回小說式的演講，每場內容不一樣，而且段落分明有連續性，每晚結束時還預告隔天的話題。如此一來，今天聽過的人明天還會來，而且相招逗陣來，於是一場比一場多，而我也一場比一場精彩。

一傳十，十傳百，我的演講在三、五天內居然變成桃園人的最愛，無論閩南或客家，也無分男女老幼，到了晚上爭相到我的政見發表會場來，事後傳出有夫妻因為搶著要聽我演講不做生意而吵架，而鄉下地方因為全家出動，回去發現家裡失竊等趣聞來。

那年的選舉正式活動，從12月8日到22日兩星期，23日進行投票。沒想到12月16日上午9點，美國總統卡特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分別在華府與北京同步宣布美中兩國將於1979年元月1日正式建交。當天中午蔣經國也以國家面臨緊急危難為由發布選舉停止的命令。消息傳來，舉國驚愕，聽過我演說的桃園人有人貼出「未卜先知仙女下凡呂秀蓮」的大字報。但不多久，極右派開始對我抹紅抹黑，我的競選總部民主牆上出現好幾朵向日葵，又散佈我是CIA 派回台灣的謠言，甚至傳聞我已遭到警總逮捕。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我的競選總部被迫關門，我的兄嫂及其子女接連幾天不斷受到恐嚇騷擾，甚至半夜三更都有人打電話揚言要放火殺人。

美台斷交，我原是第一個通報預警的人，卻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受害人。

我因擅長析論台灣前途而聲名大噪，1979年12月10日高雄人權日晚會，原本沒有安排我演講，卻因當時特有的激越氣氛，我才在群眾三番兩次的大聲呼請下上台演說20分鐘。我演講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家聚精會神，甚至血脈噴張。

12月13日清晨，我第一個被捕，調查局從我背包搜出一串鑰匙後揚長而去，我隨即鋃鐺入獄。在調查局漫長驚怖的偵訊過程中，他們不只一次咬牙切齒地對我說：「高雄事件前半段應該由施明德負責，後半段由妳負責。妳的演講太厲害，我們那晚大概有7、8萬人在現場，每個人都被妳感動後再回去影響3、4人，妳害國民黨損失30多萬票，我們不抓妳怎麼行？」我像一隻撲火的燈蛾，奔向亮光，自投羅網。

三、From Prison to Power

美麗島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不但第一個抓我，還判我12年徒刑，實際坐牢1933天。但國民黨怎麼也想不到20年後，它會被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和「暴力叛亂犯」之一的呂秀蓮搭擋競選，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在2000年5月20日交出政權。

在我推動新女性主義的1974年暑夏，我因甲狀腺癌而開刀，復原情況大致良好，但1980年入獄坐牢後，因心力交瘁，加上母喪之慟，甲狀腺癌一度有復發現象。獄方安排醫師來診療，要我服用原子碘，但始終不讓我外出就醫。在那段病痛晦暗的日子中，忽然有一天，獄卒一大早把我叫醒，要我換好衣服，說要帶我去三總看醫生。我心想，原來病情加重了。

沒想到，下車進入三總，院長匆匆把我迎接進招待室，根本沒問病情，只說：「有一位美國來的教授想要見妳。不知妳願不願意？」我先是一愣，腦中忽然閃起孔傑榮教授。前兩天在電視上看到孔教授來台出席江南案刑事審判庭，知道他人在台灣，但不曾幻想會有機會與他相逢。那時我失去自由已近兩千天，「自由」是最奢侈的幻想！

緊接著獄卒就把我帶出接待室，我一眼看到在走廊那頭的馬英九，他當時是警經國總統的英文秘書，他快步趨前跟我握手，把我帶進一間會客室，孔傑榮在國大代表周清玉陪同下來看我。他滿頭金髮，清玉姐送我一大把鮮豔的捧花，對照因服用原子碘而身心俱疲，形容枯槁的我，何等反差！我與孔教授久別乍見，恍如隔世，不自覺淚流滿面。他對我說道：「那年妳問我到底回台灣好，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如果妳能為自己的國家和同胞做事，當然比在美國有價值，我沒有堅持留下妳，才讓妳惹上牢獄之災，6年來我一直為此耿耿於懷。」

言畢，兩行情淚汩汩流了下來。旁邊的馬英九點頭應證：「孔教授不斷告訴我，他未能使妳早獲自由，深感歉憾。」

追憶這幕鐵窗生涯外一章，儒家所稱道的「師生之情」，原來可以超越血統國籍，置諸四海而皆準。其實哈佛法學院每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生近百，孔教授桃李滿天下，居然會為7年前的一句箴言而對我如此信守、關懷，真是師生之情的現代佳話。

那天是1985年3月21日，一個禮拜之後，我就獲得「保外就醫」交保獲釋。回到桃園的家，記者們告訴我「上個禮拜我們就已得到妳會保外就醫的消息，我們來妳家等了老半天。」

經過探索，原來國民黨情治單位涉入華裔美籍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命案，引起國際轟動，本案在台北地院開庭審理時，江南遺孀崔蓉芝委託深諳台灣法律，中文又甚流利的孔傑榮教授擔任他的訴訟代理人，在孔教授精湛的刑事訴訟技巧運作下，情治單位在該案的角色無所遁形。審判庭結束後，孔傑榮問負責接待他的馬英九，能否安排到監獄來看呂秀蓮？

馬英九回去請示蔣經國再回報孔教授：「依我國法律規定，外籍人士不得進入我國監獄。不過，剛巧呂秀蓮因癌症復發住院，所以明早我會陪您去三總看他。」

想必蔣與馬打的算盤是，就用呂秀蓮牌換取孔教授對江南案高抬貴手吧。不過，為了國家顏面，不能早上見面，下午就放人，因此我被延後一個禮拜才獲釋。後來我向孔教授開玩笑：「老師，您害我多關7天！」我們又相顧大笑。

我「保外就醫」的條件是不許在公開場合出現，當然包括不得發表演說，對從政者而言，等於「軟禁」。偏偏剛出獄時很多人要訪問或請我演講，我覺得很為難，就想到能否以出國就醫為名再重返哈佛。謝謝孔教授，他不知費盡多少心思，透過駐美代表處代表錢復跟蔣經國交涉，終於1986年秋天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法學院的「國際法與國際人權」課程選課、演講，並且完成「重審美麗島」乙書的文稿。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劍橋，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原來我坐牢那幾年，孔教授獲准在中國和香港教書，兼擔任知名的 Paul, Weiss 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

第二度在哈佛，我一口氣待了3年，因此民進黨1986年成立時，未能躬逢其盛。1988年民主前輩康寧祥與同好創辦「首都早報」，這是黨外人士繼組黨之後，另一盛事。他來電催促我回台擔任總主筆，我於是打道回府。後來我並未加入首都早報，倒是在1991年當選立法委員，擔任全職外交委員。

1996年11月21日，桃園縣長劉邦友血案發生，我臨危授命，在黨主席許信良強力徵召下，倉促補選縣長，獲得壓倒性勝利。

1997年3月28日就職典禮時，我特別邀請孔傑榮教授及當年推薦我的張富美姐參加。在縣府廣場人山人海的典禮中，孔傑榮教授特別用中文演說，有一句很動人的話，我永生不忘：

「在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坐擁大位的人下台後，到監獄度其餘生。今天，我們在這裡共同慶賀的是，一位從政治黑牢邁向權力之位的呂秀蓮。」

From prison to power，是的，我為公義身陷囹圄，也因公義而掌有些許權力。「公義」是孔傑榮教授給他這位非典型學生的最佳賀禮。

從2000~2008年，我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副總統，更是迄今唯一連任8年的副總統。雖然權限有限，但在陳水扁總統授權同意之下，無論外交內政，我竭盡心力，善加輔佐。其中之一是成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和「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

2013年，孔傑榮陪同他參與營救出來的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來台，我特別安排他們到「景美人權紀念園區」，那是我擔任副總統時堅持保留並加以轉型改造的。

在出奇燠熱的午後，我帶他及陳光誠夫婦，在眾多媒體緊追之下，穿過一長排暗黑的囚室，再爬樓梯，走進2樓61房，當年我鋃鐺入獄的地方。一生為人權吶喊的人，終於親身體驗到失去人權的滋味。那天他和陳光誠都穿西裝打領帶，在陳舊狹小的囚室中汗流浹背。想必他們能想像當年我在鐵窗下，不只汗流浹背，還不知多少次淚流滿面呢。

一世恩師，永世情。從劍橋到台北，從學術殿堂到軍事監牢，孔傑榮教授與我的跨國師生情誼，也算曠古一奇。

一世恩師永世情

我的哈佛法學院指導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於7月1日歡度九十歲華誕，受業學生為他出版紀念文集。我這篇在書的序文裡，希望您喜歡。

一個人是否幸運，除了是否投對胎，還要看在人生路上，有否遇到恩人、貴人。

像我這樣，30歲得癌症，36歲牢獄之災，60歲挨子彈，卻還能活下來，並堅毅地走下去，其實是天底下最歹命的人。但我很少自怨自艾，總覺得既然人生在世，就該認真過日子，不要虛晃一招，越是橫逆，越需堅毅。

曾經擔任哈佛法學院副院長的孔傑榮教授（Jerome Alan Cohen），年輕時擔任大法官的書記官，後來也擔任國際商務律師，但他的大半人生都奉獻給青年學子，不只在美國，也在中國大陸，而且周遊列國弘揚人權法治，堪稱門生遍天下，造就許許多多的各國法政人才，因而享譽國內外。最難能可貴的是，孔傑榮一生行俠仗義，不畏威權，亞洲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都是他關懷的對象，因他挺身救援，奮鬥有成的不知凡幾。

ㄧ、哈佛憶往

本人有幸成為他的受教門生，親炙其身教和言教。從他恢宏的國際觀和堅定的人權法治觀潛移默化中，我一步步走出狹隘的島國意識，更一步步邁向挑戰威權獨裁的險峻之路。

希望有機會到哈佛大學深造是許多青年學子的夢想，而我能夠圓夢是在1977年的時候，但在感謝孔教授之前，我得先感謝曾經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研究所研究，孔教授的得意門生張富美姐。

1976年夏，我應邀到美國各州巡迴演講，當時我因在台灣提倡新女性主義而小有名氣，連遠在加州史丹佛大學擔任研究員的張富美博士都知道我。她熱情地招待我住她家，我們一見如故，她對我在台灣推動婦運備受打壓十分心疼，聽說我有心出國深造，就主動為我寫推薦信給孔傑榮介紹我。

記得我從美國西岸飛到東岸，在紐約及波士頓演講結束後，有天下午我自己摸摸索索走進哈佛大學，在Law School 的Pound Building 4樓找到孔教授辦公室。我一進門便被他的秘書擋駕，因為我未事先預約。我說明我從台灣來美旅行，因無電話貿然前來，很抱歉。沒想到我提到「台灣」，傳進裡面的孔教授耳中，他自己就從裡面踱出來。我見到滿頭金髮身軀纖長的孔教授，好不感動！他說他收到張富美的信，心想過幾天我應該會去看他。他親切地問我台灣的婦女問題，我為何放棄婦運想到哈佛來。我告訴他我花了6年時間，台灣社會起了一些變化，但我受到許多來自政府的打壓，我需要暫時離開，再給自己充電。由於我過去在台大的優異成績，先前又獲得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比較法學碩士學位，我希望進一步研究美國的憲法，也想針對攸關婦女權益的民法夫妻財產制及刑法墮胎罪兩項作專題研究。

我們相談甚歡，在約略半個多小時的不速之訪結束時，他就告訴我：「妳回去準備，明年秋天歡迎妳來哈佛！」孔傑榮教授待人親切，令我倍感溫馨。原來我的哈佛不是夢！

我這一生有兩次在哈佛的經驗，第一次1977~78年，第二次1986~1989年。前者對我的命運起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後者對我擔任副總統預作準備的功夫。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哈佛，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也遊走中國和香港。

哈佛的校園既宏偉，又古邁，走在校園的每個角落，你都可以呼吸到古聖先賢的智慧。然而熙來攘往與你摩肩而過的各國留學生，卻又令你感受到世界的脈動和來自未來的挑戰。古、今、中、外，恰恰是哈佛的寫照。

當然我花最多時間的地方在Law School，其實就是Pound Building 和我住宿的Ames Hall。不只大多數課程在那，每週一次的lunch talk，東亞法律研究中心會邀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主題的名人專家演講，這給學生無限空間的追索，熟悉或不熟悉的議題，聽過或沒聽過的講者，只要你肯花時間去參加，就可以一邊啃自己的三明治，一邊追隨主講者的演講而天馬行空。

就在午餐演講的機緣中，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我此生第一次接觸到的世界名人。他當天講些什麼我已不復記得，但他熠熠光彩卻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國不必大，但應該偉大！」當時我真覺得彈丸之地的新加坡總理，可以受到那麼崇高的國際尊榮，台灣為什麼不可以？！

我自己也有榮幸在開學後不久被邀請到東亞中心演講，我談論的是戒嚴統治之下台灣的婦女運動。由於我親身說法，而且語詞辛辣，當天的演講相當轟動，之後Law School 大家就都以新女性來定位我。

但我其實更想推銷台灣，讓進出那裡的人有機會認識台灣。機會來了！宜蘭籍的黨外前輩、台灣省議會五虎將之一的郭雨新宣布要回台參選總統，他當時舉家移居華府。在戒嚴統治時代「總統」是蔣家的專利，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傳承，雖然戴著「選舉」的民主口罩，本質上就是不民主，不容挑戰！

如今居然郭雨新想要挑戰蔣經國，自是好戲一場。我問孔傑榮，可否邀請郭雨新來哈佛演講？孔說：「Why not?!」我於是進行種種安排，時間訂在1978年1月10日中午，一時之間，Pound Building 裡裡外外貼滿「挑戰蔣經國的人」的演講傳單，一股興奮又帶詭異的氣氛在Law School 瀰漫開來。

有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後來的馬英九總統，氣沖沖跑去質問孔傑榮：「郭雨新是蔣經國的政敵，你為什麼要邀請這樣的人來？這樣會得罪蔣經國。」孔傑榮笑笑回答：「民主自由是哈佛大學的核心價值，威權的台灣總統選舉，有人敢於挑戰，值得鼓勵。What’s good for Harvard is good for me!」他還特別強調：「I don’t live to please anybody!」

以上的話是孔傑榮偷偷告訴我的，他當時面帶微笑，我卻聽得十分感動。終於，我的國家有人關心了，終於，我遇到一位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人。

孔傑榮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精神，對我產生的影響，可以用「刻骨銘心」來形容。因為他不只作育英才，他其實捍衛人權，醉心民主無以復加。韓國反對派領袖金大中被日本遣送回漢城，遭朴正熙逮捕下獄，孔傑榮挺身相救，並邀請金大中到哈佛擔任訪問學者。菲律賓反對派領袖艾奎諾在馬尼拉機場遇害前，其實也曾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孔的芳名因此被菲韓等國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我問他怕不怕？他大笑：「被獨裁者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是一項殊榮！」

我在哈佛那一年，正值法務部著手修訂民法親屬篇及刑法墮胎罪，我特別針對這兩項攸關婦女財產及健康權益的法律，參考多國立法撰寫兩篇論文，而後寄給法務部參採，當時部長李元簇是我在行政院法規兼訴願委員會時的主委，他特別回函致謝，並說已將我的論文發交研修小組參考，令我倍感安慰。

我也選修孔傑榮教授開的中國現代法制化課程，他對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頗有研究，一直想促進他們的現代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共當局知道以法治國的必要性，因此選派好幾位青年學者到哈佛的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來，接受「資本主義法律教育」。我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來自中國共產世界的青年，過去國民黨都用「匪」字冠稱中國大陸，在台灣的人一聽到中共，心裡不覺發毛。但在哈佛接觸到的都很文雅優秀，尤其發現他們人手一冊台灣的「六法全書」，這對中國推動現代法學教育，以及法律的擬訂助益頗大，至少不用再去翻譯硬梆梆的德文日文或英文，當然這對日後兩岸經貿交流產生的法律問題，雙方溝通起來方便許多。

無疑地，孔傑榮教授在知識傳播上無遠弗屆，他對中國現代化的人權和法治十分關切，經常飛往北京、上海、杭州及香港各地傳道、授業、解惑，有時不惜得罪當道，但他對當代中國的法治化貢獻良多。不知中國當局知也不知？

他的周遊列國，既像孔子，誨人不倦，更像墨子，兼愛天下！因為看得出來，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讓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和台灣，早日民主和法治化，而用心培養來自各國的人才，便是可長可久的步驟。

二、燈蛾撲火

1978年我在哈佛法學院的研究日子，是我這一生很重要的轉捩點，也是我認識「台灣」的關鍵性起點。指導教授孔傑榮當時是卡特總統的亞洲問題顧問，寫了很多探討對中國、台灣和美國關係的文章。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國甫歸，不旋踵美國批售雷達武器給中共，接著卡特即將與中共完成正常化關係的傳聞甚囂塵上，我擔心美國有可能會無預警地與台灣斷交，意識到一場難以避免的歷史性不幸就要上演，我特別到華府拜會國務院台灣科的科長費浩偉（Harvey Feldman），他的欲語還休，加深我的疑慮。

當時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報紙只能報喜不能報憂，甚至外交部長在立法院應詢時也保證台美關係沒有問題。我想來想去，覺得應該回台將此訊息向國人同胞傳達。因爲1978年年底剛好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我決定利用選舉活動提醒大家危機可能來臨，根本沒有想到要當選。

那時我剛得到繼續攻讀博士課程的獎學金，這麼好的機會令我很掙扎，就問孔教授是否該放棄獎學金回台灣？還是留在哈佛繼續攻讀博士？他說：「You are nobody here but may be somebody at home. Why don’t you work for your own country?」我下意識地開玩笑：「If I go home, I may be jailed.」他馬上回應說：「Then I will wave a flag for you in Taipei.」我倆大笑起來。

我一直記得這段對話，因為這場對話不只改變我的一生，也相當程度影響了台灣的前途，而且一語成讖。

決定放棄獎學金回台參選後，我沒有立即回台，相反地，我花了3個月的時間在世界最有名、中文資料最多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讀資料，撰寫「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由於擔心回台時在機場被沒收，就將資料和文稿拍成黑白膠卷，並將膠卷偷偷藏在衣服裡面，回台後再沖洗放大。當時有關台灣歷史的著作大部分的記載與論述都著眼在中國正史的角度。論土地，台灣不過中國大陸沿海一蕞彈丸小島；論人民，不過滄海中之一粟，都不曾真正以台灣本土作主體，予以客觀、公正地檢視和批判。於是我決定析理台灣過去的歷史，大膽地超越傳統中國本位主義，完全站在台灣的立場，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觀。

台灣有史以來不斷與異族接觸，並被異族蹂躪，台灣先民胼手胝足開疆闢土，結果仍難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台灣人一直都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不能真正當家作主。用台灣的心去看台灣史料，我看到過去所不知道的悲慘歷史。我邊寫邊流淚，但我用眼淚寫出來的東西，在那白色恐怖時代，實已肇下禍端。

我請當時的黨外大老黃信介及康寧祥兩位指導我的文稿，他們都不置可否，我也知道十分敏感，甚至危險。為安全顧慮，我在內容上採取折衷方法：關於「台灣的過去」文字部分全部抽除，只留存圖片。至於「台灣的未來」部分，我原文照刊，因為它論述台灣問題的本質與美 – 中 – 台的三邊互動關係，更是原書的重點，也是選舉的主軸。

競選期間我一直抓住「台灣的過去與未來」這個主題，設計成章回小說式的演講，每場內容不一樣，而且段落分明有連續性，每晚結束時還預告隔天的話題。如此一來，今天聽過的人明天還會來，而且相招逗陣來，於是一場比一場多，而我也一場比一場精彩。

一傳十，十傳百，我的演講在三、五天內居然變成桃園人的最愛，無論閩南或客家，也無分男女老幼，到了晚上爭相到我的政見發表會場來，事後傳出有夫妻因為搶著要聽我演講不做生意而吵架，而鄉下地方因為全家出動，回去發現家裡失竊等趣聞來。

那年的選舉正式活動，從12月8日到22日兩星期，23日進行投票。沒想到12月16日上午9點，美國總統卡特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分別在華府與北京同步宣布美中兩國將於1979年元月1日正式建交。當天中午蔣經國也以國家面臨緊急危難為由發布選舉停止的命令。消息傳來，舉國驚愕，聽過我演說的桃園人有人貼出「未卜先知仙女下凡呂秀蓮」的大字報。但不多久，極右派開始對我抹紅抹黑，我的競選總部民主牆上出現好幾朵向日葵，又散佈我是CIA 派回台灣的謠言，甚至傳聞我已遭到警總逮捕。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我的競選總部被迫關門，我的兄嫂及其子女接連幾天不斷受到恐嚇騷擾，甚至半夜三更都有人打電話揚言要放火殺人。

美台斷交，我原是第一個通報預警的人，卻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受害人。

我因擅長析論台灣前途而聲名大噪，1979年12月10日高雄人權日晚會，原本沒有安排我演講，卻因當時特有的激越氣氛，我才在群眾三番兩次的大聲呼請下上台演說20分鐘。我演講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家聚精會神，甚至血脈噴張。

12月13日清晨，我第一個被捕，調查局從我背包搜出一串鑰匙後揚長而去，我隨即鋃鐺入獄。在調查局漫長驚怖的偵訊過程中，他們不只一次咬牙切齒地對我說：「高雄事件前半段應該由施明德負責，後半段由妳負責。妳的演講太厲害，我們那晚大概有7、8萬人在現場，每個人都被妳感動後再回去影響3、4人，妳害國民黨損失30多萬票，我們不抓妳怎麼行？」我像一隻撲火的燈蛾，奔向亮光，自投羅網。

三、From Prison to Power

美麗島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不但第一個抓我，還判我12年徒刑，實際坐牢1933天。但國民黨怎麼也想不到20年後，它會被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和「暴力叛亂犯」之一的呂秀蓮搭擋競選，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在2000年5月20日交出政權。

在我推動新女性主義的1974年暑夏，我因甲狀腺癌而開刀，復原情況大致良好，但1980年入獄坐牢後，因心力交瘁，加上母喪之慟，甲狀腺癌一度有復發現象。獄方安排醫師來診療，要我服用原子碘，但始終不讓我外出就醫。在那段病痛晦暗的日子中，忽然有一天，獄卒一大早把我叫醒，要我換好衣服，說要帶我去三總看醫生。我心想，原來病情加重了。

沒想到，下車進入三總，院長匆匆把我迎接進招待室，根本沒問病情，只說：「有一位美國來的教授想要見妳。不知妳願不願意？」我先是一愣，腦中忽然閃起孔傑榮教授。前兩天在電視上看到孔教授來台出席江南案刑事審判庭，知道他人在台灣，但不曾幻想會有機會與他相逢。那時我失去自由已近兩千天，「自由」是最奢侈的幻想！

緊接著獄卒就把我帶出接待室，我一眼看到在走廊那頭的馬英九，他當時是警經國總統的英文秘書，他快步趨前跟我握手，把我帶進一間會客室，孔傑榮在國大代表周清玉陪同下來看我。他滿頭金髮，清玉姐送我一大把鮮豔的捧花，對照因服用原子碘而身心俱疲，形容枯槁的我，何等反差！我與孔教授久別乍見，恍如隔世，不自覺淚流滿面。他對我說道：「那年妳問我到底回台灣好，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如果妳能為自己的國家和同胞做事，當然比在美國有價值，我沒有堅持留下妳，才讓妳惹上牢獄之災，6年來我一直為此耿耿於懷。」

言畢，兩行情淚汩汩流了下來。旁邊的馬英九點頭應證：「孔教授不斷告訴我，他未能使妳早獲自由，深感歉憾。」

追憶這幕鐵窗生涯外一章，儒家所稱道的「師生之情」，原來可以超越血統國籍，置諸四海而皆準。其實哈佛法學院每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生近百，孔教授桃李滿天下，居然會為7年前的一句箴言而對我如此信守、關懷，真是師生之情的現代佳話。

那天是1985年3月21日，一個禮拜之後，我就獲得「保外就醫」交保獲釋。回到桃園的家，記者們告訴我「上個禮拜我們就已得到妳會保外就醫的消息，我們來妳家等了老半天。」

經過探索，原來國民黨情治單位涉入華裔美籍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命案，引起國際轟動，本案在台北地院開庭審理時，江南遺孀崔蓉芝委託深諳台灣法律，中文又甚流利的孔傑榮教授擔任他的訴訟代理人，在孔教授精湛的刑事訴訟技巧運作下，情治單位在該案的角色無所遁形。審判庭結束後，孔傑榮問負責接待他的馬英九，能否安排到監獄來看呂秀蓮？

馬英九回去請示蔣經國再回報孔教授：「依我國法律規定，外籍人士不得進入我國監獄。不過，剛巧呂秀蓮因癌症復發住院，所以明早我會陪您去三總看他。」

想必蔣與馬打的算盤是，就用呂秀蓮牌換取孔教授對江南案高抬貴手吧。不過，為了國家顏面，不能早上見面，下午就放人，因此我被延後一個禮拜才獲釋。後來我向孔教授開玩笑：「老師，您害我多關7天！」我們又相顧大笑。

我「保外就醫」的條件是不許在公開場合出現，當然包括不得發表演說，對從政者而言，等於「軟禁」。偏偏剛出獄時很多人要訪問或請我演講，我覺得很為難，就想到能否以出國就醫為名再重返哈佛。謝謝孔教授，他不知費盡多少心思，透過駐美代表處代表錢復跟蔣經國交涉，終於1986年秋天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法學院的「國際法與國際人權」課程選課、演講，並且完成「重審美麗島」乙書的文稿。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劍橋，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原來我坐牢那幾年，孔教授獲准在中國和香港教書，兼擔任知名的 Paul, Weiss 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

第二度在哈佛，我一口氣待了3年，因此民進黨1986年成立時，未能躬逢其盛。1988年民主前輩康寧祥與同好創辦「首都早報」，這是黨外人士繼組黨之後，另一盛事。他來電催促我回台擔任總主筆，我於是打道回府。後來我並未加入首都早報，倒是在1991年當選立法委員，擔任全職外交委員。

1996年11月21日，桃園縣長劉邦友血案發生，我臨危授命，在黨主席許信良強力徵召下，倉促補選縣長，獲得壓倒性勝利。

1997年3月28日就職典禮時，我特別邀請孔傑榮教授及當年推薦我的張富美姐參加。在縣府廣場人山人海的典禮中，孔傑榮教授特別用中文演說，有一句很動人的話，我永生不忘：

「在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坐擁大位的人下台後，到監獄度其餘生。今天，我們在這裡共同慶賀的是，一位從政治黑牢邁向權力之位的呂秀蓮。」

From prison to power，是的，我為公義身陷囹圄，也因公義而掌有些許權力。「公義」是孔傑榮教授給他這位非典型學生的最佳賀禮。

從2000~2008年，我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副總統，更是迄今唯一連任8年的副總統。雖然權限有限，但在陳水扁總統授權同意之下，無論外交內政，我竭盡心力，善加輔佐。其中之一是成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和「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

2013年，孔傑榮陪同他參與營救出來的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來台，我特別安排他們到「景美人權紀念園區」，那是我擔任副總統時堅持保留並加以轉型改造的。

在出奇燠熱的午後，我帶他及陳光誠夫婦，在眾多媒體緊追之下，穿過一長排暗黑的囚室，再爬樓梯，走進2樓61房，當年我鋃鐺入獄的地方。一生為人權吶喊的人，終於親身體驗到失去人權的滋味。那天他和陳光誠都穿西裝打領帶，在陳舊狹小的囚室中汗流浹背。想必他們能想像當年我在鐵窗下，不只汗流浹背，還不知多少次淚流滿面呢。

一世恩師，永世情。從劍橋到台北，從學術殿堂到軍事監牢，孔傑榮教授與我的跨國師生情誼，也算曠古一奇。

【砸了WHO招牌的不是譚德賽，而是中國的野心 】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賽昨日記者會失控演出，裝可憐說自已被台灣網軍侮辱，甚至崩潰亂咬是對黑人社群的侮辱，想拖其他同胞下水，用種族歧視的罪名抹黑台灣。此番言論立刻引起世界憤怒砲轟，歐美各國網友紛紛聲援台灣，畢竟正是這位譚德賽，配合中國假消息攻擊，蓄意降低世界各國對武漢肺炎的戒心，癱瘓世界防疫準備一至兩個月，讓全世界超過150萬人感染，近9萬人死亡。

三個月前，台灣沒什麼人認識譚德賽，我們給他的唯一訊息，是透過IHR傳達武漢肺炎會人傳人的警訊。這個可以拯救數百萬人的消息，卻被譚德賽蓄意掩蓋，甚至說這是「侮辱」，譚德賽所作所為不只失職，還相當於隨機謀殺大量群眾。外交部沒有控訴他是與中國配合的殺人魔，還邀請他訪問台灣、向台灣學習防疫，真是客氣到極點了！

然而，這樣荒腔走板的中國衛生組織CHO，是怎樣走偏的呢？ 我今天要花點時間，跟各位完整地講這個故事。

1. 世界衛生交流的開始

故事要回到很久很久以前，在工業革命之後，一方面歐洲城市的人口快速增加，歐洲的船隊征服世界，使得疾病傳播更加容易；另一方面科學知識與技術也突飛猛進，人類逐漸相信，理性能戰勝未知，讓我們免於疾病之苦。

因而，在1829那場殺死數十萬人，持續多年的霍亂大流行後，法國成立了「皇家醫學學院」，派遣科學家到當時歐陸另外三大強國：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進行調查與交流，成為國際醫療合作的起源。在數年研究後，法國人比較了各國採取的不同隔離政策，認為應該組織一個國際會議來制定相關規範的標準。歷經協調後，1851年終於在巴黎召開「國際衛生大會」，共有12個國家各派出一名醫師與一名外交官參加。

有趣的是，在大會上，義大利國家（教皇國、托斯坎尼、兩西西里王國）、西班牙都支持對霍亂患者採取嚴格隔離措施，但英、法、奧不贊成，幾經妥協下，各國同意起草共有137條的國際衛生公約。

1854年，英格蘭內科醫師John Snow 研究寬街霍亂爆發事件，透過分析群聚感染的地理模式，使用科學統計方法，正確推測出了「水源」是傳染病灶，在找到微生物病原體前，就能夠有效的圍堵傳染病擴散，成為流行病學的發端。

在公共衛生的進展下，國際衛生大會的形式也越來越齊備，開始針對更多的疾病制定各國一致的公衛規範，到1938年，一共舉辦了14次，參加國也增加到50個，成為西方世界交換衛生訊息的主要平台，這也是WHO的前身。

2. WHO的誕生：一位中國人與一位台灣人的故事

二次大戰後，在戰火的斷垣殘壁中，建立世界大同的理想主義也隨之興起，剛誕生的聯合國被賦予很高的期待，各國希望聯合國希望取代國際聯盟，更好的協調各種國際事務，維持和平，阻止戰爭的發生。

1945年4月，當德國即將投降，而日本仍在垂死掙扎時，第一次聯合國籌備會議已經在美國舊金山展開，當時中華民國代表團中擔任醫學專家的施思明博士，在會議上和巴西、挪威代表討論下，共同提議設立新的國際衛生組織。在最後的宣言中，各國同意以「世界（world）」取代「國際（international）」，彰顯該組織的普世性，不只限制在特定的會員國中。

1948年，第一屆世界衛生組織召開，將防治瘧疾、結核病、性病，促進母嬰健康、營養和環境衛生列為首要目標。在WHO成立之初，大體上仍有著崇高的理想，並領導了許多重要的公衛成就，包含由美蘇等國共同合作，從1958年開始推動的「根除天花計畫」，結果成功在1980年宣布天花病毒在自然界消失，一時之間，讓世衛成了象徵國際合作與科學成就的力量。

至於發起人施思明博士，因為後來進入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服務，而與WHO的管理職位擦肩而過，但仍於1948年開始，擔任聯合國醫學總監，負責所有聯合國職員的醫療，以及執行海外任務行前的醫療衛生準備工作，前後長達20年之久。這位後來就不生活在中華民國國土的中華民國國民，最後在美國安養天年，活到90歲，於賓州享高壽過世。

1949年，中華民國政權逃難來台，並宣稱以台灣為國土的中華民國，是全中國的正統代表。當然，在這段時期裡，台灣人就以「中國代表」的名義，得到了參與WHO的機會。

其中，在WHO中擔任過最重要職位的，莫過於林宗義醫師。他是台大第一位神經精神科主任，是日治時期的典型台灣人菁英，一路從台南公學校、台北高等學校、唸到東大畢業後回台行醫，然而，就在他年紀輕輕就當上台大科主任同時，他的父親，台灣第一位留美博士，當時擔任台大教授的林茂生卻在228事件中被中國國民黨特務抓走殺害，連屍體都找不回來。

228後，林宗義全心投入工作，曾獲美國哈佛大學、母校東大獎學金，在美、日、英等國研究，在1955年就被WHO邀請成為心理衛生部的專家委員，並在1966年成為該部主任，決定遠赴日內瓦工作，主導了WHO的精神流行病學方向，然而，同時林教授因為228受難者的身份，又在海外接觸異議人士，支持台獨運動，而成為中國國民黨的黑名單，不能返國，卻能拿聯合國護照通行無阻。中華民國的異議人士在國內被迫害，卻在WHO當大官被保護，一生流亡海外，相較今天的政治環境，真是諷刺至極。

3.爭取中國正統失敗的中華民國，以及被國際遺忘的台灣

1971年，聯合國通過《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也就是PRC取代ROC成為中國唯一代表。先前十多年間，不斷嚴詞拒絕各種「雙重代表可能」（簡而言之：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中華民國政權，突然發現自己一無所有。

但我們今天嘲笑譚德賽時，不要忘記中華民國政府在50年前也是一樣的口氣。

當時，在告全國同胞書中，蔣介石痛訴：「聯合國大會違反憲章規定，通過阿爾巴尼亞等附匪國家之提案，牽引毛共匪幫竊取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中的席位」....「我們本漢賊不兩立之立場及維護憲章之尊嚴，退出我國參與締造的聯合國。」.....「對於此項非法決議，中華民國政府與全中國人民，決不承認其有任何效力。」

簡言之，一切就是「毛共匪幫」動員聯合國小混混霸凌我們「七億正統中國人民真正代表」，我們絕不屈服，歷史將會證明，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聲明就是聯合國「毀滅的宣告」。

什麼，聯合國沒了中國國民黨，聯合國就會毀滅！ 這真是太威了吧！

總之，蔣介石政府把有機會平局的牌，打成輸到脫褲，結果害到台灣，從此因為掛著「假的中國」招牌，無法加入任何聯合國下的國際組織，但他的徒子徒孫一樣爽爽跑去「附匪」啦！

總之呢，在兩蔣在世時，對於聯合國各種組織，抱著「我們退出聯合國，聯合國就要毀滅啦」的心態，被趕出門後，趕快表示是我拒絕參加。到了李登輝時期，則轉向務實，開始嘗試用各種名字加入國際組織，也不再計較代表「中國十幾億人」，但如果用了中國，就違反一中原則，用了台灣，就被說搞台獨，而被中國用力打壓。

2003年，SARS爆發，台灣因被中國排擠，無法接受最新防疫報告與防疫政策建議，因而導致之後政策誤判，釀成嚴重傷亡。當時，台灣第七次申請加入WHO，雖然美日歐盟都支持，但卻被中國強硬否決，中國駐WHO代表沙祖康更怒嗆台灣採訪記者「（台灣2300萬人的防疫需要）早就給拒絕了！沒聽到大會做的決定嗎！#誰理你們！」

在那個年代，台灣要取得國際新興流行病等資訊，幾乎都是透過美國CDC等組織的管道協助，WHO完全將台灣人民的健康需求遺忘。

2009年，當親中媚共的馬英九政權上台後，中共為了「表達善意」，默許台灣以「中華台北」為名參加WHA大會，但WHO卻在內規中把此身份表達為「中國的一省」大吃台灣豆腐，而參與會議也限制重重，無法取得所有資訊，還要時時看中國臉色。

蔡英文上台後，中國施壓WHO不繼續發給台灣觀察員邀請函，台灣改以其他身份派員混進去旁聽，並拉攏各國支持。期間曾與美日法澳英德共同參加多邊防疫會議，陳時中部長也曾堵到剛當選理事長的譚得塞，恭喜之餘表達希望參與WHA的意願。

4. WHO為何變成中國的樣子

陳時中部長遇到譚德賽時，他剛打敗英國籍對手，成為第一位非洲裔秘書長，自然風光至極。但只要稍微研究一下他當選的背景，就發現事情並不單純。

譚德賽念的大學本科是生物，後取得公衛博士學位，是第一位非醫師的WHO秘書長。但他過去在擔任衣索比亞衛生部長任內，三度阻止記者報導霍亂疫情，顯然和中國氣味相投。而他在擔任外交部長任內，和中國「一帶一路」政策密切配合，大量引進中資，讓中國在衣索比亞首都投資了機場、輕軌、工業區、到吉布地出海港的鐵路，提供了約4000億台幣的貸款，佔該國外債的一半，也讓衣索比亞面臨嚴重的還債壓力。

譚德賽的競選，受到非洲聯盟的大力支持，而中國在非洲國家中運作為時已久，支持這樣一個連國內霍亂都治理不好的人當上世衛秘書長，原因很可能是譚德賽好控制、握有把柄，易於讓中國發揮影響力。也讓中國在陳馮富珍（SARS期間防疫不力的香港衛生署長）卸任後，能夠繼續控制WHO。

陳馮富珍擔任的WHO秘書長，正是中國第一個拿下的國際組織首腦。近十年，中國大舉佈局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全球大撒幣，攏絡這些國家，獲取國際組織控制權。於是，2013年，中國拿到國際標準化組織主席和WTO副總幹事；2015年，又奪取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接著曾任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專門屠殺與迫害異議人士的孟宏偉，竟然於2016年當選國際刑警組織主席，但卻在2018年10月回中國時「被失蹤」，過幾天才被中國宣布逮捕，國際刑警主席一職也「被辭職」，而今年，最喜歡盜版、最沒有人權的中國又叩關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這一連串的努力，目的在於滲透國際組織後，更改遊戲規則，替中國在國際上打壓異己，或是幫中國竊取機密消息，好讓中國在世界競爭中可以透過各種作弊賤招來獲勝。

但另一方面，美國等西方國家反應緩慢，盲信中國表示自身不具威脅的說詞，金融海嘯後孤立主義興起，都給了中國趁虛而入的機會，也讓一度充滿理想的WHO，變成了CHO。

5. 台灣的機會

在中國崛起之際，台灣看似處境艱難，中國國民黨之流，則認爲台灣完全沒有機會，只能依附中國、仰人鼻息，靠著雙膝下跪討口飯吃，看能不能混進去這些組織當「中國台北」，以中國附庸的方式存在。

然而，正是在最不利的時刻，台灣過去壯大自己的努力卻意外有了成果，讓國際暮然回首，才發現台灣在燈火闌珊處活著，活得比你們這些相信中國讓大家發大財的國家都還好。

台灣防疫之所以成功，最大原因在於「不相信中國」、「不相信WHO」，既然WHO不給我們一手資料，我們就當作你和中國聯手說謊，從自己的經驗嚴格來判斷，三個月過去了，相信WHO的國家都死傷慘重、全面停擺，只有死也不信的台灣還在上課、還在打職棒，成為世界奇蹟。

台灣退出聯合國已經七七49年，被沙祖康痛罵「誰理你們」也17年了，現在的台灣，需要國際組織援助的，基本上沒有；可以幫忙國際組織的，非常多。但直到這波疫情，台灣與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建立起非官方的聯繫管道，開始交換情報、支援物資。主流國際社會才突然發現：「哇靠，台灣這麼有用」、「被中國打壓成這樣竟然打不死」、「早聽台灣的說不定沒事」.......

國際社會，是實力的社會，不是沒有原則道義，但要證明自己，才會有人幫你。而台灣，已經拿到了那張名為「信任」的國際入場券。然而，現在並不是自滿，也不是擺出姿態，全盤否定所有國際組織的時候。

接下來，WHO與台灣的恩怨情仇並不會落幕，真正的遊戲才要開始！

#早安長文恭喜你看完了
#打不死的必使我們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