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台灣飛長沙隔離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在2020年1月至2月多到過年時，
我在中國成都/重慶（四川省），
離武漢也不遠，已經發佈有新冠疫情。
街景上都拉上防疫宣導的紅色布條。

台灣仍然還沒受到任何影響跟警訊，
我有的朋友還在日本旅遊滑雪以及菲律賓工作等。

那時候的我還有開一家美容店，
感覺苗頭不對，
我在過年期間就開始準備賣店面了。
賣的時候房東還要求要漲房租。
那時候隔沒一段時間內地就開始封城。

3月疫情爆發後台灣股市大跌。
4-5月之間店家應該都有受到影響。
5-6月期間工作關係我又飛去中國了，
在上海隔離後期間去了北京、長沙、重慶。
隔離期間從機場下來根本見不到任何人是沒有穿全套防護服的。
防疫旅館全面都舖上保護墊。
無論去到哪都需要隨行碼掃描。

那時去北京談個商案好死不死又碰上豐台區爆發，卡在北京差不多兩週時間。
但全社區的人都做核酸檢測，
以及有染疫的小區都封鎖隔離後兩週就結束了。

總之那段期間台灣人都說防疫做的很好，
確診人數不多。

但我不是這麼認為的，
因為我在2020年的10月回國時驚呆了。
為什麼機場的所有人都只戴著口罩？
而且我還能逛免稅商店？

那時我還問免稅商店的，
你們不害怕嗎？
他們默默的什麼也沒說，
反正好像客人也不多的那種平常心。

然後我自主居家隔離很絕妙的是，
防疫車其實也不過，
就是一般的車子罷了。

送來的防疫包就是口罩、文件、垃圾袋。（個人覺得是大可不必送這些）
怎麼沒有廁所消毒片？
然後每天機關人員會在早上打電話來，
他們問我有跟家人同住嗎？
我說還可以跟家人同住喔？
（答案就是可以）

總之一切的一切，
我始終覺得台灣防疫來自人民神奇的自制力。
基本上我已經轉變工作型態，
除了表演/錄影工作以外，
我都待在家作業長達7個多月了。
一個爆發以後，
我前半年的業務努力也都暫緩了。

什麼人數校正回歸、足跡、機組人員，
我想都不算是討論的重點吧！

疫苗呢？怎麽樣才能打的到疫苗呢？
我美國的華裔朋友都笑嘻嘻的說
隨便都能打呀～你要不要來打？
內地北京、上海的友人們也都打完了
那種安心感真的著實很羨慕。

#非常時期停止爭執
#政治國家什麼的有比命重要？
#你好好待在家戴好你的口罩
#就沒那麼容易染疫

（照片是我在深圳日常，因為我已經又待在家好幾天都沒外出照了）

【盧斯達：抵抗一場名為天神的瘟疫】
見《號外》4月522期

八個月前，一個身穿黃色雨衣的香港人，在金鐘太古廣場掛上反送中標語，後來從高處墮下不治，得年35歲；之後一個年輕女孩在粉嶺自殺，在牆上寫上支持抗爭的遺言；第四個，在長沙灣自殺之後，留下遺書：「不是民選的政府是不會回應訴求　香港需要的是革命」。後來還有很多。悲哀不只是源於生命遺失，而是他們的死願，都受到很多刻意曲解和掩藏。

例如金鐘事件，有親北京網媒說，死者與數宗罪案有關，說危站事件是因為立法會議員鄺俊宇給予資助等等；粉嶺事件，有親中網媒說她是「為情自殺」，掩埋的意味明顯；後來事件越來越多，連支持示威的傳媒也覺得，要淡化事件，以免有模仿效應，因此一些人即使留下確實遺書，都盡量不處理；亦有人說，不應該視他們為「烈士」，不應歌頌，理由亦同。

我不認同這些思想潔癖的人。我總是細讀和傳閱死者臨行前留下的話，如果不能發掘出死亡的意義，不能阻止更多生命的飛散，而且這種唯生命論的人生觀，本身就充滿缺憾。生命誠可貴，但還有更高貴的東西。

其實他們和我們都是患者。這病不是情緒或精神病，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怪病。如果真實是一個太陽，我們就是洞穴裡的人，我們只能透過火光的反映來試著認識它。這病傳播已久，只是有些人早發覺，有些人不發覺。2014年佔領火紅火綠的時候，不只一個情緒病患者跟我說，那段時期病情好轉，甚至不藥而癒。當然，佔領失敗之後，病情又回來了。

我回想那段時間，實際政治和行動，隨著時間而變得蒼白，但個人的感受仍然鮮活。我們覺得自己的犧牲和生命，確實影響了甚麼，感覺到自己的生命不是宇宙中可有可無的微塵，而是有意義的。在政治的現場，我們感到痛苦，也治癒。

感覺到治癒，大概是因為我們的日常生活，有著致命的病毒，那病毒將我們從生命中隔絕出來，令我們覺得孤立和無助。很多人覺得政治抗爭，是非日常活動；但在生命和個體的維度，政治令我們與其他人聯合起來，是重返日常，是隔離和孤立的終結。

在長沙灣離世的死者，案頭有遺書、眼罩、生理鹽水、相機等等。遺書的其中幾句：「甚麼也改變不了的無力感令人煎熬」、「對未來完全看不到希望，絕望得令人窒息」。香港的日常生活，確實彌蔓著這樣類似的阻絕感。完全不民主的政府，是的；無法掌握自己的邊界和命運，是的；打擊來臨的時候，我們只能默默承受，怒氣和尖叫發出來的時候，天地默然，沒有人和善神回應我們。

2016年的梁天琦和其他人，令我擁有過希望。他們後來被強硬地取消了參選資格。雖然我們知道立法會不過橡皮圖，香港的選舉，不是美國或者台灣那種，不會真的帶來革命性改變。當年我們很多都二十多歲，我們都想存在，在陽光下擁有發言、被體認的位置。打擊來臨之後，世界還是不免黯然和漆黑：團體解散、活躍的人隱藏起來；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那是反送中的預演。

我們曾經想過治好香港的不明疫症，令世界沒那麼空虛，令自己沒那麼被拒絕，但我們未夠實力。病毒很頑強，甚至令你覺得，你做任何事情都沒作用。

人自殺或生存，是一個複合現象。我們死或者生，大多數不是由單一原因支撐。寫下遺書反送中的人，也不一定沒有其他煩惱，亦可以同時有感情問題。然而若當中有任何一個原因，來自社會，都證明了社會出了問題。很多人會將自殺現象，視為一個病理現象。這自然是令體制和社會賢達舒服的處理，因為自殺思想和行為，被精緻地切割為一個科學現象，例如說大腦的化學分泌出了問題，或者人際支援不足、社工服務不夠諸如此類。

這種病理化定性，往往是為壓迫性和高壓的社會體制開脫，為設定這一切的天神開脫。我們對自殺行為的一般思想，有一個總權力設置的導向。我們可以輕易理解一個人為情自殺、為長期病而死、為生計自殺，但我們不能理解一個為政治自殺、為理念而死的病人。

我們都是天神的受害者，但天神同樣豢養影響了我們一生，因此我們不能理解別人的死亡，是一種自我否定 (self denial)。我們對「烈士」這個概念的陌生和反感，本身就是天神在我們意識裡留下的遺跡。他們要我們傾向將社會的現象，窄化為個人問題。有人窮，是因為他自己懶；有人死，是因為他自己不開心。如果有人為情自殺，我們會譴責那個令死者不開心的人，這很簡單；但如果令人不開心的原兇，是這個排除香港人參與的政治社會經濟體系，我們不會批評這個政治社會經濟體系，原因還是你個人想不通。

佔領運動在2014年無疾而終之後，我留意到很多年輕人自殺。在我眼中，學生自殺現象在15年之後到達高峰，死者的背景、經濟狀態、年齡分佈得很廣泛，是一個總體的現象。批評聲音日多，特區政府也在2016年推出了「五大措施」幫助學生。

據資料，五大措施是：「一、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了解分析自殺成因及提出預防方法；二、舉辦五場地區研討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和學生輔導專業人士介紹預防自殺和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三、舉辦教師講座，教導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和相關支援；四、局內成立專責團隊，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和輔導人員為有特殊需要的學校提供到校支援；五、以學校、家長和學生為對象，製作知識小錦囊。」

2016年3月6日，時任教育局長吳克儉呼籲學生要「逆境自強」，「珍惜身邊所有，勇敢面對逆境，堅信辦法總比困難多，為未來闖出新路和新希望！」2016年10月，他又說「大專生自殺源於未做好生涯規劃，大專生在壓力下「有啲唔舒服嘅嘢就頂唔順」。

我相信他們是真心，他們完全不會想到，自己的教育政策和廣義的統治，就是令很多人想一死了之的直接成因。早在反送中以前，香港即已彌蔓著死亡和疫症，但那卻不是口罩就可以預防。北京的單邊政策、特區的蕭規曹隨，就好像中古時代的蒙古人攻城，殺了人，染了病，就將充滿病毒的屍體拋進城裡。感染了城內的人，剝奪了他們的氣力，他們就能破城佔領。所以對於天神來說，知道不知道也好，令你悲苦、令你無力、否定你、嘲笑你，是應份，他們固然不會悲憫人民，也知道悲苦如果停留在悲苦，還能剝奪你反抗的力氣。

很多人，特別是中年人，他們每年六四前後，都很悲憤，但這份悲憤不會轉化成堅定和力氣，不會成為守住這裡的力氣。我永遠記得反送中爆發之前，在那個百萬人大遊行之後，其實所有人都在等死，等條例在立法會通過，但那一晚在立法會前面，毫無裝備的年輕人開始推鐵馬，開始抗爭，他們不甘心，他們憤怒，就無視了香港政界一直強調的和理非教條，就是這些人引爆了之後的抗爭。

我要將桂冠戴到「年輕人」頭上，因為那一晚我也在立法會外面，目測，沒有一張臉孔不是青澀的。他們最年輕但也最堅強。

最深的病毒，便是籠罩這個社會的天神本身；中國是最大的、香港人只能逆來順受、香港是大灣區一部份、香港人的歷史出路只能是跟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香港人不能建立自己的主體、病毒從中國來而香港絕對不能封關……抵抗這種「天命」，對我來說，是凡人唯一值得存在的意義。

我自豪成為一個香港人，因為香港將會 / 已經成為這種天命的反題。

天神之於我們，是永恆的瘟疫，祂的存在本身，就是不斷否定我們。天神會像林鄭一樣冷笑，嘲弄我們。我們難以馴服，因為我們很難馴服一個永遠否定自己、不具包容性的天神。在抵抗之中，我們不能逃避內心的憤怒和抑鬱，我們不能否認自己每一秒都很想死。我們要直面天神的惡意，不能陷入單純痛苦的無明。無明就是你受苦，但你不知道受苦的緣由。

抗疫即抗命，因為政權不給封關，故意讓病毒抵港。因而不要以為抗疫就不政治，抗疫就是抗命。抗疫還要深入事情的深層，香港有一種更加根源、更加大包圍的疫症：天神的天命。在天神的嚴罰下，我們不再天真，我們充滿傷痕，但依然迎風而立。不是因為生命有多重要，而是靠過我們的殘存，讓天神的惡意不能完全：天神是鯊魚，祂剝奪了我的魚獲，但祂沒有打倒我。

生命確實並非最重要，透過生命或死亡達成甚麼，才是真正問題。有些人雖然活得肉血精美，卻已完全馴服於世界；有些人雖然離開，但死沒有剝奪他們的重量和影響力。他們令我想起天神的惡意，想起我們在時代中的責任，想起我們有待贖回的尊嚴。若香港是一個人，他內裡越痛苦，外面越溫柔、越寬容，卻永不馴服。他會寬容得連死亡都能吞服和轉化。他會生存和抵抗，包括亡者的那一份。

【盧斯達：抵抗一場名為天神的瘟疫】
見《號外》4月522期

八個月前，一個身穿黃色雨衣的香港人，在金鐘太古廣場掛上反送中標語，後來從高處墮下不治，得年35歲；之後一個年輕女孩在粉嶺自殺，在牆上寫上支持抗爭的遺言；第四個，在長沙灣自殺之後，留下遺書：「不是民選的政府是不會回應訴求　香港需要的是革命」。後來還有很多。悲哀不只是源於生命遺失，而是他們的死願，都受到很多刻意曲解和掩藏。

例如金鐘事件，有親北京網媒說，死者與數宗罪案有關，說危站事件是因為立法會議員鄺俊宇給予資助等等；粉嶺事件，有親中網媒說她是「為情自殺」，掩埋的意味明顯；後來事件越來越多，連支持示威的傳媒也覺得，要淡化事件，以免有模仿效應，因此一些人即使留下確實遺書，都盡量不處理；亦有人說，不應該視他們為「烈士」，不應歌頌，理由亦同。

我不認同這些思想潔癖的人。我總是細讀和傳閱死者臨行前留下的話，如果不能發掘出死亡的意義，不能阻止更多生命的飛散，而且這種唯生命論的人生觀，本身就充滿缺憾。生命誠可貴，但還有更高貴的東西。

其實他們和我們都是患者。這病不是情緒或精神病，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怪病。如果真實是一個太陽，我們就是洞穴裡的人，我們只能透過火光的反映來試著認識它。這病傳播已久，只是有些人早發覺，有些人不發覺。2014年佔領火紅火綠的時候，不只一個情緒病患者跟我說，那段時期病情好轉，甚至不藥而癒。當然，佔領失敗之後，病情又回來了。

我回想那段時間，實際政治和行動，隨著時間而變得蒼白，但個人的感受仍然鮮活。我們覺得自己的犧牲和生命，確實影響了甚麼，感覺到自己的生命不是宇宙中可有可無的微塵，而是有意義的。在政治的現場，我們感到痛苦，也治癒。

感覺到治癒，大概是因為我們的日常生活，有著致命的病毒，那病毒將我們從生命中隔絕出來，令我們覺得孤立和無助。很多人覺得政治抗爭，是非日常活動；但在生命和個體的維度，政治令我們與其他人聯合起來，是重返日常，是隔離和孤立的終結。

在長沙灣離世的死者，案頭有遺書、眼罩、生理鹽水、相機等等。遺書的其中幾句：「甚麼也改變不了的無力感令人煎熬」、「對未來完全看不到希望，絕望得令人窒息」。香港的日常生活，確實彌蔓著這樣類似的阻絕感。完全不民主的政府，是的；無法掌握自己的邊界和命運，是的；打擊來臨的時候，我們只能默默承受，怒氣和尖叫發出來的時候，天地默然，沒有人和善神回應我們。

2016年的梁天琦和其他人，令我擁有過希望。他們後來被強硬地取消了參選資格。雖然我們知道立法會不過橡皮圖，香港的選舉，不是美國或者台灣那種，不會真的帶來革命性改變。當年我們很多都二十多歲，我們都想存在，在陽光下擁有發言、被體認的位置。打擊來臨之後，世界還是不免黯然和漆黑：團體解散、活躍的人隱藏起來；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那是反送中的預演。

我們曾經想過治好香港的不明疫症，令世界沒那麼空虛，令自己沒那麼被拒絕，但我們未夠實力。病毒很頑強，甚至令你覺得，你做任何事情都沒作用。

人自殺或生存，是一個複合現象。我們死或者生，大多數不是由單一原因支撐。寫下遺書反送中的人，也不一定沒有其他煩惱，亦可以同時有感情問題。然而若當中有任何一個原因，來自社會，都證明了社會出了問題。很多人會將自殺現象，視為一個病理現象。這自然是令體制和社會賢達舒服的處理，因為自殺思想和行為，被精緻地切割為一個科學現象，例如說大腦的化學分泌出了問題，或者人際支援不足、社工服務不夠諸如此類。

這種病理化定性，往往是為壓迫性和高壓的社會體制開脫，為設定這一切的天神開脫。我們對自殺行為的一般思想，有一個總權力設置的導向。我們可以輕易理解一個人為情自殺、為長期病而死、為生計自殺，但我們不能理解一個為政治自殺、為理念而死的病人。

我們都是天神的受害者，但天神同樣豢養影響了我們一生，因此我們不能理解別人的死亡，是一種自我否定 (self denial)。我們對「烈士」這個概念的陌生和反感，本身就是天神在我們意識裡留下的遺跡。他們要我們傾向將社會的現象，窄化為個人問題。有人窮，是因為他自己懶；有人死，是因為他自己不開心。如果有人為情自殺，我們會譴責那個令死者不開心的人，這很簡單；但如果令人不開心的原兇，是這個排除香港人參與的政治社會經濟體系，我們不會批評這個政治社會經濟體系，原因還是你個人想不通。

佔領運動在2014年無疾而終之後，我留意到很多年輕人自殺。在我眼中，學生自殺現象在15年之後到達高峰，死者的背景、經濟狀態、年齡分佈得很廣泛，是一個總體的現象。批評聲音日多，特區政府也在2016年推出了「五大措施」幫助學生。

據資料，五大措施是：「一、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了解分析自殺成因及提出預防方法；二、舉辦五場地區研討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和學生輔導專業人士介紹預防自殺和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三、舉辦教師講座，教導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和相關支援；四、局內成立專責團隊，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和輔導人員為有特殊需要的學校提供到校支援；五、以學校、家長和學生為對象，製作知識小錦囊。」

2016年3月6日，時任教育局長吳克儉呼籲學生要「逆境自強」，「珍惜身邊所有，勇敢面對逆境，堅信辦法總比困難多，為未來闖出新路和新希望！」2016年10月，他又說「大專生自殺源於未做好生涯規劃，大專生在壓力下「有啲唔舒服嘅嘢就頂唔順」。

我相信他們是真心，他們完全不會想到，自己的教育政策和廣義的統治，就是令很多人想一死了之的直接成因。早在反送中以前，香港即已彌蔓著死亡和疫症，但那卻不是口罩就可以預防。北京的單邊政策、特區的蕭規曹隨，就好像中古時代的蒙古人攻城，殺了人，染了病，就將充滿病毒的屍體拋進城裡。感染了城內的人，剝奪了他們的氣力，他們就能破城佔領。所以對於天神來說，知道不知道也好，令你悲苦、令你無力、否定你、嘲笑你，是應份，他們固然不會悲憫人民，也知道悲苦如果停留在悲苦，還能剝奪你反抗的力氣。

很多人，特別是中年人，他們每年六四前後，都很悲憤，但這份悲憤不會轉化成堅定和力氣，不會成為守住這裡的力氣。我永遠記得反送中爆發之前，在那個百萬人大遊行之後，其實所有人都在等死，等條例在立法會通過，但那一晚在立法會前面，毫無裝備的年輕人開始推鐵馬，開始抗爭，他們不甘心，他們憤怒，就無視了香港政界一直強調的和理非教條，就是這些人引爆了之後的抗爭。

我要將桂冠戴到「年輕人」頭上，因為那一晚我也在立法會外面，目測，沒有一張臉孔不是青澀的。他們最年輕但也最堅強。

最深的病毒，便是籠罩這個社會的天神本身；中國是最大的、香港人只能逆來順受、香港是大灣區一部份、香港人的歷史出路只能是跟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香港人不能建立自己的主體、病毒從中國來而香港絕對不能封關……抵抗這種「天命」，對我來說，是凡人唯一值得存在的意義。

我自豪成為一個香港人，因為香港將會 / 已經成為這種天命的反題。

天神之於我們，是永恆的瘟疫，祂的存在本身，就是不斷否定我們。天神會像林鄭一樣冷笑，嘲弄我們。我們難以馴服，因為我們很難馴服一個永遠否定自己、不具包容性的天神。在抵抗之中，我們不能逃避內心的憤怒和抑鬱，我們不能否認自己每一秒都很想死。我們要直面天神的惡意，不能陷入單純痛苦的無明。無明就是你受苦，但你不知道受苦的緣由。

抗疫即抗命，因為政權不給封關，故意讓病毒抵港。因而不要以為抗疫就不政治，抗疫就是抗命。抗疫還要深入事情的深層，香港有一種更加根源、更加大包圍的疫症：天神的天命。在天神的嚴罰下，我們不再天真，我們充滿傷痕，但依然迎風而立。不是因為生命有多重要，而是靠過我們的殘存，讓天神的惡意不能完全：天神是鯊魚，祂剝奪了我的魚獲，但祂沒有打倒我。

生命確實並非最重要，透過生命或死亡達成甚麼，才是真正問題。有些人雖然活得肉血精美，卻已完全馴服於世界；有些人雖然離開，但死沒有剝奪他們的重量和影響力。他們令我想起天神的惡意，想起我們在時代中的責任，想起我們有待贖回的尊嚴。若香港是一個人，他內裡越痛苦，外面越溫柔、越寬容，卻永不馴服。他會寬容得連死亡都能吞服和轉化。他會生存和抵抗，包括亡者的那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