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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聯合國原子能總署和輻射防護委員會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公布了輻射防護的五大原則（依序為其優先順序）：全文請參考ICRP Publication 103, The 2007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內附簡體中文版（http://www.icrp.org/publication.asp…）
1. 正當性（Justification）
2. 最優化（Optimization）
3. 劑量限值（Dose limits）
4. 遏制干預（Constraint）
5. 參考等級（Referenc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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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恐怖陰謀

「核能啦啦隊」原能會真正的身分

如果核能沒有輻射的問題，如果輻射沒有最低安全限值（再低仍有風險），核能將會是完美的能源選擇，可惜也可怕的是：核能會產生百萬年都可以危害人類與環境的輻射問題，隨著人類對輻射的危害的認知與時俱進，讓人類社會無法接接受核能的輻射危害，早已是普世價值。

然而台灣在冷戰威權時代訂定的《原子能法》，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包裝核武的野心，以「促進原子能和平利用和研究」為名，把輻射防護、核能管制視為保障「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工具，長期以來洗腦人民，讓人民無條件接受不必要的輻射。依《原子能法》而成立的「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長期以來被譏為「球員兼裁判」，其實原能會的法定角色既不是球員，更不是裁判，而是「核電的啦啦隊」，或是實質上的「台電包商」。


能源轉型的重要案例

2018年9月6日田秋堇委員、蔡崇義委員調查，據訴，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健康減鈉鹽」，非衛生福利部核准在案之「健康食品」，其高鉀含量對腎病變者可能造成健康風險、具有偏高的輻射值(輻射食品標準為100貝克/公斤)，且並非對所有消費者皆有益，因此需加警語等情乙案調查報告。（https://www.cy.gov.tw/sp.asp…）可以下載調查報告，一覽全文。
這項調查報告過了9個月後在2019年5月28日才公布，本案對於台灣人民健康、食品安全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因為台灣過去半世紀以來，「促進原子能和平利用」洗腦成功的一斑，台灣的輻射防護全部成為擁核者的玩物，不斷用「低輻射無礙健康」，甚至還有「低輻射有益健康」，最近更有鄉林建設用「天然鐳」輻射作為「健康宅」的訴求，當然國營事業台鹽，在衛福部與原能會的保護下，用「健康」標榜高輻射的加鉀鹽也是「天經地義」。
衛福部在7月16日公告「市售包裝食用鹽品添加之食品添加物含天然放射性物質鉀-40之標示規定」草案，8月20日在立法院陳曼麗委員主辦公聽會中，來了一群業者、學者，紛紛陳述鉀的好處，甚至連香蕉蕉農理事長都出席關切。
本案的主要問題是在於人工合成的氯化鉀中含有放射性鉀-40問題，台鹽的「健康減鈉鹽」系列輻射量高達8860貝克／公斤，過去10年間，販售7000多噸，總輻射量可達520億貝克，福島核災過後，3座爐心爐毀的核電反應爐持續每小時排放1000萬貝克，換句話說，就是5200小時的排放。所謂「健康減鈉鹽」的影響不可謂不重大。



在這場公聽會中，我們看與會的包括台大教授、中研院的研究員都不了解NORM，和TENORM的差別，NORM是 Naturally Occurring Radioactive Material的縮寫，TENORM是Technologically Enhanced Naturally Occurring Radioactive Materials的縮寫。美國EPA有清楚的定義與管制要求可以參考。（https://www.epa.gov/…/technologically-enhanced-naturally-oc…）
像香蕉內的鉀-40的是NORM，天然的植物生理吸收的，含量極為有限，且鉀是人體必要元素，並無健康疑慮。而台鹽健康減鈉鹽是TENORM，自然界中沒有純度99%的氯化鉀，是經過人工濃縮提煉出或電解來的（Technologically Enhanced），這輻射劑量是額外的，且依包裝指示食用每天10克，等於每年額外增加了3至9張的X光的劑量。

一般市場宣傳「天然的最好」，在輻射方面，就沒有這種「偏見」，不論天然，還是人工的放射線，α（alpha），β（beta），γ（gamma）都是子彈，不論是警察，還是土匪，打出去的子彈是一樣的。

在國際輻射安全標準中，已經認定了輻射傷害（對人體致癌）是沒有最低安全劑量的，因為低劑量輻射對人類DNA傷害是「隨機性」的，也就是不會因放射性粒子或波的數量多寡而增加或減少DNA突變，導致癌症的機率。在以下這段NHK介紹的影片中，有清楚的動畫描述。



在這裡舉個例子，當年連勝文在永和為候選人站台，被黑道份子近距離行刑式槍擊，連勝文被子彈貫穿口腔，子彈擊中現場數十公尺外的一位身障者的頭部，結果連勝文復原了，而身障者當場死亡。這正可以說明低劑量（一顆子彈）的隨機性（想打的人沒死，不想打到的人卻死了）。

在醫學、生理學、分子生物學、公共衛生學、地質學、輻射醫學等跨領域科學上，以及經濟、社會、產業的論證妥協下，聯合國原子能總署和輻射防護委員會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公布了輻射防護的五大原則（依序為其優先順序）：全文請參考ICRP Publication 103, The 2007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內附簡體中文版（http://www.icrp.org/publication.asp…）
1. 正當性（Justification）
2. 最優化（Optimization）
3. 劑量限值（Dose limits）
4. 遏制干預（Constraint）
5. 參考等級（Reference Level）

這也被視為國際輻射防護的標準，國際原子能委員會的輻射防護標準引用，希望各國將其立法做為國內法的依據。

一、正當性
要輻射安全，就是盡可能的避免，所以國際輻射安全的第一條原則「正當性（Justification）」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正當性，就不應該曝露於輻射中，除非是「利大於弊」。
二、最優化
如果在「正當性」完備的條件下，就要採取最優的「利大於弊」，也就是在最小傷害下，獲得最大的利益。
三、劑量限值
就「最優化」的依據，訂定出劑量的限值，在計劃性曝露時，不應超過這最大的劑量。

以上三項原則是在「計劃性曝露」所實施的，就是在控制的條件下，確定「利大於弊」的正當性，非曝露不可，在一定的劑量範圍內，可以接受「計劃性曝露」。
但是如果發生核災（核電廠無法控制排放輻射），特定的地質條件產生大量的輻射，或是核子試曝（現在國際社會已不允許），這些是「非計劃性曝露」，就要採取第四、第五項原則措施。

四、遏制干預
當非計劃性的事件發生，產生超過平時或計劃性的曝露量，行政機關、管制機關就要介入，採取遏止和干預手段。
五、參考等級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即使在積極的介入干預，也不能降低輻射，就會訂定出「參考等級」的標準，以降低輻射危害。

如此看這五個原則，其實非常「空洞」，國際標準內容十分冷僻，文字非常艱澀，一般人根本看不懂，也難以理解。台灣當局也落得輕鬆，雖然《輻射防護法》第五條規定，我國國內輻射防護必須依照最新國際標準制定法規，但實際上，原能會的輻射防護還停留在50年前的概念，曾經大力鼓吹「低輻射有益健康」的謬論。

我們舉核電廠的例子，讓大家理解。

一、正當性
興建核電廠，可以產生電力，供應大眾、產業用電，有利於民生福祉，在計劃中核電廠會排放有限度的輻射，但經環境、經濟、社會影響評估，廠內外人員曝露劑量有限，利大於弊，所以興建核電廠。以德國為例，2011年福島核災後，德國政府評估，核電繼續運轉，核災與核廢的環境、經濟、社會成本過高，缺乏利大於弊的事實，就決定德國停止核能發電。
正當性的建立，除了健康效應外，還有經濟的補償，職業訓練，體檢等福利，讓受曝者接受輻射的「正當性」提高。像核電廠工人，都有「核能加給」，因為他們受到一定量的輻射曝露，也會因管制限內的輻射劑量增加而提高。奇怪的是原能會主委又不在核電廠上班，頂多偶爾視察，長年以來原能會主委、副主委都領「核能加給」，這種「過度正當」，讓原能會把「輻射」當成「福利」。
所以如果遇到核電幫再說「輻射無害論」，先要求他們撤銷原能會、核電廠、核研所的核能加給再說吧。
從正當性來看，廠外居民受到一定量計劃性曝露的輻射，當然要有補償，目前台電「電力開發協助金」依核電廠發電量補助，是不符合正當性的，應該以核電廠在地方存放的核燃料、核廢料以及輻射污染物的量來補償或賠償才對。
居民接受的劑量應遠低於廠內人員，因為居民並沒有領核電廠的薪水、退休金，以及各項福利保障。但政府常用廠內工人的管制限值來告訴人民一切沒有污染、安全，這就缺乏正當性，除非當局要發薪水、退休金給居民。

二、最優化
雖然核電廠有正當性，但是其輻射排放一定要越低越好，在核電廠的輻射防護最高原則是ALARA （As Low As Reasonabaly Achievable），在可行的合理條件下，能不排放就不排放，能減少多少，就減少多少，讓輻射的量降到最低，或是封閉在密閉空間內，不排放到廠外。

三、劑量限值
核電廠內的人員都配帶2個劑量佩章（輻射測量計），一個是短期的，每次進出輻射作業區的所受曝的輻射量，一個是每個月總共的劑量。如果一次或一個月，或數個月累積超過一定的數值，就會被限制不得再進入輻射管制區工作。即使這些工人已經收到核能加給、高輻射作業津貼等經濟補償，但是基於人道考量，必須予以管制。
此外，也有性別差異，因為女性的卵子細胞是終身的，而成年男性的精子細胞是不斷生成的，某些高輻射作業是禁止女性參加的，這並非歧視，而是人道的保護措施。

四、遏制干預
當核電廠某個區域或整廠的輻射防放超過了原計劃，當局就要採取遏制措施，就像《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規定的，必須採取非常措施，減少輻射曝露的機率，包括廠內人員撤離，廠外疏散，管制進出，除污，復員等作業，甚至國家都要發布緊急命令，甚至戒嚴，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五、參考等級
當人民員與環境受到非計劃性的曝露（核災），所有的遏制干預措施也無法把輻射降低到計劃內的量，而人民不得不在輻射污染區內生活、工作，所以當局會依據廠內外實際的輻射劑量，制定廠內、廠外的參考等級，予以賠償、補贘或補貼。
就像車諾核災後，歐洲至今仍把一般食品的參考等級訂在每公斤1,000貝克，所以即使車諾比過了30多年，德國、法國出口到台灣的藍莓醬都會有超過500貝克的等級，高於台灣管制的100貝克限值，難道是注重食安的歐盟對輻射管制掉以輕心嗎？非也，這是因為歐盟受到車諾比核災後，土地、水域受到污染，視同核災區，不得不做的處置，否則歐盟都要進口其他的洲的農產品、水才能保證人民溫飽，這樣的成本變得無限大，又不符合第一原則「正當性」，所以把參考等級放寬，這是不得已的做法。

同樣的輻射安全原則，也適用於醫療、研究的輻射防護，這是一個基本的邏輯，和成本效益分析，各國各人的情況不同，很難用單一數字的標準讓所有人都適用。


從輻射安全五項原則看鉀鹽（台鹽健康減鈉鹽）和日本福島污染區食品進口問題

日本核食問題爭議多年，糾纏不清，在我看來，是沒有用國際標準來衡量，同樣的台鹽健康減鈉鹽也是如此。
因為台灣沒有發生核災，到非吃不可的地步，所以不適用第第四、第五原則，但是政府（原能會、衛福部）都是拿第四、第五原則下的管制原則來管制，這是不符合第一條「正當性」的。

我們應該先就「正當性」來審視減鈉鹽和日本核食問題。
某些人因心臟病、高血壓的家族病史，而且要攝取大量的鉀，非吃減鈉鹽不可，他們為了健康，甚至保命，在食用含鉀鹽的「正當性」是足夠的。（其實台灣的食安問題更嚴重，食品的添加劑調味劑，如味精，都是鈉離子，問題不在於鹽的鈉，而在於添加劑中的過量鈉。）
許多心血管疾病專家視食物中的鈉如寇讎，同樣的，也有腎臟權威視鉀鹽如寇讎，這些都還是化學性生效應，並無考慮到輻射的效應。
但是台鹽以「健康」為名，販售「健康減鈉鹽」近二十年，除了台鹽以14倍於一般精鹽價格販售，可獲取超額利益外，是無法找到「正當性」為每公斤8860貝克的鉀鹽自圓其說的，頂多是對少數有心血管疾病，沒有腎病變（台灣每年增加近萬名洗腎病患）的人有幫助。如果符合某些專家所述的對心血管病變的健康效應，就應以「健康食品管理法」管理之，這也符合「正當性」

在日本核食面，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都在日本政府「文攻武嚇」下，自動主張要開放核食，儘管2018年公投以近779萬比223萬票大幅壓低性的反對核食輸入，但日本外相公然威脅台灣的國際空間地位，這符合「正當性」嗎？
台灣政府一直說日本管制ok的，台灣人就可以吃，就應該進口，而且所有的研究計劃都是用日本的檢測資料，而日本的檢測方法比台灣法定方法粗糙，精度不足，在法律與科學上是不應採用的。
此外日本所設管制規定，是以核災後的情況，也就是用輻射安全標準的第四、第五原則，並不符合台灣現況（未發生核災）。
如果用日本核食來說有些不清楚，用台灣的豬隻口蹄疫來對比，就清楚了。
台灣的豬口蹄疫到今年7月正式絕跡，不再是疫區，但自1997年口蹄疫爆發以來，台灣成為疫區，但是台灣人無日不吃豬肉，也沒有人因吃了豬肉而生病。但日本迄今22年來從未進口台灣豬肉。
日本不進口台豬，是為了保護日本豬農嗎？日本也是口蹄疫疫區，疫區到疫區都不可以，為什麼從日本核災區，到台灣非核災區就可以？

衛福部的食品輻射管制和原能會輻射管制與國際脫軌，這並非一朝一夕所成，而是兩蔣要「核子不要孩子」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魔咒跨越了半世紀後，仍然陰魂不散，還把21世界20年代的台灣人弄得頭昏腦脹，閉關自守，脫離國際輻射防護的管理軌道。

TSNA專業體育新聞團隊 創辦人曾公文誠的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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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太山，曾加入嘉農、台電、彰銀、味寶等隊，亦是1951、1953年台灣棒球遠征菲律賓，第一亞洲杯成棒賽隊員，以打擊強著名，可說是台灣棒球史上第一代的四棒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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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1531094117/posts/10213144620920070/

謹以此文獻給台灣第一代四棒、洪太山。

洪太山口述、曾文誠記錄

洪太山，曾加入嘉農、台電、彰銀、味寶等隊，亦是1951、1953年台灣棒球遠征菲律賓，第一亞洲杯成棒賽隊員，以打擊強著名，可說是台灣棒球史上第一代的四棒代表性人物。

「我父母親都是澎湖人，我父親在日據時代是廚師，他在十七、八歲的時候被我祖父從澎湖帶到台灣來學廚藝，初期他雖然有一技之長，不過過得是居無定所的日子，哪裡有工作就到那裡，也遠到過基隆，還曾上過客輪周遊世界，後來到嘉義找到一份日本人幫廚的工作，生活才安定下來，接著就回澎湖老家娶了我媽媽，然後生下我。

「會談我爸爸是因為我之所以唸嘉農就是父親叫我去的，那時候嘉農是最難考的學校，所以他要我去試試看，另一個目的是去打棒球，爸爸要我考嘉農，然後參加嘉農的棒球隊。

「我小時候唸公校時就打過棒球，當時嘉義小學有球隊的學校不多，有一所都是日本子弟就讀的『旭小學』棒球隊是最有規模的，其他幾個台灣人唸的公校就沒有那麼普及了。那時候一般的台灣小朋友是不敢打棒球，因為棒球很硬，打在身上很痛，所以沒有幾個人敢試，也許是我從小運動神經就不錯，跑步比同年齡的小朋友還要快，因此我們學校有一位山田日本老師想要組球隊時，我就跑去參加了，不過那時候棒球的隊員組成和現在不太一樣，是成績好的學生才有進球隊的資格。

「我們球隊的使用球都是學校提供的，一般說來，少棒所打的都是軟式棒球，有一些社會組的球隊會打準硬式，而真正的硬式棒球則是高校棒球隊或是社會組隊在打的。

「小學雖然打軟式球，但怕球的人還是很多，那時山田老師組棒球隊，他是當然的教練人選，第一次練習時，他負責打球給所有選手接，但問題是沒有人願意當捕手，因為怕被球打到，因為我很想參加球隊就自告奮勇的說我可以，結果我蹲下之後，老師才發現我用右手接球左手傳球，山田老師一看就大罵你開什麼玩笑，那有左手的人當捕手的。不知道是好勝心還是很想打棒球，我就自己改成左手接球右手傳球，也因為是剛接觸棒球不久，所以改成哪一手好像都差不多，因此在守備上就很快適應，但在打擊時則還是用左手，那時候台灣島上大概只有我是右投左打吧。

「在當時棒球風氣是非常盛的，不管是哪一級的棒球比賽總是吸引很多觀眾，在球場邊幫球隊加油，主要的比賽場地是在嘉義公園棒球場舉行，只要有比賽就有球迷來，我父親就是一個標準，一碰到比賽他就把廚師的工作交給其他人，自己就跑去看球了，就因為他愛看棒球，所以才會鼓勵我去打棒球、去唸嘉農。

「講起來在進嘉農棒球隊之前，我學棒球都是玩票性質，老師不是很專業，而我們也沒有很認真的練，直到進嘉農之後。嘉農棒球隊會強，教練近藤兵太郎是很重要的關鍵。那時候嘉農的學生除了讀書之外，都要做農科實習，連棒球隊也不例外，所以我們都得利用有限的時間加緊練習，每天從下午一直練到天晚看不到為止，而天黑之後並不代表就可以休息，而是跑步練體能，真的是很充份利用時間，也練得很苦就是了。

「近藤老師真的是一位很嚴格而負責的教練，嘉農棒球的教練只有他一個人，頂多偶而有一些校友回來幫忙而己，因為那時候學長學弟制是非常嚴格的，像很多學弟就不太敢和蘇正生(1931嘉農棒球隊中外野手，曾獲甲子園大賽第二名)講話，所以校友回來是很管用的，不過多數的時間都是只有近藤老師一個人在操練，每天他都是一個球一個不斷地打給我們接，不對的動作再重複做，不過這種嚴格的訓練的方式也嚇壞了不少人，我記得林喚州到嘉農不到一個禮拜就跑了。

「那時候台灣高校棒球隊還是以北部學校為主，像台北一中（現建中）、台北商業（現台北商專）、台北工業（現台北科技大學），高雄的有高雄中學、高雄工業，而嘉義有嘉義中學、嘉義農林等。實力方面各校都不錯，不過台北幾校、嘉農、雄中都算是第一級的。在以往各縣市都會齊集到台北圓山棒球場(現中山足球場)去爭奪甲子園的台灣代表權，不過到了我們那時候，圓山棒球場已經不見了，改成陸軍醫院，所以台灣中等學校棒球賽就改在現在的台灣大學棒球場舉行，雖然比賽的地點改了，不過觀眾還是很多。

「戰前（二次大戰）物質已經不是很充裕，所以打棒球就更困難，在我看來棒球是所有運動當中最花錢的，人多且每個人都要有手套，除此之外，動不動就把球的縫線打裂開，實在是很花錢。我記得那時警察一個月薪水差不多是三十幾塊，但一雙棒球釘鞋就要五、六塊，手套也是很貴的，不過手套還有球是學校供應的，但鞋就要自己想辦法，我家裡因為父親當廚師，所以生活還過得去，因此球鞋都穿新的，只要有一點破舊，我爸爸就幫我換新，因此那時我們隊上有一位山地人每天都跟在我後面，做什麼呢？就是等我鞋不要時趕快接收過去。

「戰前雖然物質缺乏，但我們仍然克服一切困難去享受棒球的樂趣，但戰爭期間就實在是沒有辦法了。二次大戰後我在公賣局服務，原本以為不會再碰棒球了，但有一天有人跑到公賣局來找我，問我是不是某某人，是不是嘉農畢業的，是不是打過棒球，我都說是啊，我就是你們要找的洪太山。原來他們是為了即將到來的第一屆省運，要組棒球隊，所以特地來找我這個有棒球底的人加入他們的球隊中。

「他們要我當他們球隊的捕手，在嘉農時代我就是捕手，不過話說回來，當捕手的人真是天下最笨的，那麼多裝備在身上，而且有功沒賞的。雖然我當過捕手，不過並沒有一下子就答應他們，是後來他們又來了好幾趟，才勉為其難的點頭。」
「第一次練習時，隊友大家彼此間才第一次見面，雖然是首次見面，可是卻對守備位置互不相讓，有的人說要當投手、有人的說要當游擊、捕手等，我一個人就靜靜地站在一邊不說話，等大家都把位置搶好了，就只剩下中外野這個位置沒有人要，大概是中外野守備範圍太大，所以沒有人願意吧，而在我看來只要不再叫我蹲捕手，其他什麼位置我都可以，而且我一直對自己的腳程很有信心，所以守中外野、雖然要兼顧左右兩邊，但我想還是可以勝任，所以就站在中外野了，沒想到這一守就是到退休，大家也都忘了我曾經是位捕手這件事了。

「守備位置是大家搶，而打擊順序是有人排的，有一個是所有人當中年紀最大、自稱是教練的站出來，他主動安排全隊的打擊順序，在此之前他也沒看過我打棒球就竟然把我排在第四棒，我說這怎麼可以，在我心目中第四棒是一支球隊勝負重要的位置，我趕緊對他說我擔當不起，一聽到我這麼講，其他人就紛紛說那我來好了，結果第四棒還是用搶的，我則打第三棒。

「球隊組好了，就準備去打比賽了，那時候參加省運是這樣子的，以我們所住的高雄為例，先在高雄地區打比賽，冠軍的隊伍才能代表高雄打省運，我們也是眾多報名的隊伍之一，我們的隊名叫做『前鋒』，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是旅居高雄的澎湖弟子所組成的。

「但比賽最後我們並不是第一，冠軍是旗津的一支球隊，而且他們還邀請我一起去打省運，不過被我拒絕了。那時我們隊中就有人提議，與其不能代表高雄參賽，倒不如回澎湖代表家鄉參賽，反正澎湖也沒有棒球隊打省運。這個提議獲得大家同意，而且縣府的人也贊成，但條件是他們不出錢。那時高雄在地的澎湖人有很多是搞營造業的，營造業在當時又很景氣，所以他們就拿錢出來讓我們成軍。」
「沒想到我們這支連高雄都選不上的球隊，到了省運卻過關斬將一路到冠軍戰，冠軍戰我們的對手是嘉義，隊中有我嘉農的學長蘇正生，這一場比賽我是拚命的打安打、有一局我打了一支全壘打，跑過一壘往二壘時，守二壘的蘇正生竟然往我頭上敲說：『你打夠了沒！

「嘉義代表隊還有另一位嘉農學長陳耕元（台東縣縣長陳建年之父），他打擊非常的好，在二十個打數當中擊出十支安打，打擊率是五成，而我也是打擊率五成，不過是三十個打數擊出十五支安打，所以最後打擊賞被我拿走了。

「提到打擊，很多人都說我打擊好，問我打擊的秘訣，我是覺得不論什麼運動都得提到技術這個『術』字，沒有其他的方法就是練習而已，守備也好打擊也罷，都是一樣的，練到你能體會，然後就很自然地反映在你身上，為什麼同樣一個位置、差不多速度的球，有的人擊出去就是平飛有力量，有人就是滾地球，為什麼，這和每個人擊球技巧有關，這些都是要靠體會而來。再舉劍道為例，當你擊中對手時的瞬間，如何將你的腰力貫注在你的劍頭上，才有擊中時的爆發力，這都靠練習才能體會出。

「守備也是一樣，為什麼有人球接的那麼流暢，有人就接的『零零落落』，這都和練習程度有關，照說接滾地球是球彈跳上來的那一剎那是最好接的，因為太高你就不好掌握接球點，但什麼樣位置才好接也是要靠練習。早期高雄代表隊有一位內野手姓王，守備位置是三壘，他有個外號叫做「怪手」，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一般內野接球是手套面向上，然後將球接進手套中，但他不一樣，他是球滾過來時，用手套下壓，好像用手套把球蓋住那種樣子。有一次我們和來訪的日本隊比賽，對方的監督看到他守備的動作就說：『我們日本也有這種接球動作的球員，這種人真是怪手』，所以我們都叫他怪手。有好幾次他在守備時，明明很多球一看就是安打，他卻很快地跑向前然後用手套把球蓋住，把打者刺殺，這種絕技實在很不容易，他也是靠著不斷練習才熟練的。

「不斷練習是很重要的，但如果真要問我打擊技巧，我個人是這樣的，當我在擊中球那一剎那，才將整個身體的力貫在上頭，而雙手則將扭轉毛巾一般地用球棒把球拉出去，做到這兩點才能使你的球出後加速旋轉，飛得更高更遠，這就是我身材雖然不起眼，但卻常能把球擊遠的道理。」

謹以此文獻給台灣第一代四棒、洪太山。

洪太山口述、曾文誠記錄

洪太山，曾加入嘉農、台電、彰銀、味寶等隊，亦是1951、1953年台灣棒球遠征菲律賓，第一亞洲杯成棒賽隊員，以打擊強著名，可說是台灣棒球史上第一代的四棒代表性人物。

「我父母親都是澎湖人，我父親在日據時代是廚師，他在十七、八歲的時候被我祖父從澎湖帶到台灣來學廚藝，初期他雖然有一技之長，不過過得是居無定所的日子，哪裡有工作就到那裡，也遠到過基隆，還曾上過客輪周遊世界，後來到嘉義找到一份日本人幫廚的工作，生活才安定下來，接著就回澎湖老家娶了我媽媽，然後生下我。

「會談我爸爸是因為我之所以唸嘉農就是父親叫我去的，那時候嘉農是最難考的學校，所以他要我去試試看，另一個目的是去打棒球，爸爸要我考嘉農，然後參加嘉農的棒球隊。

「我小時候唸公校時就打過棒球，當時嘉義小學有球隊的學校不多，有一所都是日本子弟就讀的『旭小學』棒球隊是最有規模的，其他幾個台灣人唸的公校就沒有那麼普及了。那時候一般的台灣小朋友是不敢打棒球，因為棒球很硬，打在身上很痛，所以沒有幾個人敢試，也許是我從小運動神經就不錯，跑步比同年齡的小朋友還要快，因此我們學校有一位山田日本老師想要組球隊時，我就跑去參加了，不過那時候棒球的隊員組成和現在不太一樣，是成績好的學生才有進球隊的資格。

「我們球隊的使用球都是學校提供的，一般說來，少棒所打的都是軟式棒球，有一些社會組的球隊會打準硬式，而真正的硬式棒球則是高校棒球隊或是社會組隊在打的。

「小學雖然打軟式球，但怕球的人還是很多，那時山田老師組棒球隊，他是當然的教練人選，第一次練習時，他負責打球給所有選手接，但問題是沒有人願意當捕手，因為怕被球打到，因為我很想參加球隊就自告奮勇的說我可以，結果我蹲下之後，老師才發現我用右手接球左手傳球，山田老師一看就大罵你開什麼玩笑，那有左手的人當捕手的。不知道是好勝心還是很想打棒球，我就自己改成左手接球右手傳球，也因為是剛接觸棒球不久，所以改成哪一手好像都差不多，因此在守備上就很快適應，但在打擊時則還是用左手，那時候台灣島上大概只有我是右投左打吧。

「在當時棒球風氣是非常盛的，不管是哪一級的棒球比賽總是吸引很多觀眾，在球場邊幫球隊加油，主要的比賽場地是在嘉義公園棒球場舉行，只要有比賽就有球迷來，我父親就是一個標準，一碰到比賽他就把廚師的工作交給其他人，自己就跑去看球了，就因為他愛看棒球，所以才會鼓勵我去打棒球、去唸嘉農。

「講起來在進嘉農棒球隊之前，我學棒球都是玩票性質，老師不是很專業，而我們也沒有很認真的練，直到進嘉農之後。嘉農棒球隊會強，教練近藤兵太郎是很重要的關鍵。那時候嘉農的學生除了讀書之外，都要做農科實習，連棒球隊也不例外，所以我們都得利用有限的時間加緊練習，每天從下午一直練到天晚看不到為止，而天黑之後並不代表就可以休息，而是跑步練體能，真的是很充份利用時間，也練得很苦就是了。

「近藤老師真的是一位很嚴格而負責的教練，嘉農棒球的教練只有他一個人，頂多偶而有一些校友回來幫忙而己，因為那時候學長學弟制是非常嚴格的，像很多學弟就不太敢和蘇正生(1931嘉農棒球隊中外野手，曾獲甲子園大賽第二名)講話，所以校友回來是很管用的，不過多數的時間都是只有近藤老師一個人在操練，每天他都是一個球一個不斷地打給我們接，不對的動作再重複做，不過這種嚴格的訓練的方式也嚇壞了不少人，我記得林喚州到嘉農不到一個禮拜就跑了。

「那時候台灣高校棒球隊還是以北部學校為主，像台北一中（現建中）、台北商業（現台北商專）、台北工業（現台北科技大學），高雄的有高雄中學、高雄工業，而嘉義有嘉義中學、嘉義農林等。實力方面各校都不錯，不過台北幾校、嘉農、雄中都算是第一級的。在以往各縣市都會齊集到台北圓山棒球場(現中山足球場)去爭奪甲子園的台灣代表權，不過到了我們那時候，圓山棒球場已經不見了，改成陸軍醫院，所以台灣中等學校棒球賽就改在現在的台灣大學棒球場舉行，雖然比賽的地點改了，不過觀眾還是很多。

「戰前（二次大戰）物質已經不是很充裕，所以打棒球就更困難，在我看來棒球是所有運動當中最花錢的，人多且每個人都要有手套，除此之外，動不動就把球的縫線打裂開，實在是很花錢。我記得那時警察一個月薪水差不多是三十幾塊，但一雙棒球釘鞋就要五、六塊，手套也是很貴的，不過手套還有球是學校供應的，但鞋就要自己想辦法，我家裡因為父親當廚師，所以生活還過得去，因此球鞋都穿新的，只要有一點破舊，我爸爸就幫我換新，因此那時我們隊上有一位山地人每天都跟在我後面，做什麼呢？就是等我鞋不要時趕快接收過去。

「戰前雖然物質缺乏，但我們仍然克服一切困難去享受棒球的樂趣，但戰爭期間就實在是沒有辦法了。二次大戰後我在公賣局服務，原本以為不會再碰棒球了，但有一天有人跑到公賣局來找我，問我是不是某某人，是不是嘉農畢業的，是不是打過棒球，我都說是啊，我就是你們要找的洪太山。原來他們是為了即將到來的第一屆省運，要組棒球隊，所以特地來找我這個有棒球底的人加入他們的球隊中。

「他們要我當他們球隊的捕手，在嘉農時代我就是捕手，不過話說回來，當捕手的人真是天下最笨的，那麼多裝備在身上，而且有功沒賞的。雖然我當過捕手，不過並沒有一下子就答應他們，是後來他們又來了好幾趟，才勉為其難的點頭。」
「第一次練習時，隊友大家彼此間才第一次見面，雖然是首次見面，可是卻對守備位置互不相讓，有的人說要當投手、有人的說要當游擊、捕手等，我一個人就靜靜地站在一邊不說話，等大家都把位置搶好了，就只剩下中外野這個位置沒有人要，大概是中外野守備範圍太大，所以沒有人願意吧，而在我看來只要不再叫我蹲捕手，其他什麼位置我都可以，而且我一直對自己的腳程很有信心，所以守中外野、雖然要兼顧左右兩邊，但我想還是可以勝任，所以就站在中外野了，沒想到這一守就是到退休，大家也都忘了我曾經是位捕手這件事了。

「守備位置是大家搶，而打擊順序是有人排的，有一個是所有人當中年紀最大、自稱是教練的站出來，他主動安排全隊的打擊順序，在此之前他也沒看過我打棒球就竟然把我排在第四棒，我說這怎麼可以，在我心目中第四棒是一支球隊勝負重要的位置，我趕緊對他說我擔當不起，一聽到我這麼講，其他人就紛紛說那我來好了，結果第四棒還是用搶的，我則打第三棒。

「球隊組好了，就準備去打比賽了，那時候參加省運是這樣子的，以我們所住的高雄為例，先在高雄地區打比賽，冠軍的隊伍才能代表高雄打省運，我們也是眾多報名的隊伍之一，我們的隊名叫做『前鋒』，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是旅居高雄的澎湖弟子所組成的。

「但比賽最後我們並不是第一，冠軍是旗津的一支球隊，而且他們還邀請我一起去打省運，不過被我拒絕了。那時我們隊中就有人提議，與其不能代表高雄參賽，倒不如回澎湖代表家鄉參賽，反正澎湖也沒有棒球隊打省運。這個提議獲得大家同意，而且縣府的人也贊成，但條件是他們不出錢。那時高雄在地的澎湖人有很多是搞營造業的，營造業在當時又很景氣，所以他們就拿錢出來讓我們成軍。」
「沒想到我們這支連高雄都選不上的球隊，到了省運卻過關斬將一路到冠軍戰，冠軍戰我們的對手是嘉義，隊中有我嘉農的學長蘇正生，這一場比賽我是拚命的打安打、有一局我打了一支全壘打，跑過一壘往二壘時，守二壘的蘇正生竟然往我頭上敲說：『你打夠了沒！

「嘉義代表隊還有另一位嘉農學長陳耕元（台東縣縣長陳建年之父），他打擊非常的好，在二十個打數當中擊出十支安打，打擊率是五成，而我也是打擊率五成，不過是三十個打數擊出十五支安打，所以最後打擊賞被我拿走了。

「提到打擊，很多人都說我打擊好，問我打擊的秘訣，我是覺得不論什麼運動都得提到技術這個『術』字，沒有其他的方法就是練習而已，守備也好打擊也罷，都是一樣的，練到你能體會，然後就很自然地反映在你身上，為什麼同樣一個位置、差不多速度的球，有的人擊出去就是平飛有力量，有人就是滾地球，為什麼，這和每個人擊球技巧有關，這些都是要靠體會而來。再舉劍道為例，當你擊中對手時的瞬間，如何將你的腰力貫注在你的劍頭上，才有擊中時的爆發力，這都靠練習才能體會出。

「守備也是一樣，為什麼有人球接的那麼流暢，有人就接的『零零落落』，這都和練習程度有關，照說接滾地球是球彈跳上來的那一剎那是最好接的，因為太高你就不好掌握接球點，但什麼樣位置才好接也是要靠練習。早期高雄代表隊有一位內野手姓王，守備位置是三壘，他有個外號叫做「怪手」，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一般內野接球是手套面向上，然後將球接進手套中，但他不一樣，他是球滾過來時，用手套下壓，好像用手套把球蓋住那種樣子。有一次我們和來訪的日本隊比賽，對方的監督看到他守備的動作就說：『我們日本也有這種接球動作的球員，這種人真是怪手』，所以我們都叫他怪手。有好幾次他在守備時，明明很多球一看就是安打，他卻很快地跑向前然後用手套把球蓋住，把打者刺殺，這種絕技實在很不容易，他也是靠著不斷練習才熟練的。

「不斷練習是很重要的，但如果真要問我打擊技巧，我個人是這樣的，當我在擊中球那一剎那，才將整個身體的力貫在上頭，而雙手則將扭轉毛巾一般地用球棒把球拉出去，做到這兩點才能使你的球出後加速旋轉，飛得更高更遠，這就是我身材雖然不起眼，但卻常能把球擊遠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