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司馬遷的父親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還在「Gap Year」、出國壯遊？#司馬遷 告訴你：那是我玩剩下的！】
　
如果你只認識國文課本裡的司馬遷，那就太可惜了。因為真實的司馬遷，比你想得更潮更硬派。
　
他２０歲就開始遊各地去壯遊，哥的壯遊可不只是到風景景點自拍上傳，炫富討讚數，他所遊歷的足跡，都是…

#名人堂-洪蘭
要讓人聽見台灣 就聯想到幸福
(圖為示意)

聯想力是個很奇妙的東西，一個字，一個音符，一個味道都會勾起一連串的回憶，像瀑布一樣，一瀉千里，停也停不了。

前一陣子長賜輪卡在蘇伊士運河動彈不得，我看到「蘇伊士」三個字，腦海裡便浮出小學國語課本，法國人李西蒲開鑿蘇伊士的故事，也浮現父親聽到我在背「李西蒲大騙子，你要餓死我們嗎？」的課文時，皺著眉頭，不以為然的表情。

父親說開運河不是等閒之事，成語「信口開河」，就是形容一個人不負責任，隨便承諾他根本做不到的事。運河對民生很重要，因為水有浮力，可載重貨，是最便宜的運輸工具。中國以前每年漕運就達四百萬石，隋煬帝在歷史上被罵為昏君，但是他開了永濟渠、通濟渠，造福了缺糧的北方百姓。唐朝皮日休的詩說「應是天教開汴水，一千餘里地無山。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他把隋煬帝開運河跟大禹治水相提並論了。

在美國讀研究所時，有同學來自紐約州北部水牛城，他跟我吹噓伊利運河（Erie Canal）的偉大，說五大湖，甚至加拿大南部的貨物，通過哈德遜河運出了大西洋，成就了今日紐約市的商業金融地位。我一聽它才三六三英哩就笑起來，隋煬帝的大運河可是二千七百公里，而且早了一千五百年，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不幸的是，挖運河勞民傷財，結果「隋亡為此河」了。

自古聖賢多寂寞，因為大部分人短視，只顧眼前（不然怎麼會有「飲鴆止渴」成語？）其實秦始皇、隋煬帝有勇氣去做他們認為必須要做的事，很不容易。只因歷史是後人寫的，人為了替自己行為正當性找理由，就抹黑前朝。最近殷墟考古發現，殷紂王可能不像史書說的那樣無道，因為當時人口增加，社會富足，商民似乎沒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要勞周武王來伐紂，替天行道。

執政者除了有魄力，還需要懂得做事方法。春秋時，楚莊王要把馬車底盤提高，以利戰爭，孫叔敖勸楚王暫緩下令，由他先宣布：天象顯示，不久會有大雨。老百姓聽了，便把家的門檻增高來擋水。門檻高了，馬車進不來，人民就自動把車子底盤加高，達到楚王的目的。司馬遷在《循吏列傳》中，把孫叔敖放第一位，可見孫叔敖在他心中地位。

台灣現在弊病叢生，其實不是沒有人看到病源，也不是沒有人指出解方，而是選舉頻繁，政客為選票，不願去做不能馬上立竿見影的事。看到以色列不下雨，卻不缺水，沒有石油，卻不缺電，我們的降雨量是全球平均的二點五倍，卻水電均缺，叫老百姓怎吞下這口怨氣？

于右任說，「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去私心，選賢與能，沈痾自然能起，把養網軍的錢拿來施政，政府不必大力宣傳，人民自然有感。

要使人們聽到「台灣」就產生幸福的聯想其實並不難，台灣原本就是個「寶島」啊！

（作者為中原大學、台北醫學大學、中央大學講座教授）

舊作選篇（之35）

伍子胥復仇與時代的變遷

（這是我在2017寫的一篇文章，原題為《伍子胥復仇故事》，是介紹中國學者的一篇文章兼講一點讀後感，發表在2017年11月24 日。現在稍作補充整理。）

大陸旅美學者、老子《道德經》專家楊鵬，在網上寫了一篇〈評點史記人物之伍子胥〉，論史卻切合現實。

伍子胥是春秋時期楚國人，與孔子同時代。伍子胥的父親伍奢為楚平王之太子建的太傅，太傅即老師。因遭讒害，伍奢和其長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所殺。伍子胥逃往吳國，被吳王接納並重用。伍子胥其後率領吳國軍隊攻入楚國都城，為報父兄之仇，他掘開楚平王的墳墓，鞭屍三百，留下了歷史上有名的復仇故事。

中國先秦史籍如《左傳》、《國語》、《韓非子》、《呂氏春秋》、《戰國策》等，都提到了伍子胥復仇的事，而且都充滿同情和讚美。《史記》作者司馬遷稱讚伍子胥為「烈丈夫」，說：如果伍子胥和父親伍奢一起受死，他與螻蟻何異？伍子胥放棄聽從君命的小義，雪了大恥，名垂後世。
率領吳軍攻破自己的祖國，為甚麼沒有人罵他楚奸？他把楚平王鞭屍，為甚麼沒有人罵他對君主大不忠？楊鵬認為，伍子胥的行為，在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們心中是大孝行。即使這種大孝行，以不忠於祖國和楚王為前提。

血親復仇的大孝與忠於君王和國家的大忠，兩者有了矛盾，就是所謂忠孝不能兩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主流倫理以孝為本，孝高於忠，家高於國。

《禮記》子貢問孔子：對於殺父母的仇人，採取甚麼樣的態度？孔子說：睡覺要睡草席，要用盾牌來當枕頭，不做官，與仇人不共戴天。若在集市或朝廷遇到仇人，不返回去拿兵器，馬上動手搏鬥。孔子又認為父親兒子觸犯國法 ，不僅不能舉報，而且必須子為父隱，父為子隱。

戰國郭店楚墓的竹簡《六德》上這樣說：「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為了父親，可以拒絕君主，但是不能夠為了君主去拒絕父親。

2009年發掘的曹操墓，出土了一塊畫像石。畫的是七個女兒為給父親報仇而去擊殺長安令。長安令相當於首都長安市的市長，這幅畫講的是七個女兒在家中無兄弟，她們的父親被長安令冤殺，七女不顧生死，聯手伏擊長安令的車隊，殺死長安令。這幅畫能夠放入曹操的墓里，應是曹操生前很喜歡的故事。曹操生活在公元155年到公元220年。顯然，那時血親復仇仍被視為大孝行被廣為推崇。

伍子胥的父親和長兄被楚平王冤殺，伍子胥沒有怪體制問題，而是直接去找君王復仇，極端到做出鞭屍楚平王的暴行，但他還是得到多數春秋戰國思想家的讚美。七位女子的父親被長安令冤殺，七女為父報仇，體現的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大孝行倫理。

春秋時代，人們是如何思考私人復仇和國家司法的關係？楊鵬認為：禁止私人復仇的前提，是國家司法的有效和公平。如果國家從立法到司法都不公平，那麼私人復仇就是約束邪惡的必要手段，就是對正義的必要補充。春秋社會肯定大復仇，就是將大復仇視為實現社會公正的重要組成部份。楊鵬又認為：在求告無門，冤屈無處申的時候，討個說法，爭個公正，該復仇就復仇，這種大復仇精神是中國春秋精神的一大特徵。民眾有如此精神氣質，朝廷壞不到哪兒去，社會壞不到哪兒去。

《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傳統文化是「沒有家，哪有國」而不是「沒有國，哪有家」。家重於國，家高於國，孝高於忠。家是實在的。愛家庭及其成員，是真實的天性。國是虛懸的，愛國是受後天外界的影響和宣傳教育的產物，非來自天性。教育孩子「不愛爸爸，不愛媽媽，只愛國家」，違反傳統文化精神；文革期間，全國挑動子女鬥父母；直至今天，仍然宣傳要子女舉報父母「私通外敵」。這是以虛懸的感情對人民真實感情的洗腦。如果說，民眾有春秋時代的精神氣質，社會壞不到哪兒去，那麼要子女舉報父母的社會，就好不到哪兒去。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私人復仇受到肯定，成為時代精神的特徵，也許正意味司法不公平已經成為人們的普遍認知。當健全的司法淪為受政治操控的司法，正是人們被迫逃亡和復仇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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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段內容文稿：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過好人生」歷史人物的第三位；而這第三位呢，想要呼應的就是「做決定的能力」。

一個人，人生是否能夠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在於人生的每一個抉擇的關鍵、每一個分叉路口的時候，你怎麼樣做出「適當的決定」？

而我要挑選的這一位歷史人物是誰呢？他是「司馬懿」。

司馬懿這三個字你可能不陌生，但是多數人對於他的印象，不是停留在《三國演義》，那個老奸巨猾的形象；然後呢，後來陰謀篡位的形象。

再不然就是呢，你可能把司馬懿的印象，投射在「軍師聯盟」這一部戲劇裡面，那一個聰明、心地善良，然後隨機應變的正面形象。

然而不管是《三國演義》裡面的奸詐，還是「軍師聯盟」裡面的那個正派、那個胸有大志的樣子；它都是戲劇的呈現。這些戲劇的呈現，難免是因為編劇想要去說一個更好聽的故事、去包裝出來的。

然而我們盡可能的回歸到歷史的真實，司馬懿到底在他的生涯當中，他怎麼樣透過一個一個作出的適當決定，來幫助自己活出想要的樣子？

或者是在那個動蕩的亂世裡面，他怎麼樣透過做決定的轉變，來幫助自己一步一步的前進？

其實司馬懿的出身並不差，在他的年代裡面「司馬家」算是世家大族；尤其是他自己的八個兄弟，在當年被稱作是「司馬八達」。

特別是他的哥哥「司馬朗」做官做到一州的刺史，然而司馬朗跟當年的一位大學者叫崔琰，被稱為是當時朝廷的清流。

曹操本人呢，非常看重崔琰這個人，然而崔琰曾經在司馬朗面前說到司馬懿，他特別跟司馬朗說：「司馬懿的聰明才智、行事決斷，都遠遠的在你之上」。

然而這樣的一個風聲，也被曹操聽到了，於是曹操就特別派人召司馬懿來當官。而當年的司馬懿在第一次曹操找他當官的時候，他稱病不去。

曹操他也不相信這種事，派人連夜的去刺探消息，結果就發現司馬懿躺在那邊一動也不動，還真的像生病一樣。

然而過了幾年，在公元的208年，曹操他成為丞相之後，他就再次要找司馬懿來當官。

這一次他就明擺著說，司馬懿如果不來就把他宰了！所以司馬懿也迫於無奈，他就只好去當官；去當一個叫做文學掾的小官。

可是從這裡我邀請你思考一下喔，司馬懿為什麼第一次，在曹操找他做官的時候不來，而第二次來？

可能表面上的歸因，你會覺得是因為形勢比人強，因為被逼。那有沒有一些更深層的原因，讓他在這兩次的過程當中，做出了不同的決定？

這裡面呢，有幾個說法喔，第一個說法是，第一次曹操找司馬懿當官的時候，是在建安6年，而後來曹操在官渡大戰之後當上了丞相，是在建安13年。

所以在建安6年的時候，對於司馬懿來說，他會覺得喔，他不太確定曹操是否能夠跟袁紹征戰的時候能夠勝出。

所以對司馬懿來說，那個時候如果到曹操那邊去當官，第一個自己可能也沒有相對應的位置；而第二個他可能會把自己的未來，押寶在一個不確定的人身上。

而第二個可能的考量，是司馬懿跟曹操他們彼此之間身份地位的衝突。其實在東漢末年的時候，那個時候正是世家大族興起的時候，所以在官場裡面，也非常講究門第跟出身。

那司馬懿呢，他的家族都是世代的豪門望族，他的爺爺司馬俊坐過潁川的太守，父親司馬防做過京兆尹的洛陽令，出生是相對比較高貴的。

而曹操的出生我們都知道，他的祖父曹騰是宦官；其實曹操的出身是很低微的。所以呢，一個是官宦人家出生，但另外一個是宦官人家出身。

尤其是還不確定曹操的行事風格，和他是否能夠勝出的前提底下，他就對於是否要投靠曹操這件事，是有所保留的。

但是在司馬懿歸順曹操當官之後，司馬懿的表現卻是相對的積極，而做人卻是相對的低調。

比如說，我們現在說到的「得隴望蜀」，跟「屯田」的建議，包含他勸阻曹操「遷都」這件事情，都有司馬懿提出建言的影子。

然而司馬懿不管他做人有多麼的低調，事實上呢，他真正押寶的並不在曹操身上，而是曹操的兒子曹丕身上。

而事實證明曹操過世之後，在曹丕當政的時期，司馬懿也的確受到了重用；甚至於在曹丕駕崩的時候，司馬懿更成為了托孤大臣。

然而如果回到司馬懿在軍事方面的表現，我們知道喔，在他的一生當中，四個最重要的軍事行動。

分別是第一個，他用計除掉了孟達；而第二個，他跟諸葛亮的對抗；而第三個，他遠征遼東；當然還不能忽略的是最後一個，叫做高平陵的政變。

那當我們提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先看司馬懿，在決定要不要出來當官的這個決策；你可以從他在「官渡大戰」之前，他不出來當官的這件事情，感覺到他是一個很理性的計算者。

可是你也可以從他因為自己是官宦子弟，而不願意為宦官子弟服務的這件事情，覺得他很感性。

然而事實上呢，如果你呼應到他人生當中，四件最重要的軍事行動，你就會發現，他其實是一個很務實的決策者。

我們說到喔，他用計除掉孟；在過程當中，它是一個最有名的閃電戰。因為當時孟達私底下跟諸葛亮互通有無，而決定要反叛曹魏。

可是呢，司馬懿一聞到這樣的一個訊息之後，他人在宛城，他距離洛陽800里，而距離宛城1200里。

所以呢，就算司馬懿知道孟達要造反，算一下時間哦，司馬懿要先發函請示皇帝，這需要10天的時間；而魏明帝下旨送達，大概需要10天；司馬懿在調兵遣將又需要10天。

等到這三個10天都完成了之後，整個孟達他早就整軍完畢，能夠固守上庸這個地方，其實沒什麼好怕的。

結果孟達這個念頭才剛放下，想不到在短短的8天之後，就看到了司馬懿整個大軍兵臨城下。所以你看司馬懿面對決斷的時候，他是非常果決的。

然而最重要的一點是，如果你因為孟達的這個事件，就覺得司馬懿的決策風格，他就是以「快」為著稱；那你再回頭去看，他在對抗諸葛亮。

他在對抗諸葛亮的過程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用熬的、他用拖的，把諸葛亮整個熬死、拖死啊！所以呢，你說司馬懿他的風格，到底是快還是慢呢？

然而在拖死諸葛亮之後，他後來的遠徵遼東，又是一個非常經典的閃電戰。可是呢，最後的高平陵政變，他跟曹爽之間，可是熬了超過10年，才發動高平陵的政變。

所以綜觀來看，如果你要去評斷司馬懿的決策，是理性還是感性？是快還是慢？你都沒有辦法去拿出一個真正的定論。

但如果你把高度往上拉高的話，你會發現，其實司馬懿做的每一個決策，在他心中都有所謂的「期望值」的思考，而不是「絕對值」得思考。

在當年啊，有很多讀書人就很容易陷入「絕對值」的思考；所以呢，他們可能沒有聞到、他們沒有感受到整個大環境的改變。

於是堅守在比如說「漢室正統」這樣的概念底下，他就沒有辦法為曹操，或者是後來的曹丕服務。

可是呢，司馬懿本身他的出生，雖然也是世家大族、也是以漢室為最主要的宗旨。可是他很清楚的聞到時代的變化、趨勢是不可擋的。所以呢，你說他是理性，還是感性？

與其用這樣子區分，不如說他在為他的生命做決定的過程當中，他很清楚他要怎麼樣調整，自己的每一個選項的期望值，而不是用絕對值的思考，讓自己喔進退不能、動彈不得。

可是另外我們來看看，他在軍事上面，面對孟達的「快」、面對諸葛亮的「慢」；再面對遼東的「快」，然後最後高平陵之變的「慢」。

同樣的邏輯，如果你用快、慢的這樣的區分，你也沒辦法定義他。

然而如果你拉高到一個更高的格局來看，你會發現他做這些軍事上的行動，他都沒有讓自己停留在「最差的感覺是什麼？」，而是不斷的去評估「最差的結果會是什麼？」

就以對抗孟達的角度，他的閃電戰就算沒有辦法一舉拿下孟達，最差最差，其實諸葛亮也會因為司馬懿的閃電的動作，讓諸葛亮不敢躁進。

可是呢，在面對諸葛亮的時候，他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諸葛亮最大的弱點，就是他們要速戰速決。而司馬懿他最大的優勢，就在於他有整個曹魏的家底，我可以跟你熬、我可以跟你拖。

可是這種事情，只要一熬、一拖，他在自己內部的名聲，或者大家對他的指責，可能就會相對比較多，會覺得他怯戰。

甚至於，我們知道喔在《三國演義》的故事裡面，也有說到諸葛亮還送他女人的衣服來羞辱他；雖然呢，這是《三國演義》裡面的橋段，不知道真假。

但是呢，我們回到歷史相對的真實，你就可以感覺得到，他在當年如果掉入到自己的感受的話；那當然啦，就痛痛快快的跟諸葛亮打一仗，整個姿態不是比較優雅嗎？

但是他其實是一個很務實、他很清楚如果我跟諸葛亮拖著、熬下去，最差的結果，就是諸葛亮他怎麼樣都沒有辦法進犯；而對我來說我用這樣的戰略，最起碼可以確保不輸。

所以呢，如果你要問我：「在人生裡面，面對這麼多選項要怎麼做決定？」；我會覺得「司馬懿」是一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因為如果你停留在「做決定的方法」，你會發現你很難歸納他、你很難定義他。但是呢，你把格局拉高到「做決定的思考」。

不管是他決定要不要出來當官的「期望值」思維；還是他後來的軍事行動當中，他去評估「最差的結果」，而不是停留在「最差的感覺」。

甚至於在每一個決定的細節當中，他都很清楚的去做出「正確的歸因」。然而最後你會發現，他讓時間成為自己的朋友。

就有一個開玩笑的說法，曹操幾度想要殺掉他，結果曹操先死了；而曹丕雖然信任他、雖然重用他，但也一直放心不下他，最後曹丕也死了。後來曹睿也幾度要害死他，結果最後曹睿也死了。

然而從曹爽的角度，這老傢伙跟我一起同朝輔政，老的都掉渣了，結果到最後高平陵之變，曹爽倒下來，而司馬懿好好的活著；甚至於，為他們後來司馬家的天下，立下了一個重要的基礎。

當你在面對人生的很多選項的時候，究竟你有沒有具備有「期望值」的思維？究竟是你是停留在「最差的感覺」，還是鎖定在「最差會有什麼結果」？以作為務實的評估。

然而在整個決策過程當中，你有沒有做出正確的歸因，並且讓你每一個選擇的選項，讓時間都有機會站在你的同一邊。

我想喔，所謂的「做決定」的智慧，並沒有辦法給我們一個確定性的答案；只要選擇A就一定能夠正確、就一定能夠成功；天底下沒有這種事，因為環境不斷的在變化。

然而也因為如此，如果你要過上一個你想要的好人生，「做決定的思維」怎麼樣因著變化，去做出適當的調整，這是絕對必要的。

司馬懿的例子給我很大的啓發，也希望能夠帶給你一些幫助。然而如果你想要學習，在人生當中「做決定」的智慧，那麼我很鼓勵你，千萬不要錯【過好人生學】。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帶給你一些幫助，我是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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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你對於啟點文化的商品，或課程有興趣的話，如同今天提到的【過好人生學】；相關的資訊在我們的影片說明都有連結。

我很期待你能夠加入，我們一起學習、一起前進，過上一個你想要的好人生。謝謝你的收聽，我們再會。

港珠澳大橋通車，東涌淪陷。香港在大躍進！林鄭政府高舉三面紅旗，新聞、創作、言論自由，一夜消失，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開放城市的身份，正式落幕。「解放軍駐港部隊」，離營到郊野公園做義工，港府事前完全不知情。「填海一定沒有錯，造地一定賺錢」，三十八名經濟學者，聯名支持林鄭填海。
#東涌淪陷 #明日大嶼 #廿三條 #外國記者會 #香港儲備 #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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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Man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下午5:00
港珠澳大橋通車，東涌淪陷。

香港在大躍進！

林鄭政府高舉三面紅旗。

除了港珠澳，今年還有高鐵香港段通車，和萬億大嶼填海造地計劃。

六十年前，1958年，戊戌年，毛澤東高舉三面紅旗，近代史上悲慘的一頁開始，導致大陸餓死四千萬人。

中國人以天干地支紀時，十個天干，配合十二個地支，陽干配陽支，陰干配陰支，所以共有六十個組合，人稱「六十甲子」。

六十甲子一個循環，1958年是戊戌年，今年也是戊戌年，再上一個戊戌年，已是1898年，著名的「戊戌維新」，光緒圖強，變法失敗，六君子斬殺於菜市口。

六十年一甲子，是一個循環，像我們現在習慣的七日一個星期，逢星期二我會做「易經講堂」節目。

林鄭政府在今年有無數大動作，她用的字眼是「紅線」，她為香港訂定了無數紅線。

新聞、言論、創作自由，一夜間消失。

《金融時報》的編輯馬凱，香港FCC的第一副主席，因為主持過嘉賓陳浩天的午餐會，被政府取消香港的工作簽證，他以旅客身份來港被拒，港府要他絕足香港。

流亡作家馬建的新書，用了《中國夢》作名字，演講場地一波三折。

流亡藝術家巴丟草的畫展被取消。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開放城市的身份，正式落幕。

與此同時，西環中聯辦，可以無視《駐軍法》隨便調派「解放軍駐港部隊」，離營到郊野公園做義工，港府事前可以完全不知情。

解放軍可以去郊野公園，就可以入大學，電視台，或你工作的編輯部和你家做義工，你是否應該報警，警方又是否受理？

香港人對這事反應不大，香港遠離戰事太多年，我們都在和平法治的環境長大。

我們馴服如羔羊。

很多人都說，是因為幾千年的儒家思想影響，要我們「愚忠愚孝」，奴性入骨入血，所以接受不幸，任由強人擺佈，受權威指揮。

孔子做大事業，一生寂寞，知音是五百年後，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史記》說他功業：
刪詩書，定禮樂，繫易辭，著春秋。

他的《春秋》：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一字史筆，令有權勢的亂臣賊子懼。

只見他不畏權勢，那裡出現過「愚孝愚忠」？

至於孟子，更將孔門理念具體化。

他說：
責難於君為之恭，
陳善閉邪為之敬，
吾君不能為之賊。

一生的政治信念，是「民貴君輕」。

《孟子七篇》那裡記載「愚忠愚孝」的想法？

奴性基因，罪名一直歸咎儒家君臣父子之說。因為「階級鮮明，強調絕對服從云」。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語出顏淵篇。

一般人怎樣誤會這句說話我不知道，一直以來，我的理解是這樣的：

第一個字是名詞，第二個字是動詞。

君，領導人，要做回一個領導人，做好他的本份和責任，有他的道德要求。

這個前提成立，在下邊的人，臣，才會做好他的角色和工作。

這個邏輯次序不能弄錯，主導責任在執掌權力的一方。

政府施政，令到人人安居樂業，民眾有責任交稅守法。

這就是君君臣臣。

如果政府貪污腐化，大白象工程官商勾結，利益輸送，惡法欺凌，議會不公……

民眾自然不願交稅，利用各式方法避稅逃稅；惡法遍佈，法院不公，民眾自然有法不依，公民抗命。

因為君不君，自然臣不臣。

君不君是因，臣不臣是果。

不能倒果為因，因為責任在上位者，在權力者，在手扼公權力的人。

政府怪責臣不臣的時候，先要檢討自己是否君不君？社會動盪，是由君——象徵擁有權力的領導人製造出來的。

這句說話，絕對沒有任何「愚忠」的含意。

至於「父父子子」道理也是一樣。

父親要做好父親的角色，背負起父親的責任，子女自然會盡其孝道。

但當父不父的時候，結果便是子不子了。

孔孟學說，不斷強調，責任在上面一方，《春秋》才會：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幾千年來，儒家的政治哲學，是建立在倫常文化的基礎上，責任是由上，影響到下面的。

儒家對「君」，領導人有要求，對知識份子，「士」，也有要求。

曾子曾參臨死前，對門人弟子，一口氣說了五段說話，第五段作為總結。他說：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死前最後一番話：
讀書人，知識份子，是有其時代責任的。他對他的門人弟子說，是對他們有這樣的期盼。

首先要弘。弘是大，弘大。胸襟大，氣度大，眼光大。不是躲在大學，安安全全，騙兩餐飯，搞人事，倚權勢，終日想住賺多些錢這些。

然後是毅。毅是剛毅，決斷，對事情有睇法，對黑白有標準，有一套獨立的見解。

將眼光和見解，加上決心，果斷。就是弘毅。

一個士，讀書人，知識份子，要養成弘和毅。這兩個基本條件。

因為要為社會，群眾挑起很重的責任，擔子很重，歷史的道路很遠。

因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仁，就是他的責任。

這個責任，挑到什麼時候呢？一直到死為止，走這樣遠的路，必須養成偉大的胸襟，要有弘毅的精神。

這是曾子死前的自述，也是他對弟子的反覆叮嚀。

對於林鄭的大躍進，萬億填海造地，香港的知識份子是這樣反應的。

三十八名經濟學者，聯名支持林鄭的做法。雖然沒有具體數字，政府亦未公佈細節，但他們傾力支持，因為：「填海一定沒有錯，造地一定賺錢」。

奴性之因不在儒家，在聰明人身上。

讀多了書，知道靠攏權力有好處，六十年前大陸的知識份子也支持老毛的三面紅旗，只是他們沒有好結果。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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