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曾參殺人」的網路世代
網路世代的來臨,加速了訊息的傳遞,結合傳統媒體的惡意,一則莫名其妙的謠言,一天之內便足以讓你成為殺人兇手,典故出自戰國策的「曾參殺人」,經過了數千年後仍然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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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參殺人
本指謠傳,久聽而信,後比喻流言可畏或稱誣枉的災禍。
春秋時魯國有一個學者,名叫曾參,他是孔子的得意門生。學養很深,品性端正,是個有名的孝子。他住在魯國費(音ㄅㄧˋ)邑時候,有一個和他同名的人殺了人,有人就跑去跟曾參的母親說:「曾參殺人了!」曾參的母親說:「我兒子不會殺人!」就照常織她的布,沒有理會。過了不久又有人又來說:「曾參殺人了!」曾子的母親還是泰然自若地繼續織布。過了一會,又有人跑來說:「曾參殺人了!」曾子的母親就害怕起來,丟下織布的梭子,跳過圍牆逃走了。像曾參那麼賢良的人,只要多幾個人來說他殺了人,那麼連對他最有信心的母親也會相信,可見流言的可畏。後來「曾參殺人」就被用來比喻流言可畏或稱誣枉的災禍。
資料來源 - 國家教育研究院
在這個世代,每個說話有一定份量的人,你的一言一行都有其代表性,而觀眾則是決定了這一切的核心,當有人為了流量,為了對個人的厭惡,而決定落井下石趁機踹一腳,等到事情完整的落幕後,發現不如原本的預想,則怪說這是媒體的報導有誤,自己也是誤信媒體。
這當然可以是最好的推託之詞。
但是否有直視自己的錯誤,願意面對錯誤且改變則是最重要的關鍵,這麼多年來我自然也有犯過錯,也有失言過,但一旦意識到自己做錯了,出來道歉是告訴自己,犯錯了應該要站出來接受指教,更應該直面所犯下的後續。
而不是將過錯永遠推給別人,一切就像沒有事情一樣。
另外我不評論個人私事,這件事情從我兩年前開始寫文撰寫各式議題時我就很清楚自己的定調,我選擇將自己的一切攤在大眾面前,願意解析各式議題包含政治,我自然就做好受到惡意攻擊的準備,但很多事情只要花個一分鐘查證,要驗證這些錯誤並不難。
有人拿了一張截圖,說我在一年半前就有評論羅志祥的事情,怎麼會沒有評論私事呢?其實要查證很簡單,你只要在臉書打入「鬼才阿水 / 羅志祥」
跳出的兩篇文章,花個兩分鐘閱讀,不就清楚我在寫甚麼了嗎?
https://pse.is/3k5zf8
https://pse.is/3ksrnq
如果我真的這麼喜愛藉著評論私事來賺取流量,那怎麼會兩年來絲毫找不到相關的資料與證據呢?
網路世代訊息傳遞很迅速,但相對的莫名其妙甚至惡意的訊息也不曾少過,如果一般的閱聽大眾連花個一分鐘查證的事情都不願做到,那難怪會有人以邪惡為食,畢竟講話不用負責任,隨意的評論就能獲取足夠的養分了。
我寧可每天的文章都在隔日的早上九點發文,就是希望事件發生的當下,能夠讓子彈飛一會兒,不要急著去做出評論,這種一時的流量並不是我要的,我想這大概就是為什麼這兩年多都是我告人,我唯一被告的就是民眾黨網軍被我掀出來,當事人惱羞成怒一次告我五項罪名,但到目前為止一年了我去做過一次筆錄後,到現在檢察官連起訴都沒有。
順便講一下好消息,之前一名辱罵我的新竹攝影師,在檢察庭上承認自己的錯誤,結果說要跟我和解的條件是握手言和,現場還大聲嚷嚷說自己絕對不會有事情,結果我收到他的起訴通知書了。
既然不願和解那就是提出刑事以外,也會連帶追討民事賠償。
額外說一下,如果一個人無法對自己言論負責,不願在犯錯時道歉,不願將自己身分公諸於世,那他的評論我都是聽聽就算了,從小我家的教育就是告訴我
「一句良言三冬暖,一語惡言六月寒,管好我的嘴。」
共勉之。
IG : Awater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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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春成戰國策 在 李怡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舊作選篇(之35)
伍子胥復仇與時代的變遷
(這是我在2017寫的一篇文章,原題為《伍子胥復仇故事》,是介紹中國學者的一篇文章兼講一點讀後感,發表在2017年11月24 日。現在稍作補充整理。)
大陸旅美學者、老子《道德經》專家楊鵬,在網上寫了一篇〈評點史記人物之伍子胥〉,論史卻切合現實。
伍子胥是春秋時期楚國人,與孔子同時代。伍子胥的父親伍奢為楚平王之太子建的太傅,太傅即老師。因遭讒害,伍奢和其長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所殺。伍子胥逃往吳國,被吳王接納並重用。伍子胥其後率領吳國軍隊攻入楚國都城,為報父兄之仇,他掘開楚平王的墳墓,鞭屍三百,留下了歷史上有名的復仇故事。
中國先秦史籍如《左傳》、《國語》、《韓非子》、《呂氏春秋》、《戰國策》等,都提到了伍子胥復仇的事,而且都充滿同情和讚美。《史記》作者司馬遷稱讚伍子胥為「烈丈夫」,說:如果伍子胥和父親伍奢一起受死,他與螻蟻何異?伍子胥放棄聽從君命的小義,雪了大恥,名垂後世。
率領吳軍攻破自己的祖國,為甚麼沒有人罵他楚奸?他把楚平王鞭屍,為甚麼沒有人罵他對君主大不忠?楊鵬認為,伍子胥的行為,在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們心中是大孝行。即使這種大孝行,以不忠於祖國和楚王為前提。
血親復仇的大孝與忠於君王和國家的大忠,兩者有了矛盾,就是所謂忠孝不能兩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主流倫理以孝為本,孝高於忠,家高於國。
《禮記》子貢問孔子:對於殺父母的仇人,採取甚麼樣的態度?孔子說:睡覺要睡草席,要用盾牌來當枕頭,不做官,與仇人不共戴天。若在集市或朝廷遇到仇人,不返回去拿兵器,馬上動手搏鬥。孔子又認為父親兒子觸犯國法 ,不僅不能舉報,而且必須子為父隱,父為子隱。
戰國郭店楚墓的竹簡《六德》上這樣說:「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為了父親,可以拒絕君主,但是不能夠為了君主去拒絕父親。
2009年發掘的曹操墓,出土了一塊畫像石。畫的是七個女兒為給父親報仇而去擊殺長安令。長安令相當於首都長安市的市長,這幅畫講的是七個女兒在家中無兄弟,她們的父親被長安令冤殺,七女不顧生死,聯手伏擊長安令的車隊,殺死長安令。這幅畫能夠放入曹操的墓里,應是曹操生前很喜歡的故事。曹操生活在公元155年到公元220年。顯然,那時血親復仇仍被視為大孝行被廣為推崇。
伍子胥的父親和長兄被楚平王冤殺,伍子胥沒有怪體制問題,而是直接去找君王復仇,極端到做出鞭屍楚平王的暴行,但他還是得到多數春秋戰國思想家的讚美。七位女子的父親被長安令冤殺,七女為父報仇,體現的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大孝行倫理。
春秋時代,人們是如何思考私人復仇和國家司法的關係?楊鵬認為:禁止私人復仇的前提,是國家司法的有效和公平。如果國家從立法到司法都不公平,那麼私人復仇就是約束邪惡的必要手段,就是對正義的必要補充。春秋社會肯定大復仇,就是將大復仇視為實現社會公正的重要組成部份。楊鵬又認為:在求告無門,冤屈無處申的時候,討個說法,爭個公正,該復仇就復仇,這種大復仇精神是中國春秋精神的一大特徵。民眾有如此精神氣質,朝廷壞不到哪兒去,社會壞不到哪兒去。
《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傳統文化是「沒有家,哪有國」而不是「沒有國,哪有家」。家重於國,家高於國,孝高於忠。家是實在的。愛家庭及其成員,是真實的天性。國是虛懸的,愛國是受後天外界的影響和宣傳教育的產物,非來自天性。教育孩子「不愛爸爸,不愛媽媽,只愛國家」,違反傳統文化精神;文革期間,全國挑動子女鬥父母;直至今天,仍然宣傳要子女舉報父母「私通外敵」。這是以虛懸的感情對人民真實感情的洗腦。如果說,民眾有春秋時代的精神氣質,社會壞不到哪兒去,那麼要子女舉報父母的社會,就好不到哪兒去。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私人復仇受到肯定,成為時代精神的特徵,也許正意味司法不公平已經成為人們的普遍認知。當健全的司法淪為受政治操控的司法,正是人們被迫逃亡和復仇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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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建立者:夏啟|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啟,史稱夏啟,生卒年不詳,大禹子。禹病死後繼位,成為中國歷史上由「禪讓制」變為「世襲制」的第一人。在位9年,病死,葬於安邑附近。
屈原的《天問》中說,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與塗山氏相遇於台桑,旋即分別。懷孕的塗山氏女在傷念中生下啟後就死了。所以,啟生下來就失去了母親,是個苦孩子。禹死後,啟破壞了禪讓制,自行襲位,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從此,原始社會宣告結束,開始了奴隸社會,啟也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帝王(有的史學家認為禹是第一個帝王)。他放棄陽翟,西遷到大夏(今汾澮流域),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
「夏啟」身份新說
許風申
一、從對「夏啟」評價的分歧說起
夏啟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建立者,無論是從歷史文獻記載還是從學者研究的角度來看,啟為禹之子似乎已成定論。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傳說中的人物,歷史評價卻褒貶不一。
《孟子·萬章上》說:「丹朱(堯之子)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與不肖,皆天地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還提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中也說,夏後啟與有扈氏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後伯啟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上述啟賢的說法,經過司馬遷《史記·夏本紀》固定下來,在大多數人看來,啟稟承天命,贊繼大禹之道,順利地實現從禪讓走向世襲,實在是眾望所歸,啟無疑是歷史一個重德修賢的聖明君主。
即使在神話傳述中,啟也是一個神通廣大,能與天帝交通的聖賢之神。《山海經·大荒西經》中說:「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楚辭補註》對此解釋說:「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能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贊敘其業,育養品族,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故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
但我們同樣注意到歷史文獻與傳說中對啟的評價卻有截然相反的一面。《戰國策·燕策一》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為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墨子·非樂上》說:「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大,天用弗式。」《淮南子·齊俗篇》中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總之,夏啟似乎又成了一個不足以任天下的德薄之人,他破壞了原有的禪讓制度,將天下變成私有,繼位後又淫逸無度,黨同伐異,實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無恥之徒。
為什麼歷史上的啟為什麼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呢?除了古史辨學者顧頡剛先生所指出的先秦諸家為了宣傳自己的學說思想而「競奇鬥巧」的因素外,是不是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呢?
二、「杜宇、鱉靈」神話的啟示
古代蜀地,同樣流傳著一個「鱉靈」治水的故事。
《太平御覽》卷八八八引漢時揚雄所著《蜀王本紀》說:
蜀王之先名蠶叢,……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地井中出,為杜宇妻。宇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復出。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鰲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屍至蜀復生,蜀王以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鰲靈決玉山,民得陸處。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鱉靈,委國授鱉靈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
關於這則神話,早有學者懷疑它和堯舜禪讓、大禹治水等傳說之間的關係。童書業先生認為這段故事顯然就是雜採中原神話編造而成,所謂杜宇就是禹,而鱉靈就是鯀。近來又有學者懷疑鯀、禹、啟就是該神話中的鱉靈,並判定鯀、禹治水和鱉靈治水的神話是同一神話分化的結果。
探討兩則神話間的相互影響關係,顯然已超出了本文的範圍。真正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此則神話中提到的杜宇、鱉靈禪讓的原因:鱉靈治水,望帝卻乘機與其妻私通,自以為薄德,於是委國授鱉靈而去。其它歷史文獻上也有相大致相同的記載,《說文解字·四上》說:「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慚亡去,為子巂(規)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雲望帝。」《華陽國志·蜀志》也說:「望帝使鱉冷(靈)治水,而淫其妻。冷還,帝慚……。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
杜宇與鱉靈作為蜀人的祖先,同為後世人們所敬重。至今在郫縣西南一里多路,還可見到望業地祠的遺蹟。有望帝陵和業帝陵,兩陵相對,以前人們在這裡祭祀望帝(杜宇)和業帝(鱉靈),祀典極為隆崇。但兩人關係實在曖昧難辨,上所引《蜀王本紀》說:「望帝去時,子歸鳴,故蜀人悲子歸鳴而思望帝」。《說郛合刊》卷六十輯《寰宇記》說:「望帝自逃之後,欲復位不得,死化為鵑。每春月間,晝夜悲鳴。蜀人聞之,曰‘我帝魂也’。」後人多疑杜鵑有冤,恐怕杜宇、鱉靈禪讓故事背後隱藏著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所謂杜宇和鱉靈妻私通的說法,難道是承繼杜宇的鱉靈或其開明王朝為貶低杜宇而偽造出來的,還是真有其事?古史渺遠,我們不得而知。但無疑,禪讓傳說並非像我們以前想像的那麼簡單。
再回到我們先前的話題,結合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堯舜禹禪讓傳說來看,如果說《蜀王本紀》中所記載的鱉靈就是禹的原型,那麼故事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杜宇又會是誰呢?我們不妨假定他就是舜,看看接下來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三、舜禹「禪讓」傳說的推原
舜在承繼堯的帝位以後,首先借治水無功、不用帝命的名義除掉了意欲造反的鯀,將其殛之於羽山。這也就是《書·洪範》所說的,「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關於禹興的原因,《淮南子·原道篇》說:「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之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由此可見,禹通過思父之非,修德保民,又重新獲得了民眾的擁戴。這使舜又重新感受到了來自禹復興對自己權勢所帶來的嚴重威脅,為了根絕後患,舜於是精心策劃了一場「借雞生蛋」的好戲。
舜命禹繼續治水,《書·皋陶謨》大禹曾這樣說:「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關於其中「辛壬癸甲」四字,孔安國解釋為:「辛日娶妻,至於甲四日,復往治水。」後來學者多從此論。表面看來,似乎是大禹為了完成治水任務,新婚三天便捨棄婚妻子,急急忙忙踏上治水的徵程。而後,啟十月而生。世上難道竟然有這樣的巧合?
我們推測,實際上可能是禹難違帝命,間不容髮。《史記·夏本紀》說:「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舜借治水之故,將禹支開,乘此機會機與禹的妻子塗山氏私通,生下了後來的啟。原來所謂的「啟」竟然是舜帝之子!
重新明確了啟的身份,那麼以後的諸多迷團也就迎刃而解了。《楚辭·天問》洪興祖補註引《淮南子》說:「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清代學者馬驌《繹史》卷十二引《隨巢子》也說:「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轅轘轅山,化為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實際上,這則母死子出的神話核心並不是啟的出生,而在於禹妻的化石而死。塗山氏見到自己的夫君,羞愧於自己的行徑,觸山而死,這才是事情的真相。
接下來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舜帝因為其子商均不肖,又以禹治水功高,且能平定三苗之亂,所以便作個順水人情,「薦禹於天,為嗣。」這樣既滿足了禹的要求,又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舜帝這一看似完美的計畫不幸被禹的同姓諸侯有扈氏所知,所以他極力反對禹傳位於啟。這時的禹進退兩難,雖然懷疑啟的出身,但遠古時代不像現在可以有條件作個親子鑑定,況且自己只有啟這一個名義上兒子,只得盡力平息這一謠傳。所以《莊子·人間世》說:「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至於啟是否真為自己所生,只能憑由天命了,如上引《戰國策·燕策一》所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為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啟由於得雙方的共同支持,所以「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於是,夏啟作為「兩君之子」便順利地繼承了王位。
可是那個有扈氏仍然不知好歹,繼續散佈啟為舜的所謂「謠言」。這是夏啟絕不能容忍的,這也就是《書·甘誓》所說的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啟)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事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故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故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淮南子·齊俗篇》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其實有扈氏也有自己的打算,無非是想借此證明自己才是禹的真正後代,從而獲得對整個部族的控制權,但由於實力不濟,最終被夏啟所滅。
說到這裡,我們同樣可以明白,歷史上夏朝初期「太康失國」以後,為什麼少康最終借助舜的後代姚姓有虞氏國的力量來實現復國的願望,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得追溯到他的曾祖啟的特殊身份上罷了。
必須聲明,啟為舜之子只不過是我們根據古史傳說材料所提出的一個假說,雖然有擺弄古史材料之嫌,但這樣的一個假說對於我們理解傳說時代的歷史是不是毫無意義呢?
四、「夏啟」身份假說的意義
舜是神話中的帝嚳和殷民族祭典中的高祖俊,這一點已被郭沫若等學者通過甲骨文研究所證實,大多數學者認為舜就是東夷殷民族傳說中的祖先。鯀禹是西羌夏民族傳說中的祖先,也被許多學者通過禹的出生地與巴蜀關係所證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兩個民族的交合融匯以及相互勢力的此消彼長無疑是「禪讓」制度源起的重要因素,治理水患與共同對付南方三苗集團則是他們聯合的基礎。我個人認為,所謂「禪讓」制無非是兩個民族輪流執掌權力的形式。
其實,這一看似「和平」的禪讓形式背後隱藏著卻是雙方民族勢力的對比。即使堯舜禪讓的傳說,也並不是像先前儒家所宣傳的那樣充滿道德化的色彩。史載堯帝統治時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堯帝實在沒有辦法來安定天下,只得讓位於舜。而舜也決非一般平民,《史記·夏本紀》說:「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根據《史記·正義》引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如果我們按一夫一家四口來計算,舜儼然是一個擁有萬人之眾的部落首領,這在當時實在是一個龐大的新興勢力集團,所以《屍子》上說:「舜一徙成邑,再徙察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親信。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堯舜之間正是通過聯姻這種方式順利地實現了權力的轉接與過渡,至於後來的舜逼堯之說,可能只是出於堯邦頑固分子的一種藉口罷了。
而在東夷民族首領舜即將執掌權力的時候,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夏民族的首領鯀企圖憑藉自己的實力打破這種平衡局面,如《呂氏春秋·行論》所言:「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下之道者為帝,得帝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帝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羽山,副之以吳刀。」舜帝在平息鯀的叛亂之後,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權勢,成功地自己的親生兒子嫁接到夏禹民族之中,最後通過禪位與禹的方式,從而確立了啟作為天下共主的地位。夷夏兩個民族皆歌「吾君之子」,共同生活在一個貌似合理的統一體系之中,進一步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腳步。同時,也順利地實現了從「禪讓」到「世襲」的轉變,為中國早期第一個國家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至於,我們前面提到的關於啟的不同評價,現在也許有了一比較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後來夷夏民族對早期歷史的不同陳述。在理解古史傳說方面,不同的民族背景是不是我們應該可以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呢?
要之,正是舜帝的不光採行徑完成了夷夏兩個民族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融合。從長遠角度來看,有點「小眚不掩大德」的意味,畢竟這種所謂的「和平」演變比血腥的民族爭鬥和互相屠戮更為可取一些。本文所謂「夏啟」身份新說雖然難免紕漏,但對於我們理解古史中「禪讓制」向「世襲」的轉變以及早期的民族融合進程,無疑提供了一條可能借鑑與重新思考的途徑。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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