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佇時,228對我們的意義
共同的苦難鑄造共同的歷史記憶,共同的歷史記憶才能鍛造出真正的共同體。
相較於我們正在歷經武漢病毒肆虐的苦難,我們的先輩,73年前也曾遭逢外來政權屠殺的苦難。
他們曾寄希望於祖國。卻忽略了,雙腳所踏之地,必當靠自己守衛。只有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才能掌握自己的前途、決定自己的命運。
先輩們曾經的錯誤,現在由我們來修正。
所以,除了每年固定的哀悼、紀念外,面對228,我們還能做些甚麼?促轉會、促轉條例就已經夠了嗎?
了解歷史真相,讓我們知道台灣民主的百年追求如何可貴、為何值得守衛;但如何守衛這可貴的民主?我們需要的,是更有力的法律工具。
除了上個會期已經通過的,治療性的「國安五法」外;這個會期,我們將持續推動上個會期來不及通過的,預防性的「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
這將讓中國在台灣的傳聲筒無所遁形,也讓民主防禦更有力、更能對抗中共資訊戰無所不在的假訊息滲透。
如此,才能真正守衛繁榮昌盛的台灣民族與國家,讓二二八先輩的犧牲與苦難有真正的歷史意義。
沒有歷史的人們,是短促而熄滅的燭光,只能是世界的過客。如此的人群,不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一個在歷史舞台上指手划腳的拙劣伶人。
莎翁的《馬克白》,不僅是英國戲劇史上悲劇作品的高峰;稍加思考主角的獨白,更可以是台灣民主發展的現世寓言。
做個有歷史的人,更要做自己的主人,決定自己的命運,保衛自己的家園。
命運共同體寓言 在 青鳥 Bleu&Book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告別2019 50年後人們會怎麼記住這一年
在2011年《幻艙》之後,有了幼子的高翊峰開始離開鄉土寫實小說,轉以寓言書寫反抗的一代。著眼於對未來的關注。《泡沫戰爭》更是著眼於「變成真正的大人」以前的孩子,書寫他們的命運。《2069》表面上是承襲了「賽博龐(Cyberpunk)」式寓言作品的風格,實則有他與同世代人對現實的關注與自我的探問。
《2069》,這是將所有前人的元素重新演繹,像是眾多細小的水管匯集而成的溪流,將靈魂、破碎而解離的身體及生命定義揉合成缺一不可的共同體。
— 高翊峰《2069》
👀閱讀全文:https://udn.com/news/story/12681/424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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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2/27(五)19:30-21:00
∞ 地點|華山青鳥書店
∞ 與談|高翊峰 X 廖偉棠
∞ 主持|李明璁 (Mingtsung Lee)
∞ 引言|張鐵志
#參加辦法
活動免費,座位有限需事先報名。
報名請洽:https://www.accupass.com/go/goodbye2019
命運共同體寓言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盧斯達:《發條橙》的界外延伸 — 香港作為「現代的受害者」】
對影迷來說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暴力少年犯艾力作惡多端,最後因為殺人而入獄。為了爭取提早出獄,艾力自願參加「治療」,一邊注射藥物一邊被迫觀看大量暴力和色情影片,實驗將嘔心和迫近死亡的感受,與暴力兼性的衝動聯繫起來,身體的「制約」生效。從此衝動一來,身體就發出排斥反應。艾力被精神閹割後,成為政府成功矯正罪犯的成功樣本。
艾力和同伴殘害隨意挑選的受害者,配合令人嘆為觀止的場景美學,調校出令人不適的美感。牛奶的白、無處不在的性象徵、繽紛明亮的室內設計、主角的邪氣笑容,鋪出一條長長的暴力隧道。行兇作惡的畫面往往是靜止和延長的,每一幕的時間都剛好長到侷促,但這些只是個體無序的暴力,但比起艾力入獄之後面對的國家體制,還是小巫見大巫。電影從第一幕轉入第二幕,才真正引入衝突。艾力和童黨無人性的邪情歪行,襯托出「治理體系」的另一種更巨大的非人魔境。
現代的受害者
入獄之初,艾力變成監獄體系的一個號碼、要脫下所有隨身物品,比喻逐步剝奪個體的性格;後來的心理閹割實驗只是「治療思維」的極端呈現,監獄體系認為自己有責任治療犯人,令他們受到社會的控制。
監獄神父是唯一的實驗反對者,他擁抱人性尊嚴,認為如果人只是在威嚇和控制之下的止暴制亂,就不是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那種善就不是真正的善。但艾力一心只想盡快出獄,而獄方則只關心「消滅罪行」的實效,沒空理會神父的長篇大論。艾力在放監後遇到自己以前的受害者,一個作家,對方意味深長地感嘆,妻子是現代(modern age)的受害者,而艾力則是另一種現代的受害者。
其實作家所受的暴力,是因為不信仰舊風俗的少年出現,故曰現代之惡,但個體暴力是前現代的產物,一種原始的產物。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一定機率出現暴力;但體制暴力,例如監獄、學校、廣義的社會控制、社會化、意識形態,則是晚近出現的東西,是一種更精緻和進化的暴力。像撐開雙眼的金屬支架、播放影片的大螢幕、背後注射的藥物,雖然艾力肉體無礙,但精神被深度傷害。現代的「治療」似乎比古老的死刑仁慈,但更無尊嚴,像原子彈在地上留下毒辣的輻射,後遺症歷久不衰。
艾力入獄前和入獄後的世界皆充滿暴力,只是艾力用熱暴力進行戰爭,國家則使用冷暴力,沒有拳腳的影子,但向四方八面輻射和滲透。「止暴制亂」四字,成為《逃犯條例》之後困擾香港的全息巨靈。政權和警察制止了示威者撞入立法會的暴力,卻乘機將警察的統治擴張到十八區,令香港成為一個更為「現代」和權力更有存在感的地方。
2014年以來的失樂園
在 2014 年之前香港社會相對的「前現代」:隱蔽的政府、象徵式的警察、大部份事情都不會動員法律來解決……即使沒有逃犯條例,香港早就被迫進入與中國一樣的現代法西斯式社會。從梁天琦等人被禁止參選以來,前現代社會「無為而治」的混沌狀態,逐漸因主權、法律、緊急狀態(三者可能是三位一體的共同存在)的介入而終結,變得壁疊分明。
即使沒有《逃犯條例》,佔領運動以來,香港人經歷了亞當夏娃被迫離開伊甸園的故事,從混沌的自治進入清晰的國家規劃。警力細密佈置到每個社區、踏進私人屋苑「執法」;警隊編制擴充,街道引入監控系統;政權不斷動用「法律資源」(禁制令、公安條例、人大釋法),還有一個由最高層發下來的「宏大敘事」——「止暴制亂」、大灣區、一帶一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
伊甸園並沒有這麼多宏大敘事,沒有一個需要胼手胝足也要實現的人類目標。但現在我們有了。「把話說明白」,《831 決議》和《白皮書》都是輸入現代秩序的痛苦過程。這種痛楚一直延伸至今日。不管中國由誰掌權,這種將現代國家緊迫治理輸出到四方八面的慣性,仍然是巨大的慣性邏輯,不因《逃犯條例》、示威者動武、2016 年的旺角騷亂而單獨觸發。
「單獨觸發論」簡單來說,就是認為中國對港政策收緊,是因為香港人不恭順和反抗。例如在 2016 年旺角騷亂發生之後,我就聽過個別社會賢達發言表示,雖然過去 30 年香港民主毫無寸進,但老成持重的他們沒有激嬲共產黨,香港沒有馬上變壞,激進抗爭者反而壞事,「暴力引來暴力﹗」
「單獨觸發論」當然是荒謬的,就像你認為艾力沒有打家劫舍,《發條橙》裡面的「路德維可療法」和監獄體系就不存在;彷彿人類不凝視深淵,深淵就不會凝視人類。到林鄭月娥強推修例,特區和北京強烈撐警暴力鎮壓,一些香港人才醒覺「國家的暴力本質」。
用人類的說話來說,中國要改造香港是大政策,無關是否遭遇反抗。有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因為共產黨才「變壞」,或者文革終結了就回復「理性」,但「理性的國家」也許更可怕,「一國兩制」是治療,馬上吸收是斬首。「一國兩制」看來比較仁慈,但也更剝奪香港人尊嚴,並且會造成很多認知和精神問題。
一些善男順女認為反抗給了政權擴權的「藉口」,但他們不接受久守必失的現實。在結果來看,計較誰先開始競賽其實並無意義,總之競爭必然展開。對尼安德塔人的滅絕理論,是必須記取的寓言故事。在組織上,共產黨在廢墟上建立的現代社會,必定比散喚的香港社會更具武裝性,正如古埃及入侵伊甸園也是如入無人之境。
那麼這一切的解藥當然不在戀殖、懷念鄧小平、哀嘆過去曖昧不明的香港走入歷史、在現場質問警察的「良心」去了哪裡……如果苦難只是令人發出呻吟而沒有達到「what doesn’t kill you」之後的轉化效果,我們的苦難只有白費。
害怕民意逆轉、害怕暴力、害怕國族主義、害怕仇恨螺旋、害怕不歇斯底里地反對抗爭就會背負「推人去死」的罪名……這一切都是香港人潛意識恐懼進入現代、恐懼進入政治的心理不適。所以我們才會對「面對怪物不要變成怪物」的古怪戒律那麼有感覺。香港人總是抱著「我不是參與政治」的心態去參與政治;以「非參與的態度」去參與事情;每個人都上了舞台,但卻以為自己還是觀眾。怎麼可能呢?
尼安德搭人的美德
這些都有例子:藍絲 KOL 熱烈愛中國,熱烈活動,並觸犯新加坡法律之後才可笑地表示自己一向不關心政治;或者黃絲自認為香港的反抗可以停留在「一國兩制」或美中共治的想像架構之中,這一切都是自相矛盾的,一種尼安德搭人式的存在方式。用人類的話來說,如果到了 2014 年之後還在懷念香港曾經是一個非政治、不需要表態的良善之城,認為這種非政治性和含糊就是香港的美好之處,只證明這類出入中國的社會賢達,原來根本沒有從中國崛起學到任何事情。
如果尼安德搭人真是滅絕於無法與智人競爭,也是命,但如果尼安德搭人認為自己的智能劣勢是天真、懵懂和美好,像道家說的大道之始,那只是屬於滅亡者的夢囈。我們不能再做尼安德搭人。「現代」已經駕臨,我們不再乾淨,但這也是成長。電影的結局與原著不同,艾力最後重新回復了「作惡」的能力,他在現代體制君臨的世界中,恢復了一定的主體性,結局非常樂觀,人性凱旋而歸。
別人的國家總是容不下你
艾力作為國家的樣板,與香港作為國家吸納同化異質地區的樣板,可謂異曲同工。但艾力是通過捲入電影中國家權力的競逐,才獲得各種可能。說到底就是落水:他必須通過禍福難料的政治酷刑、以狡黠的臥底心態與魔鬼探戈,才有可能在時代生存下來。國家的邏輯超越善惡,在電影中艾力面對一個容不下他的國家,表面上是因為他作惡多端,但國家總是容不下人,我們總是會被國家視為艾力。
我們沒做錯事,但國家是進化了的怪獸,它不講對錯的相對價值,只講敵我和異同,更為黑白分明的權力結構。例如說藍絲和官員就比較懂得「盲撐」,日本人也懂得「盲撐」。都會的善男順女太過講是非,在 indecent time 太過 decent 可能會輸掉一整個國族的未來。
國家迫害人不是因為善和惡,而僅僅是因為「不同」,因為你是它的異己。太好或太壞,都是不同步。道德太過高尚,不會感化到國家,反而引來迫害。因此我們不能擁抱美德的自我感覺良好,擁抱美德和惡德,得到的國家待遇可能是一樣。
所謂和勇不分,不是主張而是現實。不管你是公民抗命還是以武制暴,得到的結果還是一樣,不要以為某種主張或手段就比較高尚,我們都是 inferior。這是國家的邏輯,我們無可避免會與敵方的思維越來越接近,但不能害怕。例如一直以來「文宣要配合衝衝子」、要為「同路人」隱惡揚善,就有了國家的雛形。進化的方向沒有問題,問題只是進化或者滅亡的速度孰快孰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