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哲學 原 力 訓練所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近期臉書上有一篇投稿文章《讀社會學系是一個很糟糕的選項》在我的臉書同溫層上被廣傳。內文論點有三個：

(1)讀社會系出來找不到工作。
(2)社會系會不斷批判社會，灌輸你負面思維，讓你變成一個憤青，大學生涯會過得不快樂。
(3)社會系只會高喊社會正義，但對社會大眾的實質貢獻極低。

身為社會學系畢業的，我想回應一下這篇文章，說一下社會科學的訓練對我的意義，希望對正在選擇校系的高中畢業生會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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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讀社會系出來找不到工作？

其實社會科學訓練出身的，如果統計學基礎學得不錯，在歐美國家還是不難找到工作的。不是社會系本身找不到工作，而是在台灣的社會系學生不容易找到工作，那是因為台灣多數中小企業沒有這方面的人力需求。這不是只有社會學才會遇到的問題，人文系所的畢業生，文學系、歷史系、哲學系、藝術科系，都難找工作。如果一個科系多數人都找得到工作，但少數人找不到，那問題可以歸咎給個體，但如果一個科系多數人都找不到工作，那就必須檢討工作體制、大環境是否有問題。學校這邊可以做的是提供更多就業協助，思考怎麼幫助畢業生銜接職場。不過目前世界趨勢是無法解決問題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歐美國家的大學開始刪除人文社會科系的系所，所以這是人文社會學科的危機，不是社會學這門學科特有的。而且，相比於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社會學的涵蓋範圍很廣，勞動社會學、性別社會學、科技社會學、教育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幾乎涵蓋社會各面向，這有個優勢，就是可以讓大學生有四年時間去探索自己想要什麼，最後再轉換到自己想要的工作領域，所以社會系學生畢業後可能從事完全不同領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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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系專門灌輸負面思維？

認為社會系就是一群左派憤青，其實是嚴重樣本偏差。整個社會系老師加學生假設200人好了，20個人上街頭搞社會運動，就以為社會系全都是這樣的人，難免以偏概全了。事實上，社會學成為一個獨立學科後，就一直很注重「價值中立」原則，社會學家必須拿出統計（量化證據）或訪談、田野調查（質化證據），才能夠做出理論主張。如果看到了資本社會越來越貧富不均的事實，因此去批判它甚至想辦法改善它，我認為這叫健康的進步思維。那些認為這是負面思維的人，也許要審視一下自己的價值觀標準。而且近幾年來，資本主義有問題早就是學界不分學科的共識了，差別只在於要怎麼處理而已。台灣最近要出版一本哈佛商學院教授Rebecca Henderson的《重新想像資本主義》，連捍衛資本主義的大本營哈佛商學院都出來檢討資本主義了，怎麼還有人認為社會學批判資本主義是「負面思維」？

*補充一個小故事：二戰後，猶太裔的德國社會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逃亡到美國教書，每天都在批判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物質主義如何扭曲人類心靈，注重正向思考的美國人被嚇到了，問阿多諾：你每天都這樣充滿負面思維(negative thinking)，人生不是過得很不快樂嗎？ 阿多諾回答：我在做批判資本主義的否定性思考(negative thinking)時，就是我最快樂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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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會學對大眾極少實質貢獻？

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學術傳統跟特性，如果要很短視地談實質貢獻的話，在美國，20世紀都市化時出現許多犯罪問題（大家看過《破案神探》吧？），所以很重視人口學、偏差行為、都市社會學的研究，到了現在21世紀，黑人種族不平等的問題嚴重，時常有警察執法過當問題，所以種族研究也很盛行。如果沒有這些社會學研究，美國治安可能會更差、黑人會死更多。在歐洲，一直有王室貴族傳統，所以很重視階級不平等的研究，英國BBC在1960年代甚至拍過一部《成長系列》(7 up)，長期紀錄不同社經地位的14位小孩，每隔七年追蹤一次，從小拍到大，證實階級如何決定一個人的人生。如果沒有這些社會學研究，人們會以為低薪是因為自己不努力。在日本，常常遇到天災，天災後的社會重建發現有資源不平等的問題，家庭收入低的受災戶，會需要更長時間恢復到原本生活，所以日本有災難社會學的研究，如果沒有這些社會學研究，如何跟政府要求經費、社會福利補助？這些都是社會學可以帶來的短期見效的貢獻。

社會學還有一些更細微、難以估量的貢獻，像是在思想層面上引導社會集體反思，1960年代歐洲、美國嬉皮世代的反戰社會運動，引導學生上街頭的思想領袖就是德國的社會理論大師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當時美國大學生是一邊聽Bob Dylan的反戰音樂，一邊讀馬庫色社會批判的書《單向度的人》，正是在這種思想激盪中，創造出一整個世代的嬉皮文化，至今歐美國家的老人都還在嚮往那個黃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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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大學讀社會系，還沒畢業就有進台灣吧的實習工作機會，一方面是因為影像製作的個人能力，一方面社會系的頭銜也讓公司認為我適合做知識型的教育影片。沒有大學四年的社會科學訓練，我可能不會有辦法做出超級歪的影片。如果讓我重選一次，我還是會選社會系或者哲學系、人類學系（反正都是一些被台灣人視為找不到工作的科系XD）。找不找得到工作當然是一個最血淋淋的問題，也是台灣大學系所人文科系都必須面對的問題，但是大學是學習的殿堂，是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的最佳時機，不是資本主義的社畜訓練所，人生沒有多少個可以花四年讀大學的機會，我認為應該趁年輕時多充實自己的知識儲備，我也很享受我大學四年的學習時光，也決定繼續出國讀社會科學。

如果你正在考慮大學要選社會科學相關的科系，歡迎你在底下留言，我會把所有問題搜集起來後拍一集Q&A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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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一張書單，想知道社會學在幹嘛的人可以讀讀這幾本入門書喔！（依照難度排序，由簡單到困難）
Allan G. Johnson《見樹又見林》
Zygmunt Bauman《社會學動動腦》
片桐新自,永井良和,山本雄二《基礎社會學》
Norbert Elias《什麼是社會學》
C. Wright Mills《社會學的想像》

冥想vs正念vs靜心vs靜思vs靜慮

活在當下，是現代流行的「正念」、「禪學」很重視的一種修煉方式，這篇剛好就來寫寫最近流行的討論問題：冥想vs正念vs靜心vs靜思vs靜慮，它們之間的差異是什麼。

首先，分析此問題時，我站在印度哲學與腦神經科學的立場來討論，強烈建議所有對此議題有「真正興趣」的朋友，閱讀《平靜的心專注的大腦》與《令人神往的靜坐開悟》二書。

我會先從詞彙定義與科學研究主流的角度來討論這些用詞差異，再從我熟悉的佛學進行總結。

【 #冥想 】
冥想一詞，主要對應的是英語的Meditate.、大部分翻譯為冥想，少部分則更貼近原意並對譯為「禪修」。請注意，這是一個從東方、亞洲，具體來說就是佛教開始流行的內心訓練手段，後來在西方蔚為風潮。

根據丹尼爾高曼的說法，Meditate在「文化」發展上、有四個層次：第一種與第二種是傳統精神訓練的Meditate，其目的是讓生命產生根本性的質變。第三種是科學驗證後的「實務用Meditate」，其目的往往是用來解決某種問題，比如壓力、創傷。第四種是商業化的「應用Meditate」，比如現在流行的app冥想、導讀冥想等都是。

如果根據現在西方腦神經科學與心理學主流的觀念，我們可以說，Meditate在「目的」與「方式上」分成三種：一種「根本性」地讓自己變得更好、一種是「根本性」地解決自己的問題、一種是「急救」自己的問題。

若從廣義的詞義來看，任何將「心專注做某件事情」的練習，都可以稱為「冥想」、「禪修」，這對應的是印度佛學中的「靜慮」一詞。

【 #正念 】
「正念」源自佛教，意指「將心繫在當下」、也就是讓心停在此時此刻之意，正念會產生的結果稱為「正知」、也就是「有意識地在生活」：一旦我們將心帶回此刻，我們就能有意識地生活。
所以，為了讓自己活在當下、而做「正念」的練習時，這種「正念」就是某一種「冥想」。但是，這種冥想沒有「想像」、「觀想」等建構畫面的複雜成分，也不太帶有結構性思維問題的能力，只是很單純地感知著當下。

【 #靜心 】
「靜心」意指讓心停止焦躁的思慮、以此為目的的「冥想」，就可稱為「靜心」：這種冥想的操作手段有很多種，比如數呼吸、自我掃描等都是。但是，它與「正念」有一個共通點與一個差異點：
共通點是，「靜心」和「正念」都不會「結構性」去思考問題：要不要？怎麼辦？何時？這些開放性問題的思考，都不是「靜心」和「正念」會做的。
差異點則在於，「正念」會促發「正知」、也就是敏銳的意識感與觀察力，但「靜心」相對不會，因為它是以讓心靜下來、不要妄念紛飛為目標。
當心越在「沈靜」的單一軸線上深入，它一開始觀察力會相對提高、但後來則會急速下滑。

【 #靜思 】
「靜思」相當於西方哲學中所說的「沈思」、也可以算是冥想的一種，它與前兩者的差異點在於，它就是「結構性」地在思考開放式問題：什麼是正義？怎麼樣才能達到成功？人生的意義為何？

接下來我要從我熟悉的佛學角度定義上述的問題：
佛學認為，所有的「冥想」、「禪修」、「Meditate」都可以歸類在兩大類：靜、慮。

靜與「靜心」接近，目的是讓心穩定下來、但它並不是以追求穩定為目的，穩定只是手段、目的是控制自心。好比為了要控制一批狂奔的野馬，第一步是先把他拴起來一樣。

靜的練習分成兩類：

一種是用大腦建構畫面：想像你躺在草原上、想像你走在落葉上、想像天上的月亮照著你，這種是現代最常見的「應用冥想」，佛學稱之為 #勝解作意。
另一種則是不建構畫面、直接觀察現實，比如觀察呼吸、數呼吸、看著一顆球等等，這種被稱為 #真實作意。

其次，慮意指「思維」，其目的是提升人的觀察力與思維力，這一樣分成兩大類：

一種是「思考問題」的慮：這樣好嗎？為什麼他會這樣做？什麼是善？這種被稱為 #抉擇觀。
第二種則是不思考問題、純粹觀察自我的慮：觀察到自己腳在痛、觀察到自己頭很重、觀察到自己腰很酸，這種被稱為 #非抉擇觀 ，與前面所說的「正念」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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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慮訓練，是佛學傳統的一門練習、也是將印度哲學的精華，活在自己生命中的重要訓練。

所以，相對於理解詞彙中的差異，我們應該問自己的問題是：

我想透過冥想得到什麼呢？我想急救地讓自己放鬆（比如睡不著時來做個冥想？）、還是根本性解決自己的某種創傷（比如生命經驗讓自己自認會被拋棄）、還是讓自己生命得到昇華、更加快樂？

#熊仁謙 #印度哲學 #快樂大學

上次很開心能參加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主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學術研討會，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東吳大學。那天知識量太大導致肚子餓，但又不好意思吃兩個便當，所以發現樓上有麥當勞還開心地傳訊息給朋友說：「妳學校好讚喔！竟然有麥當勞。」對方回：「我學校確實有麥當勞，但我讀的是清華大學。」
😔
當天研討會的下午茶點心很讚，我一直盯著桌上的司康流口水，但實在不好意思跟同學搶點心吃。😂
我擔心教授誤會我去現場白吃白喝，所以寫了一份作業證明我有認真聽課。

=======研討會開始=======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時間：2020年12月5日（週六）０９：００－１８：００
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社會學家Max Weber於1920六月因感染大流行肺炎而過世，一百年後同樣遇到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我們紀念這位影響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家格外具有意義。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人文社會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合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紀念研討會，讓現代學者透過知識上的交流與韋伯對話。大多數的人都以為韋伯只是社會學家，對他的印象就是與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 並列為「社會學三大經典作家」。如果更熟悉韋伯一些的人可能會知道其最著名的著作《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經濟與社會》都是社會學經典，但較可惜的是，讀過這些著作的人，或許也罕有機會去深度理解韋伯的知識創造過程，以及為何他從不認為自己是社會學家。

這場研討會邀請了多位學者與會。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裴元領的論文＜宗教是什麼？為研究韋伯宗教社會學的準備工作＞以中國四書五經、易經、聖經、佛經、墨子、印度摩科婆羅多及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來分析韋柏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維公的＜從新社會學的角度談韋伯＞認為社會學的關鍵在於創造力，而不是有多少學派、生產多少論文。現在的環境已經不是社會學誕生的那個年代，而是數位社會時代，這個年代你（妳）在網路上的「帳號」比自己是誰更重要。在（法國後現代思想家）布希亞的時代，人們認為「大眾不在乎真實」，但到了今天，則是「大眾創造真實」——假新聞、偽資訊都是現代人的集體創造。跟性愛機器人做愛算不算出軌？未來趨勢已經不是在爭吵性別、性向，而是當機器人成了人類更好的選擇而非替代品時，這些倫理問題怎麼辦？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君玫的＜韋伯與奧斯華德：一個能量社會學的想像＞從化學家奧斯華德的「社會能量學的一元論」與韋伯的「多元社會學觀點」的對立衝突切入。根據她的研究，韋伯不認為奧斯華德的化學概念可以推展到人文社會，只是現代的人反而開始重讀奧斯華德的能量學（能量的關係），因為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確面臨能源、環境等新的問題。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賴曉黎的＜從禁欲概念論尼采與韋伯的異同＞研究尼采的《道德系譜學》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宗教社會學》中，禁慾理想與韋伯禁慾主義之間的主要區別。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暨系主任黃厚銘的＜消失於社會學中的理論與經驗間關係之多元想像＞認為思想史、理論研究不該只存在哲學、歷史學中，但不少人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只有「質性、量化、田野」三種方法。講者取三大家理論與經驗之間的關係來說明：涂爾幹的「社會事實論」是用一個理論來掌握一個實在，並從經驗中來驗證理論是否符合實在，或從經驗中產生新的理論。韋伯的「理念型」則建構出一個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的東西，認為社會學是具體事實的科學，所以最抽象的法則最沒有用處，沒有辦法套用於所有社會。韋伯的理念型和涂爾幹的普遍可以適用的想法與抽象概念抵觸。如果是這樣，那麽，馬克思學說的本質是「自由自覺的勞動狀態」，若將其核心精神從《資本論》中抽掉，只留下經驗證據，那這本書還能成立嗎？青年馬克思談了一個共產世界的理想狀態的理論，但《資本論》的實證經驗卻非如此。中山醫大醫社系副教授黃敏原的＜韋伯的人論及其社會心理學考察＞指出韋伯由理念引導世界圖像，認為需要我們「熱情」參與，並舉「清教徒可望成為天職人，我們則必須是職業人」的新教倫理為例。

每位講者雖然只有短短的20分鐘，但卻帶給現場聽眾如沐春風的知識啟迪。只可惜礙於篇幅與我的知識有限，僅能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論文作為研討會代表，而與會學者豐富精彩的研究，大家可以按照論文題目搜尋拜讀。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在其論文＜韋伯的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1895-1907＞（Max Webers Konzeption einer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1895-1907 ）中提到，韋伯關於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形成，與他轉換人生跑道（由法學家轉變成國民經濟學家）有關。並且，這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從 1895 年弗萊堡大學就職演說首度提出，到1907到 1910 年已初步完成， 直到1910德國才成立社會學學會。講者在研討會上企圖論證韋伯的通才在各領域皆有傑出表現與貢獻，只是韋伯在學術領域中不斷跨界的強烈特色，也導致後人不斷地挑戰他的權威；但同時，各領域的學者得藉著韋伯的典範出發，才能開啟更多知識上的創新與可能。根據韋伯太太瑪莉安娜（Marianne Weber, 1926）的說法，青少年時期的韋伯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製作了一幅 1360 年的德國歷史地圖，並在 15 歲那年的聖誕節期間再度寫了一篇長達 46 頁的論文＜對印度日耳曼諸民族之民族性格、民族發展與民族歷史的一些考察 ＞。
但從小熱愛歷史的韋伯並沒有成為歷史學家，除了他的興趣廣泛外也有經濟上的考量——就跟我們尋常人一樣。韋伯 1882 年 5 月在海德堡大學註冊時，是以「法學」作為主修與職業學門 ，1884 年冬季學期轉讀柏林大學、1886 年通過第一次法學國家考試，直到 1889 年完成博士論文及1891 年完成任教資格論文完整了法學家訓練。所以，韋伯在 1892 年開始以私講師身份在柏林大學教授法學課程，並於 1893 年 11 月被任命為法學非教席教授。

韋伯的教職生涯並非一路到底毫無變動，這與德國的教育體制、韋伯個性與博學多聞都有關係，就像1893 年 6 月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就已經想要挖角韋伯去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 而韋伯在 1894 年 4 月初決定轉換人生跑道接受聘任，前往弗萊堡大學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這也意味如果韋伯只懂法學，是無法受到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青睞的，假如他的底子不夠也無法輕易脫離舒適圈，獲得更好待遇的工作。

韋伯於1919年1月28日受巴伐利亞「自由學生同盟」之邀，在慕尼黑大學所做的二場演講，＜以學術為志業＞與＜以政治為志業＞皆是「以精神工作為志業」的系列演講。韋伯後來根據速記人員抄錄的筆記，於1919年出版演講內容。為何韋伯會特別提到政治呢？在還沒了解韋伯前，我原以為像他這樣的經典學者不會沾染政治領域，但在閱讀這兩篇演講稿後得知，在當時德國的學術氛圍，韋伯意識到政治立場干擾學術領域造成的困惱。他在演講中呼籲——一種學術倫理的規範性訴求——政治不屬於課堂、教師扮演先知的徒然。在此摘引＜以學術為志業＞中對於學術倫理訴求的經典段落：「在文化團體以及政治團體的範圍內應該如何行動——這兩種完完全全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如果他接下來問道，他在課堂上為什麼不應該同時處理這兩者，那麼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就是：因為先知與鼓動家並不屬於課堂上的講臺。先知和鼓動家都被告知說：『要走上街頭去公開演說。』意思就是到容許批評的地方。」

擁有學者身分的韋伯排斥政治進入課堂上，但課堂外的韋伯卻希望透過候選而不競選的方式從政，來達到他參與制憲的目的。他在1918年12月25日寫給友人的信中，韋伯還信誓旦旦地認為：「看來，我在法蘭克福相當篤定能夠當選。」結果卻事與願違。韋伯也曾經感嘆地說，終其一生，他都是個「政治獨行俠」。從這兩篇演講稿中就能發現，韋伯身處學術領域與政治領域中，產生既熱愛又互斥的矛盾心情。

張旺山教授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韋伯一生始終對政治有一種「秘而不宣之愛」，因此，他對政治學的貢獻，也使得諸如《政治學的經典作家》(Klassiker der Politik)這樣的書，不得不將他列入政治學的「經典作家」之列。韋伯提出「正當支配的類型」的學說時，雖不是為了政治學而生，但卻影響了政治學領域，並被政治學者所用。C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曾依照韋伯的期望並提供優渥的條件，希望聘他為波昂大學的「政治學」講座教授，但後來韋伯基於私人理由選擇了到慕尼黑接 Lujo Brentano（1844-1931)退休後所留下的國民經濟學講座教授的空缺。1920 年夏季學期，韋伯甚至在慕尼黑大學開設了一門進階課程，課名就叫作「一般國家學與政治學（國家社會學）」。

我們廣為傳頌韋伯的博學多聞，但卻忽略了就是因為他懂太多、擁有太多知識，常讓他面臨抉擇的痛苦。在一封韋伯於 1887 年 9 月 30 日寫給他的大姨丈包姆加騰（Hermann Baumgarten, 1825-1893）的信中，韋伯就曾坦承：由於「種種實際上的利益――對這些利益的規制，乃是法律發展的基本課題呈現了種種的結合，而這些結合在我看來，用我們的科學的那些手段，是無法加以掌握的」。這意思是韋伯體悟到法律知識的極限，而將其排除在自己的興趣與職涯之外。

雖然講者一樣只有短短二十分鐘，但卻提供了韋伯豐富的知識之旅。韋伯在學術職涯上並非如我們習慣的教育體制，只能線性發展的刻板印象。在這意義下，韋伯的一生為台灣學者、學生帶來的啟示是：在求知、求學的旅程中，「修正」與「調整」是再正常合理不過的現象了。我們不要被一時的挫折擊倒，休息夠了爬起來就好。同時，韋伯的一生也提醒我們面對知識要謙卑，那是因為人擁有的知識都有極限與界線。即便博學如韋伯也不斷地受到各領域的專家挑戰，但知識就是憑靠在如此的堆疊中精煉與豐富。或許韋伯可以成為各種領域的專家，但他卻未定義自己是某個領域的專家，就是因為他清楚知道自己的所知所能有限。不過，韋伯逝世百年後其知識系統並沒有因為各種挑戰崩潰，反而留給社會學界與對社會科學有興趣的每一個人，可以憑著韋伯的典範達到他以前辦不到的事情，與少經歷他在肉體與精神上的煎熬。

最後，由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與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韋伯學說與二十一世紀對話」只是第一個一百年，未來將會有兩百週年、三百週年與韋伯對話的學術研討會。雖然韋伯的生命逝去，但他卻能持續地啟發後人追求知識，熱愛生命與社會；死亡只是瞬間的終點，卻是邁向精神永恆的起點，韋伯的學問與精神永存在知識宇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