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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不虛南謫八千里 ，贏得江山都姓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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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彎彎

韓愈的人生，與潮州有著不解之緣。

說起他，潮州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雖然他治理潮州的時間並不長，可潮州人卻以一切方式表達對他的思念和紀念。韓愈的潮州之行，是他人生的貶謫之旅、苦難之旅，可對潮州人民而言，卻是一件幸事，一種福分。他最終也在潮州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朝奏夕貶 命運多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說這句話的人就是韓愈，他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

韓愈言其心志，也吐露了天下所有讀書人的心聲。他步入仕途的路，走得比誰都艱難。從前期的科舉考試，到後期的博學宏詞科，韓愈屢次落榜，經受一次次的失意和打擊。長安求仕，蹉跎十年，抑鬱不得志。他明明是千里馬，奈何遲遲遇不到賞識他的伯樂。可他從未認命，永不服輸，一心只想入仕救國。最終，他憑一己之力，促進了古文改革運動，一掃頹唐氣息。

韓愈大半生仕宦坎坷，五十歲才因參與平淮有功而擢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唐憲宗派使者將鳳翔府法門寺的佛骨迎入宮廷供奉，一時間，長安上下掀起信佛狂潮，官民無不敬香膜拜。以復興儒家文化為己任的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書《論佛骨表》。他建議「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言辭足夠激烈，觀點犀利至極。憲宗看後，龍顏大怒，要將他處以極刑，後經裴度等人多方求情，最後韓愈被貶為潮州刺史，責求即日上道。

宋朝有一位詩人徐鈞，他曾為韓愈寫了一首詩，很好地評價韓愈這個人和這件事：「排斥異端尊孔孟，推原人性勝荀楊。平生膽氣尤奇偉，何止文章日月光。」韓愈早晨剛把一封諫書上奏給皇帝，晚上就被貶官到路途遙遠的潮州，朝奏夕貶，算得上最神速的貶謫了吧。他倉促收拾下就開始上路，走到藍關時，侄兒韓湘趕來送行。此時，陰雲壓頭，籠罩秦嶺，回首遙望，家又在哪裡？大雪紛飛，雪擁藍關，連馬兒也踟躕不前了。他寫下這首《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一朝被貶，回望長安的那一刻，請問他該如何去悲嘆這多舛的命運。一切是那麼猝不及防，可痛斥佛骨，他絕無怨悔。他想為帝王除去禍患，怎麼還會顧惜自己時日不多的殘生餘年呢。潮州距離長安八千里之遙，唐時還是個蠻荒之地。他叮囑侄兒，恐怕此去凶多吉少，再活著回來的希望很渺茫了。倘許這一別成為永別，到時記得在潮州瘴氣瀰漫的江流邊把他的屍骨收斂吧。「時運不齊，命途多舛。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王勃在《滕王閣序》裡的句子，用來形容韓愈是這般貼切。韓愈就是這樣一個義憤填膺的人，縱然出身孤寒，卻一身膽氣，縱然屢遭磨難，依然敢為人先。

女兒喪命 百年慚痛

不知是政敵伺機報復，還是有司落井下石，這次貶謫，韓愈的家人深受牽連。有司衙門以他們是罪臣家屬，不讓他們逗留京師，責他們也速速上路。韓愈在後來寫文說：「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正值隆冬，天寒地凍，一家老幼，受盡顛沛流離之苦。當時，韓愈十二歲的女兒生病在床，這一路顛簸勞頓，風餐露宿，又得不到治療和照顧，在途中就病死了。到潮州的路，韓愈一下子走了近一百天，這一程跋山涉水，落寞至極。因通訊不便，他抵達潮州後，才得知小女病逝的消息，禁不住掩袂淚下，痛心疾首。韓愈給唐憲宗上了一封言辭懇切的奏章，奏章中訴說了他一路的艱辛，潮州地域環境的凶險。憲宗也有悔意，認為對韓愈的處分太重了，想重新啟用。就這樣，韓愈任潮州刺史僅僅八個月，就被改授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刺史。

元和十五年（820年），江山已經易主，唐穆宗下詔調任韓愈為國子祭酒。返京途中，原本興高采烈的他卻忽然情緒低落，原因是他經過了去年埋葬女兒的層峰驛附近。他看著那一方矮矮的墳冢，睹景思人，內心湧動著悲痛和內疚。灑淚憑弔之餘，他寫了一首詩《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峰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

數條藤束木皮棺， 草殯荒山白骨寒。
驚恐入心身已病， 扶舁沿路眾知難。
繞墳不暇號三匝， 設祭惟聞飯一盤。
致汝無辜由我罪， 百年慚痛淚闌干。

標題長達四十七字，將韓愈這兩年的傷痛經歷都包含進去了。女兒死後草草殯葬，屍骨在這荒山野嶺之中與山魈為伴，聽山風悲鳴，成為無人祭祀的孤墳。身為人父，不能保全心愛的女兒，反倒因自己政治上的失利，致使年幼的她無辜受到連累，這的確是令人肝腸寸斷的傷心事。韓愈深知，這都是他這個老父親的罪過，一時間老淚縱橫，自責萬分。

道濟天下 福惠萬家

韓愈曾三下嶺南，少年時就跟隨兄嫂南下過。做官後，又兩次被貶廣東，一次是貞元十九年（803年）被貶為陽山縣令，一次是被貶潮州。陽山天遠地偏，虎豹成群，癘疫肆虐。潮州民生凋敝，學廢日久，還有鱷魚侵擾百姓。思國憂民如韓愈，縱然突遭橫禍，前途渺茫，卻廣施善政，解民之苦。即使遠居嶺南，身處僻壤，也甘願鞠躬盡瘁，為民造福。在潮州一上任就為老百姓辦好事，驅鱷除害、關心農桑、釋放奴婢、興學育才。其中，韓愈振興潮州教育的影響最為深遠，他曾帶頭捐出薪俸，用於辦學，還親自授課。他靠著興辦教育、清廉為政，為這塊蠻荒之地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在潮州短短幾個月，他的政績早已造福一方，惠及後世。至宋代時，潮州已成為人文鼎盛、重禮崇儒的「海濱鄒魯」。他的精神和氣質，伴著歲月的迴響，就像江流中那起伏的浪濤，在那片土地上日夜澎湃。滔滔韓江，奔流不息，韓江之上有湘橋，韓江之畔有韓山、韓堤，潮州人民還修建了韓文公祠，昌黎路上還有昌黎路小學。
正是韓愈懷著一心為民的初衷，腳踏實地務實進取，才讓潮州人民感念他，也讓那裡的山山水水都跟著他改了姓。

正如趙朴初先生所言：「不虛南謫八千里 ，贏得江山都姓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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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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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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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的社會輿論監督｜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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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公元前722－前481年），齊、晉、楚、秦、吳、越六個大國互相爭鋒，攻城略地，此消彼長。夾在大國之間的一百多個二三等小國，又怕得罪這個大國，又怕得罪那個大國，成天惴惴不安。

子產就出生在一個小國——夾在晉國和楚國之間的鄭國。鄭國一直是晉國和楚國拉鋸爭奪的對象。

公元前565年，鄭國的司馬（軍隊統帥）子國率領軍隊進犯楚國的附庸小國蔡國，獲得大勝，把蔡國軍隊的主帥也俘虜了。

鄭國人非常高興，張燈結綵，大肆慶祝。子國更是居功自傲，忘乎一切。這時，有一個人提醒子國：不要高興得太早了。

這個提醒者，就是子國的兒子，年僅十七八歲的子產（名公孫僑，字子產。約公元前583－前522年）。

子產對他爸爸說：「我們鄭國是個小國，國家的內政一團亂麻，沒有搞好，卻熱衷於討伐別的國家，搶立戰功，恐怕要帶來災禍。如果楚國人為蔡國報仇打我們，我們能夠不順從楚國嗎？假如我們順從了楚國，晉國肯定不高興，也會發兵來打我們。楚國、晉國交替發兵來打我們，我們還有好日子過嗎？」

一席話，把熱昏了頭的子國噎在那裡。可是，堂堂軍隊統帥哪能在孩子面前丟了面子？子國說不出理，只得擺架子訓斥：「國家大事，有正卿（最高爵位，執政長官）子駟先生做主，哪能聽你這小孩子的？小孩子胡說，要砍頭的！」

子駟當然和子國是一頭的，但他們的好夢不長。

第二年，即公元前564年，楚國晉國及其他諸侯小國都找理由攻打鄭國。鄭國只得分別向兩大國討饒求和，吃了不少虧。

更糟糕的還在後頭。由於子駟在分配土地、戰車等國家資源時有偏有向，得罪了國內五個大族，國內政治力量分裂了。結果五大族的頭頭在公元前563年鋌而走險，糾集起來發動叛亂，衝入朝廷，殺死了子駟和子國等大臣，只有擔任司寇（司法部長）的子孔事先聽到風聲逃走。鄭國出現巨大的政治危機。

鄭國的大事都被年幼的子產言中了。

子駟的兒子子西聽到噩耗，帶著少數人冒冒失失地闖出家門，收斂了父親屍體就去追趕叛軍。叛軍已然挾持著鄭國國君跑到北宮死守。子西見狀，又折回家中調兵。但是，出了這麼大的亂子，家中的臣屬、武士和奴婢見勢不妙，已經逃走大半，兵也調不成了，子西無奈，只得嘆息。

子產卻臨危不亂。他在家中，先派人把守好大門，再聚齊了家臣屬吏和武士，指揮他們封閉府庫，佈置防守，然後率領17輛戰車列隊出發，收斂了父親屍體，就去攻打叛軍。別的貴族這時也聞風出動支援，很快就把叛軍全部消滅。

這之後，子產又歷經幾番大難，終於在公元前543年上台執政。這時他40歲左右。

子產改革的標誌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５３６年的「鑄刑鼎」——把懲治犯罪的刑律鑄在金屬鼎上，向全國老百姓公佈。這是中國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這在當時可是了不得的舉措。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中說，春秋時期，上層貴族社會認為刑律越秘密越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有利於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專制的恐怖和神秘。這當然是一種古老專制時代的遺蹟。

子產決心打破這種矇昧，他根據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編訂了三種刑法，並把刑法公諸於世，讓老百姓明白法與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會得到什麼樣的處罰，這無疑是進步的法制理念，當然也打擊了貴族特權。子產這個做法，遭到很多貴族反對。

晉國大臣叔向專門為此給子產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信中說，本來民眾懷著恐懼之心，不敢隨便亂來。你把法律公佈了，民眾就會鑽法律的空子，爭相琢磨怎麼做壞事而不至於被制裁，這樣就不怕長官了，反而會導致犯法的事情越來越多，腐敗賄賂到處氾濫，鄭國也會因此而完蛋！

子產給叔向回了一封信，頂著晉國壓力說：「我為的是救世啊！」表示要堅定不移公佈法律。結果呢？效果不錯，社會治理透明度增加，大眾歡迎，犯罪案件減少了。

在潮流推動之下，晉國在子產「鑄刑鼎」之後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鑄在鼎上，向社會公佈了。

可是孔子認為這樣做不對。在晉國公佈了法律之後，孔子說，晉國大概因此要滅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條文，不看貴族臉色，還怎麼顯出貴族的尊貴？

孔子一向最重視禮，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認為法律是有害處的。所以他對「鑄刑鼎」如此猛貶，並不奇怪。孔子認為，如果用法律治理國家，那麼人們就專注於法律，只求免於犯罪，而失去內心的廉恥，這樣的社會未免太不理想。應該做到的是天下為公，人人講仁愛，家家睡覺不關門，根本就沒有小偷盜賊才對。

因此，孔子認為，在一個社會中，有事要鬧到訴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會沒有一件訴訟發生。

從這兩次波折可以看出，在當時公佈法律，實在要面對巨大壓力。

周谷城的《中國政治史》一書不讚成叔向和孔子。他評論此事說：「反對自反對，批評自批評，而時代的迫切需要，終於把禮治演變而為法治。」雖然周谷城樂觀了一點，但他高度肯定了子產的「鑄刑鼎」。

在現代社會，大眾見慣了公佈的法令，以為從來如此，那就錯了。這是子產冒了極大風險，帶頭開創的新制度。

改革使國家安康發展

子產知道，因循守舊的鄭國，如果不經一番革新，萬難應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產不迴避爭議，不壓制爭議，也不怕爭議。他認為改革就是要迎著爭議往前走。比如他改革軍賦制度，增加稅收，充實軍餉，以增強鄭國自衛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罵。有人說：「子產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蠍子尾巴了！」子產還主持全國農業普查，整頓三農。他採取的具體措施，一是釐清混亂的土地所有權狀況，重新劃分全國田地和溝渠。那些非法侵佔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歸還所有者。在這個過程中，子產承認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興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權，並向他們徵收賦稅，以增加國防開支。二是把農民組織起來，若干家為一個互助單位合作生產，並共用一口井等等。這些措施也觸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煩。

一時間，全國廣為流傳一個凶險的段子：

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劃界，取了我的衣冠給藏起來，誰能夠殺了子產？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這個地步，子產怎麼辦？他的回答是：不要緊，只要從長遠來看對國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實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縮，堅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決心不改變了！

子產說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寧肯撒手，也不迷戀高位。有一回，鄭國大夫豐卷為了祭祀要求進行狩獵，未得子產批准。豐卷大怒，立刻徵調忠於他的勢力有所動作。子產得知，為了避免國家陷入分裂，馬上辭職，並聲明要離開鄭國，以此表示他並非要通過排擠別人來為自己謀利。幸虧當時鄭國最有實力的罕氏子皮經過考慮，表態支持子產，把豐卷驅逐，子產才復職。復職之後，子產卻下令保存豐卷的田產，過了三年召豐捲回國，又把田產還給豐卷，連這三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給豐卷。子產並沒有因為豐卷企圖造反而沒收他的田產。這是子產的寬容，也是他得到鄭國人心的關鍵因素之一。

經過綜合改革，過了三年，鄭國人又唱道：

我有子弟，子產給他們以教誨。我有田地，子產想辦法讓地裡豐收。子產死了，誰來繼承他的德政呢？

鄭國處於晉楚兩大霸之間，不得不講究外交。在這方面，子產不拘一格，大膽啟用了一批才華之士。公孫揮熟悉外國情況，善於措辭；裨諶最富謀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馮簡子思維周密果斷，最善決策；游吉是個大帥哥，舉止溫文善於交際。子產每逢遇到國際大事，先向公孫揮諮詢情況，並請他起草文件和講話，充分準備在各種場合的措辭；然後和裨諶一起找個郊區安靜的地方住下來，仔細籌劃；籌劃所得的方案請馮簡子做個決斷；最後委託游吉執行。

子產代表鄭國參加國際會議，言辭慎重得體，既維護了鄭國利益，又不輕易開罪別的國家，並且總能給自己留有餘地。孔子曾稱讚子產的外交，說子產的言論傳播遠近，無人不曉，這是因為子產經過充分的準備。

子產在鄭國執政並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５４３－前５２２年），內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鄭國在複雜艱難的情況下，保持了安定，經濟得到很大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子產也是命蹇時乖的中國改革家中少有的幸運者，他雖然也經歷幾番磨難，但直到公元前522年他去世之際，還手握大權，並在臨終之際將改革大任委託給他的繼任者，隆重有如國家遺訓。子產去世的消息傳到魯國，孔子含淚嘆道：「子產啊，你是古之遺愛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

如果說，以上強國富民的改革措施在歷朝歷代並不鮮見的話，那麼，作為改革家的子產對中國歷史獨特的貢獻，是他以罕見的魄力和胸懷，支持社會輿論監督，不干涉社會輿論對朝廷的批評。在野蠻殘暴的春秋時期，僅此一例，千古流芳。

鄭國人有個習慣，父老鄉親們常常到鄉鎮裡的學校扎堆聊天，議論國家大事。這就好像北京「的哥」開車時喜歡和乘客議論國家大事一樣。北京「的哥」是在小車裡議論，範圍很小。鄭國很多人聚在學校裡議論，影響就大了。這些鄭國父老議論什麼呢？《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說：「以論執政」，就是議論國家大事。當然，有讚揚有批評。

在春秋時期的國情條件下，子產此舉引來的爭議可想而知。《左傳》記載，有個叫然明的官員聽到鄉校裡的批評意見，很是惱怒，就向子產提出建議說：把鄉校封閉或是毀了吧，怎麼樣？

為什麼然明向子產提出這樣的建議呢？然明知道，子產曾說過，只有德高望重的聖人執政，才能靠寬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則應實行猛政。因為火性猛烈，人見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燒死的；而水性懦弱，人喜歡玩水，好多人因此淹死。然明覺得子產既然要實行猛政，對於反對自己的人，當然不會客氣。

子產的回答卻大出然明意外。子產說：「為什麼？老百姓早晚到那裡逛逛，談談國家大事的長短，這是他們關心國家啊。他們稱讚的事情，我就實行；他們惱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們實際上是我的老師，怎麼能毀掉呢？我聽說，真心鍾愛自己的人民，就可以減少怨恨，沒聽說靠強硬手段威嚇可以防止怨恨的。毀掉鄉校，當然能把批評的聲音堵住，可是你想過沒有，民怨像大河一樣，修築堤壩可以阻擋一陣，一旦決口，不知要傷害多少人，那時候搶救也來不及了。不如開出一些小渠道，因勢利導。我的意思是說，把鄉校裡的議論當作藥來吃吧。」

然明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現在才認識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這樣的小人實在沒出息。要是照您的辦法搞下去，鄭國就有了依靠了！」

既實行猛政，又容納人們的反對，這看似對立的寬嚴兩個方面，在子產那裡統一起來了。子產在春秋時期首創了多元局面。

這件事，孔子倒非常贊成。比子產小三十歲左右的孔子在魯國聽說子產不毀鄉校，極力稱讚說：「從這一點來看，如果有人說子產不仁，我是不會相信的！」孔子這樣稱讚子產，說明儒家有贊成輿論監督的一面。孔子雖然輕視法律，可他是主張仁愛百姓的，因此贊成讓老百姓說話。

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上，面對諸多君主閉目塞聽的弊政，子產不毀鄉校成了人們往復談論的政治文明的著名案例。唐代韓愈狂妄自大，很少說人家好話。比如他的朋友劉禹錫、柳宗元參與永貞革新，韓愈就口出惡言，咒罵劉、柳是「小人」，刻薄之極。可韓愈在《左傳》中讀了子產的事蹟，心嚮往之，特地寫了一篇名文《子產不毀鄉校頌》。

大概韓愈被感動得可以，這位以衛道著名的老古板，下筆竟如梁啟超一般情溢筆端：

我好思念子產啊！要知道，輿論是很難用勢力徹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聽不到批評，就很難檢點自己的過失，這不就好像變聾了一樣嗎？執政地位也就危險了。子產不毀鄉校，鄭國的政治就理順了。想當初，周厲王暴虐無道，國人咒罵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說話的人殺掉，結果怎麼樣呢？民眾起來反抗，把他放逐出去了。可惜呀子產，生不逢時，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鄭國這樣一個小國裡推行。假如把子產的施政理念推廣到全天下，那該多好！像子產這樣賢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誰能夠繼承並且光大子產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2006年末，筆者參加一個輿論監督座談會。會上，一位大學教授發言說，他的苦惱是，輿論監督這個東西是舶來品，缺乏本土資源。面對我們的傳統，提倡輿論監督，似乎不怎麼理直氣壯，缺乏說服力。

誰說輿論監督只是西方的產物呢？子產的政績，孔子的支持，韓愈的讚頌，充分說明輿論監督有著悠久的本土資源，這也是我們建設政治文明的重要資源。

這是非凡的改革家子產對中國政治發展做出的彪炳千秋的輝煌政績。僅此一端，就值得寫一篇大文章。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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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集 秘境龍游-古韻衢城, 衢州是一座古城，已經有近兩千年歷史了，衢州市區當地人又稱衢城，是衢州市的政治文化中心。衢城由衢江和柯城兩個區組成，位於東部的衢江區以江命名，山水秀麗，有著浙西九寨的美譽。有著悠久歷史的柯城也是古衢州府城所在地。
孔廟，又稱夫子廟、至聖廟、先師廟、先聖廟、文宣王廟，通常稱為文廟，本是中國紀念孔子、供後人祭祀孔子的廟宇式建築，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藉以宣傳儒家思想的廟宇。浙江衢州孔氏南宗家廟：衢州孔廟是中國僅有的兩處孔氏家廟之一。2004年，孔氏南宗家廟才恢復祭孔大典。2007年，全面修葺。隨著中國文化在中國周邊地區的影響加深，越南、朝鮮、日本等地都興建了許多孔廟。18世紀以後，在歐洲、美洲等地也相繼出現了孔廟。海內外孔廟曾發展到三千多處（目前尚存一千三百多處）。孔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孔子逝世的第二年，即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十七年，西元前478年）。當時孔子的弟子將其「故所居堂」立廟祭祀，廟屋三間，內藏衣、冠、琴、車、書等孔子遺物，並按歲時祭祀。[2][3]此即中國乃至世界上最早和最大的孔廟，現在的曲阜孔廟。北魏太和十三年（489年），在當時的京城建立了第一座位於京城的孔廟。唐朝貞觀四年（630年），太宗下詔：「天下學皆各立周、孔廟。」自此孔廟遍及各地。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衍聖公孔端友奉孔子及夫人亓官氏畫像南下，宋高宗賜其安居於浙江衢州，1253年建立孔氏家廟，即所謂「南宗孔廟」。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頒發「大成樂」專祀孔子。成化十三年（1477年），增祭孔樂舞為八佾，加籩、豆為十二，擴大規格祭祀孔子。
所有列入國家祭典的孔廟都是禮制廟宇。此外，還有孔子後代的家廟、孔子活動過的地方所建的紀念性廟宇、以及書院內的祭祀廟宇等非禮制廟宇。作為禮制廟宇的孔廟多與地方官學結合，亦即所謂「廟學制」，布局主要可以分為前廟後學、左廟右學、右廟左學等形式。其中崇聖祠、明倫堂、大成殿、大成門是中國、朝鮮、越南、琉球皆有的主要建築，中國孔廟一般都有萬仞宮牆、泮池、禮門、義路、欞星門、東西兩廡幾部分，有些孔廟並設有鄉賢祠、名宦祠、節孝祠、孝子祠等。中國的孔廟一般都是三進院落（曲阜孔廟是九進），也有許多只有兩進。在越南，地方孔廟稱文址（Văn chỉ），村社孔廟稱祠址（Từ chỉ）。
鄉賢祠：用於紀念當地籍貫的歷史名人，由知縣具文遂級呈報朝廷，經審批後入祠立碑紀念。
名宦祠：用於紀念當地政績突出官員，由知縣具文遂級呈報朝廷，經審批後方可入祠立碑紀念。

Wong Wai Man
貿易戰是持久戰是消耗戰。列根用軍事競賽，鬥跨蘇聯；特朗普用貿易戰，拖跨中共。一帶一路如火如荼的時候，就是美國出手的時候。梁振英捲土重來 林鄭霸王卸甲。

王岐山說，中國人吃草都可以活一年，你美國人可以嗎？

看來，中美貿易戰，是沒完沒了的了。

列根用軍事競賽，鬥跨蘇聯；特朗普用貿易戰，拖跨中共。

都是消耗戰。

經歷過大躍進、文革的大陸人，都知道，中國人煮一雙皮鞋，一家人都可以吃三天，那是人吃人的歲月；但今日，看看瑞典青年旅舍那家大陸遊客，再看看聯合國中共外交部長王毅那副嘴臉，他們真的還可以吃草活命嗎？

四十年前日本坐大，美國協助大陸成為工業大國，用廉價大陸貨取代日本製品，從此，大陸拋棄幾千年來農業立國的國策，做世界工廠。中國再不農耕。

一個沒有石油生產的國家，做消耗石油的工業大國。

美國再協助大陸加入WTO，放任他們盜用別國的知識版權，走捷徑，賺快錢。不用自己研發，靠抄襲，盜取，已經超英趕美。

美國和大陸做生意，貿易逆差，2017年是3752億美元。換句話說，是美國每年無償送出三千七百億美元給大陸。大陸人的感覺，是可以這樣永遠攞著數下去的。

接收來自大陸的貪官污吏，和他們洗黑匯美的骯髒錢；長春藤大學收留他們那些暴發子孫，確保習近平的反對勢力不能凝聚，人和錢都統統能離開大陸，在外當寓公一擲千金。

習近平在一群矮子堆裡面當高佬，感覺良好，已經超越鄧小平、毛澤東了。政治上，學習秦王定一尊，要永續帝制。

2009年開始，趁金融風暴，美國大量印鈔，貨幣寬鬆，低息美金源源不絕給大陸製造樓市泡沫。北京用出口賺取的美金買美債作儲備印人民幣，政府、官僚、百姓，人人當炒家，人人發達了。隨便一層荒棄番薯田上蓋的豪宅，都過千萬人民幣，大家都出國觀光豪華遊，上億土豪觀光客在世界製造麻煩，神憎鬼厭。

阿里巴巴等於亞馬遜、騰訊等於Google，小米等同Apple……反正，世界有的，大陸都有。要大陸人人相信，強國崛起了，我們這麼強大！

強大，但不愛這塊土地，不愛她的歷史，不愛她的文化。大陸人的終點站在美國！賺了錢，發了財，當然就想辦法去美國。官僚這樣想，民間更是這樣想。

習近平的親人也全不在大陸啊。你問問習近平女兒習明澤在那裡？拿什麼護照？

官民合力淘空這塊土地的資源，污染這塊土地的江河，砍伐全國的林木，扭曲五千年的歷史，嘲笑傳統文化價值。

他們不想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他們只知道賺盡今日錢，盡快逃離這裡。

巴勒斯坦人不愛加沙，因為那不是他們的家。他們的家，七十年前被以色列霸佔了。他們在加沙只是抗爭，三代人寧願死在砲火下，有炸彈用炸彈，有槍用槍，什麼都沒有？撿起地下石塊也好，掟向以色列坦克。

他們不會建設加沙地帶，他們也不會耕種，做工廠，因為他們沒有家。

今日的大陸人，也像巴勒斯坦人，不認為中華大地是他們的家。所以，盡情破壞，製造毒物，製造污染。

這就是中共建政六十九年的結果。

習近平打散了江澤民系派，滅了薄家薄熙來的威脅，拿下了周永康的山頭，用賴昌星制住了賈慶林的勢力，追殺鄧小平家族，修憲永續權力。

今年北戴河會議，元老院想借貿易戰發難，削習權力，但中原壯士盡，根本沒有取代習的人選。經此一役，習知道國內已無對手。

既自比秦王漢武，唐宗宋祖，當然要送造政績工程，一帶一路，就是習的萬里長城。

這也是美國苦心孤詣，只怕習不走這條路。

一帶一路如火如荼的時候，就是美國出手的時候。

天下間沒有免費午餐。

美國每年送三千億美元的逆差給中共的貪官污吏，為什麼？

大印低息美鈔，給大陸炒賣房產，為什麼？

接受中共逃亡的貪官污吏，和他們的流氓子女入名校，為什麼？

大陸黑錢匯美，他們知而不禁，為什麼？

就是要大陸官僚都像王毅，人民都像瑞典青年旅舍那家人呀。

要習近平感覺良好，才會覺得一帶一路可行呀。

美國選擇這時候發動貿易戰，就是確保大陸官民都認為自己強大才動手。

歷史學家錢穆至死都不承認中共政權，因為他認為中共沒有出路，不能自我完善。否定中華文化的政權，只能像太平天國，只是洪楊之亂；中共不承認中國歷史，歷史也不承認你。所以，錢穆稱中共，只是毛共之亂。

昨天，很多香港的名人菁英，在慶祝中共國慶，用范徐麗泰的說法，你們有沒有好好學習中國歷史呀！

#貿易戰 #習近平修憲 #中共政權

2018年10月2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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