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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出海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北宋泉州惠安人謝履有這麼一首《泉南歌》：「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闢，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

南宋文學家，福建莆田人劉克莊在《泉州南廓》二首中也如是說：「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耕樵必業儒。惟有桐城（即泉州）南廓外，朝為原憲暮陶朱。海賈歸來富不貲，以身殉貨絕堪悲。」

中國人衝向海洋，尤其是福建閩商的勇敢出海，始於唐宋。中國與海外的交通，古已有之，但在唐朝以前大抵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東南亞商舶來中國為多，中國人主動之出海遠航未成氣候。日本學者斯波義信在《華僑》（1995）一書中指說：中國人之海上活動，始於唐代中期（公元8至9世紀），至北宋（公元11至12世紀）更是劃時代的擴展。南宋、元、明（公元13至16世紀）則是其世界最初之海上帝國期的確立。

陳高華、陳尚勝《中國海外交通史》認為：宋元兩朝是中國歷史上海外交通鼎盛時期。其規模之大，影響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廈門大學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一書中更是說得直接：「宋元時期，中國商船的活動範圍，北自朝鮮、日本，南至爪哇和蘇門答臘，東起香料群島，西及阿拉伯和東非。這是近代以前中國民間商船空前絕後的壯舉。明初官方組織的鄭和下西洋，其活動範圍也沒有超過宋元時期的民間商船業已開闢的龐大交通網絡。」

宋晞教授的統計，從1012年至1258年的266年間，宋代商人出海貿易朝鮮半島高麗者多達129回，人數五千餘人，其中，福建泉州商人高居首位。

海外華人移往東南亞，基本上也是從宋代開始出現（相關論述可參見陳碧笙《南洋華僑史》，1989）。宋代文獻已有記述中國人在海外「住蕃」、「住冬」的記錄。有的甚至「住蕃十年不歸」。

在東南亞海域從事遠洋海洋貿易，叫得出名字的宋代中國海商，計有北宋時期前往占城（今越南南部）的華商邵華、「綱首」（船主）陳惟安、陳應等人。綱首吳岳的船舶到占城貿易，並載回了占城國王進奉的物品。

宋代中國海商之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泉州大商人王元懋。他精通多種語文，泛海經商占城，深得占城國王寵信，把公主嫁給他。王元懋在占城住了10年才回歸中國，遂成巨富。

南宋，官僚張俊曾派一老卒，携50萬貫資本造船採辦絲綢、瓷器出海貿易，獲利數十倍。另有泉州綱首朱紡，駕海船至三佛齊國（即室利佛逝），「往返不期年，獲利百倍」。三佛齊是當時東西海上交通之要地，主扼馬六甲海峽，是島嶼東南亞盛極一時的海上帝國。宋代曾任提舉福建路市舶司的趙汝适，在其所著的《諸蕃志》書中記載的蓬豐（即彭亨）、登牙儂（即登嘉樓）、吉蘭丹等馬來半島邦國，均是當時三佛齊的屬國。

在闍婆（亦即爪哇），《宋史》記載，北宋時期有一位舶主大商人毛旭（建溪人），經常往來其間，後來還當了闍婆使節的响導，促使闍婆朝貢中國。

在「東洋」部分，宋代海商已打通菲律賓、婆羅洲的海道。《諸蕃志》記載中國海商每到渤泥國（即今汶萊、東馬）貿易時，「日以中國飲食獻其王」。當地人喜愛中華美食，中國商船到往，「必挾善疱一二輩與俱。」

中國人之廣泛出海，至元代更是達至另一高峰。文獻所記，有元末往返高麗、爪哇的泉州商人陳寶生和孫天富結拜兄弟。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曾記說「刺桐及蠻子之商人」在爪哇「大獲其利」。馬可波羅遊記中的「蠻子」是指中國商人，「刺桐」就是泉州商人。宋元時期，尤其是福建泉州海商，特別活耀於海上貿易。

元代汪大淵，是偉大的航海家，曾親自從泉州乘船航向東西洋，經東南亞、印度洋，遠至阿拉伯世界，甚或非洲。其著作《島夷志略》所記，更是處處華蹤。長程遠洋貿易的魅力，促使東南亞各地「每歲望唐舶返其地」，備受禮遇，「尤敬愛唐人」。

宋元時期，福建泉州是世界性的大海港。1292年馬可波羅就是乘中國船隻從泉州出發，下南中國海，過馬六甲海峽，渡印度洋，至波斯灣的忽里模子。14世紀初，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圖塔在印度的喀里克脫（今卡利卡特）港口看到13艘中國商船。他認為，印度與中國的交通貿易，皆操之在中國人之手。「中國舶商欲往大食（阿拉伯世界），必自故臨（今印度奎隆）易小舟而往」。元代官方文書《通制條格》卷二〈雜令．蒙古男女過海〉中指說，從泉州出發海貿者，至「回回田地裡，忻都田地裡」。「忻都田地」指的是印度次大陸諸國。「回回田地」指的就是阿拉伯世界。

著名學者寺田隆信說得明確：其實早在有宋一代，中國海外貿易就已呈現了空前活躍的局面，特別是從11世紀末到12世紀這段時期，是中國遠洋航海的發展時期。當時的中國商船，不僅航至印度、波斯，其船跡也擴展到東非沿岸。「中國商船『戎克』之名傳到遙遠的西方，並一直流傳到現在。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出色而又最勇敢的航海者。」

中國人這種超越性的海洋事業的氣象，非始於「突如其來」600年前的明代鄭和，而是在至今一千年前的宋元時代就早已開展了。今人只談鄭和，不識宋元閩商，那是對中國海洋發展史的一知半解。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瓦氏夫人率領狼兵抗擊倭寇 | 知史現場 X 知人知史

瓦氏夫人（1496-1555年），原名岑花，壯族人，生於廣西歸順州土官之家，自小習武、精通拳術、鴛鴦刀法、兵法，後嫁給廣西田州土官岑猛為妻，改稱瓦氏（因當地語言「花」和「瓦」同音）。後來岑猛起兵反明，被知州岑璋（瓦氏夫人的父親）所殺，從此30歲的瓦氏親自管理州事。後來她的長孫岑芝繼任田州土司，她協助重振田州，並根據《岑氏兵法》（也稱為《天狼兵法》）訓練狼兵（原稱俍兵）保家衛國，後來在因緣際會下，她和所率領的狼兵成為抗擊倭寇的重要力量。下面先簡述明朝倭寇問題的成因。

1374年，朱元璋下令撤銷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和廣東廣州三市舶司，這三個負責管理民間對外貿易的政府機關（等同現在的海關）自唐朝起已存在，此時撤銷等同官方不鼓勵民間對外貿易，其後朱元璋又多次頒布海禁法令（1381年、1390年、1397年），有謂「尺板不得出海」，部分原因同打擊反政府勢力和走私活動有關。

直到明成祖朱棣重建朝貢貿易，於1403年復置太倉黃渡、寧波、泉州、廣州、交趾雲南五市舶司，另外派遣鄭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恢復了中國官方對外貿易活動，例如從1401年至1549年，明朝和日本進行了19次「勘合貿易」（進行貿易的雙方需要出示勘合符，即官方許可證）。

但在嘉靖二年（1523年），兩幫日本貿易使節團（其中一方是假冒的）在寧波發生衝突，禍及浙江寧波一帶軍民，部分被殺被虜，史稱「寧波之亂」。因此朝廷再次關閉浙江和泉州市舶司。海禁影響了東南沿海居民的生計，導致出現大量走私活動，沿海居民不少加入成為倭寇，反而令倭寇問題更為複雜嚴重。

在上述背景下，明朝動用了大量資源打擊倭寇活動。例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大舉進犯中國東南沿海，涉及範圍達海濱數千里，福建巡撫譚綸、總兵俞大猷、參將戚繼光等領導東南沿海軍民浴血抗倭。同時，明朝廷詔令兵部尚書張經總督各路兵馬前往江浙抗倭。張經曾經總督兩廣軍事，知道廣西狼兵驍勇善戰，因此上奏朝廷，要求徵調田州狼兵抗倭。

1554年八月，瓦氏接到徵調詔令，由於長孫岑芝早前在海南參與鎮壓黎族起義時戰死，長曾孫剛繼任土司，不宜出征，因此她請准總督府讓她親自帶領狼兵出征，張經批准並授予「女官參將總兵」軍銜，當年她已經58歲。她率領6853名狼兵（包括40多名隨從女兵），戰馬450匹，十月在田州誓師出發。1555年三月，瓦氏到達江浙海防第一門戶金山衛（近上海金山區金山衛境）駐防，是首批到達抗倭前線的隊伍。這裡是倭寇主要登陸地。在總兵俞大猷指揮下，三月十三日狼兵夜襲位於普陀山的倭寇巢穴，倭寇敗走。四月初九，3000餘名倭寇突襲金山衛，俞大猷被倭寇重重包圍，瓦氏夫人得悉後率領狼兵將他救出險境。

四月中4000倭寇精銳部隊襲擊嘉興，張經指揮各路士兵將倭寇包圍在王江涇（今嘉興縣北州里），四月底，俞大猷率領瓦氏追擊倭寇。在王江涇一役，3000多名倭寇被殲滅溺死，明朝官兵士氣大增。五月下旬，瓦氏夫人參加了陸徑壩戰役（江蘇蘇州），斬300餘倭寇首級，燒毀30餘艘海盜船。

瓦氏夫人率領狼兵在江浙抗倭，共參與了10多場戰役，倭寇聞風喪膽，當時民謠稱「花瓦家、能殺倭」。《明史》記載瓦氏獲嘉靖皇帝嘉許，封她為二品夫人：「嘉靖三十四年，田州土官婦瓦氏以俍兵應調至蘇州剿倭，隸於總兵俞大猷麾下。以殺賊多，詔賞瓦氏及其孫男岑大壽、大祿銀幣，余令軍門獎賞。」成功抗倭後，瓦氏夫人告老歸鄉，不久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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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阿都拉的表親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曾經這樣說過：「求知要不遠萬里，即使遠在中國。」

唐宋元三朝，大食商人曾一批又一批地來到中土。這些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不僅從西域陸路，還從海上絲路，揚帆到來。尤其是唐朝中葉以後，陸上絲路的河西和隴右被吐蕃（今西藏）勢力佔據，而中亞又被土耳其民族所佔，陸路受阻。因此海上絲路更為興起，漸而取代陸上絲路。

「一手可蘭經，一手持劍」，並不是伊斯蘭教傳播的唯一印記。最起碼，在其往東傳（尤其在中國）的記事裡，伊斯蘭教是和平的進入、發展的。早在一千多年前，大食商人是一手拿著《可蘭經》，一手拿著珍奇寶貨，和平友好地東來貿易。在長程貿易過程中，構架起了跨文化的橋樑。

僅在唐代，據估計，廣州、泉州和揚州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就有數以萬計。唐朝文獻也常見有蕃官、蕃人、蕃客、蕃舶、蕃坊和蕃長等名稱。此「蕃」，大抵指的都是阿拉伯大食商人。至宋代，泉州還有伊斯蘭教徒的「蕃客墓」。由於阿拉伯僑民的長期留居，還出現了「土生蕃客」，亦即出生於中國的阿拉伯人。

當時，這些經營海洋國際貿易的大食商人非常富有。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說：「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這些到來中國的大食商人，中國文獻又都記說他們很多是姓「蒲」的。例如南宋岳珂《桯史》記載當時僑居廣州一位最富豪的大食蕃商蒲姓者之家，「其揮金如糞土」。這位蒲姓富豪商人原是「占城之貴人」，來中國貿易後而留居不歸。

在《宋史》〈大食傳〉記載來華的使節中，記有蒲希密、蒲思那、蒲羅、蒲加心等。他們有些是官員，有些則是阿拉伯船主或商人，用自己的名義來華進貢。例如大食商人蒲亞里，他曾一次向宋朝政府進貢大象牙三百九十株，大犀牛角三十五株，每株象牙都在「五、七十斤以上」。他長期留居廣州，還娶了漢族女子為妻，五年不歸。

由於大食商人的海貿生意能為中國海舶稅收帶來巨利，宋朝政府還常因此而授予他們官職。他們包括以占城進奉判官的名義入貢的蒲霞辛可，以及船載乳香來廣州市舶的蒲羅辛等。當然，最著名的，還要算是那位宋元之際的大豪商蒲壽庚。

蒲壽庚的祖輩原為西域穆斯林。至其父蒲開宗，從廣州遷至泉州。宋代淳佑年間(1241-1252)，蒲壽庚因助平海寇有功，被委為泉州提舉市舶司，掌管一切海舶抽稅事務。他還擁有自己的私人軍隊，控制當地的軍政大權，成為一方權貴。宋末，元軍攻克臨安，南宋朝廷殘餘勢力逃至泉州，蒲壽庚為保有其既得利益，竟轉投降元。元朝蒙古人征服中國後，蒲壽庚和其子蒲師文備受重用，蒲氏家族承辦泉州市舶招商的重任，利用權勢大量累積財富，擁有海船80艘。

中國文獻裡的「蒲」姓，不僅在《宋史》〈大食傳〉有述及，《宋史》〈三佛齊國傳〉（亦即島嶼東南亞的室利佛逝）亦記說「其國居人多蒲姓」。該傳中見有蒲姓者，有蒲蔑、蒲婆藍、蒲謀西等。在《宋史》〈占城國傳〉（今越南中南部）又記有蒲思馬應、蒲路雞波羅、蒲訶散、蒲羅遏等名姓。他們都是伊斯蘭教徒。

在勃泥國（今婆羅洲汶萊），《宋史》則記載有其國副使蒲亞里來中國朝貢的事例。考古發現，在今汶萊的一塊宋代古墓碑，迄今被公認為是遺存在東南亞的最早中文碑刻。其碑刻上「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此「蒲公」，也許原為阿拉伯或波斯人，但已中國化。他是來自泉州的一個中國官員，而且墓碑完全是中國式的。

「蒲」姓的由來為何？著名學者桑原騭藏在《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曾如是考證說：「蒲」姓就是中國人對於阿拉伯人名Abu之音譯。中國人對於Abu之音，普通常用「阿蒲」或「阿卜」等字面譯之。有時又省略最初之母音，而以「卜」或「蒲」等一字代表Abu之音。

桑原騭藏認為，當年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經營東方遠洋貿易，應會在其通往中國的航線上建立不少據點。除印度，馬來半島的箇羅國（即吉打）、室利佛逝、占婆，恐亦一度為彼等之居留地。此外，還有一個地方，那就是中國的海南島。

至於那些唐宋元以來，留居中國的蒲姓族人，很大一部分後來就成為了在中國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系民。有些在泉州，有些在海南島。十多年前，海南島三亞市先後發現五處伊斯蘭教徒古墓群，是迄今為止，在中國南方沿海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伊斯蘭教徒墓地。《宋史》〈占城傳〉也記說，在宋朝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儋州（今海南儋縣）上言，占城人蒲羅遏為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來附。」此後，占城穆斯林入居海南島者漸多。宋元之際，又有一批占城的伊斯蘭教徒移居海南島，散居海岸，謂之番村、番埔。其人多蒲姓。《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1380〈崖州風俗〉記載了這段史事。

如今，海南島最南端的三亞市羊欄鎮回輝村還有不少回族。1943年，小葉田淳遵照日本「海南海軍特務部」的囑托，著手編纂《海南島史》，記述了海南島這些沿海回族，他們多是漁民，「一直到現在大抵姓蒲，此外哈、海、李、江、劉、陳諸姓雖然也有，然而他們的祖先，幾乎都姓蒲，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19世紀，大概是1870年吧，有四名海南島三亞回輝村的哈姓回族兄弟離開家鄉到南洋來尋找生計。其中一人名叫哈蘇璋，也就是哈山沙禮。哈山有一女，拿督凱蘭哈山。她就是我國（指馬來西亞）前任首相阿都拉（指Tun Abdullah Haji Ahmad Badawi）的母親。

天涯海角鹿回頭。有人說「布衣首相」阿都拉應也可以算是四分之一的「海南人」，故事就是這樣來的。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