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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作選篇（之37）
下愚而上詐：立國之本

（孔子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上智」有人解釋為上等的智者，也有人指是居上位的人。近代大學問家陳寅恪1937年與吳宓教授散步時談中日戰局，吳宓日記載：「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2017年，我寫了兩篇文章，講到「下愚上詐」，較1937年時猶有過之。）

成吉思汗妄想症

（發表在 2017年12月20 日）

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法院對一名男子侮辱成吉思汗掛像，判處一年徒刑。事緣於這名男子將他踐踏掛像的影像發佈到網絡，「引起廣大群眾強烈不滿，部份群眾到公安機關報案，要求嚴懲」。

對八百多年前的成吉思汗有不同評價，料想不會影響現時政局，為此而判刑，真是不知所謂。群眾不滿而報案，則相信是事實，判刑可能為了平息不滿的政治需要。

在大陸一般人心目中，成吉思汗是中國歷史上的「英雄」。毛澤東詞：「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毛澤東雖自炫勝過歷史巨人，但已肯定了他們是英雄人物矣。

歷史上有推動文明進步的人類的共同英雄，也有民族性的英雄。一個民族的英雄，很可能是另一個民族的敵人。比如以色列的英雄可能是阿拉伯國家的敵人，IS人肉炸彈英雄是和平社會的敵人。

成吉思汗一生征戰，統一了蒙古各部，征服俄羅斯，席捲歐洲，又吞金滅宋，建立大元帝國。他可能是蒙古人的英雄，但卻是被侵略民族的讎寇。

外國歷史學者，記錄成吉思汗的入侵，都指出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道災難。美國現代歷史學家Frances Saunders說：「作為人類種族滅絕屠殺的典型代表，這些蒙古人是自古以來最惡劣的屠夫。他們把許多國家民族完全斬盡殺絕、或者全部驅趕出家園。在屠殺上令人髮指程度，一直到現代的納粹都沒有超越。」

對華夏民族來說，成吉思汗也是入侵者。蒙古人在中國北方也實行了種族滅絕式的屠殺，90%漢族平民慘遭種族滅絕，以至於秦嶺淮河以北的平原地區幾乎成為無人區，天府之國的四川也由1,300萬人銳減到80萬人。在蒙古人殺戮和統治下，中國至少喪失了7,000多萬人口。

對喜歡大一統的人來說，成吉思汗的成就滿足了他們的想像，成為他們心中的大英雄。

魯迅寫道：「聽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歐洲，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才。……翻了三部蒙古史，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羅思』（俄羅斯），侵入匈、奧，還在征服全中國之前，那時的成吉思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的。」

美國愛荷華大學教授唐文方和Benjamin Darr 2008年在中國作了大規模的社會調查，發現學歷越低、收入越少的受訪者，民族主義意識越強；城市農民工的民族主義意識最強，農村居民居中，城市居民最弱。而屢次的「愛國爭端」，「反應最激烈的都是社會邊緣人群」。

印度智者J.Krishnamurti說：「在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地方，沒有智慧。」
因為，無權的自我太渺小，很容易想像自我是更大的「自我」的一部份，於是有了基於民族主義的疆域狂熱，統一情結，包含着某種不可治癒的自卑感。

中國的愛國人士大都患了成吉思汗妄想症，他們放不下成吉思汗，猶如他們放不下「中國太極神功」。智慧越低越愛國，他們所愛之物傷害他們也最深。沒有比這更悲哀的事情了。

下愚上詐之道
（發表於2017.年12月22日）

前文談及兩位美國教授在中國所做的社會調查，發現學歷越低、收入越少的人，民族主義意識越強，在屢次反日反韓的「愛國爭端」中，這些社會邊緣人群都是激烈參與者。

英國政治家Henry Brougham（1778—1868）說：「教育使一個民族容易領導，卻難於驅使；容易統治，但無法奴役。」

所謂領導與統治，是指理性、公平，人民權利最大化的的政權；所謂驅使與奴役，就是指所有決策以掌權者利益為依歸，獨斷，非理性，不公平，把被統治者當作奴隸的極權體制。前者靠啟發個人心智的教育而使領導與統治更容易，後者就靠全民教育水平低下，和強調民族主義及扭曲歷史的教育來實現。

中國的教育灌輸對執政黨絕對服從，歷史教材扭曲，語文和社會教材偏頗，都是洗腦式的愚民教育，讓受教育者容易驅使與奴役。

但即使是這樣的教育，仍然會使教育水平高的人，較有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較難驅使。中共國的教育經費一向偏低，人均教育經費支出只相當於美國的9.68%。

1937年，大學問家陳寅恪在與吳宓教授散步時談中日戰局，吳宓日記載：「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下愚上詐」的說法，真是說中要害了。「上詐」而「下」不覺，皆因「下愚」；而「上」要繼續「詐」或更「詐」，就要使「下」更「愚」。中共建政以來，教育經費之偏低和教材之偏頗，都可以說是為了可以讓「上」更詐和一直詐下去。

中共「上」詐最厲害的一招，是提出「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因此下愚者就自以為居於領導階級的地位，幻想無權的自我置身於強國「大我」中，而愛國主義爆棚。但其實在中共掌權者眼中，城市工人和以自殺為人生正常歸宿的農民，都是低端人口。

有一個蘇聯笑話：人身上有三種不可測的特質：才智、黨性和真誠。一個人只可以擁有兩種——有黨性和真誠就不會有才智，有才智和真誠就不會有黨性，有才智和黨性就不會有真誠。

這雖是笑話，但也是至理。對於以「下級服從上級」為主要教義的列寧式政黨來說，黨性是三種特質中最重要的一項，因此一定會排斥「有才智和真誠」的人，因為他們不可能有黨性；其次就會排斥「有才智和黨性」的人，因為即使表現得有黨性，但有才智的人分分鐘對上級決策會有自己意見，雖服從卻可能是口服心不服，上級黨對他們的信任會存一個問號；再次就會排斥「有黨性和真誠」的人，因為這些人儘管無才智，但如果他們的確真誠，真心相信黨的政策，也往往會有違上意，因為黨提出的政策可能根本是騙人的，比如真心相信黨中央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

對黨來說，最可靠是只有黨性、既沒有才智也沒有真誠的人。我們覺得一些建制派假報學歷很不堪，但對於黨來說，這種沒有學歷和不誠實的愚人最可靠。有些我們覺得好像三種特質俱備的人，比如曾鈺成，就是沒有機會更上層樓。

因為下愚上詐，是中共治國之術，立國之本。

【宋魯鄭: 美國病了，西方病了，病根都知道，但就是還沒有解藥】
作者宋魯鄭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研究員
一場疫情和一場大選，把歐美的無能、低效、混亂展現無遺。歐洲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疫情中心，累計1200萬例。美國則一舉超過1千萬，占全球的20%。

這麽突出的癥狀，誰都知道西方病了。哪麽它的病根何在？是否還有藥可醫呢？

西方共用四大病根，都源於它的制度設計，違反常識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認為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

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如此。當時的首相卡梅隆自以為脫歐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嚴重，民眾一定會支持留在歐洲。以致於投票開始後，他已經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準備慶祝儀式了。結果卻爆出了本世紀首個重大黑天鵝事件。雖然全世界都認為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著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否則將直接危及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類似的事件還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鵝事件：特朗普被美國人民選為總統。盡管很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選舉結果出爐時曾一度懷疑這個制度，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則直接聲稱美國制度已經失敗。但整個社會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解決之道。因為如果否定選民的錯誤選擇，就等於直接否定這個體制。

按說，沒有誰是萬能的，都可能犯錯本是一個常識。中國1949年的革命以農民為主，革命勝利後農民也占國家總人口的80%以上。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在西方這種制度下，誰敢承認選民主體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認，還一定會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後地區、受教育程度不高選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贏得選舉。在今天的印度，許多政治人物知道農民不會使用電腦，就幹脆提出禁止使用電腦的競選口號。

我以前曾總結過，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眾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復雜的國際關系，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個建立在不存在基礎之上的制度，怎麽可能不百病叢生走向危機呢？

第二大缺陷是權力和責任無法保持一致。

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麽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力的責任。或者說這種責任只是口頭存在，但卻無法監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個選民都應該去投票。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了解每一個候選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話，應該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知曉其利弊。

以這次英國公投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說有近三成約一千三百萬選民沒有出來投票。即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占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脫歐的只比反對者多出122萬張票。結果就是這122萬人決定了一個6600萬人國家的命運。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鐵桿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極端的、活躍的少數就將代表多數。2017年法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竟然只有42.6%，連一半都不到。這不僅僅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民意的問題了，而是直接令人質疑這個結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驚的是，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知道是什麽就投了票。結果出來後，在英國竟然如現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麽是歐盟竟然升到網絡使用第一名！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法國。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裏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麽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看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一個影響自己國家和歐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兒戲以對。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溫，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溫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畢竟奧委會擔心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2016年特朗普勝選，但投票率只有55%。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堅決反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立場的黑人投票率大跌，特別是許多搖擺州黑人投票率大跌。要知道在這些搖擺州特朗普都是以微弱多數獲勝，他們的投票完全可以左右大選的結果。更令人嘆息的是，當初是無數民權先烈的生命才換來今天黑人的投票權，卻被白白浪費掉了。

三是去專業化。

人類發展到今天，社會越來越復雜，分工也越來越細致。專業化成為必須遵守的原則和常識。即使是一個單位的招聘，也明確要求要有三到五年該領域的工作經驗。然而，西方這種制度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出現了去專業化的現象。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勝選後任命的政府中實際的二號人物、主要負責外交的國務卿蒂勒森同樣是一個從未擔任過公職，也從未從事過外交工作的商界老板。其他內閣成員也大都沒有相關領域的歷練，都是外行領導內行。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僅有兩人：退伍軍人事務部由副部長大衛·J·舒爾金擔任、交通部長是曾擔任過副部長的趙小蘭。

雖然不能絕對說沒有相關經驗就一定不勝任，但這和官僚體系專業化、國家治理專業化的趨勢相違背。絕大多數人既缺乏政界也缺少自己主管部門的經驗和知識儲備，而由於年齡原因，既很難避免過去領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經驗的影響，也很難再重新學習。

法國也同樣。馬克龍總統缺少從政經驗（大選時他的政黨才成立一年、他從未參加過選舉、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他任命的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僅擔任過邊遠小市的市長和國會議員，其經驗比馬克龍更少。其組成的22人內閣，第一次擔任部長的就高達18人，其中9人是純粹來自社會：有民間環保人士、記者、奧林匹克擊劍冠軍、醫生、出版社首席執行官。

由於非專業化，也由於體制因素，內閣成員往往缺乏不穩定性。

奧朗德政府五年中換了三位總理。重要的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分別五年內四次、三次換人。外交部長是兩次換人。如果從整個法國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任期來看，哪麽從2011年到現在，法國這個國家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勞工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體育部長都已經更換了五次，最短的任期僅有4個月23天。

特別是法國面臨經濟和安全兩大迫在眉睫的挑戰，結果極為重要的經濟部長竟然更換了六次，內政部長更換了7次！雖然說法國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經濟的部長如此頻繁的更換，一個國家的經濟怎麽可能好呢？在恐怖襲擊如此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安全的部長如走馬燈輪換，這個國家的安全還能有保障嗎？

特朗普則不到兩年間內閣基本更換一遍，多達22位官員被更換，42起人事異動。多達65%的離失率。平均每二十天有一人離職。上至國務卿、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幕僚長、FBI、總統顧問下至白宮發言人，可以說數都數不清了。到現在，四分之一的內閣首長都僅是代理。

第四大缺陷就是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背人性。

西方這種多黨民主的制度設計是希望通過政黨競爭促使執政黨更好的治國理政，希望通過在野黨的監督，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通過這種設計建立問責制。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都想成為執政黨，而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黨能夠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條件。於是良好的初心就演變成今天的政黨惡鬥，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法國黃馬甲運動發生了許多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國家文物、法國的象征凱旋門也遭到損汙。應該說不管立場如何，反對暴力應該是各政黨最基本的共識。結果除了馬克龍政府反對外，其他在野黨卻完全相反。它們或者譴責馬克龍導致了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來汙名化黃馬甲運動，或者指責政府是轉移視線。

比如“法國站起來”黨魁譏諷內政部長，本來屬於放火政府，現在卻扮演起救火隊的角色。他甚至指責政府有意識在星期六讓暴力膨脹，從而讓人民運動失去信用。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稱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把責任全推到執政黨身上。

而極右和極左政黨都公開支持黃馬甲的一切行為，稱之為是愛國者，是人民起義。極右翼領袖勒龐女士甚至“詩興大發”，發推稱贊：“英雄啊，黃背心，妳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壁壘，高唱馬賽曲，保護無名英雄紀念碑，以免遭到打砸。妳們是站起來與小流氓勇敢鬥爭的法國人民”。在野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發國難財的味道非常濃厚。

美國政黨惡鬥更為嚴重，其直接後果就是政府關門。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關門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危機，是矛盾無法解決、各方絕不妥協全面沖突的結果。特朗普上臺以後，政府已經關門三次。這一次由於民主黨控制眾議院，雙方勢均力敵而創造了美國歷史紀錄。

表面上看，雙方對立之處是要不要為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墻撥款，但被後則是雙方的戰略對決。一是特朗普要連任就必須建墻。這是他最主要的選舉政見，而且也是少數至今仍然沒有兌現的政見之一。而民主黨要想重新執政，就必須全力阻擊。這也才會出現美國歷史上政治最高層鬥爭中從未有發生過的極其罕見的先例：議長取消總統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總統取消議長外訪！如果說佩洛西提前十三天通知特朗普還算是保持了基本禮貌的話，一向粗魯的特朗普則是在代表團出發前幾分鐘才告知對方。

二是雙方的理念南轅北轍，根本就沒有妥協的可能性。西方這種制度必須社會主流或者政治精英對重大問題有基本共識，才能在一些具體的政策差異上進行妥協。如果是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共識，哪就只能是妳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民主就成了鬥爭的工具。民主黨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對外來移民持歡迎立場，並認為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責任和道德力量所在。而特朗普則把很多問題如安全、就業等歸罪於移民。皆盡全力限制或者清除而後快。當然理念的背後也同樣是利益。眾所周知，移民多支持民主黨，傳統白人多支持共和黨。在選票為王的制度下，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雙方廝打的如此慘烈，如此不擇手段，原因就在這裏。

三是中期選舉過後，政治版圖重新劃分，對立雙方都希望通過某件事立威，確立於已有利的行事規則。如果一方率先妥協，以後就很難再壓倒對方。

於是在這種種考量之下，美國歷史上最長政府關門紀錄誕生了。整個國家成為政黨博弈的人質和籌碼，成為政黨利益的犧牲品。

事實上，這種違背人性的制度設計不僅影響到國家大政，就是民生議題也一樣。比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個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能源集團以及酒店業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除了民眾和資本因素外，政黨利益博弈就占了兩條。

西方全面政治危機是內因和外因的結合

毫無疑問，正是先天性制度設計的致命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全面危機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

當然一個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發還是需要外因的，這就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系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巨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特朗普雖然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但研究數據表明，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精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群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卻一切都成為可能

比如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妳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註和轟動。可以說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哪麽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力和責任分離、政治的非專業化、政黨競爭違背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要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說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將是西方無法跨過的歷史之門。 所以，西方有病，病根誰都清楚，但到目前無藥可解。

【當秋生與黃帝都不姓黃，老子都不老子啦！】

或

【黃安難題與炎黃子孫：兼論中國信史前的中華民族神話誤導與姓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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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歷史幾千年？

小時候被灌輸的黨國教育，總是說中國歷史五千年，從愛國歌曲到開國神話總是不斷地強調五千年五千年，作為中華好兒女的我總是為祖國五千年歷史感到驕傲。

後來小時候有兩套啟蒙書籍進來了，糟糕了，中華無菌室被小日本地下啟蒙刊物給偷渡了：一個是《七龍珠》（還沒有出現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外星人與超能力，還是本格派中國武術格鬥漫畫的時候）、一個是《七笑拳》（如果你聽過你應該跟我一樣是轉個頭脖子很容易就扭到了的年紀了，沒錯，就是辣個完全沒有在管版權的年代，《亂馬1/2》就這樣給翻成七笑拳）。

這兩部漫畫都是以中國為主題，而且兩部漫畫都提到了「中國四千年歷史的古拳法」，後來《聖鬥士星矢》的紫龍一樣是繼承四千年古拳法的廬山昇龍霸，看到這裡身為中華好兒女的我就不能不做聲了。你們日本人也欺人太甚了！八年抗戰跟南京大屠殺蔣委員長都已經寬大為懷以德報怨了，沒想到咱們中國人五千年的歷史你們硬是要吃我們豆腐硬生生減掉一千年，是可忍孰不可忍？！

總之一路到了高中時期，遇到了一位很厲害的歷史老師，成功高中的姜公韜老師（幾年前聽說老師一向身體不好，多年前已仙逝，令人扼腕不已），在他妙語如珠的歷史課程中，我才終於知道以前被洗腦的中國史有多少問題。

姜老師課程中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其中一點，就是中國史（或華夏地域史）的信史，是從具體確定編年的一個事件開始：公元前841年的周召共和，起因是周厲王（諡號是厲就知道這個人有問題）在國人（國人具體地說就是居於城中之人，勉強比喻可以算是有公民權的人）暴動之後逃離鎬京，國內大政由周定王與召穆公共同主持，因非王政、故曰共和。

姜老師很明白地告訴我們，在周召共和以前，史家無法具體確認編年的歷史事件，不管是三皇五帝、堯舜禹湯，都只能算是傳說，或是野史，必須要有相當充分的史料證據互相辨明，否則都不能算信史。

換句話說，所謂的中國史（或華夏地域史）以最嚴格的定義來算，就是2020+841=2861年，也就是將近三千年，日本人稱呼中國史有四千年，已經算是相當給面子。

不過前面也提到，雖然有許多歷史並未能具體確認編年，但是藉由多項史料的交叉辨認與交互證成，我們還是可以確認這樣的歷史可信度很高，只是在最嚴格的定義下，我們會抱持一定程度的懷疑。

舉例來說，武王東征、直抵朝歌，擊潰「大邑商」的部落共主局面；周公二次東征，擊敗管叔蔡叔與商人領袖武庚的聯軍，而後藉由封建制度徹底瓦解大邑商在河南以東的控制勢力，讓周人的勢力首度跨越陝豫邊界，有效控制整個黃淮平原，成為西周的立國基礎，這些事情是史書中有明確記載，我們有很大的信心水準可以確定是信史的部分。

另外，二十世紀甲骨文的大量出土，以及中研院學者董作賓花費了一生的研究精力完成的《殷曆譜》，以及其他的考古證據，將殷商的歷代帝王系譜整理完成，並且精細到能夠追出每位帝王的在位時間（主要是藉由卜辭中的干支紀年），並與司馬遷史記的殷商帝系吻合（在沒有甲骨文考古證據的年代，司馬遷如何得以完成殷曆帝系譜也是個耐人尋味的謎），從而確認了殷商，或是「大邑商」，這個由東方進入中原系統（有一說是殷商來自東北草原，經由河北山東進入中原），曾經有效統領中原諸部落，成為部落共主大約五百多年，並透過高科技（鑄造青銅器與卜筮技術），使他們可以與祖靈保持寬頻通信，在資訊戰上取得優勢，永遠搶先敵人一步維持競爭優勢，並且透過商業貿易賺進大筆資源的政治實權共同體，是具體存在的事實。

但在殷商以前，比如說歷來史書皆載明之夏（我不用朝的原因等會兒解釋），除了二里頭文化之外，相關的考古證據便非常稀少，更遑論一般史書中大禹以前的諸多領導者，其真實性都必須細細考究。

所以，從周召共和往前推，假設補完西周的歷史，再加上將近五百多年的殷商史，用一個寬鬆的標準來估算中原地區「諸夏」的歷史，真的很寬鬆也只能算到將近四千年，在那之前的大致上都只能視為傳說。畢竟日本的中國史學家是非常嚴謹認真的，而且他們也沒有甚麼民族大義的愚蠢考量，而能做出相對公允的評判標準，四千年是相當尊敬的說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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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史以前的時代：傳說的推理與還原––禪讓制

換句話說，在殷商之前，一直回推到新石器時代晚期，在中原大地上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那些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中開始發展農耕技術、而後部落組織壯大，開始有了文化、有了階級分化，而後成為農耕武裝團體，並且開始部落征伐、部落聯盟以及聯盟間的巨大會戰，這些就只能從極其稀少的文字史書線索當中去推理還原當時的可能歷程。

舉例來說，堯舜禹的禪讓制度，回推到一個比較合理的情境，應該是在中原地區（具體地說應該只有山西南部與河南省中北部、頂多加上河北省南部或山東西部這樣一個小範圍）的諸多部落中，各部落族長從彼此中挑選出一個共主，是為部落共主制。

早期由「堯」這個部落族長取得聯盟首領的地位，後來，堯的年齡漸長，威望與統治能力逐漸衰弱；於是，一個年輕的族長「舜」就暗中開始吸納同年齡的其他部落領袖，等到時機成熟，就跳出來挑戰堯的領導地位，年老的堯為了活命，只好讓出部落共主領袖的位置，政權就這樣順利完成轉移。

但這只是一個較為文明的版本，非常有可能的是，在堯統治的末年，以「舜」為首的部落聯盟，與繼續擁戴共主「堯」的部落聯盟在中原地區展開一場大會戰，結果由舜集團勝出，部落聯盟共主因而轉換。但是經由後世（多半是東周）的大夫史家（多半是孔子）為了強調恢復封建秩序，所以把政權轉移過程美化為禪讓制。

在傳說中，堯禪讓舜、舜禪讓禹，而禹終止了禪讓，把領導者的位子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啟，於是部落共主改為世襲制。但說不定也有可能，堯、舜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支特定部落領導集團的代稱，他們可能並不一定是父傳子的世襲制，但是在堯部落當共主的年代，傳來傳去一定都是這個集團的人，直到政權被舜集團取代。所以攤開禪讓制度這個神話一般美好的理想政治情境，我們可以對部落共主制的年代有比較具體合理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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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商周的部落統治集團權力移轉

接著我們來聊聊，為什麼不要把夏商周視為「朝代」。

夏商周這三個政治存在，與其說是朝代，不如應該視為「特定地域的部落聯盟統治集團」。夏的勢力範圍，大致在今天的山西省南部與河南省西部；商的勢力範圍，從安徽省北部淮河流域一直到中後期政治實體的重心在河南省中部；周的勢力範圍，在周公二次東征前，一直都在陝西省的渭水盆地一帶。

為什麼不視為朝代？原因是夏商周三個統治集團沒有一個曾經確實地支配整個中原。即便是藉由封建制度而統治範圍大大擴增的有周一代，也只能說控制範圍大抵抵達黃淮平原的邊緣，甚至還沒進入華中，遑論華南。

直到秦朝實施中央郡縣制，我們才可以勉強地寬鬆定義所謂概念中的中原諸夏地域，被一個中央集權帝國藉由人口、地籍、兵員、稅收的統計與掌握，大致上具有「統一管理」的系統性思維。

但實際上是秦朝太短無法有效落實，漢代又採封國郡縣雙軌並行制，整個魏晉南北朝更遑論甚麼大一統，唐代安史之亂之後就藩鎮割據天子出不了京畿，接著是遼金元大對峙分裂......。仔細想想，中國歷史的兩千多年中，所謂「國家機器確實掌握帝國的每一個角落並納入系統性生產」的時刻，加起來真的不到五六百年。

其次，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朝代是革命產生的，有你無我。但夏商周三個實體，有很長時間是並存的。

換句話說，在夏人的統治集團還在掌握中原地區實權時，商人可能正從東方崛起，一開始他們分布在安徽北部的淮河流域，與夏的統治集團並存，雙方可能有商業貿易交流往來，直到後來商開始壯大，並且以各項優勢（技術、財力、軍力）逐漸取代夏的共主地位，雙方可能經過聯盟大會戰，夏人敗北，逐漸退出河南省的中原區域，回到山西省南部的範圍。

商與周也是並存的，周文王的「文王」乃是追封的諡號，是周公在封武王的諡號之後，追贈自己的父親為文王，即便父親從未稱王。周文王在世的身分是「西伯」，是統領中原地區的共主大邑商贈給西方部落領袖聯盟族長的一個象徵性地位，也就是「我敬你是個人物」、但潛台詞就是「我會防著你」。因為西伯勢力巨大，影響到商的統治地位，所以紂王才會忌憚他的實力，將西伯囚於羑里。

所以從堯舜禹的禪讓制，還有夏商周的部落聯盟共主權力轉移，我們可以大致拼湊出一個中原諸夏的權力轉移過程，從這個法則來去解讀熱情奔放、創意無限的史前創世神話，建立一個有所本的歷史事件還原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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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涿鹿之戰：兩種糧食作物生產文化的部落聯盟大會戰

堯舜禹湯各朝，追自己系譜的時候，都要說到自己跟過去的三皇五帝有關連，要嘛連結到少昊、要嘛連結到顓頊，都是為了要連結自己是炎黃子孫。

為什麼要強調是炎黃子孫，主要是為了統治中原的正統姓。我們從小就聽過在在上古傳說中，炎帝與黃帝的聯軍在「涿鹿之戰」中大敗蚩尤的軍隊（小時候漢聲出版的《中國童話》還把九天玄女以及指南車這些傳說全部加進來好不精彩，構成我童年時期的七彩幻夢），黃帝斬殺蚩尤，而蚩尤的部落潰散，部分降於炎黃聯軍，部分則退出中原。

這個精采的神話故事要還原成比較符合現實的歷史推理，一樣先把怪力亂神的部分都先拿掉。黃帝與炎帝，可以理解成是兩支不同的部落聯盟，而且從史家的推論，非常可能都是由西方（可能是河西縱谷地區或是隴西高原地區）進入中原的。

進入中原後，黃帝集團控有山西南部至河南北部的區域，炎帝集團則偏東南，控有河南南部一直到山東西部，隨著部落活動範圍的重疊與衝突，兩支部落聯盟因此發生過「阪泉之戰」，黃帝集團打敗炎帝集團，其中集團聯盟中的炎帝系統降於黃帝、夸父集團逃往東方、刑天集團則繼續反抗。後來炎帝部落在東方的勢力範圍與在中原東方及南方活動的九黎部落產生衝突，遭到部落聯盟首領蚩尤的驅逐，而有了這場炎黃部落聯軍大敗九黎聯軍的跨部落集團大會戰。

假如這些記載屬實，那麼涿鹿之戰可以視為是來自西北方的部落聯盟與來自東南方的部落聯盟的一次決定性戰役。我大膽地假想西北方部落聯盟的立國基礎來自旱作，種的是高粱、玉米與大麥、小麥；東南方聯盟的部落則活躍於北緯三十度以南的濕潤地帶，種的是稻作與小米。這場可能發生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到五千多年前的大會戰，很可能間接引發黃土高原北方旱作民族的大規模南侵與東侵，而位於中原南方的稻作民族則被迫放棄家園南遷，從山東南部、安徽北部、湖北省等地繼續遷到湖南、閩浙、嶺南與四川廣西等地。

這樣的大擴遷，也一直與千年以來往復的東亞層級式大擴遷循環有關。這個層級循環依序是：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中原人南遷，原本的百越人與南方民族只好南遷東南亞，而更早的住民南島語系則是從五千年前就從中國大陸南方開始了跨越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海上大擴遷，東達復活節島、西至馬達加斯加。

但至於黃帝與炎帝到底是不是美索不達米亞來的？我覺得太跳躍了，容我保持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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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氏到姓：封建制度與中國人「姓」的由來

史書記載中，舜姓媯（念作規）、禹姓姒（沒錯，褒姒的姒，念作似）、殷商諸帝姓子、周朝列王姓姬。除了殷商其他人的姓都是女字邊，表示當時為了釐清血源，姓都是由「你媽媽是誰？」來確認的，因為常常「父不詳」，所以問爸爸是誰沒甚麼用。這是為什麼禹的世襲制如此重要，那個時代（假設鯀、禹、啟這祖孫三代皆有其人），父系社會的組織架構開始壓過了尊崇母系社會的部落，而父系社會部落則明顯在武力上、組織架構上、部落總體產能上勝過了母系社會的部落架構。

我們現在概念中的姓，絕大多數來源於周代的封建制度。封建是周公給一個姬姓宗族人，比如說你是昭王的弟弟好了，我命令你帶著姬姓的族人，還有一批其他非姬姓的宗族，比如說跟姬姓友好的姜姓宗族，還有一批是你原本封地上的殷商舊貴族，你們這些人都不同姓，但是你們現在要成立一個新的國，叫做「陳」，你們以後都是陳國人，陳就是你們的「氏」。

而在東周以後，隨著國與國的兼併、各國人的跨國交通大大增加，於是「氏」取代了「姓」成為「新的姓」，從現在開始，我們雖然會四散各地，但我們都是世世代代的陳國人，我們都姓陳。

這是中原諸姓的由來，我們可以確定，管、蔡、陳、宋、齊、韓、衛等等大約都是封建時期以來就存在的姓（也就是原本的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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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華夏開放系統與北方游牧民族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了一件事，中原華夏系統看似封閉，但其實北方門戶一直大開。從前面提到，黃帝與炎帝從西方來，進入中原後壓制了南方民族然後成為黃淮平原新主人，這樣的歷史在中國不斷不斷地發生。

漠北草原，我們把它想像成一個機場裡面的人行輸送帶，從長白山的山腳，一直向西到匈牙利大平原為止，所有的遊牧民族在此間行動自由、來來去去，只要今天你的騎兵有經過訓練，武器系統不至於太爛，基本上整個歐亞大陸你是愛去哪就去哪，想打誰就打誰，一個得來速的概念。

中原這個系統，東方南方有大海、西方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唯獨北方防禦近似真空。自古以來，侵略者皆是由北方來。兩千多年來，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党項、女真、蒙古、韃靼、瓦喇，最後還來了俄羅斯人。這些外來民族的侵略，中原系統有效檔下的極少；最常發生的狀況，就是內亞一有新情勢，中國馬上換主人。

換句話說，在這兩千多年來的過程中，北方遊牧民族大舉南下，成為中原新主人，然後慢慢漢化，取中國姓、學中國字，然後統治者的子弟全都被中原人感染了貪腐逸樂的習氣，徹底成為中國人。然後下一批精壯的遊牧民族又從草原誕生，然後再徹底經歷成為中國人的歷程，成為永劫循環。

舉例來說，整個魏晉南北朝到唐末，就是鮮卑統治集團長達六百年的漢化史；大遼、大金、大元、大清，各自花一百年到三百年不等的時間。在這段一兩千年的時間裡，北方遊牧民族變成了姓李、姓楊、姓王、姓趙、姓高、姓馬都不意外，反之只剩下極少數的宇文、耶律、完顏、愛新覺羅、紐祜祿，殘存一些過往祖先馳騁在蒼穹下、馬背上得天下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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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華夏邊緣

除了北方民族的融入以外，中原帝國一次次向南方侵略的歷程，都是將南方各民族強制漢化的過程。從西周的東夷、東周的楚人、吳越、三國的巴蜀、秦漢的交趾，還有唐宋的大理、南詔、明清的琉球；這些語系、信仰，甚至遺傳特徵本來就不是漢人的民族，除了某些退居湘桂黔山區，維持傳統信仰與部落組織的少數民族，絕大多數還是被漢化了。他們一樣可能姓吳、可能姓張、可能姓錢、可能姓鍾，他們都不是原本西周分封諸姬姓家族時賜予國號而為姓的漢人，但在兩千年後，他們半自願、非自願地，成為了廣義的漢人。

北方遊牧民族也好、南方少數民族也好，雖然不是漢人，好歹也是黃種人，但在唐代，有大量的西域人到長安生活、做買賣，來自西域的粟特人、來自西亞的景教傳教士、來自波斯的祆教傳教士，來自印度的佛教徒，甚至是來做生意的猶太人，他們都在時代變遷中得到了漢姓，原本深邃的輪廓在幾代的混種之後逐漸與黃種人無異。

元代的市泊司亦是如此，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月港，集合了阿拉伯人、猶太人、印度人、波斯人，他們都是為了在這世界最繁忙的十字路口討生活；有人一生存不到錢回家，有人因為時局變動無奈留在中土。就這樣，一代代的混血淘洗，他們都被動成為了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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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海賊時代

時間一晃眼來到了十七世紀，縱橫台灣海峽的大海賊鄭芝龍降服於大清國，嫡子鄭成功與之恩斷義絕，他收攏了效忠於鄭家可以有效控制的艦隊，將指揮基地從廈門轉移到了海峽對岸的大園。

那個詭譎多變的海上大博弈當中，有為了明朝海禁假扮成倭寇的泉州人、有父祖在關原之戰選錯了邊、不見容於新興的江戶幕府，只好脫藩成為浪人，在薩摩與琉球的沿海做起海賊勾當的日本人，有海上勢力全面衰退只剩下傳教士活躍的葡萄牙人、有努力維持日不落封號的西班牙人，還有十七世紀新近崛起橫掃全世界的荷蘭人。

一條海峽，萬千帆影，人人都豪氣萬千、人人都身不由已。江湖不再是江湖，成了浩瀚翻湧的黑水溝。

打退了荷蘭人，在大園灣倉皇落腳的東寧王朝，從台江內海向內陸輻射的固定範圍內，設置了多個兵營，取明代衛所兵制精神，平時開墾、戰時充兵。這些男丁皆無女眷，因此開始與原居於台島上的平埔族通婚。及至施琅攻台，大清國領台，一只禁海令仍然令唐山人只准男丁來台工作，不准舉家遷徙。嚴重的男女不均衡，使得平埔族大量女性在漢人半欺半騙的情況下強制漢化，化身中國好媳婦，冠上了夫姓、告別了祖靈，從此三從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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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有唐山公無唐山嬤

這些在半自願與非自願的過程中接受漢化的平埔族女性，不管變成姓陳、姓林、姓廖、姓蔡、姓施、姓王、姓許、姓吳、姓江、姓劉、姓謝......，她們的族裔的歷史被漢文化與一個天上掉下來的姓一舉抹去了。

她的族人曾經沿著山麓拓荒、在某條溪邊的豐饒平原成立他們族人世世代代居住的社，簡單地務農、有時獵殺水鹿，剝了鹿皮滑著小舟去海濱地帶與外來者交易的歷史，她的爸爸用粗壯的手臂收割小米，拉開弓箭抵禦外來的高山族，她的媽媽熟練地織布，在夏天燠熱的晚上唱歌哄著年幼的她睡覺，這些記憶都在她嫁入了一個漢族家庭中逐漸抹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開墾、找水源、耕作、為全家人縫縫補補、清明祭祖、過年拜拜、端午、中秋......，她對這塊土地的互動、她的時間感、她對著大自然祈禱、對話的對象也改變了。她從祖靈的後裔，變成了媽祖的女兒、觀音菩薩的女兒、三山國王的信女。

幾個世代之後，她所繁衍的後裔，都對自己是漢人這件事深信不疑。

而她的祖先，原是前面提到南島民族五千年前大遷徙時，不知因為何種原因沒有隨族人揚帆遠去，而是繼續留下大遷徙起始跳板的島嶼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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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代稱結論：中文使用者、中文姓氏者、中華民族與中國人之間複雜理不斷的關係

一個故事莫名其妙講了好久，其實重點只有一個，中華民族本是一個矛盾、虛幻的想像體，以同姓來攀親帶故更像是聊星座血型，相當有趣好破題但很難找到科學證據。

一百多年前，梁啟超等人為了革命肇建新中國，開始以中華民族這樣一個統合性想像體概念來指稱一個政治實體中其實存在各異的億萬個體，俾使帝國的疆域與統治實權不因為帝國的崩解而四散流失盡入列強之手，方便在政權轉換過程中持續過渡這些統治正當性。但這個虛無飄渺的概念通常是經過幾個殘酷的提問就會被打到面目全非的，比如說在大蒙古治下怎麼布達佩斯不是我大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文的使用更是一個奇特的孤例，現今埃及人無法解讀古埃及文，伊拉克人基本上沒人會使用楔形文字，唯有中文這樣一個奇特的書寫系統，它的「以型辨意」的基本原則迥異於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字的拼音原則。

中國文字一開始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拚寫語言，就只是為了紀錄世間萬物的「象」，因此解讀權力也被嚴格把持在少數卜筮祭司階級與王公貴族手裡；中國文字可以讀，還可以跟日常語言聲韻結合是《詩經》以後的事。

所以，即便在兩千年後，一個識字的國中生可以完全理解明清小說，也能大致透過註釋讀懂《論語》、《孟子》、《詩經》的內容，即便我們幾乎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孔孟等人在他們那個時代講的語言，現在幾乎沒有人聽得懂。

這個奇特的習慣讓所有讀得懂中文，說著各種漢語方言的廣意上的華人們，至今還是可以想像自己是一支古老民族的後裔，標榜自己是「炎黃子孫」，即便他們有更大的可能性是「蚩尤子孫」、「東夷子孫」、「百越子孫」甚至「南島子孫」。

在二十一世紀的認同政治中，中國人的認同陷入了有史以來最尷尬的境地。尤其是發源自中國的瘟疫爆發以來，自我認同是中國人這件事，從來沒有如此地丟臉、千夫所指，以及變成全世界人人喊打的街頭鼠輩境遇中。

認同是一種選擇，而語言與文化是建構認同的最主要趨力，超越了膚色、基因等等自然遺傳條件。中國人、華人、漢人，這些字詞所涵蓋的複雜的語源、語境與區辨的方法，其精細與複雜的程度，相較於本島媚共者強制將中文使用者及中文姓氏者一律打為中國人的粗暴邏輯，實乃雲泥之別也。

但這何嘗不是一個好機會，試想下次有人指著你大罵：「你敢說你不是中國人你就不要講中文！去給我姓日本姓！」的時候，你能夠辯才無礙地舉例分別出中文使用者、中文姓氏者、中華民族與中國人的差別嗎？

讀書與思辨真的好重要，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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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漢聲中國童話——二月的故事》，〈二月一日　黃帝大戰蚩尤〉，圖畫局部。漢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