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現在最紅的、戲劇、電影、綜藝,
有哪些是台灣本土製作的?
亞洲現在最當紅的明星歌手,
有哪些是台灣公司培養出道的?
時間回推10-20年,
或許我們可以很自信的回答,
不管是電影、戲劇、音樂、
明星等流行文化,MIT出品,
就是品質保證,肯定叫好又叫座,
音樂好聽、戲劇電影好看、綜藝精彩又好笑👍🏻
⏳憶當年:
七八零年代,
中港澳所有想要發展的演員、歌手,
一定要來到台灣宣傳,因為 #台北正是當時 #華語流行文化的工業中心。
➤【1990年以前】
🎬電影
✨代表人物—林青霞
1973年以林青霞以瓊瑤的電影《窗外》正式出道,隨後紅遍中港澳及東南亞,
是瓊瑤式愛情電影巨星之一。
林青霞縱橫亞洲影劇圈近20年,
是走紅時間最長、從未被時代潮流吞沒的傳奇。
📝台灣言情小說家: 瓊瑤
瓊瑤寫了 65 本書,出產了 51 部電影,
1986 年後跨足電視,拍攝了 26 部電視劇,瓊瑤的名字可說是代表了一個時代。
小說改編的電影《庭院深深》和《女朋友》,分別獲得第9屆、第12屆台灣金馬獎優等劇情片獎,
小說改編的電視劇《還珠格格》
在東亞地區享譽盛名,
不僅在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等地取得收視冠軍,在日韓和東南亞等地也深受歡迎。
🎤流行音樂
✨「永遠的軍中情人」--鄧麗君,
70至80年代為其事業高峰
知名度遍及中港澳、日韓甚至東南亞,
雖未曾踏上過中國演唱,
卻有著「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鄧麗君的歌聲」等盛譽,更被中國票選為「新中國最有影響力文化人物」,足見其廣大影響力。
➤【1990年代】
🎬電影
此時台灣經濟蓬勃發展,
有大量資金投入拍電影💰
1993年的經典之作,主要資金與製片方皆來自台灣的《霸王別姬》,
囊括了坎城影展金棕櫚獎、
金球獎最佳外語片、
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外語片,
也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提名。
#此片代表了當時台灣在亞洲電影圈舉足輕重的地位,
#成為曠世巨作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亞洲娛樂圈有極大的影響力‼
👉為何《霸王別姬》缺席華語電影界最重要的金馬獎?
【因90年代初期,台灣電影審查仍有「電影主創團隊中的中國人不可超過二分之一」的規定,即便《霸王別姬》的主要資金與製片方皆來自台灣,仍為此受限】
📺電視劇
#90年代為台灣電視的三國時代
1993年公布的「有線電視法」
使第四台合法化,
各種頻道開始大量增加,
陸劇、日劇、韓劇等陸續被引進,
各類電視劇展開激烈的市場競爭💥
🎤流行音樂
#金曲獎成立,各家唱片公司推出當家最紅歌星力拼各大獎項,
此時銷量百萬的唱片成為「產值高昂的唱片工業」,以張雨生,李宗盛,陳昇,伍佰等為重要音樂代表人物,
其後有周華健,趙傳,張信哲,辛曉琪,莫文蔚等創作大量經典歌曲。
90年代中後期,以張惠妹、范曉萱,李玟,許茹芸為代表人物,
其中張惠妹為金曲獎最佳國語女歌手獎 入圍及獲獎紀錄保持人(共計14次入圍,得獎3次)
➤【2000-2010年】
🎬電影
2008年魏德聖導演所拍攝的《海角七號》帶起國片風潮,#此時的台灣電影市場正處長期低迷、#缺乏資金,
以致於電影在宣傳上並沒有大量花費,
而是靠著BBS、部落格,以口碑累積出高人氣,票房突破新台幣5000萬後才開始吸引新聞媒體的目光。
📺綜藝
於2004年開播的節目《康熙來了》,
在兩岸三地的演藝圈一直保持著高話題性和影響力,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長壽談話性節目,而該節目已於2016年停播。
📺電視劇
2000年代韓劇尚未盛行,
台灣有「華劇夢工廠」的美名,
期間代表作品為2000年《麻辣鮮師》、2004年《鬥魚》、2005年《終極一班》、2008年《命中註定我愛你》、
2010年《犀利人妻》…等。
🎤流行音樂
#台灣華語流行音樂的黃金十年
代表人物: 周杰倫、王力宏、蔡依林及後來的五月天、S.H.E…,也有許多馬來西亞、新加坡的歌手來台灣出道發展,
如: 林俊傑、孫燕姿、梁靜茹…
此時台灣音樂影響力遍及大中華地區🌟
近幾年國內雖持續有優秀的電影、音樂、戲劇輸出,卻已不能與台灣昔日流行文化的影響力同日而語😰以往穩居C位的榮景不在,#如今已由南韓獨占鰲頭,
強勢韓流不僅在亞洲颳起旋風,更席捲全球‼ 無論是KPOP、韓劇、彩妝用品、流行時尚、汽車、電子產品、韓食等等,
在世界各地都足見其廣大影響力。
為什麼近二十年南韓強的如此有感?
對於1970年代的台灣人來說,
怎麼可能會把南韓放在眼裡?
遑論買韓製的東西、甚至接受韓國文化?
他們是如何在短短一、二十年間成功的將韓流輸出全球?
答案揭曉,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
南韓總統-金大中 提出「文化救國」方針,
#將文化產業列為21世紀國家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積極的推展文創業,#傾盡全國之力打造韓流,同時引導三星等大型財團組建文化產業基金提供支持。
1999年制定「文化產業振興五年計畫」基本法,規定政府每年總預算不得低於1%用於扶植南韓文化產業發展;
2009年成立「韓國文化創意產業振興院」,成為文創業最高推手。
金大中之後的每一任總統,也都將「韓流文化產業」當作國家的重要產業之一,🔺可以說是一場計畫性的 #文化攻堅戰!
👉南韓的「偶像文化」
偶像文化是 #最受親睞並 #具高黏著性的商品 (也可以說是另類的「造神運動」),
在成為偶像前,經紀公司軍事化的「練習生制度」,對於練習生進行嚴苛的訓練 (少則幾個月,多則能達到7、8年),
最終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的練習生將獲得經紀公司全力支持,
投入資源大力宣傳,因此這些年輕、有潛力的演員歌手紛紛擠破頭都想要往南韓發展,連台灣女孩周子瑜也是在南韓培訓出道而獲得極高知名度。
👉YouTube 的普及讓K-POP能在全球快速傳播
K-POP 的 YouTube 點閱次數從 2004 年到 2011 年暴增了十倍 (達 23 億次),點閱數暴風式的成長也直接反映在政府發給的 #文化發展預算金額上。Youtube點閱數越高,政府補助越多,K-POP發展更有力!
👉「置入性行銷」(簡稱 PPL ),
在台劇中幾乎不可能看到的置入性行銷,在韓劇中可說是鋪天蓋地的使用,
在政府法規的支持下,
無論是主角使用的商品、
穿戴的服飾、去過的地方、吃的食物,通通為產業帶來無限商機。(韓國電影、戲劇中,主角使用的手機通常為三星或LG)
👉善用「國際社群影響力」
美國流行音樂指標Billboard的「最佳社群媒體藝人」獎項,自2017年以來,已由南韓團體BTS防彈少年團連霸五年至今,
終結小賈斯汀 (Justin Bieber) 連霸五年的紀錄,此獎項顯示 #韓團在社群上的影響力已具備超越美國歌手的潛力,
也是南韓文化推廣成功的最佳證明!
(BTS防彈少年團自2017年也開始擔任UNICEF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使,
為杜絕兒童暴力計畫募得大量資金,
將韓流影響力發揮到極致)
👉南韓電影產業模式
南韓政府成立非官方性質的「電影振興產業委員會」,積極推動電影製作產業永續發展的政策,使影視工業獲得龐大的資金挹注,#增強製作實力與產品輸出能力。
2000年,南韓政府更將外國片佔有率由八成降至六成,使南韓國片佔有率大大提升!
2020年,南韓電影《寄生上流》同時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國際電影等四大獎項🏆
事實上,南韓在剛開始開放歐美電影時,
國片票房同樣是跌入谷底📉
#但南韓政府以法令給予相關保護措施,
#使電影產業能夠良性發展。
電影就像是個商品,不僅要開發、設計、
製作、同時也要有行銷,
在台灣國片賺不了錢的殘酷情形底下,
即便台灣知名導演如李安、侯孝賢、蔡明亮,屢屢在國際影展上取得佳績🌟
卻難以翻轉產業嚴峻的困境。
台灣欠缺的不是獲獎能力,而是對於「電影」商品面的長期思考與規劃!
在政府的全力支持、偶像文化的蓬勃發展下,南韓文化產業規模日益擴大,
只有五千多萬人口的韓國,
正透過文化輸出「侵略」全球,
台灣應該趁勝追擊,學習韓國模式,
將文化創意產業納入國家發展及核心政策,
並鼓勵、補助資訊產業共同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異業合作,相輔相成;
同時以電影、戲劇帶動觀光,連動帶動國內產業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找回台灣以往在流行文化產業中心的位置!!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5萬的網紅黃偉民易經講堂,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Wong Wai Man 美國德州大學剛拒絕了董建華主理的基金會一項捐款,以防中共滲透; 何志平仍在紐約獄中等候審訊,他的起訴書,法官說一年都看不完; 鄭若驊的僭建,已不止是操守問題,還可能涉及刑事詐欺。不過,她似乎有恃無恐; 西環從暗地干預港事,干脆走上地面。他們的頭頭王志民公然踐踏基本法第22條...
善德基金會基本法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當初民主黨是第一大黨,那中聯辦會議為何會找到陳健民?
「其實是因為他們想有學者,不能只有政治人。所以當時有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和新力量網絡。很多人現在說那件事,都是說議席增加,但其實我們當初跟對方傾,是希望創造一個協議,有利之後良性互動。當時見面,不只是為了 2012 年政改,因為說到底之後民主派都只是多一席兩席,當時理想上我們是想 deal 一個長期的東西。因為任何政改方案要通過,都要三分二議員通過,如果沒有民主派妥協,永遠都頂住,獨木橋,大家都行不到。如果有個方案可以推前一步,民主派一定要有人出來妥協,才湊到三分二。我們當時是不只跟你談立法會改制,更要談特首選舉。」
陳健民回憶:「當時特區政府私底下也會說這些,希望創造一個妥協的氣氛。」玫瑰的想像,卻總是一夕枯萎。「之後我們跟對面就只剩下禮儀性接觸。完全沒有實質交流。」
民主黨入中聯辦,當時被鬧爆,特別是在網上。
陳健民說知道這些:「不過,當時民調是有 60% 支持方案,畢竟也帶來多一些普選議席,但激進選民、年輕人很多都不能接受。我事後有些反省,雖然民調話就話有 60% ,但裡面可能有『藍絲』的,談判這件事,在民主陣營欠缺足夠共識。你是需要有一個過程,才能進入去談判。我跟戴耀廷一開始講佔中運動,也是用這個經歷,覺得不要太快就跟對方談判,所以就搞了商討日、要預演,要有一個政治的過程,也是凝聚我們自己的共識。2010 年代我們沒有電子工具,比較被動,發展了電子投票之後,改善了共識碎片化的問題。」
「有些人覺得我們當年是與魔鬼握手,就是出賣,我不是這樣看。」他說:「曼德拉最後也是坐下同魔鬼談判,你消滅不到我,我消滅不到你,也觀察到對方有點改變,大家就坐下來談。曼德拉說要和對面談,也面對空前政治壓力,因為他的盟友和手足會不滿。本來他是多人囚房,他不敢說這個想法;到他單獨囚,才敢提出。」
會覺得那次賠了夫人又折兵嗎?被政權玩弄了一次?
他笑:「成果也有的,就是『走盡對話之路』。如果說是被對方玩弄了一次,是因為我們不夠成熟。現在回望,『長期對話』之類可能是對方很隨意的說話,我們就 take it too serious。當時沒有充份的政治過程。在中聯辦裡面,中共不斷告訴你,真普選不符《基本法》、不符那個,大家鬧交,其實無嘢傾得惦。裡面都是很多角力,相信是習最後拍板,可能是不想在他剛剛上任,香港就有政治爭端。」(編按:習近平於 2012 年才上任中國國家主席)
他補充:「當年曾蔭權、曾俊華,都想促成這件事,談判已經差不多崩潰,但他們還是嘗試做點事情去促成個 deal。」
出入中國的玫瑰年代
社會賢達似乎被用完即棄,香港政改肯定沒有向前。而中國也在劇變。也許官方的「已讀不回」,源頭還是因為中國的變故。
他說:「之後我在中國的工作,也感受到大局在變化。習近平上台之後,成個方法調轉行。2012 年是一個分水嵿,我在 2000 年開始在中國工作,做了 11、12 年,到了瓶頸,就是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就『七不講』,例如不准講『公民社會』,講都唔俾講;『憲政』又唔俾講,咁點會俾你香港民主?當時已經覺得好沮喪。當時跟戴耀廷談佔中,我說:我們的成功機率可能只有 5%,但都要做。」
具體上,陳健民當年在中國做的是甚麼工作?
「主要是研究、培訓中國的公民社會,幫他們去成立基金會;也會跟政府傾,希望放鬆政策給這些 NGO(非政府機構)。很多 NGO 都是服務性的,像服務老人、兒童的;又有做倡導(維權)的,像關注病人權益、保護環境,這些已算最能體現公民社會的精神。服務性團體當時已翻天覆地。民間出現自治、自主的過程。在中國的政治環境,『自組織』的出現,對中共來說就是不喜歡。中共建立那麼龐大的組織,就是要滲透所有事物。中國在民初有行業公會、有商團,之後中共就一個『婦聯』包哂,商會就整垮你,將社會的自主力量吸入去政權,NGO 對他就是挑戰。改革開放之後,他們發現政府機器不能再像以前一樣有能量,其中一樣就是企業。以前很多事情都不是政府去做,而是通過國企向社會提倡資源和服務,經濟改革令國企只做返經濟事情,社會服務就懸空,就有個空間給 NGO 發展。他需要你,又驚你太獨立。」
「我們有個講法,說 2008 年是『公民社會元年』,因為汶川大地震,馬上就有 200 至 300 個 NGO 衝入去。這是純民間的、很有理念的,快過政府入去。大地震之後不久,我是以學者顧問團的身份入去汶川。去到當地,就去到一條村,有個熱水爐,NGO 就教他們傾點用、點分配,去組織居民,去 empowering (賦權) 人民。NGO 之間還組成了聯盟。這些之所以可以發生,是因為之前幾年,中國已經開始有很多 NGO 發展。政府當時很矛盾,打壓還是不打壓?我當時是半官方身份,大學專家團,考察完就寫報告給國務院。」
有人說胡溫甚至江澤民時代,中國民間空間較多,是否實情?
陳健民的答案既非此,亦非彼:「習之前比較溫和,但都回不去 89 年之前。那個年代的中國知識份子,連民主都可以討論。自由派的活動空間,80 年代最鼎盛;不過如果是說公民社會,89 年之前是沒甚麼發展、沒有太組織化。胡溫時期,NGO 發展反而大了。因為胡溫講『和諧社會』嘛,裡面都講公平正義、民主法制、可持續發展……當時 NGO 可以順著這套話語去做,我們不會去顛覆它,但它只是給你一定程度的保護,不是全套。落到地方政府,『和諧社會』很多時候都是『唔好搞咁多野』。安全部門永遠在找敵人,他怎樣合理化自己的支出和預算?他們會不斷搞你。在中國,有時活動空間突然放鬆,突然又清剿你。民政部門可能對你好少少,但安全部門就一日到黑想喺你(個 NGO)度搵到壞人。學界也說過一個字,叫碎片化專制主義。專制不是鐵板一塊,有時你可以借到力,但有時也會猛打你。」//
善德基金會基本法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當初民主黨是第一大黨,那中聯辦會議為何會找到陳健民?
「其實是因為他們想有學者,不能只有政治人。所以當時有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和新力量網絡。很多人現在說那件事,都是說議席增加,但其實我們當初跟對方傾,是希望創造一個協議,有利之後良性互動。當時見面,不只是為了 2012 年政改,因為說到底之後民主派都只是多一席兩席,當時理想上我們是想 deal 一個長期的東西。因為任何政改方案要通過,都要三分二議員通過,如果沒有民主派妥協,永遠都頂住,獨木橋,大家都行不到。如果有個方案可以推前一步,民主派一定要有人出來妥協,才湊到三分二。我們當時是不只跟你談立法會改制,更要談特首選舉。」
陳健民回憶:「當時特區政府私底下也會說這些,希望創造一個妥協的氣氛。」玫瑰的想像,卻總是一夕枯萎。「之後我們跟對面就只剩下禮儀性接觸。完全沒有實質交流。」
民主黨入中聯辦,當時被鬧爆,特別是在網上。
陳健民說知道這些:「不過,當時民調是有 60% 支持方案,畢竟也帶來多一些普選議席,但激進選民、年輕人很多都不能接受。我事後有些反省,雖然民調話就話有 60% ,但裡面可能有『藍絲』的,談判這件事,在民主陣營欠缺足夠共識。你是需要有一個過程,才能進入去談判。我跟戴耀廷一開始講佔中運動,也是用這個經歷,覺得不要太快就跟對方談判,所以就搞了商討日、要預演,要有一個政治的過程,也是凝聚我們自己的共識。2010 年代我們沒有電子工具,比較被動,發展了電子投票之後,改善了共識碎片化的問題。」
「有些人覺得我們當年是與魔鬼握手,就是出賣,我不是這樣看。」他說:「曼德拉最後也是坐下同魔鬼談判,你消滅不到我,我消滅不到你,也觀察到對方有點改變,大家就坐下來談。曼德拉說要和對面談,也面對空前政治壓力,因為他的盟友和手足會不滿。本來他是多人囚房,他不敢說這個想法;到他單獨囚,才敢提出。」
會覺得那次賠了夫人又折兵嗎?被政權玩弄了一次?
他笑:「成果也有的,就是『走盡對話之路』。如果說是被對方玩弄了一次,是因為我們不夠成熟。現在回望,『長期對話』之類可能是對方很隨意的說話,我們就 take it too serious。當時沒有充份的政治過程。在中聯辦裡面,中共不斷告訴你,真普選不符《基本法》、不符那個,大家鬧交,其實無嘢傾得惦。裡面都是很多角力,相信是習最後拍板,可能是不想在他剛剛上任,香港就有政治爭端。」(編按:習近平於 2012 年才上任中國國家主席)
他補充:「當年曾蔭權、曾俊華,都想促成這件事,談判已經差不多崩潰,但他們還是嘗試做點事情去促成個 deal。」
出入中國的玫瑰年代
社會賢達似乎被用完即棄,香港政改肯定沒有向前。而中國也在劇變。也許官方的「已讀不回」,源頭還是因為中國的變故。
他說:「之後我在中國的工作,也感受到大局在變化。習近平上台之後,成個方法調轉行。2012 年是一個分水嵿,我在 2000 年開始在中國工作,做了 11、12 年,到了瓶頸,就是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就『七不講』,例如不准講『公民社會』,講都唔俾講;『憲政』又唔俾講,咁點會俾你香港民主?當時已經覺得好沮喪。當時跟戴耀廷談佔中,我說:我們的成功機率可能只有 5%,但都要做。」
具體上,陳健民當年在中國做的是甚麼工作?
「主要是研究、培訓中國的公民社會,幫他們去成立基金會;也會跟政府傾,希望放鬆政策給這些 NGO(非政府機構)。很多 NGO 都是服務性的,像服務老人、兒童的;又有做倡導(維權)的,像關注病人權益、保護環境,這些已算最能體現公民社會的精神。服務性團體當時已翻天覆地。民間出現自治、自主的過程。在中國的政治環境,『自組織』的出現,對中共來說就是不喜歡。中共建立那麼龐大的組織,就是要滲透所有事物。中國在民初有行業公會、有商團,之後中共就一個『婦聯』包哂,商會就整垮你,將社會的自主力量吸入去政權,NGO 對他就是挑戰。改革開放之後,他們發現政府機器不能再像以前一樣有能量,其中一樣就是企業。以前很多事情都不是政府去做,而是通過國企向社會提倡資源和服務,經濟改革令國企只做返經濟事情,社會服務就懸空,就有個空間給 NGO 發展。他需要你,又驚你太獨立。」
「我們有個講法,說 2008 年是『公民社會元年』,因為汶川大地震,馬上就有 200 至 300 個 NGO 衝入去。這是純民間的、很有理念的,快過政府入去。大地震之後不久,我是以學者顧問團的身份入去汶川。去到當地,就去到一條村,有個熱水爐,NGO 就教他們傾點用、點分配,去組織居民,去 empowering (賦權) 人民。NGO 之間還組成了聯盟。這些之所以可以發生,是因為之前幾年,中國已經開始有很多 NGO 發展。政府當時很矛盾,打壓還是不打壓?我當時是半官方身份,大學專家團,考察完就寫報告給國務院。」
有人說胡溫甚至江澤民時代,中國民間空間較多,是否實情?
陳健民的答案既非此,亦非彼:「習之前比較溫和,但都回不去 89 年之前。那個年代的中國知識份子,連民主都可以討論。自由派的活動空間,80 年代最鼎盛;不過如果是說公民社會,89 年之前是沒甚麼發展、沒有太組織化。胡溫時期,NGO 發展反而大了。因為胡溫講『和諧社會』嘛,裡面都講公平正義、民主法制、可持續發展……當時 NGO 可以順著這套話語去做,我們不會去顛覆它,但它只是給你一定程度的保護,不是全套。落到地方政府,『和諧社會』很多時候都是『唔好搞咁多野』。安全部門永遠在找敵人,他怎樣合理化自己的支出和預算?他們會不斷搞你。在中國,有時活動空間突然放鬆,突然又清剿你。民政部門可能對你好少少,但安全部門就一日到黑想喺你(個 NGO)度搵到壞人。學界也說過一個字,叫碎片化專制主義。專制不是鐵板一塊,有時你可以借到力,但有時也會猛打你。」//
善德基金會基本法 在 黃偉民易經講堂 Youtube 的最讚貼文
Wong Wai Man
美國德州大學剛拒絕了董建華主理的基金會一項捐款,以防中共滲透;
何志平仍在紐約獄中等候審訊,他的起訴書,法官說一年都看不完;
鄭若驊的僭建,已不止是操守問題,還可能涉及刑事詐欺。不過,她似乎有恃無恐;
西環從暗地干預港事,干脆走上地面。他們的頭頭王志民公然踐踏基本法第22條,還自鳴得意的說:中環西環走在一起是為香港好,未來一定會愈多走在一起。公告天下,中聯辦才是香港的權力核心;
林鄭接受鄭若驊的僭建,她說:如果鄭若驊事忙是事實,咁就唯有係事實。鄭若驊和她同一時間知道住宅有僭建,那便不涉隱瞞云。
看看今日香港的領袖在說什麼,做什麼?
他們企圖用文明世界的語言和邏輯,來替中共行事。
如果今日香港的特首,由北京直接派大陸官僚來做,他們就像李飛、王志民一樣,言行古怪,令港人憎厭。
但用董建華、何志平、林鄭、鄭若驊,這些菁英,他們會跟你用專業的語言辭彙,國際的邏輯思維,替中共做事。
這就是山火賁卦的包裝意味了。賁,代表金錢利益的貝字,上面還放了漂亮的花卉。
雞年的值年卦是火雷噬嗑,弱肉強食,森林規律,但手法,是噬嗑卦的綜卦,山火賁卦。美麗的手法,包著醜陋的噬嗑廝殺,連骨都將你吃掉。
林鄭做特首,基本上和北京派一個大陸人來無分別。
但她好像和你說道理。
對於政府運作,她經常驕傲的強調,她三十七年的公務員生涯,熟識程序理據;當大律師們在基本法找不到一地兩檢的法律依據時,她又說大狀們菁英心態。
但林鄭本人又一直以菁英姿態驕於人前。
她會告訴你,十三年年中小學都考第一,只有一年考第二已經哭得死去活來;直入港大,畢業入政府AO。從未在外面世界搵食;她到競選特首才第一次買廁紙,方知便利店冇廁紙賣。
她有理據時,像追殺唐英年僭建時,臉露寒霜;她理虧時,像鄭若驊的醜聞,她又要市民應該包容,因人才難得。
她忠於她的主。她常強調,她是天主教徒;九七前,她忠於殖民地政府,是英國人悉心調教的能吏;梁振英對唐英年一役,盡顯她忠心又心狠手辣的一面。
她曾說,她的神在天堂已經給她預留位置。不知說的是宗教,還是中共政權。
這樣品性的人,正在主理香港政務。助她掌管財務的,是劏房陳茂波;助她負責法律的,是僭建鄭若驊。主理政府總務的,是庸碌張建宗。
這樣的政府,任務是將香港變為一個大陸城市,無論品味上和價值觀上。但我們面臨的大挑戰,是世界性的失業潮。
大失業時代來臨,這樣的政府,能帶領香港,走出困局嗎?
香港人喜歡求神問卜,尤其是時值年尾,那些拜神、拜太歲、點燈的活動又頻繁起來。
人在無助的時候,都希望形而上有一位關注蒼生的菩薩,賞善罰惡,助我們渡過難關。
易經繫傳說: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但孔子認為沒有那麼簡單的。
你拜拜太歲,一個月花幾百元點點燈,去西貢放生兩桶魚,在黃大仙叩叩頭,就有神靈來保佑你?
孔子說:
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
人之所助者,信也。
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孔子認為:祐是保佑,上天真有神靈的話,只會扶助那些順著善道行事的人而已,不是你燒香磕頭,花點小錢,神靈就保佑你的。
人之所助者,信也。人要建立信譽,旁人才會幫你。人若沒有信譽,誰肯幫忙?人都不幫,何況菩薩?何況上天?
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履信,做人要自信信人,自立自強。思乎上天之意,上天有好生之德,是至善的。明白上天心意還要尚賢,群著一班賢者,好人,大家向善。這樣才吉無不利。求神求佛保佑,必須先從個人做起。
自助天助,才是中華文化精神。
2018年1月16日 星期二 5pm
你的收看、訂閱、讚好便是對「易經講堂」的支持,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