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喬福機械研究報告 在 雨城。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寫給粉專的你們
高三那年,忘了是掰了個公假還是直接翹課,我跑去聽侯文詠的演講。印象最深的是他帶著釋然的笑,說著當年從小開始,他是如何被灌輸「人生只要考上醫學系就一切圓滿了」的觀念。而那些長輩、老師沒有告訴他的是:「然後呢?」
十年寒窗,范進中舉:然後呢?考上醫學系的侯文詠,在大一大二的日子裡陷入徬徨的泥潦。他過去的人生裡,只有別人口中考上醫學院這個目標,沒有機會去規劃、乃至於最卑微基本地想像其他可能性。這巨大的落差讓他瞬間無所適從,深覺自己的人生不該僅僅如此,卻又不被允許去探索其他的方向。
當然侯文詠最終擺脫了那不幸的輪迴,找到了自己想走的路,也用他的作品啟蒙了其後很多青春懵懂的心靈。和他一樣,我想我也算是幸運的吧。生長在台南的我,沒有機會碰上後來到台北之後,從接家教的同學那裡聽來的、北部高中競爭激烈、分數錙銖必較的慘況。家人從來沒有管過我的成績,沒有過問我的志願,我選擇的是自己喜歡的科系(應該啦)看的是自己喜歡的書、寫自己想寫的文章。
這一切讓我陷入另一種焦慮與憤慨。每每和網路上的小讀者或學弟妹,聊著他們要上課到晚上九點、體育課被拿去考試、讀不完的書、被否定的志願、長輩用扭曲殘忍的打壓創造出來的畸形優越感……然而,不論我平常在粉專上燉了多少要大家做自己的心靈雞湯、分享過多少反骨的文學作品、電影、音樂,我還是沒有勇氣告訴他們拋開一切學業,走自己想走的路。因為我無法擔保離經叛道的人們,不會被這個社會、聯手推入深淵。
焦慮繼續燃燒。最近桃園綠黨市議員王浩宇,積極推動國中教學正常化,希望至少可以讓國中生在正常時間上下課,不必在精神狀況不佳的情況下,被迫早到晚退接受額外的考試與複習。國中時早餐來不及吃就要到校、早自習被拿來考試的回憶固然讓人心寒,然而更讓人沮喪的卻是看到王浩宇臉書底下,一堆家長反對的留言:「早到晚退可以鍛鍊孩子的抗壓力,早點適應未來職場生活」、「不多考點試讀點書,考不上第一志願怎麼辦?」、「這麼早放學,害家長得把孩子送到補習班」滿滿奴性與功利主義的發言,出自當前掌握台灣政經命脈、決定我那群小讀者與學弟妹未來的那群人口中。
我已經忘記從何時開始,害怕「結構性」這樣的字眼。所有結構性的困境都點了隱身技能:沒有遵循一定脈絡,無法看見他充滿惡意的身姿。還有擾敵技能:因為本尊難尋,討論解決問題時常常流於表面的瑣碎。更別提嘲諷技能:當我們欣喜於零星的成功個案、以為曙光終於出現時,結構性的困境總不忘用更大的死傷、更冷硬的高牆,狠狠甩我們一巴掌。教育畢竟也是這樣結構性的難題之一,如果掌權者的理念不改,即使耗費百年也未必能結出一顆健全的果實。於是焦慮終成無力,每一次聽著學弟妹的嘆息,我都忽覺自己想要將他們拉出泥潦的念頭,其實也只是某種布爾喬亞式的傲慢:我們終將為這個社會豢養,掙扎換來的只會是遍體麟傷,而這個世界,終究只存在名為「例外」的烏托邦。
看著呂秋遠的文章,我想起高中時某次國文考試,有一題閱讀測驗考的就是歌詞《老師的話》。那時我邊寫邊露出嘲諷的笑容。然而現在回想,說不定那也是出題者同樣在認清結構的不可逆之後,帶著無奈與自嘲,開的一個小玩笑。但自嘲之餘他還是得出題,而考卷還是得送到我們面前,我們還是得寫。我想起國中時大量撒下、油墨暈糊的劣質考卷,剛到手時那種影印機的熱度;那或許是某種餘燼吧,出自被這個結構壓碎、再也無法燃燒的人們。
我們都好奇,自己的路終點在哪裡,卻未必幸運到能被允許往那兒走去。
老了嗎?妥協了嗎?「他們」的目的達到了嗎?
此刻突然無比羨慕唐吉軻德,即便孤身一人也能衝向巨人、即便眾人訕笑也能揮舞長矛、昂首前行。
分我一點力量吧,愚昧也罷,孤身也罷。
可能微弱無比,可能無濟於事,但依然希望我的文字,能讓路過這裡的你們,在醒來面對每個明天時,添上那麼一點新的勇氣。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984425691598899&id=100000944336615
前兩天有兩件事,剛好發生在一起。第一件事是鬧劇,嘉義女中的校長,在朝會上對全體學生說,「外面那些高職的都玩三年,你們跟他們是不一樣的,不要跟他們一起玩,一起參加活動」、「你們的智商跟他們是不一樣的」。他雖然在事後澄清並沒有這麼說,只是希望學生專心於課業,但還是明顯與學生的說法不同。另一件事則是悲劇,淡江大學英文所博士生在圖書館死亡,初步判斷是因為讀書過勞,被人發現時已經身體僵硬。
這兩個事件放在一起,格外令人難過。黃舒駿在他的歌裡是這麼唱的:
「爸爸說考上大學後,春天才會真的來臨,到時候要交什麼樣的女孩子不可以。人家說我們考上醫學系的學生最得意,蹲在家裡,自然會有人來相親。為什麼我已唸到六年級,卻沒有一點動靜,看上我的只有病人和細菌。他們說將來開業賺大錢,春天才會真的來臨,到時候要娶什麼樣的女孩子不可以。」
考上大學、進入醫學系、當上醫師、自行開業、賺大錢。我們對於孩子的期望,大概也就是這樣,所以我們急著要上大學、拿學歷、取證照。有個人,從這個角度來看,他是成功的。當年,他曾經是我渴望救贖的目標:蔡藍欽。
他是當年的人生勝利組,五歲開始學鋼琴,一年就登台表演、畫作同時入選兒童美展、六歲進台北兒童合唱團、小學六年班長、南門國中第一名畢業、建國中學、台大機械系。
後來呢?
大一下,他就因為健康因素休學,然後重考上屏東農專畜牧科。在那裡,他總算享受到友情、陽光與真正的音樂。在所謂的考場上,是極端無情的,從小他就必須為了分數而努力,他在台大快樂嗎?或是他在屏東農專是快樂的?或許只有他自己知道。不過,他來不及跟我們說,在1987年,也就是22歲那一年,第一張創作專輯剛出版,他就過世了。
1987年,那是我國中一年級的時候。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要進建國中學,但是老師就是用藤條與永無止境的補習,逼迫我們不斷往前進。當時,他的歌,替我說出好多心裡的話。
在《他的話》這首歌裡,歌詞是這樣的:
「傳說中歡樂的童年,真不知該去哪裡找?如此遼闊的世界,我卻不知去哪裡好?外面的花花世界,有太多的風暴,安全最重要,還是留在家裡,安心的讀書好。
我戴著一副深度的眼鏡,使我看起來有點老。習慣性的睡眠不足,我常感覺疲勞。還有那沉重書包,跟體重差不了多少。我有點受不了,想要拋開這一切,我卻又無處可逃。
或許你不能相信,我會的花樣還真不少,藝術外文繪畫和舞蹈,我還會電腦。根據專家的研究報告,學習要趁早,遲了就不好,如果本領不夠,將來想飛也飛不了。
書還沒有讀了幾本,眼看一天又要過去了。一堆偉大陌生的公式,還圍著我的腦海繞。為何平常熟悉的文字,都變成一團糟。該如何是好,明天又逃不了老師的燒餅和油條。
大家對我的期望,是不是太高?或許我的智商不夠,我一輩子也贏不了。但是關心我的人們,請不要再煩惱,明天會更好。我會更加努力做一個乖寶寶,我會更加努力做一個乖寶寶。」
另一首歌,剛好是《老師的話》:
「親愛的孩子,你不要再頑皮,讓我帶你走過為數字掙扎的遊戲。考試的問題,你千萬要牢記,武裝你自己擠進那狹窄的門裡。在這兵荒馬亂的世界裡,追求滿分是最大的樂趣,當你對現實感覺到懷疑,歡迎回到數字的遊戲裡。
親愛的孩子,你不要再嘆息,不是我不教你是非黑白的道理。十八般武藝,功課要排第一,用虔誠的心情來體會這戰鬥的真理。挨打受氣的日子終究會過去,藤條考卷將成為回憶,未來的日子,你千萬要撐下去,我的希望就是你。」
我們的教育者,從以前的聯考時代,就灌輸我們必須要取得高分,進入好學校;到現在還不斷的提醒我們,台灣學生有多懶散,中國的學生都是菁英。所以家長與學生都一直在焦慮,焦慮自己趕不上別人,忘了蔡藍欽,這位資優生,他最快樂的時期,或許就是在屏東農專的時候,而不是台灣大學,那個全國最高學府。
蔡藍欽描述的聯考制度,已經消失,但是我們的腦袋裡,卻仍然在戒嚴。對於孩子,我們擔心輸在起跑點上,對於自己,我們煩惱比不上別人。最後,我們則是忘記學習與工作的初衷。學習原本就是製造自己的快樂,工作原本就是為了幫助別人的問題,但是我們最後扼殺了這些部分,強迫孩子與自己去接受這個社會的競爭價值觀,甚至見不得別人好。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老天讓我們來這裡,就是希望我們找出自己的使命與道路。每個人適合的方向都不同,但是絕對不會只有一種方向值得走、一所學校值得念、一項工作可以做。
如果,明天你不想去學校唸書,不想去辦公室上班,問問自己,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這條路,人生很短,不要一直勉強自己。如果你也曾經像蔡藍欽一樣,想過這樣的事:
「這是我昨天也走過的路,它的名字叫羅斯福。似乎是值得讓我走完的路,但不知終點在何處。」
請你靜下心來想想,你要的終點,究竟在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