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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民國 八十七年前 日軍攻佔天下第一關《＃山海關》片段。日軍使用雷諾FT-17 裝甲戰車列陣 colorized色彩
1933年1月，長城抗戰的第一槍，山海關戰「＃何柱國 1897-1985」將軍向外國傳媒發表講話「日本是不讓中華民族生存的。我們想要生存，只有拚命抵抗的一條路。這一回，山海關的抵抗，最小限能使日遨本變更他由灤東進取盛熱河的既定計劃。」

1933年1月1日晚上11時左右，日軍守備隊長落合正次郎經過策劃，在榆關憲兵分遣隊和守備隊派出所前，製造手榴彈爆炸事件。事發後，落合正次郎向駐守山海關國軍東北軍第九旅旅長何柱國提出四項要求，要求國軍撤出山海關南門，由日軍進佔，遭到何柱國拒絕。1月2日上午9時，落合正次郎指揮日軍攻擊山海關，被國軍擊退
1月3日晨，日軍在飛機、軍艦和坦克掩護下，向東南城角和南門附近重點進攻。國軍東北軍第九旅何柱國部奮起抵抗，打退敵人多次進攻。至下午2時，日軍發起總攻，火力更猛烈，城內多處起火，破壞城上各防禦工事。
1月3日，國軍東北軍主力營長安德馨及第二連連長劉竇宸、第三連連長關景泉、第四連連長王宏元、第五連連長謝鎮藩等，冒死迎戰，英勇犧牲，其餘官兵也傷亡殆盡團長石世安曾多次組織反擊，均未奏效，乃於下午3時率餘部由西水門向石河西岸之線撤退。日軍佔領山海關，陣亡400餘人。1月4日，日軍又攻佔五里台，1月10日再佔領九門口。
榆關之戰，國軍東北軍第九旅1個團不足2,000人，與日本陸海空之強敵3,000餘人激戰3日，官兵傷亡過半，民眾傷亡近4,000人，500棟以上房屋毀於炮火。
《山海關》有「天下第一關」之稱，始建於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北倚燕山，南連渤海，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是保衛北京的重要屏障。修建工程歷經明代六朝;洪武、成化、嘉靖、萬曆、天啟、崇禎，歷時262年，建成七城連環，是萬里長城首道重要軍事防禦系統。(文字資料維基)

#歷史時空

【柳丁歐巴每天創作系列】歐ㄟ日記 🐾
特別篇故宮系列~明朝萬曆青花五彩百鹿尊

看到這陶器時，本喵真的好喜歡，奴才說明朝流行五彩技法，看起來五彩繽紛超級美麗，明代宣德年間開始流行五彩技法，到了嘉靖萬曆年間，幾乎到了燒製高峰。

你是不是也覺得這陶器超美呀！

#美麗的陶器奴才畫好久
#看得出來陶器上是什麼動物嗎？

#一起去故宮逛起來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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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版讀起來更好讀。齋主我向來看到消費史的書籍就愛不釋手，因為沒有甚麼比人類的消費行為，更能深刻理解社會的樣貌。此次閱讀《品味奢華》著實收穫良多，因其內容豐富，齋主僅能從其中擷取片段內容撰寫本文。實在也沒想到這篇文章，被我列入有品有閒系列文續寫的一篇。若你對本文有興趣，歡迎你也閱讀該系列文，若你對本書有興趣，也請你千萬買一本來支持。

#齋主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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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仁恕《品味奢華》一書，透過具體紀載，探討晚明社會的消費文化。作者指出晚明社會已經形成「消費社會」，並且以士大夫的消費文化變動，對比社會各階層關係之轉變，重新建構社會活靈活現的樣貌。本書以多項消費行為為例，如乘轎、服裝、家具、旅遊及飲食等，帶領讀者思考為什麼禮制法律的約束，遠遠跟不上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

明代早期因為多年不安定，包含改朝換代、政變加上著名的土木堡之變，政局相對不穩定，在這樣的態勢下，經濟自然無法穩定成長，所以禮法制度得以維持。在中葉後，由於政局穩定、人民富庶，加上資訊傳播迅速，社會自然形成各類奢侈品消費或炫耀性消費，特別是江南蘇杭一帶。

「炫耀性消費」的概念，過去齋主《有品有閒》系列文中，有過詳盡的討論。這概念是由經濟學家范伯倫於19世紀末之《有閒階級論》中提出。意指消費者之所以購買該商品，並不單單因為其「實用性」或「使用價值」而選擇購買，更多購買的緣由是「想要區分與大眾的不同」，或者說是某種階級優越性。因此商品價格越高，未必會因此乏人問津，有些人反而會購買原因，恰恰是因其高昂到其他人負擔不起的售價。購買這類商品，被視作《有閒》。而後20世紀中葉，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更延伸這類概念，將資本分作經濟、文化、社會及象徵四種形式，換句話說有人是為了彰顯文化而購買，有人是為了人際關係而購買，更有人只是為了必須身分而不得不買。對此觀念有興趣者，歡迎延伸閱讀齋主過去的文章，在此不贅述。

明朝初期，不管是太祖朱元璋或成祖朱棣，都制定了許多禮法制度，其目的除了要重新樹立朝廷權威之外，也為了重新建立社會的倫理秩序。光是服飾一項，太祖便訂立了許多規範，從帝后將相到販夫走卒，都制定了相關規範，從圖樣、顏色、布料甚至是袖子長短都有相關規定。在這樣的規定下，自然社會上看起來井然有序，社會上各種職業和階級都一目暸然。

在乘轎文化上更是如此。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大明會典》明定無論官轎與民轎都不得雕飾龍鳳紋。職官一品至三品許用間金妝飾銀螭繡帶青幔，四品、五品素獅頭繡帶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雲頭青 幔。轎子比同車製，庶民車用黑油，齊頭平頂，皂幔。轎 子比同車製，並不許用雲頭。而後洪武六年又列。令凡舟車坐轎、除紅漆外。許雜色漆飾。五品以上、車用青幔。餘並不許。其坐轎止許婦人、及官民老疾者乘之。轎子不但針對社會的階級差異訂立詳細規範，甚至對於民間用轎也早有相關規定。

乘轎與服飾文化，是本書著墨最深之篇章。確實明初朝廷對於各類事務的規範都十分詳盡，也或許符合當時社會民情和消費水準，但社會政局穩定發展，帶動的勢必是經濟快速發展。人民在生活越趨富裕的情況下，過去依據當時民情所訂立的相關規範，自是跟不上經濟發展。因此明中葉之後，富裕所帶來的奢侈消費習慣席捲民間，許多過去所訂立的階級規範，也在一次次的衝擊下逐漸破裂。

因為經濟能力的提升，服飾已不再只是彰顯經濟能力，更多的是為了顯現消費者的社會地位。經濟穩定發展的社會，必然產生許多資本主義下富賈商人。中國社會向來崇儒而貶商，這些經濟水平大幅提升的新富階級，自然無法接受社會地位連官職最低的芝麻官都不如，這怎麼可能為消費能力大幅提升的新富階級所接受。易位思考就很好懂，過去經濟能力差，只購買得起朝廷所規定的衣物，現在富甲天下了，難道還要依照規定購買過去那些爛衣服嗎? 人性使然，自然不會如此，因而開始模仿士大夫的穿著規定，只要保留相當的灰色地帶得以規避法律即可。事實上類似的行為並不只是發生在新富階級上，廣大的庶民百姓也因為經濟發展而提高了消費能力，也進而開始模仿那些較有社會地位者的穿著，不管模仿對象為士大夫或為新富階級。

明代因為政局穩定加上經濟發展，有著大量階級流動的需求。事實上朝廷也確實開放了比過往朝代更多的官位，甚至土木堡之變後還開放了商人能合法買官，但終生沒官做的儒生仍如過江之鯽。即便順利考上科舉，也未必真就能悠哉一世。

下層士人的社會地位著實尷尬。論財力他們遠遠比不上那些新富階級，論權力當然更比不上中高級官員，而好不容易考上了官，有了社會地位之後，榮華富貴也沒跟著來，反而發現日常生活中穿得比自己好的人多得是，甚至多數商賈和富二代，根本沒正眼瞧過自己一眼。晚明時「士商相混」的社會型態，除了買官所得到的官位之外，也多有士大夫從商而後致富者，因此在法規上實在難有明確的劃分和定義。對於下層士人來說，要保有自己的岌岌可危的社會地位，並不容易。

在大眾眼中，士大夫依然擁有社會階級和地位，因此士大夫更是成為大眾模仿的對象。因為經濟消費能力的提升，市井小民都在學習士大夫的穿著，儒服頭巾絲毫不足奇。即便嘉靖7年(1528)朝廷規定忠靖巾只能於某些士大夫所用，但到了萬曆年間(1563~1620)時，已為社會大眾用，甚至連衙門差役和算命師都在用。許多原本只有士大夫能用的服飾，平民百姓模仿也就罷了，在某些經濟發達的區域，許多被社會認定的底層職業，如奴僕、戲子、差役等都在仿傚。如此境況，可試想底層士人之社會處境。

士大夫雖然經濟能力不如人，權力也不如人，但在文化解釋權上還有一席之地。為了區別與其他仿效士大夫的平民百姓的差異，士大夫們開始利用在文化資本上的優勢創新服飾，進而維持其岌岌可危的社會地位。如前文所述之忠靖巾(冠)原為官員專用，後來生員也跟著使用，連平民老百姓也都跟著僭用，儒生為了區分與大眾的不同，加以裝飾修改，更名「凌雲巾」，以區分地位差異。

政治經濟穩定的發展，打造富庶的晚明生活。富庶的平民生活，才有能力模仿上層階級穿著，這種模仿他人穿著的行為，直接創造了時尚流行服飾。正因為流行時時刻刻在改變，禮制階級也隨之變得模糊而不可分。如果人人都有能力專錦衣華服，那真正區分社會階級的，也只剩下成本更高的其他「炫耀性消費」了。

比起服裝打扮來說，乘轎文化更是變化許多。明代初期便對乘轎者的身分階級及樣式有嚴格的規定，但隨著經濟發展、資本集中、城市化等影響，許多農村的剩餘人力都到了都市發展，龐大的勞動力帶動了乘轎服務的興盛。明初期的士大夫原本都騎馬或騎驢，但飼養良馬成本太高，多人共飼一馬也時有所聞，隨著城市勞動力上升，乘轎服務的價格比馬匹來得便宜太多，而轎子也遠比騎馬來得舒服快意，並且來得更氣派。

明代之初，乘轎文化尚未如此興盛時，朱元璋便針對文武大臣有乘轎騎馬等相關規定。太祖認為建國不易，武官需維持強健體魄和武術修習的生活，因此規定武官只可騎馬不可乘轎，只有文官大臣得以乘轎。聽起來立意良善，但唯獨出了個問題，那就是小文官也是騎馬，這讓武官直接被文官大臣比了下去，便是官勳再大的將軍也不能乘轎。事後想來，這或許是明代初期君主刻意為之，讓文臣大於武官，避免再興戰事，穩定社會發展的手段之一。但隨著社會穩定發展，武官帶兵的需求漸少，加上這些大將軍也終究會老，總會有被皇帝破例賜轎的一天，到了嘉靖萬曆年間，越來越多的武勳大臣都被破例准轎，慢慢這件事情也不怎麼稀奇了。

明代初期，對於乘轎者的身分是有嚴格規定的，只有三品官以上方可乘轎。但規定畢竟是老東西，隨著經濟水準的發展，乘得起轎子的人越來越多，這些規定也就隨之被打破了。前文提到明代「士商相混」的社會型態，許多富人讓孩子當官，許多當官的也變成了大商人，這些人的孩子也當然要循著相同的道路，若不是大商人就是考科舉。試想在如此優渥家庭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又怎麼可能接受百多年前不准乘轎的規定呢? 是以明朝後期，除了考上舉人的也在乘轎，甚至連單純的富二代考生也在乘轎。試想以這樣的社會風氣，不難想像中高階級以上者，大多都靠著轎子代步，乘轎文化早已見怪不怪。

乘轎成為了彰顯社會地位的「炫耀性消費」。前文所提到的流行服裝，因為產量上升而售價降低，進而導致社會上幾乎人人消費得起，無可再以服飾差異區分彼此階級上的不同，因此門檻較高的乘轎，成為士商階級證明自身優越的最佳方式。

本書除了服飾、乘轎之外，也討論了家具、旅遊和飲食等面向，但都脫不了因為消費能力增加而出現的僭越，或是既有身分地位的人為了保有優越性，選擇了排斥廣大平民百姓的新樣式或新方法並重新建構其社會地位等相關論述，是本不可多得的好書。不過本書真正帶給我啟示的，卻反而是對當代民主制度的思考。

為什麼當代的民主制度主張人人平等，法律上不再有階級上的差異? 人人平等或許是個口號，也因為平等是寫在憲法中的前提，導致我們鮮少思考這類問題。我們都知道民主制度建立在人權自由上，這種基礎個體的自由，建構了自由經濟市場。就如同晚明因為經濟發展快速，雖然不是民主政體，但市場消費卻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資訊流通得太快，產品發展得太快，消費者的心也改變得太快，這類自由市場無法靠著過往禮法制度硬性規定。這種硬性規定，反而成為人民刻意打破並效仿的法則，加上國家又怎麼可能有這麼多行政資源，成天針對這些不遵循禮法來逐一取締或執法?

或許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相同的消費革命或僭越並沒有發生在古代? 我們無可得知，只能給個粗糙的說法，可能是因為科技進步的速度太慢，交通技術的匱乏，甚至是經濟成長的幅度不夠，不足以在短短數十年間出現改變社會的大變化。反觀如今社會，短短數年間的變化，不管是產業轉型、供應鏈的改變、生產方式的革新等等，都不是16世紀的明朝人能想像的。這樣的社會，又怎麼可能靠著硬性禮法制度來管理?

民主制度取消了貴族特權，卻也成就了所有人民成為貴族的機會。正因為人人眼中都是機會，所以才會出現諸多浮誇到無可理解的炫富行為。這些「炫耀性消費」對民主社會來說是良好的象徵，正因階級沒有固化，民眾有階級翻轉的機會，所以才有追求幸福或分享成功的舉動。

那些存於民主制度中的惡俗消費舉動，諸如嘻哈歌手在勞斯萊斯裏頭撒鈔票、建商各種封官晉爵的建案名稱、整形診所廣告上每個看起來都一樣的複製塑膠人、臉書直播中充斥的盜版名牌精品、商標比臉還大的POLO衫、開賓士C300但加油只能加300元、排氣聲又大又難聽的汽車、下雨天還要悉心保護的名牌包，以及電視機上各種談財務自由的發財節目的等惡俗行為，皆是平日裡看不慣的惡俗。這些行為看似與本書無關，但其實這些行為的背後，都是某個市井小民在這自由社會中，表達幸福的一種方式。反過來說，正是因為人人都有自我的幸福得以追尋，民主制度才得以穩定成長。若人人都沒有表達幸福或成功的衝動，代表社會的階級固化已久，這股內心的抑鬱累積於內部過久，必定會導致一波巨大變動，例如戰爭或革命。

綜觀台灣十數年來，「炫耀性消費」是越來越多，不但許多年輕人每年都準備要出國遊玩，平時假日也不忘要去高級餐廳用餐，也追逐各類時尚或3C精品。這些需求也誕生了各類旅遊、美食和開箱部落客。雖然品質、品味和方式，不見得是社會上廣泛能接受的，甚至多數旅遊或美食內容也難入真正內行人的法眼，但這些資訊的出現和整理，代表整個社會是富裕且有能力追尋幸福的，更代表台灣政治和經濟是穩定成長的。這無疑是件好事。

我很推薦這本《品味奢華》給所有齋友。我沒有想過這本書的內容，帶給我許多啟發，甚至讓我重新反觀台灣社會的現貌，進而產生了更多的信心，和更樂觀的態度。

#齋主談文化

#明朝 是一個大朝代，但皇帝每個都混得出名
那明朝到底有那些奇葩皇帝呢

第一集:https://youtu.be/DhZ5GStOXJs

世宗朱厚璁(1507-1566)，年號「嘉靖」
穆宗朱載垢(1537-1572)，年號「隆慶」
神宗朱翊鈞(1563-1620)，年號「萬曆」
光宗朱常洛(1582-1620)，年號「泰昌」
熹宗朱由校(1605-1627)，年號「天啟」
思宗朱由檢(1610-1644)，年號「崇禎」

我要上京當官：明朝一點都不鐵飯碗之公務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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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明清史 陳捷先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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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鎮曾名烏墩和青墩，具有六千餘年悠久歷史，是全國二十個黃金周預報景點及江南六大古鎮之一，同時烏鎮是”中國最後的枕水人家“。隸屬浙江省嘉興市桐鄉，西臨湖州市，北界江蘇蘇州市吳江區，為二省三市交界之處。烏鎮原以市河為界，分為烏青二鎮，河西為烏鎮，屬湖州府烏程縣；河東為青鎮，屬嘉興府桐鄉縣。解放後，市河以西的烏鎮劃歸桐鄉縣，才統稱烏鎮。全鎮轄13個社區居委會和18個行政村。陸上交通有縣級公路姚震線貫穿鎮區，經姚震公路可與省道鹽湖公路、國道320公路、318公路、滬杭高速公路（申嘉湖高速）相銜接。烏鎮距桐鄉市區13公里，距周圍嘉興、湖州、吳江三市分別為27公里、45公里和60公里，距杭州、蘇州均為80公里，距離上海有140公里。烏鎮是典型的江南地區漢族水鄉古鎮，有“魚米之鄉，絲綢之府”之稱。1991年被評為浙江省歷史文化名城，1999年開始古鎮保護和旅遊開發工程。 2001年，烏鎮保護開發東柵工程東柵景區正式對外開放，一期景區面積約0.46平方公里，保護建築面積近6萬平方米，是中國著名的古鎮旅遊勝地。景區游程達2公里，由東柵老街、觀前街、河邊水閣、廊棚組成，工程全部完工後，東柵景區占地面積約為0.9平方公里，設有十多個景點。西柵位於烏鎮西大街，毗鄰古老的京杭大運河，並有公路直通江蘇、蘇州和桐鄉市區，交通十分便利，與東柵以旅遊觀光為主題不同，西柵打造的是商務旅遊、休閒度假為主。西柵景區占地3.4平方公里，縱橫交叉河道9000多米，需坐渡船出入，有古橋72座，河道密度和石橋數均為全國古鎮之最，景區內保存有精美的明清建築25萬平方米，橫貫景區東西的西柵老街長度達1.8公里，兩岸臨河水閣綿延1.8公里餘。景區北部區域則是五萬多平方米的天然濕地。
寒山寺，位於江蘇省蘇州市城西閶門外5公里的楓橋鎮，座東朝西，門對古運河。寒山寺相傳始建於六朝時期的梁武帝天監年間（502年-519年），初名「妙利普明塔院」，唐貞觀年間，傳說當時的名僧寒山和拾得從天台山來此作住持，遂改名寒山寺。寒山寺因唐朝詩人張繼的《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而聞名中外。宋朝太平興國初年，節度使孫承祐建七層浮屠。嘉祐中改「普明禪院」。紹興四年僧法遷重建。明朝洪武、永樂、嘉靖、萬曆各帝都重修寒山寺。嘉靖年間，僧本寂鑄大銅鐘和鐘樓。清道光年間，寒山寺發生全寺僧侶香客140多人為方丈祝壽時誤食毒菇死亡的意外，以至香火一度中斷，直到數年後方得重建。近年，各地遊客，特別是日本、韓國遊客經常專程在新曆元旦、舊曆除夕到寒山寺聽新年鐘聲。同時，一些媒體也通過直播新年鐘聲給予了關注。據日本帝寶博物館（今東京國立博物館）館長股野琢在1908年記載於《葦杭遊記》的說法，寒山寺的唐鐘疑似在八國聯軍時被匪徒掠奪，被日本人大隈伯輾轉賣到日本，後遭富山縣某不識貨的寺院熔鑄新鐘。1905年江蘇巡撫陳夔龍向日方索討，調查後發現無鐘可還的日方只好含糊其詞，於翌年鑄新鐘相抵。寒山寺現有兩口百年老鐘， 一為陳夔龍主導製造的大鐘，另一為1906年日本製造的殿鐘，鐫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銘文。2007年，寒山寺設置了在武漢鑄造的一口108噸新銅鐘，銅鐘高8.5米，口徑5.2米，鐘面鐫「古寒山寺」四個大字和《妙法蓮華經》經文。另有鐘樓，目前開放給參觀民眾體驗昔日夜半鐘聲到客船的惆悵悽涼之感。因其寺的聞名，甚至在中日戰爭當時，李香蘭在自己出演的「支那之夜」裡的歌曲「蘇州夜曲」中的歌詞「鐘が鳴ります／寒山寺（響起的鐘聲迴盪著／寒山寺）」亦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