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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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好長篇文章分享~寓意深遠
世上只有一種成功,就是用你喜歡的方式度過一生。不泯然於眾,只遵從內心真實的感受,欣然向前。
明末年間,有一副畫傳到了著名的收藏家吳洪裕手上,他把這副畫看得比命還重。去世前,跟家裡人說了句:
這幅畫我得帶走,你們把它燒了吧。
家人看著吳洪裕死前最後一口氣都咽不下去,只好當他的面開始燒這幅叫《富春山居圖》的畫,侄子吳靜庵趕到,一把將畫從火盆里奪出。
畫燒成兩截,前半截為《剩山圖》,後半截為《無用師卷》。
畫這副畫的人是一個元朝人,叫黃公望。
01
公元1269年,黃公望出生於江蘇常熟。
他是那個時代最大的loser,從小讀遍四書五經,考科舉,到了45歲,才在浙西廉訪司當了一名書吏。
官還沒做幾天,他的上司張閭,因貪污舞弊掠奪田產逼死了九條人命,朝廷抓了張閭,順道把黃公望也抓了。
等黃公望出獄時,已經過了五十歲。想想這一生,也快走到了盡頭。
元朝的一天,黃公望正在屋裡寫字,做官的朋友來了。
跟他說: 「去我府上做書吏吧!」
黃公望把筆一放,說了句:做官,不去了,不去了,你趕緊回吧,我也要出門了。
官場朋友問:你要去哪?
黃公望答:當道士!
黃公望門也不鎖,拂身而去,從此浪跡天涯。
那一天起,黃公望便開始向人生莽原出發,與過去的生活徹底決裂。
他不再討好誰,也不再將時間浪費在無聊的人、無聊的事上,他過極簡的生活,並有乘風破浪的氣勢。
一個人真正的成熟,是從懂得認識自我開始的。
在古代,50歲已是人生暮年,也許等待黃公望的除了死亡,也就剩下死亡了。
可死亡從來不是人生最可怕的事情,人生最可怕的事是人未老,心已死,心死了,時間也會跟著死了。
對於黃公望來說,他的人生盛宴才僅僅是剛剛開始!
02
黃公望學畫畫,想到了就立馬去學。
他來到大畫家王蒙那裡,王蒙是大畫家趙孟頫的外甥,棄官隱居於浙江餘杭的黃鶴山。王蒙一看黃公望都年過半百了。
就擺手說:你都五十了,還學什麼呢?太晚了,回去吧!
黃公望並不在意,悶頭就學,在任何人看來,這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可是黃公望卻偏偏在紙張上出發了。他每天坐在一塊大石頭上,盯著對面的山看,一看就是幾個小時,眼都不眨。
幾個月過後,黃公望畫畫大有長進。王蒙不解,跟著他身後去看。每次都看到黃公望坐在大石頭上紋絲不動,像個死人。
後來實在忍不住了就問:「你每天都坐在大石頭上,幹什麼呢?」
黃公望說:我在看山看水啊,觀察鶯飛草長,江流潺潺,漁人晚歸。
王蒙說了句:那你繼續看吧!
之後的29年里,黃公望走遍山川,遊歷大江,走哪看哪,極度專注,沒有人知道他去過哪裡,好像他的行蹤是一個永恆的謎。
但是只要他安靜下來,整個世界好像都是和他無關的。
03
元朝至正七年,這一年黃公望整整79歲。
那是一個秋天,落葉繽紛。黃公望和師弟無用,從松江遊歷到浙江富陽。
只見富春江面,江面如練、漁歌唱晚,他跟無用說:我不走了,我留下來畫畫。
無用說:你自己留下來,沒有人照顧你怎麼辦?
黃公望一個人坐下,氣定閒神。不管無用師弟如何勸他,他也紋絲不動。
無用師弟只好一個人獨自雲遊去了。
79歲的黃公望在富陽住下,每天都是一個人,孤零零地到富春江邊看山看水。
一天中午,黃公望來到城東面的鸛山磯頭,坐在富春江邊的礁石上,拿出紙筆,對著江岸開始作畫。突然背後有人一把將他推入江中。
推他的人是黃公望以前的上司張閭的外甥汪其達。
當年黃公望在監獄里供出了張閭的罪行,汪其達懷恨在心,這恨一裝心裡便是30年。查到黃公望的行蹤後,就偷偷下了毒手,要致黃公望於死地。
黃公望掉進江裡,差點沒命,這時正好有一個樵夫路過,扔了擔子跳入江中,把黃公望救了起來。
樵夫古道熱腸,跟他說:既然有人要害你,你這麼大年齡了,又不能自保,我家住在江邊的山上,你住我家吧。
黃公望步履蹣跚,跟著樵夫踏上了沿江而下的驛道,走了不到十里路,來到一個叫廟山塢的山溝裡。
當登上一道山梁,眼前出現了一片凸起的平地,零星住著七八戶人家。
此處三面環山,一面臨江,酷似一隻淘米的竹編筲箕。黃公望舉目四望,此處山巒起伏,林木蔥籠,江水如練。整個富春江盡收眼底,景致奇美!
04
黃公望就此住下,一住就是四年。這四年里,天一亮,黃公望就戴著竹笠,穿著芒鞋出門,沿江走數十里,風雨無阻。
遇到好景就停下來畫,心隨念走,身隨緣走,在他刪繁就簡的人生里,所到之處皆為風景。
人真正的成熟,就是明白每天發生在我們身邊的99%的事情,對於我們和別人而言,都是毫無意義的。
黃公望就是這樣的人,他只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自己關心、傾注的1%的美好事物上。
周圍的人看著黃公望都說:這個老人,都快死的年紀了。每天還活得匆匆忙忙,何必呢?
而對於黃公望來說,死是一件並不著急的事,他每天快要忙死了,忙著做自己該做的事。總是有畫不完的畫,寫不完的字,走不完的路,看不完的景。
他是真忙,忙死了!
除了畫畫,黃公望常常接濟村裡人。
有一次,他拿出一幅畫,落款「大痴道人」,讓樵夫帶到城裡去賣,並囑咐:沒有十兩銀子不要出手。
樵夫一聽,這張皺巴巴的紙要賣十兩銀子,覺得這老人准是想錢想瘋了。當他來到集市,鋪開那張紙。立馬有買家過來,掏出十兩銀子,買了就走。
樵夫很吃驚,自己就是砍一年的柴,也掙不到十兩銀子啊。
這以後,黃公望每兩三個月就讓樵夫去賣一幅,賣畫所得全部接濟村民。這個村被黃公望的畫生生包養成了小康之村。
05
黃公望80歲那年,開始正式畫《富春山居圖》。
他要在這副畫中講述一條河流的一生,他要在這幅畫中,講述時代和人類的悲喜。
對於別人來說,畫如此大畫,本來就是艱難的,更何況是一個80歲耄耋老人呢。
可對於黃公望來說,他做每件事從不管別人如何評價,我高興,我開心,這就夠了,我就是要在紙上出發。
雖然我已80歲,難道就應該「泯然於眾」,內心的感受才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富春江的四面,有十座山峰,峰峰形狀不同,幾百棵樹木,棵棵姿態迥異。
黃公望踏遍了富春江兩岸,背著畫卷帶著乾糧一路前行。漁舟唱晚,樵夫晚歸,山林寂靜,流水無痕都變成了他人生的注腳。
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人用了四年,和河流真正的對話。對話中,可以說富春江讀懂了黃公望,黃公望也讀懂了富春江。
《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局部
06
四年之後,黃公望84歲,被後世稱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的《富春山居圖》全部完成。
在這幅畫里,有蘇東坡想看的「遠山長、雲山亂、曉山青」,
也有屈原想看到的滄浪之水,可以濯吾纓。
黃公望彷彿聽到河流喜悅的聲音。
也聽到了河流哭泣的聲音,
聽到自己科考時的得意,
也同樣聽到了他46歲時坐牢的痛苦。
畫中,黃公望把人藏在山水之中,畫里有8個人,一般的人只能找到5個。
在黃公望看來,人在山水之中,不需要被別人看到,領悟與回顧,人的一生,其實就是也無風雨也無晴。
600多年前,80歲的黃公望用了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完成自我。
和我們普通人相比,黃公望也許是苦悶的,沒有燈紅酒綠,也沒有推杯換盞的聲色犬馬,而人的生命中最承受不起的不是勞苦、不是疲憊,而是輕浮,輕浮得沒有生命的重量、沒有生命的價值。
黃公望也是幸福的,在這副「遠山長、雲山亂、曉山青」的畫里,他找到了整個世界。
現實生活里,我們常常聽別人說自己年齡大了,無法前行。
其實真正牽絆自己前行的原因不是年齡大了,而是懶惰和懷疑。真正要出發的人,隨時出發,便會海闊天空。
作家三毛說:「等待和猶豫是這個世界上最無情的殺手。」你一直在等一個最合適的時機做你想做的事,然後又一直在猶豫中虛度時光。
試想一下,當我們在80歲的時候,還有沒有勇氣為自己準備新的追求,還有沒有勇氣做選擇,還能不能真的堅持做一件「不死不休」的事兒?
前半卷《富春山居圖·剩山圖》
尺幅:縱31.8釐米,橫51.4釐米
後半卷《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全卷
尺幅:縱33釐米,橫636.9釐米
07
當黃公望將《富川山居圖》畫完,他長舒一口氣,重重將筆扔入江中,長吁這一生,我完成了。
這些年,他的師弟無用到處找他,公元1353年,無用師弟終跟隨著賣畫的樵夫找到了黃公望。
當看到巧奪天工的《富春山居圖》時,無用師弟熱淚縱橫。
而喜極而泣的黃公望則不發一言,悄然在畫卷題字,舉手將自己用了全部生命完成的《富春山居圖》,贈予無用師弟。
四年的嘔心瀝血,黃公望毫不在意,與其獲取浮名,不如一場君子之交。
與現在的人相比,黃公望才是真的灑脫,也是真的曠達,他像是一個種花的人,種下、施肥、然後用數年之久等待花開,花開一瞬,他卻將花摘下,舉手贈予他人。
真正的曠達就是享受追求的過程,而從不在意結果的得失。
真正的灑脫是廣廈萬間,我夜眠不過七尺,良田千頃,我日食不過三餐。我想要的很少,心滿意足,這就足夠了。
一年後,黃公望長笑而逝。至今依然可以想到,663年前,一位元朝的老人離世,在離世時,臉上一定無比安詳,面帶微笑。
他的一生毫無遺憾地走了!
08
故事講完了嗎?
並沒有!
黃公望離世之後,這副畫的經歷更加離奇。
明朝的某年某月,這幅畫到了江南四大才子沈周手裡,沈周視為珍寶,可在一個深夜,畫作竟不翼而飛,然後就在歷史上徹底消失了。
又過了一百五十年,順治七年(1650年),《富春山居圖》突然出現在著名收藏家吳洪裕手上,在他收藏上萬件藏品中,唯獨只愛《富春山居圖》。把畫看得比命還重。
病逝之前,奄奄一息的吳洪裕躺在床上,吃力地向家人吐出一個字: 「燒!」
家人看著吳洪裕最後一口氣都咽不下去,只好當他的面開始燒《富春山居圖》,就在畫投入火盆的時候,侄子吳靜庵趕到,一把畫將畫從火盆中拽了出來。
可惜這幅畫已被燒成兩截,前半截,稱之為《剩山圖》,後半截稱之為《無用師卷》。
兩幅畫輾轉多位藏家手中,歲月沈浮,在民間若隱若現。
1938年,《剩山圖》進入浙江博物館。
1948年,《無用師卷》輾轉到達台灣。從此《富春山居圖》前後兩截分隔兩地。
2011年6月1日,距離吳洪裕燒畫那一年,整整過去了361年。
《富春山居圖》的兩截,《無用師卷》和《剩山圖》才在分別之後,正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重新遇見。
兩岸的文化人說這叫: 「山水合璧」!
這一切,就像一個人的命運,生死別離,天涯斷腸,就如杜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故事到此講完了,講故事的人最有心,聽故事的人總動情。
複製品《富春山居圖·剩山圖》和《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疊在一起合成一卷的局部圖
原畫有《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右半部分在裝裱時加上題詞,兩卷無法合一
09
600多年過去,當年80歲的黃公望在富春江畔駐足,然後用了整整用了4年,只做了一件事。
今天,學會了如何生存的我們,卻遠沒有學會如何生活。我們迷失在了手段裡,卻忘了不論多大的事業,真正的目的是為了生活。
如何才能找到自己,其實答案就在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里。
今天我們學習黃公望,是學習選擇。
生活有兩條路,一條是社會要求我們走的,一條是我們自己想走的,你只有堅定內心的選擇,並奔赴向前,才能活出真正的那個自己。
今天我們學習黃公望,是學習等待。
在匆忙的生活中,試著放緩自己的腳步,讓等待變成一種心態,一種態度,只有坦蕩如水時,你才能看到最美的東西。
今天我們學習黃公望,是學習灑脫。
讓自己灑脫地安靜下來,聆聽自己的心跳與呼吸,我相信,只有這樣,你的生命走出去時才不會慌張。
今天我們學習黃公望,是學習尋覓。
若你還算年輕,你還敢不敢沸騰一下血液,綁緊鞋帶重新上路,敢不敢勇敢一點兒面對自己,去尋覓那些能讓自己內心強大的力量?
然後,此生無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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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強勢推動「送中條例」修法,為此流亡臺灣的香港銅鑼灣書店1店長林榮基回憶 2015 年被中國便衣人員帶走、關押 8 個月的經歷,強調中國所謂的法律、罪名是「他說有就有。」更痛斥已不能信任香港政府,指出「送中條例」讓中國法律直接在香港適用,香港政府將為中國執行嚴苛的全面管制,林榮基說:「他(中國)提出要在臺灣實行一國兩制,這就是一國兩制。」並表示「我也很莫名其妙臺灣有人支持大陸統一臺灣。」同時,林榮基認為所謂「兩岸一家親」的身份認同是根源於文化認同,但是從中國幾千年歷史來看,中國文化裡面從來就沒有人權,即使推翻中國共產黨,接下來的政權依然會是專制政府,指出「中國文化出了很大問題」、「這個文化在臺灣影響也很大」。
林榮基 (6) 日出席臺大歷史系學生會舉辦、「四六事件七十周年暨轉型正義」系列活動最後一場講座「看看香港想想臺灣:從銅鑼灣書店事件到逃犯條例」,他在講座上回憶自己在 2015 年,從廣東深圳入境中國時被便衣人員強行帶到浙江寧波、並關押 8 個月的經歷。他表示當時遭受到龐大的精神壓力,中國政府派人全天監視他,他不能與家人通信、不能請律師、與外界斷絕聯繫, 24 小時都不能說話,不停被恐嚇「你一輩子都關在這個地方。」雖然中國政府因為要他在電視上認罪,為了「畫面好看」而沒有對他刑求,但是藉由長期的精神壓力,讓被關押者留下心理傷害,他說:「有人被關到腦袋出問題。」並表示現在恐懼仍然藏在他的身體裡面,平時會被壓制,但是「在晚上做夢的時候,夢裡面他出來了。」
而在林榮基被關押在中國時,中國官員竟出示原應保密的書店訂戶資料給他看並審問他和訂戶的關係,令他吃驚又害怕,疑心中國派人駭進書店電腦偷走資料或是書店裡有人接應中國官員。當時中國官員告訴他是書店經營者李波將資料交給他們,讓他以為李波出賣了訂戶,直到 2016 年 6 月返回香港之後才知道李波遭到中國政府跨境綁架,而書店也被中國收購。中國政府同樣要求林榮基將銅鑼灣書店的客戶資料帶回中國,但是林榮基認為此舉是出賣客戶,決定召開記者會公開被帶走、被關押的真相。
林榮基表示中國政府發給他一支小米手機,回到香港後無論他去哪裡,手機都會將他的 GPS 定位回報給中國政府,也有中國人跟蹤他,他承受不住巨大壓力,同時不斷思考聽令回去中國會怎麼樣、不回去又會怎麼樣,李波、張志平(其中一名被失蹤的書店員工)會怎麼樣,而 6 千名香港人上街聲援銅鑼灣書店事件讓他認為「這不只是我們 5 個人2的事。」擔心將來中國政府會跨境到香港抓走更多人,於是下定決心發聲,公開整起事件。
他表示 5 名「被失蹤」的書店股東和員工中,除了桂民海依然被中國控制行動,自己之外的其餘 3 人都有家人在中國,自己只有女友在中國,若自己不回去中國對女友也有好處,認為自己承受的壓力是最小的,決定由他將整起事件公開,中國當局因此威脅要以「違法經營書店」的罪名對他發布通緝,這也是他在今年 4 月了解到「送中條例」的威脅性,而決定流亡臺灣的原因。
呼籲臺灣人關心香港「送中條例」
三年前公開銅鑼灣書店事件後,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林榮基曾說最擔心的事就是要離開香港,沒想到三年後他真的離開香港了,「因為《逃犯條例》。」林榮基指出,被香港人稱做「送中條例」的《逃犯條例》修法,最糟糕的就是讓香港適用中國法律,只要香港出現影響中國管治的言論,中國就可以利用《逃犯條例》把人抓到中國判刑,此舉等於架空維持香港高度自治的《香港基本法》3,林榮基表示:「我們有集會遊行的自由,這個法一出就都報銷了。」
林榮基強調:「不要以為這個條例生效以後不會對你們(臺灣人)有影響。」他解釋,只要發表過批評中國的文章、參加集會遊行、參加座談會,都會被中國認為違反國家安全的法律,對中國產生威脅,以後只要在香港轉機,都會遭到扣留,被移送中國判刑。在整個過程裡,只要中國政府提交所謂的「犯罪證據」,香港政府政府就會依據《逃犯條例》條文進行「送中」。他指出,「送中條例」不只對臺灣人有影響、對香港有影響,對西方的人權人士來說,只要曾經說過中國哪裡不好,將來在過境香港時都會出問題。
林榮基說:「臺灣好像對這個條文沒什麼關注,這很奇怪,因為這個條文對你們影響很大。」並表示自己當時在中國被關押時的罪名就是「違法經營書局」。經營書局在香港是合法行為,但是他有沒有違法、罪名是什麼,「他(中國)說有就有啊。」並表示自己詢問過罪名是怎麼來的,但是中國官員只回應「不用解釋。」就命令他寫認罪書。「中國大陸不跟你講道理啊。」他說,同時舉例中國 709 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4中被帶走的上百名律師也都是莫須有的罪名。
「我們現在是不能相信香港政府的。」林榮基指出中國透過香港執行管制,說:「他(中國)提出要在臺灣實行一國兩制,你看看,這就是一國兩制。」並表示:「我也很莫名其妙有人支持大陸統一臺灣,我真的搞不清楚。」
林榮基:中國的專制根植於傳統文化
提到近期有許多紀念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 30 週年的活動,林榮基表示已經不再參加類似活動,因為「我們都知道六四是屠殺事件,但罵了共產黨 30 年還是一樣,等於沒有反思。真正的反思不單是對這個政權,我還要反思這個政權怎麼來的,為什麼歷朝歷代都是專制政權?」他指出清末學者王國維提出周朝是中國第一個統一的朝代,而孔子推崇的周朝禮教建制是大一統思想的根源。林榮基認為,周朝禮教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建立起的國家觀念是一個從上而下管制的等級關係,而這個國家觀念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不存在人權、不存在民主,只崇尚大一統。他說:「所以我們批評中國文化出了很大的問題,就是沒有人權的觀念。」
禮教的等級觀念隨著儒教文化流傳,利於歷朝歷代的中國政府實行嚴格的管制。林榮基認為,在隋朝時開始中國的科舉文化,等於展開教育管制,導致全部的中國人都去讀四書五經、認同儒教文化,扼殺了自由思想,變成全中國由下而上的單一思想。他更分析,龐大的中國以農立國卻不發展商業,是因為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農業可以將所有人困在一塊土地上,「是不是最好管制啊?」而發展商業產生的貨幣會將經濟的控制權從中央政府轉移到人民手中,影響了政府管制,而自由貿易、自由市場象徵了人和貨物的流通,更加無法進行管制,所以中國文化幾千年以來都主張農業經濟。林榮基更指出,美國總統川普在美中貿易戰提出中國貿易結構的問題,希望中國開放市場、進行公平貿易,但是他認為「中國大陸是不會開放的,因為他一直的管制是很有效的。」強調中國幾千年不變的管制已讓專制統治成為結構性的問題,「不可能改變了。」
林榮基表示雖然中國共產黨的體系有問題,但中國最主要的問題是「我們的歷史就是專制,你罵共產黨有什麼用,推翻共產黨有什麼用,從歷史上來講會起來的也是專制的政權。」認為中國的問題根植於文化結構,必須從歷史層面去理解。他還舉例已有 100 萬人被關進監獄的新疆,指出新疆維吾爾人的文化異於中國傳統文化,這會對中國的管制產生影響,因此中國政府一定要把維吾爾人的文化摧毀來維持專制。
而對中國大一統思想文化的認同在臺灣帶來身份認同的問題,林榮基指出:「這個文化在臺灣影響也很大,你看那個兩岸一家親。」表示在臺灣有人提出「兩岸一家親」說法,是在思想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是文化上的問題。」
林榮基還提到現在臺灣有很多「紅色媒體做假新聞。」表示如果每一個臺灣人本身對社會上一些問題都有了解,都關注自己的地方,每一個人的公民素質高的話「他能造謠嗎?」並說:「如果臺灣還是一個自由的地方,你不用怕的。」他向臺灣人喊話:「我不談發財不發財,就看你們要不要大一統,要不要給人管制。你現在是一個自由的人,是自由重要還是發財重要?這離不開人的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