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論述中，八二三砲戰絕對不會提的幾件事：四萬臺灣充員兵、日本軍事顧問團「白團」以及影響關鍵之美援。取而代之的是「郝柏村打贏八二三砲戰守護ROC」、「要不是ooxx你們早就完了」之類的黨國神話。
他們不講我們自己講，今天就來看看八二三砲戰其中關鍵之一的「白團」？「白團」和郝柏村又有什麼關係？
二戰後中國陷入國共內戰，被共軍打趴逃竄的蔣介石，也面臨遭美國放棄的窘境，於是試圖借助日本軍人的力量。1949年原為日本帝國陸軍中將的根本博因緣際會化名「林保源」成為蔣的軍事顧問，並在古寧頭戰役中運用口袋戰術協助全殲共軍，成為日本軍人助蔣抵抗共軍的先例。
而同年原為日本帝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岡村寧次等人，也在東京募集原日軍軍團參謀及軍官成立軍事顧問團，其中原日本帝國陸軍少將富田直亮化名為「白鴻亮」擔任領袖，因此稱為「白鴻亮軍事顧問團」，簡稱「白團」。
白團前來臺灣支援逃竄來臺的蔣介石勢力，1950年成立「圓山軍官訓練團」由白團對蔣軍高級軍官及將領授課，之後陸續加入原日軍菁英人物達數十人之譜，成為蔣介石及國民黨掌控之中華民國政權抵抗中共的重要力量。
1952年末白團成立「黨政軍聯合作戰研究班」，訓練含郝柏村在內的國民黨高級幹部長達10年以上。1958年八二三砲戰爆發白團親赴前線，其訓練之將領也發揮作用，最終轉危為安。蔣介石曾表示「金門戰地指揮官除了師長以外，全部都是白團訓練出身」。
團長富田直亮年老後返日，遺言將一半骨灰放置臺灣(安置於今新北樹林海明寺)。
諷刺的是，平時動不動挑動仇日情緒或恥笑臺灣人是皇民的黨國勢力，卻絕口不提自己曾借助日本人力量抗共的歷史，將其抹個一乾二淨，白團在郝柏村的生命經歷與八二三砲戰中也理所當然的消失。
圖： 富田直亮 （化名白鴻亮）接受中華民國政權贈勛
延伸閱讀
《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
http://gjtaiwan.com/r/m8
國共內戰 戰術 在 Re: [問題] 國共內戰時的人海戰術- 看板Warfare - 批踢踢實業坊 的推薦與評價
※ 引述《winnie53 (小熊維尼)》之銘言：
: 請問老共是真的要百姓在前面衝,消耗國軍的子彈嗎
: 還是只是國民黨的宣傳詞
當然是國民黨的宣傳詞﹐能比CCP的宣傳更離譜的﹐就是KMT的宣傳了～
關於人海戰術﹐我目前看過的最好的分析批駁﹐是大陸楊奎鬆先生
寫的一篇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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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歷史﹐小道德－黃仁宇《黃河青山》一書讀後
楊奎鬆
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學﹐第一次見到大學服務中心的熊景明小姐﹐
也第一次聽說黃仁宇先生出了一本回憶錄﹕《黃河青山》。熊小姐對
這本書讚不絕口﹐而引起我強烈興趣的﹐更多的卻是因為熊小姐提到
了書中講述的一個細節﹐即林彪當年如何用“人海戰術”與國民黨軍
隊作戰。那情景﹐聽得人頭皮發麻。
幾天後﹐我終於借到了黃仁宇先生的這本遺著。還好﹐讀到有關
林彪的“人海戰術”那一段時﹐我發覺事情原來並沒有太超出我的想
象。黃當時作為鄭洞國將軍的副官前往東北參加接收工作﹐恰好趕上
1946年5 月四平街戰役結束。他寫道﹕“我們抵達前線時﹐剛好是戰
役結束後沒幾天﹐看到鐵軌旁和田野裡散布著無數的屍體。一位新一
軍總部的參謀對我形容何謂‘人海戰術’。他說﹕”他們會在前線擺
出一千人﹐但空間隻有幾百碼寬﹐通常隻能容下一個連。你會想﹕這
些人不傻﹐他們隻是瘋了﹗但讓我問你﹕你可以砍殺多少人呢﹖四百、
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這些人的後面還有數百
人在那裡。相信我﹐他們絕對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機關槍﹗‘“至於為
什麼這些士兵能夠如此效命﹐黃相信林彪使用了”殘忍“的手段﹐他
為此引述了戰役結束後投誠到國民黨一邊來的林彪部隊的一個作戰參
謀的說法﹐即﹕”林彪對自行撤退的將領處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
下令槍決兩名連長。“
黃的這段描述﹐有一個最大的缺陷﹐就是並非親歷親見﹐而是
“道聽途說”。這並不是說黃聽來的事情一定不可靠﹐而是說當黃不
再是以一名國民黨軍官﹐而是以一名歷史學家的身份來寫這本書的時
候﹐使用這種聽來的資料理應做到更加謹慎。因為﹐類似的說法﹐在
國民黨人當中曾經十分流行﹐但未必十分準確。記得幾年前在台北國
史館做韓戰問題的報告﹐當時就有聽眾提問﹕聽說中共作戰主要是用
俘虜在前面打沖鋒﹐出兵朝鮮﹐也主要是擔心幾百萬國民黨軍的俘虜
不可靠﹐因而要把他們派去朝鮮送死﹖
中共士兵是作戰勇敢﹐還是被逼送死﹖站在不同的角度﹐難免會
有不同的回答。問題是歷史學家必須深入考察表象背後的具體原因﹐
而不能簡單地把士兵屍首橫陳歸結為林彪“殘忍”的結果。畢竟﹐稍
有軍事史研究經歷的人都會了解﹐在當年﹐槍決作戰中不聽命令、
“自行撤退”的軍官的﹐並不隻是一個林彪﹐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將
領也同樣如此。即使事情發生在美軍中﹐也一樣要上軍事法庭。至於
為奪取和堅守一個陣地﹐投入過多的兵力﹐造成過多的死傷﹐也與
“人海戰術”的主觀意圖沒有太大的關系﹐黃書中提到的1937年的淞
滬戰役和1938年的台兒莊戰役﹐其實也都有同樣的問題。但黃在提到
蔣為了固守上海﹐將數十萬軍隊“擠在一個很小的區域內﹐因此蒙受
重大損失”的這次作戰時﹐卻表現出高度的理解和同情。事實上中共
1946年之所以在四平街附近投入相當多的兵力來阻擊國民黨軍隊﹐其
理由與黃解釋蔣當年的考慮﹐也頗有相近之處。黃解釋說﹕“在這個
例子中﹐蔣的考慮遠超過戰略需要。他必須向西方強調証明﹐中國決
心打一場生死之戰。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些犧牲﹐來鞏固他新接總
指揮官的名義及實質。在國民黨半數以上的部隊裡﹐組成分子屬於軍
閥、準軍閥和前軍閥。……蔣介石絕對要展示他的意志﹐不能逃避。”
中共1946年發起四平街保衛戰﹐其理由也相去不遠。因為當時蘇軍突
然撤退﹐要求中共軍隊自行接收東北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並阻止國
民黨軍接收。中共雖試圖通過馬歇爾達成國共兩黨事實上分割東北的
意圖﹐蔣介石卻堅不讓步﹐不惜武力接收。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為
宣示中共決心﹐故亦不惜一戰。而對於林彪來說﹐他剛到東北掌軍不
久﹐東北的各路武裝倉促成軍﹐一盤散沙﹐也需要來一次大戰以確立
其指揮權威並鍛煉部隊。林彪指揮投入兵力過於密集﹐作戰死傷多﹐
就說是“殘忍”的“人海戰術”﹔蔣介石指揮投入兵力過於密集﹐作
戰損失慘重﹐就說是深謀遠慮的“精心策劃”和“展示意志”﹐這似
乎多少有些牽就了作者自身的主觀情感。
關於“人海戰術”的問題﹐其實在美國作者描寫當年中共軍隊在
朝鮮與美軍作戰的書中﹐也有寫過。經歷了與德國軍隊和日本軍隊的
大規模戰爭﹐同時受過單兵作戰嚴格訓練的美軍官兵﹐注意到戰爭初
期一些部隊的中共士兵不顧美軍優勢炮火的打擊﹐前僕後繼﹐一波一
波地發起沖鋒﹐以致屍橫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軍隊這種戰法是
“人海戰術”。但嚴格說來﹐這種“人海戰術”的戰法並不是中共軍
隊作戰的一種范式或主觀意圖所使然﹐它具有復雜得多的歷史背景。
從根本上說來﹐它其實是部隊裝備長期落後﹐影響到戰術落後的一種
反映。這多少有點像十九世紀直至二十世紀初發生在歐美戰場上的那
些戰爭。由於武器的殺傷力有限﹐交戰雙方甚至往往會排出整齊的隊
形﹐挺胸昂首﹐敲鼓踏步﹐發起進攻。由此也就不難發生“人海戰術”
和慘重傷亡的問題﹐當年歐洲戰爭之慘烈﹐與此亦不無關系。
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中國軍隊的裝備﹐相對於十九世紀和第一次
世界大戰時期歐洲軍隊的裝備﹐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進步。但中共從
1927年建軍伊始﹐就是一支典型的農民武裝。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後
很長一段時間﹐中共部隊的主要作戰武器都是從各種不同渠道得來或
繳獲的制式不一的長短步槍﹐自動火器數量很少﹐火炮幾乎沒有﹐甚
至連所有武器使用的火藥﹐也還都是殺傷力有限的土制黑色炸藥。這
也是中共為什麼始終不打正規戰﹐堅持打遊擊戰的一個原因。裝備落
後﹐正規戰經驗少﹐在江西中央蘇區反國民黨圍剿戰爭中就曾經吃過
大虧。當時來自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堅持用陣地戰抵抗國民黨軍對中
共中央所在地的進攻﹐結果廣昌附近接連兩戰就損失幾千人。抗戰中
中共也兩次主動對日軍大舉出擊﹐一次即平型關戰鬥﹐一次即百團大
戰﹐但兩次都蒙受嚴重損失。平型關戰鬥近兩千人主要伏擊日軍裝備
不強的輜重部隊﹐殲敵不過四五百人﹐自己就死傷400 余人。百團大
戰打的主要隻是“破襲（公路鐵路交通）戰”﹐結果也傷亡數千人。
注意到戰鬥後部隊的戰鬥詳報和總結之類﹐我們很容易發現﹐指揮員
們並不存在利用“人海戰術”造成屠殺恐怖的任何主觀意圖。事實上﹐
長期以來﹐中共部隊的兵源始終是一個問題﹐這也正如黃仁宇先生所
講到的﹐並不是隨便拉來一個農民就能學會瞄準打槍和沖鋒殺人的。
更何況所有的軍官都會格外珍惜自己部下那些熟練使用武器的戰士﹐
因為部隊的戰鬥力幾乎全靠他們。沒有哪一個指揮官會無視自己部隊
的傷亡。因此﹐他們每每要檢討自己部隊傷亡大的內在原因。而所有
檢討中長期以來始終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由於部隊作戰頻繁﹐
擴展快或補充多﹐大量新老戰士集合在一起﹐班組作戰不會運用戰術﹐
單兵作戰不善於自我掩護﹐沖鋒時或興奮或緊張﹐常常擠成一團﹐不
注意散開隊形﹐如此等等。而歷次作戰的經驗証明﹐打仗少的新戰士
越多﹐上了戰場就越容易擠成一團。1946年四平街保衛戰時﹐部隊恰
恰多半都是新戰士和收編過來沒有戰鬥經驗的偽滿軍警人員﹐而且剛
剛編組成軍﹐其戰術訓練之差﹐以致影響到戰術運用﹐導致戰場上有
時會亂成一團﹐也可想而知。甚至﹐即使在經歷了三年國共大戰之後﹐
當中共部隊準備入朝作戰時﹐也還有同樣問題存在。因為當時相當一
部分部隊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已經轉成生產單位﹐或開始大批復員﹐
不僅沒有戰術組織和單兵訓練工作﹐就連槍炮都已生鏽甚至被鳥築巢﹐
臨時拉上前線﹐其作戰時的戰術運用當然不可能令人滿意。不過﹐在
三次戰役後﹐即隨著各部隊反復強調戰術運用和對美軍強大火力的逐
漸適應﹐美國人已不再能見到這種“人海”式的戰法了。這說明﹐
“人海”並非中共既定的“戰術”﹐與“殘忍”與否亦無太多直接關
連。
二
一方面提倡“大歷史”觀﹐相信人類的價值判斷和道德標準之類
的主觀意志會因時空的影響而有別﹐不讚成美國學生討論現代中國歷
史過分強調國民黨的“貪污無能”﹐或共產黨“太過暴力”﹐但另一
方面在敘述自己的內戰經歷時﹐卻不斷使用“殘忍”之類的字眼來表
達對自己當年對手的道德評價﹐這是黃書中明顯存在的一個矛盾的現
象。其實﹐當我們把當年國共內戰中中共軍隊的作戰能力當成一段歷
史來研究的時候﹐與其籠統地談論林彪的戰術如何“殘忍”﹐不如換
一個角度﹐深入探討一下林彪的軍官和士兵為什麼會心甘情願地聽從
那些“殘忍”的命令﹐一上戰場就“瘋了”﹖
黃仁宇先生在書中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來說明抗戰結束後的國共內
戰﹐但很遺憾﹐他並沒有討論兩黨軍隊之間的差別﹐以便說明中共為
什麼隻用了三年時間就在軍事上由弱變強﹐進而一舉打敗了國民黨。
他反復提到的四平街戰役﹐在中共的軍事史上是最著名的幾場敗仗之
一﹐因此這個例子所展示的所謂“戰術”﹐即使存在﹐也隻能是個失
敗的戰術﹐它並不足以反映中共何以能夠在軍事上取勝。
其實﹐國共兩黨的軍隊是存在相當差異的﹐而黃仁宇先生所經歷
的內戰期間最突出的一點差異﹐就是部隊的士氣和紀律。黃書中提到
的張治中是蔣介石的親信部屬之一﹐1949年率南京代表團到北平與中
共和談。他在談判期間曾給蔣介石去過一封長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一點﹐就是作為長期帶兵打仗的將領﹐他在北平時發現﹐國共兩軍的
士氣和紀律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他曾談到過這樣一件事情﹐
有一天他去故宮參觀﹐不留意間從正在行進的士兵行列中穿過﹐意外
地發現中共士兵不僅停下來讓他通過﹐還微笑示禮。他為此感慨萬千﹐
稱﹕如果這是一隊國民黨士兵﹐他即使不挨一槍托﹐也免不了要被臭
罵一頓。由此他明確告訴蔣介石﹐國民黨的失敗已成定局﹐無可挽回。
士兵士氣高﹐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十九世紀歐洲人敲鼓排隊迎著
飛來的槍彈進攻﹐未必都有軍官們拿著手槍在後面頂著。1900年義和
團舉著大刀長矛﹐赤膊上陣﹐與八國聯軍的洋槍隊開戰﹐也沒有人在
後面施加“殘忍不合理”的“嚴苛紀律”。中共軍隊從1927年一路打
下來﹐有過許多挫敗。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自不必提﹐長征途中
湘江一戰就曾損失三四萬人﹐西路軍兩萬人在甘肅河西走廊甚至全軍
覆沒﹐皖南事變時一個軍部被消滅﹐1946年四平街一戰也傷亡近兩萬
人﹐但是﹐它卻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氣越高﹐這顯然也不是軍官的威
脅或不合理的嚴苛紀律造成的結果。
中共靠什麼來提高部隊的士氣呢﹖這裡不能展開討論﹐但香港中
文大學服務中心收藏有韓國翰林大學出版的﹐由該校亞洲文化研究所
編輯的一套相當寶貴的文獻資料﹐它們是美軍在韓戰中繳獲的中國人
民志願軍廿六、廿七軍等部隊作戰中遺失的大量檔案文件、士兵家信
和日記。其中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變得服從和效忠的一些証據。
根據繳獲資料中幾個連隊的“政治質量統計表”﹐可以知道的是﹐
志願軍士兵的成份基本上是貧苦農民﹐黨團員就佔了將近三分之一﹐
雖然國民黨俘虜兵也佔到三分之一左右﹐[1] 但多數士兵的思想卻已
經發生了轉變。因此﹐在韓戰最艱苦的一段時間裡﹐部隊雖也有逃亡
或臨陣脫逃者﹐但一般僅為部隊總人數的百分之一強。[2]
一個15歲就參加國民黨軍的士兵這樣說明自己的轉變﹕“在國民
黨中時﹐說解放軍要殺人﹐心裡有些怕﹐但是一解放過來﹐吃又吃得
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對我很好﹐又發衣服﹐發兩雙鞋﹐比老同（志）
還多些﹐我就感覺優待俘虜就是不錯。……在進軍西南中﹐聽指導員
上課講﹐我們是窮人的隊伍﹐我自想﹐我家是窮人﹐以後要分地﹐我
們就是革的地主老財的命﹐對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3]
另一個俘虜兵的轉變也大致相同﹕“（在成都被）解放後﹐不了
解共產黨﹐想開小差﹐恐怕開不脫﹐後來在壁山經過階級教育後﹐始
明白了一些﹐知道了為自己打仗﹐為人民打仗。在重慶五十廠﹐看到
有人開小差﹐自己也有動搖﹐看到又抓回來﹐自己也就不想開了。但
對上級講的國家勝利的形勢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優待軍
屬﹐人民政府照顧窮人的情形﹐我們直接幫助了農人翻身﹐更把我的
階級覺悟提高了。”“此次新的任務號召後﹐不知道是否能回來。我
家裡還有困難﹐怎樣辦﹖經過全班的反復討論﹐我們不是去侵略別人﹐
而是抗美援朝﹐家裡人民政府一定會照顧。看到同志們的信上說﹐優
待軍屬如何好﹐我的問題才解決了。”[4]
綜合這套資料中的相關材料﹐不難看出中共確實善於做士兵的工
作。其原因概括起來大致表現為四個方面的引導和影響﹕一是當時在
解放軍裡待遇較好﹐官兵比較平等﹐鮮有打人罵人現象﹔二是政工人
員﹐包括老戰士﹐如班長等﹐大都隨時做勸導工作﹐並現身說法﹔三
是部隊裡動輒訴苦、階級教育、全班學習討論﹐有很強的政治氛圍﹔
四是親眼見到和從家信中了解到部隊、政府確實幫助窮人﹐分田分地﹐
照顧軍屬。在這方面﹐資料中公布的美軍繳獲的20封來自國內親屬的
信件﹐幾乎都在講共產黨如何照顧窮人﹐鼓勵兒子、丈夫或兄弟為國
立功﹐尤能說明問題。在這樣一種環境下﹐大批貧苦農民出身的士兵
容易產生從眾心理﹐因而追求進步﹐表現勇敢﹐也很自然。近來讀到
錢文忠先生談知識分子思想變化的一篇論文﹐他用了一個很傳神的字
眼﹕“劫魂”。如果知識分子都會發生這樣的思想變化﹐農民出身的
士兵們會變得服從和效忠﹐又何足為奇呢﹖[5]
黃仁宇先生其實也注意到中共善於影響和整合農民的這種能力了。
他在書中多次提到﹕抗戰期間﹐中共把自己轉變成一個農民政黨﹐努
力制定適應自然經濟要求的各項政策﹐從而使自己成功壯大﹔國共內
戰期間﹐“整個鄉間完全被動員整合”﹐“共產黨已經找到使用無盡
人力和鄉間資源的模式﹐據以打造新的戰爭機器”。它甚至能夠使農
民全力為中共軍隊提供食物、住處、運輸、急救等等後勤服務﹐並協
助設置路障、捕捉國民黨軍隊逃散官兵。既然能夠注意到普通農民被
影響整合的情景﹐何以看不到集合在軍隊中的農民士兵會更加效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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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該文第一、二小節﹐其他為歷史方法論研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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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222.64.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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