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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遺址」是夏朝的首都嗎？怎麼判斷「三星堆遺址」的來歷？｜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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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一直都是人們很關心的一個朝代，如果能夠探明這個朝代的一些詳細信息，將會對人們研究古代歷史，又多一些資料。儘管人們常說夏商周，但是對於夏朝的瞭解卻始終非常少，原因之一就是文字，甲骨文其實並非是最早的文字，在此之前還有其他文字，但是現如今卻解讀不出來到底是什麼意思，因此對於夏朝的瞭解，就更少了。而現在有兩個地方，在「夏朝首都」上面引起了爭議，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夏都?

《國語·周語下》記載：「昔伊洛竭而夏亡。」又《竹書紀年》說，後桀伐岷山得二女而棄其元妃於洛。這兩條材料都明確地指出了夏都存在的地理空間。准此，則目前最有可能被確定為夏都的地方當有兩個：一是二里頭遺址所在地洛陽，二是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顯然，把夏都確定在洛陽或者廣漢，形成的夏史體系會完全不同。確定在洛陽，符合大部分人的傳統認知;確定在廣漢，則將顛覆大部分人的傳統認知。那麼，洛陽和廣漢，究竟哪一個才是真夏都呢?

在《二里頭文化與尋找夏朝無關!打破〈史記〉的歷史年代框架才是出路》這篇文章中，筆者談到了二里頭遺址不會是夏都的三條依據：第一，二里頭遺址所在地伊洛地區是文獻中的斟尋，斟尋為夏人氏族名稱，其居地並非王都。第二，如果要確定斟尋為王都，則《竹書紀年》「太康居斟尋」一句無法在二里頭遺址落實。第三，如果確定二里頭為王都，則在學術界主流意見把偃師商城視為湯都的情況下，無法形成自洽的邏輯。

既然二里頭不能是夏都，那麼，三星堆的夏都身份是否就可以確定下來呢?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下面，本文就在《夏與商周並行論》中提出的「夏分三段」之說的基礎上來談一談三星堆的夏都名號問題，請各位批評。

一、空桑
根據「夏分三段」的觀點，三星堆文化屬於虞夏聯盟政權的王都，為后羿所滅。《左傳》襄公四年，魏莊子諫晉侯言及」后羿代夏「之事時說：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此「窮石」一名，亦見於《離騷》，而研究夏都者皆不言及。實際上，窮石就是《呂氏春秋》、《歸藏》裡提到的「空桑」，在《左傳》、《帝王世紀》等文獻則稱「窮桑」，而《華陽國志》則記作「瞿上」，其音可比較今山南藏語的Khyung tshang，意思為神鳥之居。這些內容，筆者在《神鳥崇拜與空桑傳說》中已作論述，可以參閱。

二、雒城
在《從周人白狄論來談陝北石峁遺址、黃帝文化及其鷹崇拜》這篇文章中，筆者曾指出，khyung tshang是古代戎族對三星堆大城的稱呼，而與翟人有淵源的今彝語支族群則稱此神鳥之城為lo33 zi21，漢語直譯即為「雒邑」或「老丘」。三星堆遺址所在廣漢久有「雒城」之名，其緣故必當在此。從民族語言來看，「雒城」一詞是漢語和古代彝語的混合詞，其義為「城市」。如果考慮到彝族複雜的形成過程(另文說)，實際上「雒城」一名也可以用形成彝族底層的百濮語言來讀，其義仍然為神鳥之居。換言之，「雒城」和「空桑」二詞雖語源不同，但語義相同。

從考古材料來看，漢語的「雒城」一名在西漢時期即已存在。1997年，廣漢市小漢鎮村民唐興鳳在石亭江河灘發現一件鐵質橋墩，上鑄銘文十六字：「廣漢郡雒江橋敦，重卌五石，太始元年造。」太始元年即公元前96年。1983年底至1984年元月，廣漢縣南門外導航站在修建圍牆時發現一批漢磚，磚上也鑄有「雒城」和「雒官城墼」等銘文。

從文獻資料來看，三星堆地區的「洛」字在《山海經》中就已經有了記錄。如《中次九經》說：岷江之首，曰女幾之山。……洛水出焉，東注於江。

洛水，亦作雒水。《漢書·地理志上》廣漢郡雒縣下條說：「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雒水即今石亭江，與湔水、綿水同為沱江三大主源之一。

湔水，即今流經三星堆遺址旁的鴨子河，古稱雁江。伊、雁二字上古音為鄰紐旁對轉，音本相近。因此，《國語》裡的伊水完全可視為今三星堆遺址旁鴨子河的古稱。

三、陽城
《竹書紀年》和《世本》均有「禹都陽城」之說，說者多有據告成鎮出土的屬於戰國時代的「陽城倉器」陶器而定大禹時期的陽城為王城崗遺址。王城崗遺址為龍山文化晚期的文化。如果按《史記》體系理解，從龍山文化晚期到戰國時期跨越了1500年，這相當於說一個南北朝時期的文化要靠一個當今21世紀的器物來驗明正身，顯然其可信度非常有限。

在《從歷史語言學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稱之謎》系列文章中，筆者曾說明三星堆文化具有鮮明的太陽崇拜特色，夏人王族自稱為「太陽家族」，並說明瞭夏人王族自稱在其延續文化中留下的歷史痕跡。據此可以推斷，陽城之名必當為「太陽之城」的簡稱，其名稱由來當與「太陽家族」有關。

四、歷史地理學和歷史語言學視野中的夏都輔證材料
三星堆遺址之為夏都，這還可以從多個角度的資料來進行輔助說明。

（一）從地理空間角度看

筆者在《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與大禹治水的傳說》一文中已經指出，所謂的伊洛竭是由岷山地震引起山陵崩陷形成堰塞而阻斷水流所致。及堰塞崩決而後，洪水出現，於是始有大禹治水之事。從地理空間來看，三星堆地區發生這類自然災害事件的可能性要比二里頭一帶要大得多。並且，把大禹治水事件放在岷江流域來進行解釋，也更加具有可信度。

（二）從歷史地理角度看

歷史事件的展開和歷史人物的活動都存在於一定的地理空間，但古代族群常存在遷移的情況，因此，在歷史研究中若能捕捉包含在地名中的民族、歷史、語言、地理信息，即能為研究結論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下面，我們就此略作闡述。

1、 帝杼遷老丘：「成都」名稱之由來
三星堆文明毀滅後，成都西郊的金沙文化興起。金沙文化具有鮮明的繼承三星堆的特徵，這一點為從事三星堆研究者所熟知。筆者在《金沙文明解碼》中提到：金沙文明崛起的這一歷史事件，在《竹書紀年》中被稱為「夏啟殺益」，在《左傳》中被稱為「後杼復國」。

《竹書紀年》記載，帝杼曾以老丘為都。准此，則老丘必當指古代成都。那麼，老丘一名和成都的名稱會有關係嗎?

從考古材料來看，漢字的「成都」一名最早見於戰國時期，而其更早的名稱則為單稱「成」。1985年，沈仲常與黃家祥二位學者聯名在《四川文物》發表《從出土的戰國漆器文字看「成都」得名的由來》，從先秦時期漆器銘文的演變順序「成——成亭——成市——蜀郡工官」等對此進行了說明。

如上所說，帝杼之都「老丘」一名用彝語支語言來讀即lo33 zi21，意為「城市」。在古代漢語文獻中，「成」與「城」通用存在大量的例子，如《左傳》文公十一年「齊王子成父」之「成父」，《管子·小匡》、《呂氏春秋·勿躬》、《魯世家》等並作「城父」。又比如《論語·顏淵》中的「棘子成曰」，劉寶楠正義：「皇本‘成’作‘城’。」因此，考慮金沙文化與三星堆文化的關係，我們有理由推斷，古蜀人用漢語裡表示城市義的」成「字來記錄自己的居地，其實對應的就是「lo33 zi21」這個詞。

2、 彝族始源地洛尼山之謎
彝族典籍《洪水氾濫》、《洪水與篤米》、《西南彝志》等記載，彝族各支系的共同祖先阿普篤慕在洪水時期避居洛尼山。洛尼山，一般認為就在今雲南東北的昭通境內。《大定府志》卷47《水西安氏本末》云：

有曰祝明者，居堂琅山中，以伐山通道為業。久之，木拔道通，漸成聚落，號其地曰「羅邑」;又其山為「羅邑山」。夷人謂邑為「業」，謂山為「白」，故稱為羅業白。

這裡的朱明，即篤慕，意為君長。「羅邑」一詞，有的學者也譯作洛邑、洛宜、洛尼等，其原語即lo33 zi21。在《太陽家族與開明傳說(下一)》中，我們已經指出，形成當今彝族的重要源頭——昆明人與三星堆古族有密切關係，而彝族支系均以洛尼山為祖源地，這就說明《大定府志》的「羅邑」一詞與廣漢古稱「雒城」和成都古稱「成」是一脈相承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昭通地區古稱「朱提」，這與《華陽國志》記載的杜宇娶朱提梁氏女利的記載暗合。此外，昭通地區及其周邊還出產一種含高放射性成因鉛的特殊銅礦。據金正耀教授研究，廣漢三星堆、新乾大洋洲、漢中成洋地區以及殷墟的早期青銅器都有大量使用這種特殊礦。這些材料無疑都是值得先秦史、民族史研究者重視的。

3、蜀王南遷與古代越南史上的「螺城」
秦滅蜀後，蜀王后裔中的一支曾南下交趾(今越南北部)，建了越南歷史上的蜀朝，文獻稱其王為安陽王蜀泮。《水經注》卷37引《交州外域記》雲：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為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為安陽王。

又越南歷史學家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云：安陽王，姓蜀，諱泮，巴蜀人也。在位五十年，都封溪，今古螺城是也。甲辰元年，周赧王五十八年，王既並文郎國，改國號曰甌貉國。初，王屢興兵攻雄王。雄王兵強將勇，王屢敗。雄王謂王曰：「我有神力，蜀不畏乎!」遂廢武備而不修，需酒食以為樂。蜀軍逼近，猶沈醉未醒，乃吐血墮井薨，其眾倒戈降蜀。王於是築城於越裳，廣千丈，盤旋如螺形，故號螺城。又名思龍城，唐人呼曰崑崙城，謂其城最高也。

古代越南的蜀朝稱其都邑為「螺城」，螺字古音與「雒」亦頗相近。另從考古文化來看，越南地區也曾出土與三星堆文化類似的玉璋、玉瑗、玉璧、玉戈等器物。關於古代蜀地文化與越南文化之間的關流關係，張弘、彭長林、雷雨等學者均有涉及，可以參閱。

1936年，越南北部的清化(Thanh Hoa)還曾發現金印一方，印銘為「晉歸義叟王」，這些材料都無疑證明蜀王南遷為可信的事實，並進一步證明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的「雒城」一名來源非常古老。

五、總結
綜上所述，由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的古稱「雒城」到成都的古稱「成」，再到彝族祖源地的「洛尼山」、越南蜀王朝王都的「螺城」，諸名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這些材料充分說明：三星堆遺址是我們真正要尋找的夏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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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鄭和能遠洋航行的基礎是甚麼？ (二)｜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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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忽必烈滅宋以後，認識到自己的國家疆土異常遼闊，其實普通元朝人也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疆域空前的大帝國之中。按元朝人自己的說法，叫做「皇元混一聲教，無遠弗屆」。「聲」就是語言，「教」就是宗教或者禮儀、文化。元人還說「區宇之廣，曠古未聞」，「中國之往復異域商販，如東西州焉」。即從中國到外國去做生意，就像往返於東邊的省份與西邊的省份之間一樣平常。

為此元世祖忽必烈發起了一個項目，要編一部《大元一統志》，還要繪製一幅地圖，表現整個蒙元帝國。負責這個項目的機構是元政府中的秘書監，相當於今天的中央檔案館或者是國家圖書館。當時中國內地的地圖，如南宋、金的地圖，秘書監已有不少，蒙古人遠征也帶來了一些回回人的地圖。秘書監的地理學家們的雄心壯志是，把這兩種體系的地圖拼合在一起，繪出一幅更大的蒙古帝國全圖。

這個任務非常艱難，不只是雙方資料的文字不一樣，主要是雙方的科學體系完全不一樣。我們中國的古人認為大地是方形的，所謂「天圓地方」，而回回人則認為大地是球形的。那麼在拼合過程中，漢地圖中說的東方，是不是就是回回圖中的東方呢？問題非常大。

編纂《大元一統志》的是秘書監的負責人，名曰札馬魯丁，是回回人，其家鄉是布哈拉，位於今烏茲別克斯坦。札馬魯丁在忽必烈的兄長元憲宗蒙哥在位期間，曾進獻了幾種天文儀器，其中有一件叫做「苦來亦阿兒子」，是波斯語kura-yiarz的音譯，《元史 • 天文志》說，「華言，地理志也」。但是「地理志」怎麼會是一件科學儀器呢？

《元史》專門有解釋，稱札馬魯丁所獻的「苦來亦阿兒子」，是一個木頭做的球，表示大地，陸地以白色表示，海洋用綠色表示，陸地佔三分海洋佔七分——這不就是地球儀嗎？可以說大地球形說是在元代傳入中國的。

除了札馬魯丁以外，秘書監中最重要的掌握海外地理知識的人，以及其他科學家，如天文學家、數學家，都是回回人，都是穆斯林。這些回回科學家，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就是我們中國人不能盲目自大，認為自己在歐洲殖民者來到中國之前，一直是領先於世界的。每一個民族都是有創造力的，如果你不能吸取別人的長處,一直以為地球是方的，怎麼行呢？

將伊斯蘭世界和中國的地理知識相結合，表現範圍遠超以往

秘書監的官僚在編修《大元一統志》的過程中，向忽必烈打報告說，除了元帝國東、西兩邊的漢地圖與回回圖以外，新地圖中還要描繪東南亞、印度及海外諸藩國，需要收集航海圖。除了漢文海圖以外，還需要回回的海圖。報告中提到專門要派人到福建去，那裡有一種圖叫「海道回回文剌那麻」。多年前南京大學陳得芝教授曾經考證說「剌那麻」是波斯語rāh-nāma的音譯，其意義是「行路指南」。他們的要求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大元一統圖》今已不存，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元仁宗時代的《經世大典圖》等幾幅非常重要的元朝留下來的地圖，表現的範圍遠遠地超過了歷朝歷代。

講到地圖，我們不能不提到有一幅很重要的古代中國地圖，叫做《大明混一圖》，現存於第一歷史檔案館，這個圖現在已經完全朽爛了，一翻就破，有4米多長、寬達3米7，幾乎佔了一面牆這麼大，但摹本還是可以看的。從圖中的國內地名判斷，繪製的時間大概是在洪武二十年左右，也就是1387年，早於鄭和首航約20年。這幅地圖覆蓋的地理範圍極廣，東面到日本、東南亞，南及印巴次大陸，西面更了不得，包括了整個歐洲和非洲，巴黎也繪在其上，還標示出地中海。

雖然此圖被稱為《大明混一圖》，但圖中多數中國內地地名都是元代地名，且從朱元璋取得天下，至此圖繪成不過二十餘年，其間積累的地理知識不足以畫出這樣一幅地圖，因此它一定利用了元代的資料，應當有一幅元代的底本，但其底本又與官方機構中的科學家們繪製的地圖不同，應當是一幅由元代江南的民間人士繪成的世界地圖。

民間人士怎麼會有那麼多的世界地理知識呢？這非常值得追究。我們迄今在中國本土沒有發現甚麼線索，但是1339年蒙古統治者建立的伊利汗國有一幅繪出歐、亞、非三大陸基本輪廓的草圖，繪圖者是一位地理學家叫穆思脫非，圖中歐、亞、非三大陸的形狀和《大明混一圖》大致相同。這點使我們相信，《大明混一圖》的元代底圖在繪製時參照過與穆斯脫非圖類似的回回地圖。

《大明混一圖》為甚麼重要呢？如果我們把它和《鄭和航海圖》比較一下，會發現《鄭和航海圖》一類的海圖，通常不管地理方位，起點是南京的龍江關（今南京的下關），終點是東非，以一字長卷的形式表現，像人在一條船上看兩邊，船經過了甚麼地方我就把它畫出來。《大明混一圖》發現之前，歐美人雖然承認《鄭和航海圖》很了不起，居然畫到非洲了，但是認為中國人沒有地理方位感，東南西北不分。所以單憑《鄭和航海圖》還不足以說明當時中國人對中國和海外地理知識掌握的程度。

而《大明混一圖》可以說是記載了「地理大發現」以及西方人到達東方之前，中國和東方對於世界地理知識的最重要的資料。當時的歐洲人甚至不知道非洲呈三角形，尖端指向南方，歐洲人長期以來認為非洲的大陸的形狀是一個「7」字形，其南部尖端是拐彎的，認為印度洋像地中海一樣，被包圍在亞洲、非洲之間，歐洲當時的地圖都是這樣畫的。這說明甚麼呢？它說明，早在元代，各民族的科學家們，在吸納海外地理知識的過程中，創造了新的地理知識。元代的科學家將伊斯蘭世界的地理知識與原來中國的地理知識結合在一起，表現出當時的歐、亞、非三大陸，除了澳洲、美洲不知道以外，全世界都在上面。這也說明，鄭和在出海之前，海外的方位已經很清楚了。

小知識：中國古代航海的自然條件

島鏈：中國所面對的並不是浩瀚無際的西太平洋，在黃海、東海以東是一連串島嶼，即所謂「島鏈」，大致和中國的海岸線相向平行。若從北向南數分別為：千島、日本列島、琉球（沖繩）、台灣島、呂宋（菲律賓）列島等等。所以中國古代的水手從東南沿海的港口啟程，只要知道北極星在甚麼地方，在航行中不會有太大的危險，如果遭遇到風暴或發生不測，向東可能會漂到這一連串島嶼中的一個，向西可能漂到中國大陸沿海，向北可達朝鮮，越過對馬海峽則為日本，向南就進入東南亞。

季風：中國地處東亞的季風帶，每年4月，東南風起來了，出海的船舶帆一張起，就自動向北航行。而每年到了秋末冬初，北風起的時候，帆一張起風就把船向南推。因此，我們古代的航海稱為季風航海。季節性的航海持續了幾千年，只是在自然動力被人工動力（蒸汽機等）取代以後，季風航海的規律才被打破。

陸標導航

中國古代海船所使用的最重要的導航法，是陸標導航。在海上航行的時候，舟師——今天叫船老大，大都有一個世代相傳的小本子，記錄航線沿途地理特徵。如要去某一個國家，舟師事先要估計順風需要航行五天，到了某處應當先看到某種形狀的海島，然後如何轉向。海上有時候風大、有時候風小，如果航至第四日某一時刻，應當出現的島嶼已經看到了，雖然天數未足，也應果斷轉向。在陸標與預計航行日程發生矛盾時，舟師的判斷以陸標為第一標準，日程是第二標準。

早期海圖

中國的舟師，那些船老大，在世世代代航海的過程中，像師傅帶徒弟一樣，將航路中某一站會看到甚麼——比方說一座山，把山上的廟，古怪的石頭等等地理特徵，都描繪下來，以待他日再次經過時對照，這應該說就是海圖的起源。最早明確提到海圖的是宋代的文獻，存留至今天最詳細的古代中國海圖是《鄭和航海圖》。

海圖是這樣做記錄的：比方說海船抵達今越南南方的外羅山時，海圖中會提到這座山東高西低，海灣里可以看到有椰子塘，海水有四十五托深。一托就是成年人雙手伸開後兩個中指間的距離，大約相當於今天的一米六至一米七的樣子。

測量水深的辦法是：水手將繩子的一頭拴個石頭或其他重物，抹上豬油或牛油沉到海底，油脂會沾到海底的泥沙，水手將繩子拎回，就可以用雙手伸直的方式丈量出海水有多深，也可觀察到海底是泥質還是沙質。

元代的國際交流語言是波斯語

元朝中央政府設立了兩種翻譯的職位，一種叫做蒙古譯史，把蒙漢語互譯。第二種叫做回回譯史，即翻譯回回人的語言。

今天，英語被視為國際交流語言，而在10 -16世紀的西域和亞洲許多地方，波斯文是最重要的學術語言，也是通用的國際交流語言。元代與明代中前期，中國的使臣到西域去，都使用波斯文與當地人進行交涉。元代的色目人民族眾多，宗教不同，多數擁有自己的書面語，但是只有回回文，即波斯語，與蒙古文、漢文一起，被列為元代的官方文字。

舉個例子，我們今天在海外能夠看到鄭和留下來的唯一的實物證據，就是在斯里蘭卡的國立博物館中保存有一塊三種文字合璧的碑，記錄了鄭和代表明政府向當地一個寺院進行的布施。這三種文字是漢文，當地使用的泰米爾文，以及波斯文。

新觀點：「西洋」在哪裡？

鄭和下西洋，甚麼叫「西洋」？

關於「東洋」和「西洋」的概念，過去討論來討論去，大家沉在史料的圈子裡出不來。我想另闢一條思路，跳出前人討論的範圍。

為甚麼會有「東洋」和「西洋」的概念呢？

南海有很多珊瑚礁，很多在水下，到低潮的時候冒出來，人可以站在上面，捕魚是好地方，但是遠航的船舶都知道這個地方危險，一定要避開。怎麼避開呢？兩條路，第一條從中國福建、廣州出洋以後，先向東到台灣或菲律賓，然後向南走；第二條路，從中國東南沿海的港口出海以後，直接沿著中國大陸向南走，從福建、廣東到海南島，再到越南，繞過越南到泰國、柬埔寨。前兩種方法之間的差別，就是前者是沿著南海的東邊走，後者沿著南海的西邊走。所以我就提出了一個新的看法，「東洋」與「西洋」應當起源於上述兩條航線，是航線概念而不是地理概念。

因此「東洋」指的就是東洋航線所經過的地區，就是從福建、廣州出去，向東到台灣、呂宋（菲律賓）、印尼、日本，這都叫東洋，地理範圍大概是今天南海以東；那麼沿著中國大陸向南走，經過越南、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到印度，沿途所經各地就叫西洋，大概是今天南海以西。東洋和西洋的界限就在於南海的珊瑚礁。
（二之二，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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