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正邪,蠱惑人心的時代》
今日香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人固然多;邊叫著「反共」邊幫共產黨做事的人也不少。
這是一個蠱惑人心的年代。
香港的年輕人正在醒覺,中共知道,單靠傳統甩皮甩骨的民建聯、工聯會不能成事。
機謀智巧,計中有計的聰明人就會浮現。
一個時代的風氣敗壞,文化墮落,往往是由有權勢的人士帶動的。
三年前,梁振英由中聯辦的策動,奪權成功,拉下北京十年部署的唐英年,成功登上特首寶座。從此,中聯辦幕後治港,梁振英與民為敵。
社會風氣變了,大家都在用計。
這是禮崩樂壞的開始。
論語第一篇「學而」,是個人求學的宗旨;第二篇「為政」,是個人為學後的外用,作為領袖的精神。
第三篇「八佾」,是把個人修養,加上外用為政,綜合起來的文化精神。
八佾,今日在台灣,每年孔誕在孔廟跳的舞。台灣的小學生,都懂跳,他們準備在每年的祭孔時表演。
孔子的時代,春秋,中央政府是周天子。
天子下面有各地諸侯,然後有大夫、士人等,不同階級。
天子舉行國家大典,代表了國家精神,開始的禮樂就是八佾。
八個人一排,共有八排,六十四人。諸侯之邦,六人一排,叫六佾。
諸侯之下是大夫,即大臣之家,用四人一排,叫四佾。
這是有固定的形式,即所謂的禮樂衣冠。
八佾篇的第一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的祖國,魯國,國君是魯哀公,下面有三家權臣,把持國政,政權都操控在他們手上。
他們不把魯哀公放在眼內,連中央天子,也不尊重。
一天,季家設宴,在庭中跳出天子才能用的八佾舞來。他們已目無國君,也目無天子,不把朝廷放在眼內。
孔子知道了這事,反應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這不是現代人的用法,不是忍無可忍發脾氣的意思。
這個忍,是忍心。
孔子從這件事觀察到,注意季家。他們的野心不小,像這樣的事情都忍心做了,還有什麼事情他們不忍心做的呢?
叛變、造反者會隨之而來的了。當時社會變亂,文化墮落,就像今日的香港。
跟著第二章: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就是魯國的三家權臣,他們不但眼裡沒有魯哀公,連中央周天子,都不放眼內。不但在家裡庭院跳起八佾舞,還在家裡宴客散席時,奏起天子用的國樂 ── 「雍」來。
雍徹,散席時奏雍樂。
孔子引詩經兩句:在中央政府,奏起雍這支國樂時,諸侯站立兩旁,擁護天子,因為周天子代表國家精神。
現在三家權臣用莊嚴國樂在家開舞會,不知他用意何在?
風氣敗壞,文化衰落,孔子在第三章傷感起來: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一個人,沒有了中心思想,沒有了正確價值,禮樂的文化薰陶,對他有什麼用呢?
文化是每一個人自發自覺的。文化不是法律,不能由上而下約束的。
這個時候,第四章,有一個林放的人,問孔子,禮的根本是什麼?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孔子認為林放這個問題太大了。禮的根本,去了哲學的層次。孔子只從禮儀部份來回應。
禮儀過份舖張就不好,寧可簡單誠意;但只是簡單,在喪事又不成。喪事不能太輕率,寧可取悲戚態度。
奢者過於文飾,流於浮誇;儉者不及於程度,又嫌於質樸。
孔子對於當時的社會風氣,文化衰敗很嘆息,因此在第五章結論: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那些蠻夷落後地區的人,也有君主、首領,但光有形態,沒有文化,有什麼用呢?不如中原夏朝、商朝,雖然國家亡了,朝代轉了,但歷史上的精神,永遠代代傳下來。
一個國家亡了,仍會復國,朝代更替,文化價值承傳。但文化亡了,這個民族就永不翻身。
以色列亡國幾千年,一聲復國便復了,因為猶太文化之根,從無終斷。這也是顧亭林說的,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香港這個以假亂真,機謀行事的年代,大家更要堅持中華文化的命脈,走入中華歷史文化的寶庫,認識幾千年的文化價值。梁班子更多權術,政客更識變身,也愚弄不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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