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真想 ] #國族建構與英雄史觀 批瓊瑤的英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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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看到瓊瑤的英雄論，真的是瞠目結舌。一直想寫些什麼，從「英雄論述」來解構與批判。還在想行文的時候，就看到彭老師這篇貼文，分析的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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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教科書的民族英雄系譜 / 彭明輝
我是軍公教，我驕傲，因為我沒有變成瓊瑤。
讀到瓊瑤的《英雄──韓國瑜》，我真是傻眼了。
用六十年前的高中歷史教科書為臺灣把脈，還搬出在大學教授歷史的父親來壯膽，委實令人啼笑皆非。
由於1890年代改編國史運動初期，晚清面臨嚴重的內憂外患，中國歷史教科書編纂者所建構的英雄系譜主要有兩種，一是欺壓邊疆少數民族者，如衛青、霍去病、班超、李世民、左宗棠；另一為亡國之臣，如文天祥、史可法。
臺灣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基本上承繼了這個傳統，在1980年代以前，晚清中國歷史教科書編纂者所建構的民族英雄系譜，成為戰後臺灣教科書遵循的範例，與瓊瑤同時代的長者們，以及許多五、六十歲我的同輩們，心中的國族概念與民族英雄系譜，皆來自歷史教科書。因而出現像瓊瑤《英雄──韓國瑜》這樣的文章，便絲毫不足為奇了。
臺灣的歷史教育，在用字遣詞上受孔子《春秋》的影響極大，《春秋》記戰爭，有伐、侵、戰、圍、入、滅等不同的寫法；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軍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毀其社稷曰滅。同是記殺人，有殺、誅、弒、殲等不同的寫法，無罪見殺曰殺，有罪當殺曰誅，以下殺上曰弒，不留孑遺曰殲。這是用不同的字，表達不同的歷史情況，即所謂春秋筆法。舉最明顯的例子，如各朝代與邊族的關係，漢國攻打匈奴，寫成漢武帝北伐匈奴；而匈奴則是侵略漢國；類似的情形，蒙古攻打中國謂之入侵或侵略，這是從征服王朝攻打華夏的角度思考；但蒙古攻打歐州則名之曰 “西征”，如拔都西征。類似情形，忽必烈攻打日本，名之曰“遠征”或“東征”；而對日抗戰時期，日本攻打中國，謂之侵略。有一段時間，臺灣甚至為日本教書未使用“侵略”而表達抗議，卻遺忘了自己歷史教科書裡忽必略“遠征”日本的敘述。
在歷史教科書中，有幾個朝代是很衰的，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短國祚王朝，後續者如為強勢王朝且國祚緜長，那麼，短國祚王朝往往被寫得很負面；如秦與隋，但卻忽略了秦築長城，區隔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是影響多麼深遠的事；隋煬帝開鑿運河，成為此後各朝帝國的重要經濟動脈。征服王朝入主華夏，亦成為歷史課本的大黑洞，如元國和清國的敘述，基本上即是負面的，元國尤其倒楣，被寫得沒有一處是好的。宋元之際和明清交替的二臣，即成為民族主義史學下的冤魂，至於漢民族所建王朝，則沒有這類問題。故爾這類撻伐主要來自民族主義史學，而非朝代興衰。運氣很差的還有女性，亡國常是女性要負責，如妹喜、妲己、褒娰、呂后、武曌、楊玉環、慈禧，都被形塑成紅顏禍水，甚至直指為禍國殃民。這種充滿男性沙文主義的敘述，在台灣的中國史教科書中俯拾即是。
在形塑國家意識方面，臺灣的歷史教學和歷史教科書長久以來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所周知，臺灣官方的意識形態，最初所要形塑的國家意識是中國，亦即以臺灣為中國的代表。這種意識形態不論其現實面如何，在198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政府官方所堅持的。歷史教育既為形塑國家意識的一環，那麼，以臺灣代表中國，把“中國”歷史當成“我國”歷史，便被視為天經地義 。事實上，臺灣從1945到1983年的教科書課程標準，都是以“我國”稱呼“中國”，國家立場的主體性可謂旗幟鮮明。以歷史做為民族、國家、族群或地區認同的基礎由來已久，西方自文藝復興(Renaissance)時期的方言(國語)文學，到啟蒙時代(Enlightenment)近代國家觀念的興起，歷史是形塑國家意識的重要工具 ，因而在西歐國家，以歷史為國民基礎教育的重要環節，在學校教育中加入“歷史學科”，“歷史”的地位始逐漸突顯。
問題在於臺灣歷史教育所要形塑的國家意識是什麼？在1980年代以前，這樣的問題是不存在的，從教育和宣導的內容來看，“中國”顯然是惟一的答案。但這種以現實政治為考量的方式，在1987年臺澎金馬地區解嚴之後，有了急遽的轉變，其中最大的轉變是臺灣主體意識的加強。
在近代中國動盪的時代，晚清知識分子醉心於西方政治、軍事、經濟，以及各種西方學術思想的新說，惟有關西方19世紀初葉以後所發展的科學派史學，似未曾引起太多注意。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猛烈抨擊傳統中國史學，掀起極大波瀾；此文同時積極介紹西方史學，雖然以今日的學術眼光來看，不免浮淺誇大，卻打開了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之門 。從〈新史學〉的內容來看，梁啟超對西方史學已略有認識，或可視為西方史學引入中國之初旅。
西方史學輸入中國後，引發改編國史運動，章節體的歷史教科書開始出現，加上傳統中國史學的資鑑思想，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呈顯以歷史教科書形塑民族主義的意圖 。我們看到今文學派的夏曾佑將新史學觀點貫穿於歷史敘述中，藉以形塑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並顯現其變法論的基本觀點；而治學傾向古文學派的曾鯤化和劉師培，在教科書中意圖透過對中國歷史的認知振興國魂，以發揚民族精神，並彰顯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 。
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結合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成為近代中國建構國族的重要理論，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和錢穆《國史大綱》，即將文化論與血緣論的民族主義加以結合，此後的中國通史著作，大抵延續類似的國族建構理論；因此在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過程中，歷史教科書曾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由於1890年代改編國史運動初期，晚清面臨嚴重的內憂外患，中國歷史教科書編纂者所建構的英雄系譜主要有兩種，一是欺壓邊疆少數民族者，如衛青、霍去病、班超、李世民、左宗棠；另一為亡國之臣，如文天祥、史可法。我必須承認從1890年代到1970年代的教科書編纂者極其高明，他們建構了中國的概念，把國族建構發揮得淋漓盡致，以致於到今天台灣的歷史學者幾乎無法掙脫其籓籬。所以，當我們說「中國在唐代的時候」是如此自然，絲毫不會去想在唐國的時候，根本沒有中國這個概念。我們說「中英鴉片戰爭」，卻遺忘當時存在的是清國。教科書裡寫「漢武帝北伐匈奴」，「蒙古入侵中國」，被視為理所當然。所謂「中國」攻打他人時用的是「遠征」、「北伐」，他國打「中國」則是侵略。蒙古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忽必烈打中國是侵略，拔都打歐洲為西征，忽必烈打日本是遠征，這些春秋筆法成為歷史教科書的標準用語。台大花亦芬教授寫有關十字軍的討論，指出只有十字軍，沒有十字軍東征，說明過去台灣歷史教育的謬誤。這些都是長久以來歷史教育和歷史解釋的問題，而我們並不經心在意。
讀到瓊瑤的《英雄──韓國瑜》我真是成了傻眼貓咪，用六十年前高中歷史教科書的概念，來討論今天臺灣的處境，實乃不知有漢，遑論魏晉。而與瓊瑤同時代的長者們，以及許多五、六十歲我的同輩們，心中的國家與國族概念，皆來自歷史教科書。我們的國族認同，我們的國家認同，大部分來自從晚清改編國史運動以來的歷史教科書，將歷史教科書所建構的民族英雄系譜，當成我們的典範。
這個禮拜的選舉，要守護的是臺灣，要守護的是民主，要守護的是家園，拿這些舊時高中歷史教科書的民族英雄系譜為臺灣把脈，真是醬缸裡的石頭，又酸又硬，不值一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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