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腐敗、中正廟:中國黨不想讓你知道的史實】
文:李雨蓁 Lí Ú-chin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9/8公布中正紀年堂轉型方案,規畫「#反省威權歷史公園」為主軸,改造、移除園內威權象徵,包括移除蔣介石銅像,並改造堂體功能及外觀,同時破除園區整體崇拜軸線。此方案是搜集被蔣政權屠殺的受難者團體與專家等多元意見後,考慮兼顧轉型正義與銘記歷史刻痕,並將空間還給人民。對此,中國黨如喪考妣,暴跳如雷,例如主席參選人朱立倫表示,要反過來打倒文化台獨,更質問要不要拆中山高。
其實,如何去除獨裁威權,高雄在14年前早就示範過一次。
大家都知道,文化中心原本叫做「中正文化中心」,在1970年代,和權力中心相隔甚遠的高雄政壇,為了表忠諂媚老蔣,把壽山改名萬壽山,愛河改名仁愛河,不久後的1974年,也計畫在林德官舊棒球場的土地上,興建「中正堂暨中正圖書館」,說是要「獻給蔣公九十歲誕辰的獻禮」。但蔣介石當時身體已如風中殘燭,隔年就一命嗚呼。
市府原本還想改名「中正紀念堂」或「中正紀念館」來「緬懷 領袖」,結果好笑的是被中國黨中央政府打槍,理由是不能和中央的中正紀念堂混淆。1979年搭上十二大建設各縣市文化中心的政策,擴大規模,成為「中正文化中心」,也因此,成為在圖書館、表演廳中央立有一神龕狀空間,立有巨大坐姿銅像的特異文化建築。
2002年,謝長廷市長任內推動多處公園改造地景工程,將原本圍繞文化中心的圍牆拆除,擴大人行步道成為「市民藝術大道」,原本支撐欄杆之間的石鼓經過重新設計,搭配當季藝文活動不定期更換圓形燈片,這項工程獲得好評,也沒有太多爭議。又過了不久,在2007年,陳菊市長決定讓「文化去政治化」,移除蔣介石銅像,並將「中正」去掉,改成單純的「文化中心」。這次就踩到中國黨痛腳,引起藍營劇烈反彈,但風波並未持續多久。從2002-2007這段時間內的「文化中心空間解嚴」,讓園區回歸文化用途,也增加了市民活動空間。
然而,在高雄中正文化中心成功去政治化以後,台北中正紀念堂也計畫拆除圍牆,增加開放性,卻造成劇烈反彈,甚至當時北市府趕緊把僅有二十多年歷史的中正紀念堂列為古蹟。後續每次討論到去除「中正」,將空間還給人民,重新客觀看待歷史的提議,都引發中國黨陣營破口大罵。
但若我們回歸歷史,中正紀念堂的興建本身,就是一項充滿問題,涉及欺騙人民、浪費預算、黑箱作業的可疑決策:
■經費來源欺騙人民,不斷追加天價預算
蔣介石死後,行政院經治喪委員會會議決議,決定在臺北市擇地興建「中正紀念堂」。當時治喪委員會召集人俞國華公開宣佈:各界捐獻的中正紀念堂籌建款項達新台幣一億四千八百多萬元,此外還有人捐獻水泥、玻璃等建材,因此,第一期建築「可以不必動用政府的經費。」(聯合報,1976-7-10)然而,該年10月,建築經費就變成5億元(含兩廳院),到完成時,經費已經膨脹到本體11.8億,其中8.8億由政府預算支應。後續兩廳院因工程延後,預算更增加到74億。中正紀念堂預算草率決定,不斷膨脹,可以說是黑箱作業,其中好大喜功、奢靡腐敗的程度,令人難以想像。
■佔用市政發展用地,排擠各項重大建設
11.8億的預算,聽起來好像不多?但在1976年中正紀念堂動工時,台灣國民所得僅1053美元,2021年預計已達33310美元(以上均主計處數據)。而當時興建一整個港口(台中港)50億,整座國際機場(桃園)100億;現在建一個貨櫃中心(高雄洲際二期)1125億,一個航廈(桃園三航)1000億。換算中正紀念堂造價,約今日300億。在當時台灣進行多項建設時,也算一筆相當大的開銷。
另外中正紀念堂預定地,原本在1974年台北市府規劃為「第二商業中心」,包含18~50層高的辦公大樓和24~30層高的旅館和公寓多棟、四棟百貨公司、文化中心、世貿中心、綠地等空間,投資額150億台幣,相當於信義計畫區+兩廳院的機能。卻因為中正紀念堂而全部推翻,因而台北市府重做都市計畫,把都心改到信義計畫區,也推延了開發的時程。為了個人崇拜,大筆消耗國家預算,打亂都市計畫,讓市政延宕數年,這些成本從來沒人去追究。
■競圖黑箱作業,圖利特定廠商
1976年,中正紀念堂舉行國際競圖時,曾要求作品須具「創造新穎設計」、「獨特風格」、「應用現代建築工程技術」、「經濟實用」,結果卻是參選作品中唯一不具現代風格,還提了兩個案子的楊卓成作品得標。當時,籌建小組號稱聘請國內外專家進行評審,但奪得第一名的建築師陳邁(宗邁建築師事務所)表示:評審雖然喜歡他們的案子,但在會議上無法做成正式決定、要讓蔣宋美齡從國外返台做最後決定,而蔣宋美齡回來以後連圖也沒看,只丟下一句話:「選中國式的就好。」可以說是黑手介入競圖。
其實,楊卓成的代表作包括早年的士林官邸、圓山飯店,以及多座蔣介石行宮,更多次與蔣宋兩人當面討論建築設計,是深得蔣家歡心建築師。整體設計完全投蔣家所好,牌樓參考中國明代十三陵,堂體外型則參考中國廣州的中山紀念堂,佈局參考中山陵,但規模更大,就是要「超越國父」。而台階89階象徵蔣介石歲數,格局仿造中國帝王陵寢,建築加上傳統廟宇、墳墓一定會用的「雲紋」,擺明就是蓋「帝廟」而非紀念堂。當時政府放任不具任何公職身份的蔣宋美齡,為個人喜好隨意推翻競圖結果,以法治國家來看,就是一種舞弊、圖利熟識廠商的行為。
這樣疑點重重的工程,在黨國體制的掩蓋下,居然變成台北的象徵,中國黨的精神堡壘,實在諷刺至極!
若是回歸正常,就算不追究當初決策者的責任,將城市空間去除威權象徵,並納入蔣介石執政時期政治迫害與屠殺下受難者的記憶,賦予更多元的使用空間,也只是最低限度的剛好而已。在這點上,台北反省歷史的能力,實在遠遜高雄太多。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8萬的網紅公視新聞網,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更多新聞與互動請上: 公視新聞網 ( http://news.pts.org.tw ) 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 http://pnn.pts.org.tw/ ) PNN 粉絲專頁 ( http://www.facebook.com/pnnpts.fanpage ) PNN Youtube頻道 (...
國父紀念館圖書館 在 Zen大的時事點評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看藍營政治人談黨國不分(黨國一體)時期的總統紀念館的態度,就知道什麼叫做特權享受久了,把特權當基準點,分不清楚黨政跟國務兩種系統的差別?
蔣介石是國民黨籍的中華民國總統,就算在國民黨史觀的脈絡再偉大,也比不上國父孫逸仙吧?
蔣介石的紀念館比孫逸仙大,這合理嗎?
當蔣介石的行館與住所都開始對外開放,去除符號中的威權性,還給國民日常使用,沒道理繼續存在一個佔據市中心黃金地段,只紀念一個政黨的一位已故總統的龐大紀念館吧!?
就算他生前沒有那些爭議性事件,也依然不妥,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法制社會。
我贊成將其改制成歷任已故或卸任總統的紀念館,像美國有卸任總統紀念圖書館那樣。
不是不能記錄保存中華民國戒嚴時期的獨裁統治者,但是,如果保存的原因是總統(總不會是另外那個特殊價值吧?),那麼,其他總統也都應該比照辦理。
這很合理吧?
總不能所有總統只紀念蔣介石吧?
這個獨一性靠獨裁統治時的權威來建立的話,其實非常不利日後國民黨爭取支撐者的認同。
擴大來說,要有紀念總統的銅像,那就大家都有,蔣介石全台有多少座銅像,其他卸任/已故總統就比照辦理,直接都設在蔣介石旁邊,要紀念一起全部一起紀念。要不然就全部撤除,民主國家不能出現這類個人崇拜的符號物!
說真的,中正廟我建議改成歷任總統紀念館,會比黨產會現在準備改的方向略好一些。
除了顧慮國家中各族裔的情感認同與集體記憶,全部保留下來,呈現給國民知道,不消滅也不神話,也是記錄國家史的一種做法(同時成立研究單位,專事相關主題研究)。
既然威權戒嚴時期是中華民國歷史中不可切割的一塊,在中華民國國號還在時,戒嚴時期跟之前之後發生的事情,每一任總統副總統的作為,好的壞的,原原本本的記錄下來,也很重要。
趁這個機會,讓記錄與紀念歷任總統行誼這件事情制度化,讓中華民國開始好好寫超越黨派獨歷史,不也很好嗎?國家原本就不屬於任何一個特定個人或政黨所專有,是屬於國民全體的存在。
這才是西方史學推崇的價值,而非華夏史學那套,著史以維護正統道統,只保留對自己有利的部分。
https://zen1976.com/memorial/
國父紀念館圖書館 在 邱志偉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2021.08.01
李登輝逝世一周年:留給台灣的未竟之業,我們要盡快完成
邱志偉,立法委員
前總統李登輝距今逝世已滿一周年,他生前所欲推動的許多政治工作,至今仍有許多未竟之業,留待我們後輩完成。李登輝作為台灣第一位民選總統,更在關鍵時刻將台灣一舉推升至完全民主化國家,其任內所完成的歷史工程,至今仍是台灣歷任民選總統之最。但其生前仍有不少遺憾,未能完成,包含制憲、修憲,更重要的還有他是台灣第一位民選的總統,有關其任內的決策方式,都應當是台灣未來學界所能發展研究之重點方向。
回顧李登輝的一生,作為獨裁者的繼承人,他沒有延續國民黨的專制獨裁道路,而是帶領台灣人走向先進國家的民主化之路,造福台灣後世的影響之大,是我們所有後輩之福。很難想像,若當年並非李登輝繼任總統,或是李登輝僅作為一位過度總統,最後再由保守派當家執政,屆時台灣是否又會重回戒嚴老路?甚至在關鍵歷史時刻,早已和中國完成政治統一談判,台灣現今命運又何嘗不會與當前的香港重疊?每回憶此種種,就對九零年代李登輝所帶起的關鍵改革無比敬佩。
但除了知往,更重要的是鑒今。身處變化莫測的2021年,台灣此刻面臨的仍是前所未見的歷史關鍵。台灣最大威脅:中共政權,在此刻亦因帶給全球世紀罕見的疫情,正面臨千夫所指,而習近平修憲刪除國家主席任期,更讓全球看清中國政治發展的本質。
我們若回顧李登輝執政時期,同樣在天安門事件與全球經濟制裁中國時,未能有效阻止台商赴中,直到1996年才推出戒急用忍政策,已難在最有效的關鍵時刻發揮作用。因此,當前政府不可再錯失這樣的歷史機遇,我們務必要好好慎思如何面對現在這樣的歷史時刻,例如針對廣大返台投資的台商,以及國際空前友台情境,如何爭取最多的國際空間,甚至改變台灣國際地位,這都需要政府有明確擘劃與執政者堅定的推動決心。
李登輝生前最在意的就是台灣二次民主改革,簡言之,就是台灣仍有再次修憲之必要。李登輝曾做過十二年的總統,他深知執政者治理上的困難,以及台灣承襲中國法統而來的不合身政府體制,有修憲改革之必要。同時,我們憲法當中對於釐清兩岸關係之定位,仍舊曖昧不明。民進黨在此刻有意推動修憲,但目標僅放在十八歲公民有些可惜,未來若發動修憲公投,這是台灣關鍵的憲法時刻,以台灣現今的高修憲門檻,國內主要政黨應當尋求共識,讓更多的體制改革在未來公投可以一併納入,以免都已投注資源,卻僅能不成比例的改變,就稍嫌可惜。
此外,李登輝生前亦相當希望能成立其專屬圖書館,讓其豐富藏書及相關重要歷史資料,可與國人分享。惟這項心願,直到今日都未能實現。當前全球民主國家,就以美國總統圖書館的立法與建置最為完整。美國是從1955年開始,明確制定了「總統圖書館法」(Presidential. Libraries Act)正式明確定義美國總統圖書館的法律地位,並強調美國總統文物與史料的重要價值。之後美國又陸續制定總統紀錄與資料保存,以及總統文件等相關法令,使得總統文物的規劃管理愈趨完善。
因此,我認為制定專屬總統圖書館法令,仍有其必要,但至今在國會還未見討論,著實可惜。台灣目前尚有國父紀念館與中正紀念堂,兩座可轉型運用的現有建築,個人認為以其空間與建置,轉型為專屬總統圖書館,亦未嘗不可。雖然李家後人目前規劃是以舊台大法學院作為總統圖書館地點,但其空間與規模是否可以成為未來總統都能使用之空間,亦或是台灣也希望尋求美國模式,以非定點方式設立總統圖書館,李登輝已逝世一年,我希望國會能盡速進行相關討論。
最後,我希望台灣的政治學界,除了投注心力研究中共領導人的決策之時,應當也要投入心力在我國總統研究(presidential studies)之上。美國因為已經有46任的總統,所能研究的樣本數非常多,因此在美國政治學研究當中占有一席之地。台灣即便僅有7位總統,若以直選至今做劃分亦僅有4位,但我們仍應當對此做出學術相關的反省,並綜合總統決策或體制的研究,提供未來領導者相關建言。
台灣過去專制戒嚴時期的總統,面對歷史決策的錯誤,其實也很能提供借鏡給當今的中共政府,這都絕不只是單純的新聞討論或歷史爬梳。而事實上從李登輝之後的歷任民選總統,相關訪談與資料都已經累積相當多,如何爬梳並產生學術價值,絕對有加以探究之必要。教育部及科技部亦應針對相關研究祭出鼓勵辦法,提醒學界重視此事。我認為如此將能提升政治學研究的價值,並讓一個學科的經驗研究,得以回饋社會,對往後學子投入相關研究,才會更有使命感,而非僅有升遷考量,對學界發展將有正面意義!
李登輝過世一周年了,他所留下的未竟之業,留待我們完成。回顧他的一生以及其所留下的許多課題,都值得我們加以研究並盡力做的更好。期盼明年此刻,當我們再度回憶起李登輝時,我們已能在許多重要事項上有明確進展,並能正面討論對台灣有意義的歷史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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