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與日本「朝貢」關係真相（四）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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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德川家康畢竟是一位重視對外貿易的封建領主，他始終沒有放棄恢復對明朝貿易的努力。他「或者通過明朝商人，或者以琉球王、朝鮮為仲介，頻繁地對明朝進行活動。」1606年，薩摩的島津義久曾致書琉球王尚寧說:「中華與日本不通商船者，三十餘年於今矣。我將軍（德川家康）憂之之餘，欲使家久與貴國相談，而年年來商舶於貴國，而大明與日本商賈，通貨財之有無。」德川家康還命本多正純和長穀川藤廣分別寫信，托到日本貿易的應天府商人周性如帶給福建總督陳子貞。本多正純在信中說，家康素有與明朝和平通好之意，請於明年福建商船開來長崎時，秉承明帝的旨意，送來勘合，果能如此，則在秋季信風起後，必派使船一艘赴明。長穀川藤廣在信中亦說，如明朝發給勘合，自己當親任專使前往明朝，重修兩國舊好，年年往返船隻，互相交易。但明朝並無予以答覆。儘管如此，德川家康仍一再鼓勵明朝商人到日本貿易，給予他們各種優惠和安全保護。據說在1610年底，德川家康曾邀請一位犯禁到日本貿易的明朝商人到他的靜岡城堡，給了他一張准許自由進入日本的朱印狀，答應保護其航行安全及在日本的貿易活動。這種朱印狀是頒發給日本本國商人作為到國外貿易的特許狀，寫明商船到達的目的地，並蓋有朱色關防。它一般僅發給日本船主，德川家康將之送給中國商人，顯然是鼓勵他們到日本貿易。
明朝對日本實行的海禁政策，實際至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就已名存實亡，這從福建巡撫陳子貞的《海防條議》中可以看出:「近奸民以販日本之利倍於呂宋，夤緣所在官司，擅給票引，任意開洋，高桅巨舶，絡繹倭國，將來溝通接濟之害始不可言。」自此之後至明亡的30多年裡，到日本貿易的明朝商船數一直在增多。1611年8月，據長崎奉行長穀川藤廣到江戶報告，這年開到長崎的外國船隻共有80餘艘，其中有不少是明朝商船；1612年7月25日，明朝商船和從呂宋返航的日本商船共26艘，同時開進長崎港；1613年6月5日，有漳州商船6艘開到長崎，26日又有2艘，載糖開到長崎；1615年3月6日，又有漳州商船載運大量的砂糖開到紀伊的浦津。至於日本本國到東南亞一帶貿易的朱印船，卻因1635年幕府禁止日本人到海外和要求在海外的日本人回國而被完全停止，到1639年日本實施「鎖國政策」，禁止除中國和荷蘭以外的外商到日本貿易時，到日本貿易的明朝商船數量反而急遽增多。據記載，在3月24日和9月17日之間，有93艘明朝商船載運貨物到達長崎；1641年則達到97艘的空前數目。此時到達日本的明朝商船已不能像以前那樣可以在長崎、平戶、五島、大村等肥前各地和薩摩、博多或紀伊等地停泊，而僅能被限制在長崎一個港口停泊。至於明朝國內，則因陷入朝代更替的政治動動，已無暇顧及再次改變與日本的貿易政策，故終明之世，與日本的貿易仍然屬於嚴禁之列。
綜上所述，明朝對日本實行的貿易政策，圍繞著被動依賴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動或主動加強海禁、打擊倭寇騷擾等問題，隨時進行著調整。明太祖首先對日本實行羈縻政策，准許他們入明朝貢，企圖通過外交活動來抑制倭寇的侵擾，但他對日本的國情並不是很瞭解，誤將征西將軍懷良親王作為日本國王與之交往。而當進一步瞭解到實情之後，他又斷然卻其貢，轉而在沿海加強海防，實行積極防禦倭寇的政策。明成祖繼位之後，由於室町將軍義滿主動要求建立朝貢關係並協助捕捉倭寇，故明成祖恢復其朝貢貿易，且賜予百道勘合。但是，日明雙方對朝貢貿易的理解有很大的差異，明朝是將之作為羈縻海外國家的政治工具，而日本卻認為是一種營利的商機，因此形成了矛盾。明朝為了控制大量入貢的日本商人，不得不實行限制政策，遂使日本各大名、寺社為爭取入明朝貢而劇烈地競爭著，並引發了寧波的拼殺事件——「爭貢之役」。明朝以此罷市舶，嚴海禁，斷絕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關係，終於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嘉靖倭患」。通過平定倭患後，明朝不得不改弦易轍，於隆慶元年（1567年）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宣佈開放海禁，但對日本的貿易仍實行嚴禁政策。儘管德川家康極力想恢復日明貿易都無濟於事，不過，在德川家康的極力鼓勵和招徠下，大量的明朝商人為利所誘，無視禁令，紛紛湧向日本貿易，使明朝對日本的海禁政策已名存實亡，惟有聽之任之而已。
（四之四，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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