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沒資格也不願當「全球火藥庫」我們要自信擔當「世界晶片庫」
作為外交與國際事務背景的民意代表,昨天志偉主持了一場「拜登總統就職100天系列:美中新冷戰?台灣該何去何從?」的座談會,邀集了兩岸與國際關係產官學界的頂尖學者與官員,包括兩岸關係專家趙春山教授、經濟專家李淳副執行長、國際關係學者尹麗喬研究員、外交資深官員徐佑典,以及前美國外交部門官員Patrick Mendis等人,探究此刻國際新局勢下,台灣該如何展現自己的價值?
志偉想提出呼籲,台灣並不是「世界火藥庫」,而是應該自信地成為「世界晶片庫」、「防疫的智慧寶庫」。台灣不可以成為籌碼,也不可以變成旗子,在這個框架之下,台灣必須審慎思考自己的價值與位置。再者,此刻的美國正處於「T型復甦」的關鍵期,台灣即使再關鍵終有一天也會被取代,必須盡快尋求下一個利基。因此,政府要看到GDP的背後的隱憂,扛起未來的責任。
--以下為座談會後新聞稿,提供關心台灣國際情勢的朋友參考---
座談會新聞稿:美中新冷戰台灣怎麼走?
何志偉:台灣並非「世界火藥庫」而是自信的「世界晶片庫」與「防疫的智慧寶庫」
29日為美國總統拜登就職百日的日子,美中關係也在百日內有極大變化。然而,台灣位處兩大強權中心,如何在「冷戰2.0」的新時代站穩腳步,成為關鍵價值。民進黨立委何志偉表示,台灣不能成為籌碼,也不可變成棋子 ,我們須對世界表明,台灣並不是「世界火藥庫」,而是自信地成為「世界晶片庫」、「防疫的智慧寶庫」。 他向中國國台辦喊話,「九二共識」既非不可違逆的天條,也不是硬梆梆的法律,台灣人民無法接受,就應思考新的說法,找出和平解決之道。
台灣新動力智庫與立法委員何志偉國會辦公室、亞太青年協會等,今(30)日在立法院舉辦「美中新冷戰?台灣該何去何從?」座談會,分別邀請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首席顧問趙春山教授、外交部北美司徐佑典司長、Swarthmore學院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尹麗喬博士、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李淳執行長,以及政治大學台灣安全研究中心資深研究Dr. Patrick Mendis等人出席,探討中美「新冷戰」國際架構下,台灣的機會和風險。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首席顧問、淡江大學榮譽教授趙春山教授首先表示,美國的對中政策,無論是歐巴馬後期、川普的美國優先論,再到拜登的美中政策,戰略上維持「遏止中國崛起」的政策不變,改變僅只是戰術的層次;至於北京,其目標是要中國強大,要偉大復興,從仰視世界到平視世界。北京最擔心的不是台獨,不過統一過程中美國若是成為了阻力將會使北京感到棘手。
趙春山指出,對中國而言,武統不是唯一選擇,打不是唯一選項,因為當前中國還是覺得不用武力就能達到統一目標,但一旦決定用武,將絕對不惜任何代價。他強調,台灣不應成為美國嚇阻戰的棋子,台灣過去到現在都是不同程度的一張牌,若認為中美關係、台美關係是平行的,此想法是個笑話。
趙春山認為,台灣現在的困境是不能獨、不願統,但是又不能維持不統不獨的現狀。不統不獨的現狀不可能維持下去,客觀上,最後必須做出選擇。然而,台灣內部並不團結,有盲鬥、投降主義兩種聲音。他指出,台灣在沒有對話機制的情況下,勢必無法預防管控可能產生的擦槍走火。因此,台灣要有「自我防衛能力」與「自我防衛意志」。過去,美國曾因自身利益在1979年結束與台灣的邦誼,未來難保類似情況不會再出現,而其他國家願意協防台灣,也是為了自身利益,台灣也需付出代價。
外交部北美司司長徐佑典回應趙春山說表示,現在全球趨勢是兩強對峙,台灣不會選擇有敵意的一方,但也不會僅只單邊押寶。徐佑典回憶過去川普上任的第100日,當時大家對未來茫然,全世界的外交部對川普政府全然陌生;時至今日, 拜登當選後,外交部盤點了拜登的國安團隊,許多主管國家安全與亞洲議題的資深官員在過去四年間都與蔡英文總統及台灣國安團隊有第一手互動。再者,拜登就職典禮正式邀請我國駐美代表蕭美琴出席,而非過去駐美代表處向美國國會議員辦公室索取邀請卡,足見拜登政府下的台美關係持正面態度。
徐佑典強調,過去20多年來,台灣有很多機會,但基於種種因素,往往讓那些機會跑掉了。但中國在拜登上任後,一直釋放訊號,盼美國恢復雙邊戰略對話,但美國至今都沒有回應,雖然美國強調在部分議題與中國合作,卻也不怯於批判中國,也就是說,現在機會又再度回來了,台灣應要好好把握住機會,把許多努力合作的項目制度化。
Swarthmore學院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協同研究員尹麗喬認為,不要把台灣視為工具,而是用「兩性關係」來看待兩岸與國際關係「中美都想追到的伴侶」,台灣是有機運可以玩平衡的遊戲。他指出,在美國政界,與中國競爭並與台灣強化關係已是美國兩黨共識,因此台灣沒有押寶問題,也沒有能力押寶。
尹麗喬說,在美中阿拉斯加會議前,拜登政府先展開「四方安全對話」(Quad)成員國進行元首峰會,突顯拜登政府走的是打群架的多邊主義,而非川普時帶一對一的單邊主義。
然而,尹麗喬也認為,「四方安全對話」聯盟不會成為亞洲北約組織,因為印度與日本各有各自的盤算與顧慮,印度傳統上採不結盟立場,同時與俄羅斯交好,且深怕美國利用印太戰略同時用以制衡俄國;再者,日本菅義偉政府現階段以舉辦東奧及抗疫為優先,其他如韓國與東協諸國亦有經濟考量。不過,Quad的正面效應在於促使歐洲擴大參與亞洲事務。尹麗喬認為,美國應把中國看成風險,採取措施控管,而非視為競爭者,避免過於激怒中國,引發負面連鎖反應。
出席與會的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執行長李淳表示,拜登其實是少見百日內俐落明快的總統。他指出,美中關係就是拜登競選時提出的「競爭性共存」,明確將美中關係定位為「戰略性競爭」關係,並且指出美國將中國視為對手而非敵人,目標就是要強化自身實力、聯合志同道合盟友,確保勝出。因此,日前美國國會所提出的《2021戰略競爭法》即是要從經濟、科技、國際話語權、供應鏈移轉、數位能量、對抗假消息到強化與包含台灣在內的盟邦合作等方面,全面啟動與中國大陸的競爭性對抗。
不過,李淳也說,中國也已逐漸降低對美國依賴,投資移往歐洲、東南亞等地,再者,中國秉持「多做少講」不再高調提倡其國家戰略。他認為,台灣勿再多進行《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等談判項目,因此,台灣要講拜登團隊聽得懂的話,考量國家安全戰略性競爭,就企業的未來沙盤推演,加速內部盤點台灣的科技與貿易瓶頸。
政治大學台灣安全研究中心資深研究Dr. Patrick Mendis提出,以目前趨勢來看,美國現階段仍維持整體戰略模糊,但有逐漸出現清晰的戰略態勢。但他認為,中國雖然禁止進口台灣鳳梨造成兩岸的鳳梨問題浮上檯面,但是台灣還是必須還是要和中國進行貿易交流,這對台灣是有利的。然而,即便如此,台灣仍應保持自身尊重人權承諾的民主價值,在與中國進行貿易同時,維持既有的價值體系,體現不同差異。
何志偉最後指出,台灣不可以成為籌碼,也不可以變成旗子,在這個框架之下 台灣必須審慎思考自己的價值與位置。美國正在k型復甦的關鍵期,台灣即使再關鍵終有一天也會被取代,必須盡快尋求下一個利基。他呼籲,政府要看到GDP的背後的隱憂,扛起未來的責任。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英文 在 林佳龍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今天是李總統99歲冥誕,他是台灣現代歷史重要的人物,透過 #台灣智庫 與 #李登輝基金會 合作舉辦一系列論壇,並且在今明兩天舉行研討會,有系統地探討李登輝在台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寶貴資產,來深化台灣的民主、提升民主品質。
推動 #李登輝學,因為李登輝可說是探討台灣民主的鑰匙,以他作主題,可以更深入了解台灣民主的發展,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台灣民主,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98年前的今天,這位台灣民主化的關鍵人物誕生,此後,若要了解近代台灣的政治、文化、歷史,都不可能跳過對李前總統的討論。也因此,了解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一種體制、一個時代,其實是為了瞭解台灣,是為了了解我們為什麼成為今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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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11/9系列活動的前導講座直播開始,我們陸續討論出李登輝在政治領導、憲政改革、經貿戰略、農業改革、公民參與等的貢獻與成果,我們可以快速地回顧:
#11月9日前導直播回顧:揭開提煉歷史的工作
回顧整個系列活動初始,11月9日,我們以「時代精神、歷史意識與政治領導:從李登輝學到學李登輝」為題,進行了一場前導直播,邀請詩人李敏勇、作家范疇、導演魏德聖,分別從不同的宏觀脈絡對談李登輝學的意涵。李敏勇老師撰寫了關於李登輝前總統與彭明敏先生的歷史小說《夢二途》,他在直播當時的一句話特別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李登輝)之後我們怎麼樣去建構現在所謂的寧靜革命,或是寧靜革命要怎麼樣真正有成果,如果沒有接續地完成,就會變成歷史的頓點,這非常的可惜。」
而《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的作者,范疇老師則表示,台灣智庫開啟關於李登輝的社會探討非常有助於「提煉歷史、面臨當下、打造未來」。這非常精確地說出了李登輝學的研究旨趣。2024年,則是台灣進入大航海時期的400週年,現在魏德聖導演在籌拍的《台灣三部曲》,就是要說台灣四百年的故事。那是世界第一次的大交流時代,打造了台灣的海盜性、海洋性,是一種掠奪的英雄主義性格,但也是短視的表現。現在,我們珍視這片土地,台灣就是我們的永恆居所,加入世界四百年的台灣經歷過幾個外來政權,現在要告訴世界,民主在這裡生根茁壯,而且台灣可以貢獻國際,李登輝學也是寶貴的台灣故事。
#11月15日國際兩岸座談回顧:政治領導如何在危機中平衡前進
在李登輝學第一場座談會,我們討論了李前總統的國際兩岸策略、台海危機的今昔。最近,美國國務卿龐佩奧發表了聲明,解除過往畫地自限的對台交往「內規」(internal guidelines),其對行政單位所頒發的台灣「接觸準則」(contact guidelines)也全部作廢。台美關係正常化又往前跨了一大步,這在李登輝的時代是難以想像的。1999年李前總統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在國際亟欲與中國展開交往,以為把中國納入自由世界就可以讓中國民主化的氛圍中,台灣因此開始被稱為「麻煩製造者」,中國對台恫嚇都歸咎於台灣的挑釁。
然而,李前總統巧妙地藉國內的民主化改革取得國際認同,用國際的認同鞏固政權正當性,在改革黨國威權體制的同時,尋求對外關係突破,由「三不政策」走向務實外交、元首外交,從推動《國家統一綱領》,設定高難度的統一門檻,到建立兩國論,不斷將兩岸關係國際化。儘管,在李前總統卸任後,台灣對外關係仍被認為扈從在美中關係之下,台灣也難以再走上被統一的路線,服貿在國民黨完全執政下仍被公民運動擋下,就是深刻的例子,因為自由民主已經在台灣成長。
96飛彈危機過後25年的今天,兩岸情勢依然緊張,國內也是本土政權完全執政;但不同的是,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台灣認同趨向穩定多數,防中與抗中成為主流民意,而國際社會也在美中角力、數位轉型,以及這一年來嚴峻的武漢肺炎疫情中,看到中國的威脅。台灣民主治理的體制、地理戰略優勢、防疫表現亮眼、在高科技產業供應鏈與乾淨網路中能扮演關鍵角色,已經使各國對台戰略產生質變。
#11月28日憲政改革座談回顧:分期付款式民主轉型成就與未逮
談過外交兩岸,接著我們回過頭來看內政議題。李登輝學座談會的第二場主題就是憲政改革,李前總統主政時期「穿著衣服改衣服」的六次憲改,可算是他留給台灣最寶貴的資產,也是他認定的未竟之業。
綜觀過去的修憲過程,憲政改革工程非一黨一人可促成,領導者之遠見必須配合政治正當性、民意所趨、朝野合作三個國內因素,再加上一個外部因素:國際局勢,才能抓住憲政時機推動修憲。李前總的六次修憲妥善處理這些面向,他除了要「穩定國民黨內部鬥爭」,還妥善「回應野百合學運」、「適時和在野黨合作」,以及「開拓國際空間」,援引各種憲改動力才能促成。
以此觀之,目前台灣有絕佳憲政時機。政治正當性而言,台灣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民主深化,行政或立法權力正當性都已不是問題;民意趨向而言,小英政府有史上最高民意授權,且台灣認同穩定居高;朝野合作而言,一來民進黨完全執政,二來各政黨之間對修憲有一定共識;就國際局勢而言,台灣地位比起李前總統時期提升許多,民主治理、經濟發展和防疫成果都讓國際肯定台灣,再也不是「麻煩製造者」。在絕佳的憲政時機上,屬於台灣的憲政改革勢在必行,而且需充分討論。
李前總統說:「台灣應該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合乎台灣現狀的憲法,一套更能夠落實台灣民主,實現主權在民的選舉制度,以及一個更符合台灣土地與人口比例的國會與政府架構。」我們是否能再迎來一個憲政時機?讓我們都以台灣為主體來思考,用實踐理想的毅然決然,和享受生活的理所當然,讓台灣盡早走向一個「正常國家」。
#12月12日經貿戰略座談回顧:再探戒急用忍爭來的時間與空間
接著,我們談到李前總統的經貿政策,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戒急用忍」,這個政策的出現和總統直選、國際與兩岸關係走向正常有密切的關聯。最近,網路上瘋傳一張2002年的手寫字條,是黃適卓董事長公布當年蔡英文總統謄寫的備忘錄,訴說著李前總統卸任後,朝小野大的阿扁政府面臨要求讓台積電赴中生產的巨大聲勢,李前總統籌組的台聯建言延續戒急用忍的理念,延緩「護國神山」台積電八吋晶圓廠的西進。若不是二十多年前,李前總統「戒急用忍」經貿戰略的超前部署,或許美中貿易戰中我們也會成為受制裁的對象;數位轉型下受制於中國最多的,可能是台灣;而疫情下供應鏈斷鏈受害最深的,也會是台灣。
「戒急用忍」是1996年李前總統在台海飛彈危機之後脈絡,提出的對中投資主張。許多人理解的「戒急用忍」是禁止赴中投資,但其實真正的意思是要審慎評估、放慢腳步,因為對單一市場過度依賴、技術、資金、人才被掏空的後果,台灣經濟體承受不起,且台灣當時西進的速度已經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飛快。但是當年不論是國內企業,或國際大廠,都汲汲營營要進入中國市場,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其高速成長的經濟更是強大的吸力,好像不跟中國做生意就會被世界淘汰。逆勢而為的「戒急用忍」等於直接與企業作對。不過,各國對中投資涉及的是可大可小的經濟利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聲索卻未曾改變,李前總統認為,民眾和國家經濟,不能和個人的企業同等看待,所以,那時他的態度很堅定。
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場座談會,李安妮董事長特別補充一件有趣的故事。她說她曾問父親「戒急用忍」的意思,李前總統只是淡淡地回:「我也不知道啊,你們讀中國書的才知道。(台語)」李安妮董事長解釋,原來李前總統不是刻意引經據典,但要強烈地對國人表達,赴中投資不能急,要以台灣當前經濟戰略作為前提。李前總統的智慧與遠見庇蔭了後代,除了得到經濟優勢,還保住了主權存續。在經貿戰略上,我們有幸能夠在李前總統的基礎上,也要肩負起責任,建立國家品牌,做民主的科技重鎮,也從防疫大國走到觀光大國,展現台灣的軟實力。
#12月26日農業政策座談回顧:農為國本到農業轉型的產業永續
而李前總統推動台灣經貿走向國際的同時,也注意到城鄉差距擴大、農村人口流失、台灣小規模經營的小農與兼業農難以應付國際自由化競爭等課題。農業專業背景出身的他,特別重視農民的福祉和農業的發展,他曾說:「不管我在什麼位置上,我永遠都是農業人」。
農業政策可說是他最早展現政績的領域,1973年擔任政委時期,他就透過不斷研究、倡議,廢除了強迫農業產值投入工業部門的「肥料換穀政策」。李前總統也希望培育農民成為有技術,且有經營管理能力的農業主力,1981年,在他擔任臺灣省主席任內,就提出「八萬農業大軍」政策,以培力農民,帶動農業結構調整。
儘管李總統在2000年卸任,他還是持續關注農業議題。當時一次金改,想一步到位解決農漁會信用部的經管問題,引發熱烈反彈。李前總統認為農業金融雖需改革,但要慢慢調整體質,而不是直接衝撞。後來促成農業金融法,同時成立全國農業金庫,讓農業金融監理一元化,並解決逾放比過高的問題。
2014年,我在競選台中市長時,李前總統還曾陪我到東勢農友家座談。我記得他殷切地關心台中農業,並強調要幫農民解決休耕地的問題。他還說,補貼機制已經過時,政府應該鼓勵青農自立。他認為,如同太陽花學運一般,台灣需要青年世代共同打拼,才更有發展機會。「農為國本」是他身體力行的理念,他用他的專業,一輩子關懷這片土地和其所養育的人們。
#1月9日公民參與座談回顧:從爭選擇的自由到做自由的選擇
到了上週六所舉辦的第五場座談,我們討論公民參與。或許你會問李前總統是政治菁英,他和公民參與又有什麼關聯呢?回到台灣智庫展開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初衷,李登輝學指的是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Individual)、一種體制(Institution)、一個時代(Era),關於台灣民主轉型的研究,而公民參與在民主鞏固的過程和民主社會的運行,都扮演重要角色。
作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在體制內,李前總統從政時期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歸;在體制外,他卸任後以「新時代台灣人」的公民身分,持續倡議理念20年。不論作為一種體制或個人,他都相當重視公民參與,而作為一個時代,他更是促成公民參與環境的關鍵人物。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結萬年國大、落實總統與地方首長直選,談李前總統對台灣民主化最大的貢獻,絕對少不了他把台灣從威權帶向自由的指標性作為,但顯然他自己也認為絕對不止這些,他曾說:「所謂的民主主義並非只是握有投票的權利,而是人民主動參與政治時,透過監督政府才得以實現。」
我是野百合世代的,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連參加讀書會都可能被搜查、逮捕;連在校門口的肥皂箱上演講,都要先做好被處分懲戒的準備。電影《返校》最恐怖的地方不在於它的恐怖元素,而在於它所反映出的真實面。所以解嚴後,公民社會得到一點解壓,90、91年代風起雲湧的學運試圖衝撞體制,公民運動碰上了政治機會,才迎來動員戡亂時期的終結,回歸憲政體制,有機會修改憲法。逐漸地,在李前總統主政下透過修憲,台灣人才可以選擇自己的政府、民意代表,靠著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我們終於爭到選擇的自由。
台灣今天公民社會的活力是30年前無法想像的。李前總統曾提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就是身為台灣人,卻無法為台灣盡力的悲哀。他說,「台灣人長期以來,有著自己無法治理自己國家的悲哀歷史」,而他生為台灣人,也曾處於想為自己做些什麼卻辦不到的年代。這裡指的,當然是公民參與、政治參與,而他在卸任後已經可以用「新時代台灣人」公民的身份參與,我們也習以為常地用各種方式對公共事務發表看法。「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已經轉變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
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一直確保我們能做出「自由的選擇」,而這是我們恆常的追尋。制度沒有完美,台灣人當家作主後,對國家與社會的想像為何,如何藉一次又一次的公民參與改變政治,面對巨量的資訊和更純熟的資訊操弄,又如何防衛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這些是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在方方面面,都要面對的課題,因為民主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賽。擔任台中市長時,我透過青年議會、社會創新等方式擴大公民的參與;現在擔任交通部長,我以「人本交通,連結共好」的理念,投入營造公民社會的環境。不論在什麼位置,擔任什麼角色,都能投入和促進公民參與,這也是李前總統精彩一生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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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簡短地回顧我參與幾場座談會之後的心得。除菁英觀點,其實先前台灣智庫所作的三次民調,也充分地反映出現階段台灣人民對李總統極高的正面評價。對李總統當年的各項政績,不論是國際兩岸、經貿戰略,亦或是民主轉型,都給予極為高度的肯定。而特別的是,30歲以下的青年,所給出的正面評價,幾乎都高達八成,甚至到九成以上。這樣的趨勢,我們也在前幾場座談會的參與者和這次研討會的報名者身上看到。許多青年朋友的參與,代表年輕世代對理解台灣過去的渴望,以及對找尋台灣未來的關切。而這,正是我們舉辦「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最大目標:希望能探索「時代的課題」,激起「世代的對話」。
再次感謝這系列活動的所有參與者,許多舊雨新知因為李登輝學在此相會,可能是出於對李前總統傳奇一生的好奇、對李前總統下的政治體制有興趣,或是想要了解李前總統的時代,但我們一定有個共通點,那就是對台灣的關懷。在進行三次民調,從人民的眼光看李前總統的貢獻;舉辦五場座談,用世代的對話探討台灣的今昔之後,現在我們將展開兩天的研討會,邀請大家一同聆聽專家學者對李登輝的見解與定位。
這個研討會不會是個結束,而是透過李登輝學,提煉歷史、擘畫未來的開始。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英文 在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憂鬱實紀 #帶著憂鬱逃離職場
#要找出生存之道 #還是非得工作不可
#曾被困住的人 #才能看到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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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九月,我二十三歲的夏天也宣告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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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未遂後,家人帶我回千葉老家生活。藥物害我頭腦昏沉、四肢無力,我每天都過得像行屍走肉。可能是吞服大量藥物的影響,抑或是精神科開的抗憂鬱藥,導致我的身體和腦袋,就像被灌了鉛塊一樣沉重。我只能躺在床上,什麼都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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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前的正常生活,彷彿黃粱一夢。我躺在床上,想起過往的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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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來在非政府組織中工作,在工作之餘,還會練團彈貝斯、寫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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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與的非政府組織,專門從事國際互助活動,主要負責支援東南亞的貧困階層,例如幫助失學的小孩子、推廣正確的農業知識、救濟天災發生的地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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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辦公室是一個約莫四坪大的小套房,正職員工包含我才三個人,另外還有一個會計和事務人員,他們都是兼職員工,我們只是一個小團體罷了。職員平常工作也挺忙,我們要用英文聯絡當地團體、想辦法張羅活動資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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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被派往海外,而是負責處理國內的活動和宣傳業務。工作內容包含召集義工、準備現場活動的介紹看板、更新團體的官方網站等。雖然跟國際互助活動有關,但我做的是支援性質的文書工作,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種實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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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來到非政府組織完全是偶然。大學時代我是念社會學系的,我的選修課程就是國際互助,那一門課的教授很照顧我,而且還是該團體的代表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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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時我決定放棄求職,一心想當小說家和音樂家。教授不忍心我畢業後毫無出路,就收留我在此當個小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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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組織沒有一般企業嚴格,除非舉辦特別活動,不然通常晚上八點前就能回家了。白天我會早點起床,跑去咖啡廳寫小說;晚上就去練團,跟樂團的朋友聚在一起作詞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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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看我這樣,可能覺得我生活過得很充實對吧?事實上,我從十二歲開始寫小說,寫了整整十年也沒什麼成果。我害怕承認自己缺乏才能,也不敢投稿參加比賽。音樂我也練得滿認真,可惜同樣沒有靠音樂吃飯的本錢,這讓我漸漸產生焦躁遠大於開心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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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還是在這兩件事上付出不小的心力。畢竟我也找不到其他想做的事,萬一失去夢想,我不知道該怎麼活下去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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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交過女朋友。大學時代我們是同一個社團的,她比我小兩個學年。這段感情在我出社會以後,同樣維持得不錯。她很喜歡音樂和次文化的東西,下班後我們會一起吃飯,一放長假就到全國各地旅遊,不然就是到市區散步,互相抱怨學校和職場的鳥事,就是隨處可見的交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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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平凡無奇的生活片段,對我來說就像前世的記憶一樣。
我吞藥自殺兩天後才恢復意識,一醒來就看到母親憔悴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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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不起來自己身在何處,也不曉得為何自己會躺在這種地方。虛弱消瘦的身體逐漸恢復知覺,腦海中回顧著自己失去意識前做的事,絕望感也跟著浮上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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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體無法使力,意識也朦朧不清,如墜五里迷霧。我的嘴裡有幾十處潰瘍,一開口說話就會產生激烈的痛楚。喉嚨深處像是塞了什麼乾硬的東西,無法順利呼吸。後來我才知道,院方為了幫我排出大量的藥物,在洗淨我的胃腸後,還往我體內塞了醫療用的活性碳,吸收身上的毒素。我的口腔會潰瘍,就是營養也一起被吸走的關係。現在的我就跟腐朽的木頭一樣癱在床上,連起身或哀號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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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意念都消失了。不管是追逐夢想的熱忱、喜歡別人的心情、不惜熬夜也要努力做好一件事的氣魄、對工作的煩惱和不安⋯⋯這些統統都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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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診斷我失去工作能力,理由也合乎情理,因此在我領不到薪水的療養期間,可以用健康保險領取「傷病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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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領取傷病補助金,需要提出業主的證明文件和醫生的診斷書。經過核准後,每個月領到的補助相當於三分之二的薪水。補助提供的時間也很長,最久可以領一年半。像我的離職是出於個人因素,加入勞工保險也不滿十年,失業補助只有九十天可領。相形之下,傷病補助給了我一段很長的療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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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制度最可貴的地方在於,只要在職超過一年以上,離職後也能領取補助。我簽下正式的雇用契約後,工作了一年又兩個月,算是勉強符合領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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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整天臥病在床,父母也沒催我趕快去找工作。他們只是默默地照顧我,希望我用這一年半的時間,找到自己未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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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不會強行帶我出門,也不會問東問西,連三餐都幫我備好好。他們看到自己兒子每天躺在床上,眼睛跟死魚一樣缺乏生氣,一定也不好受吧。不過,有件事他們講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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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死了,我們也不想活了。所以你千萬不要自殺,別再做那種事了。」他們不在乎我變成怎麼樣,只希望我活下去就好,這種認同對我是莫大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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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領取傷病補助金,我得接受醫生的診斷,填妥申請表格才行。因此前往鄰鎮的大醫院是我唯一的外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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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前把自己逼得太緊了,現在先好好休息,重新瞭解自己。等恢復健康了,再來打拼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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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治醫師是個中年人,每次只會講同樣的幹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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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近怎麼樣啊?你的身體還好嗎?這禮拜做了哪些事啊⋯⋯反正就是確認我的狀況,調整處方藥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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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看書和上網查的資料,造成憂鬱症的原因非常多。有人長時間工作,在慢性疲勞的狀態下罹患憂鬱症,經過充分的休養後,放棄高薪改做工時較短的工作就康復了。也有年輕人厭倦人際關係而罹患憂鬱症,結果搬家後換了一個新環境就痊癒了。至於在工作和生活上缺乏成就感的人,也有可能一談戀愛就康復。當然,也有人患病多年沒有痊癒,只好得過且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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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的情況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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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社會以後我有工作上的壓力,承認自己沒才能也帶給我很大的絕望感,被女朋友拋棄的喪失感更是無比沉重,另外還有我本身的性格問題。我的憂鬱症似乎是各種原因累積而成。我必須釐清每一個因素,找出有效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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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我得再一次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否則同樣的問題會重複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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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很害怕治好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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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休養後康復了,我該做什麼才好?我該追求什麼?該以什麼為目標活下去呢?這些問題我現在毫無頭緒,如果我現在治好憂鬱症,就得再次面對自己的人生,光想我就怕得渾身發抖。罹患憂鬱症對我來說有一個明確的好處。只要我還沒有痊癒,我就有一個不必跟社會接觸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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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好手好腳、大學畢業的二十三歲青年,必須出社會工作才行。生活要過得充實,也得有夢想和人生目標;不想寂寞度日的話,也得多多結交朋友和戀人。不過,「憂鬱症」可以讓我擺脫這一切義務和社會枷鎖。有憂鬱症這個藉口,我就能名正言順地賦閒在家,接受自己沒朋友沒女人的孤獨現實。更重要的是,我不必追求夢想或目標,也不用為此努力。憂鬱症這個擋箭牌,可以用來逃避一切可能傷害我的事物。而且,沒人對我有怨言,至少家人、醫生、社會都容許我得過且過,我還能拿到一定的補助款,至少生活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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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自己跟社會日漸脫節,性情也越來越墮落,我卻有種奇妙的安心感,不願離開這樣的舒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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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光是打開房間的電腦,螢幕的光線就會讓我頭暈,我的眼睛也同樣無法聚焦在書本的文字上。電影和電視的聲光效果也令我頭昏腦脹,我看一下就馬上關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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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活動三十分鐘我就累壞了,只好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發呆,過得如此頹廢真的非常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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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躺太久的關係,我的背部和臀部還長了褥瘡,褥瘡不是老人才有的毛病嗎?那種皮膚好像要爛掉的痛楚,彷彿在無聲指責我是個一無是處的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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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夏天持續創下高溫記錄,窗外始終是萬里無雲的藍天,湛藍到很荒謬的地步。二十三歲的我,只能待在充滿自己味道的小房間,那個我從小熟悉到想吐的小房間,抬頭仰望那一片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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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一定有各種可能性和生活方式吧?想必有很多人享受著那些可能性,感受著多采多姿的生活,跟喜歡的人幸福度日,努力達成自己的夢想。當我眺望窗外的天空,就覺得自己看穿了世間的繁華,看透了社會的紛擾和形形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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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沒有心力去死了,腦中思考的只有活下去這件事。拿自己來跟整個世界相比,其實只有空虛而已。我別的沒有,時間特別多,偏偏我卻活得一點意義也沒有,連一本書或一部電影都看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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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未來的人生我決定盡可能降低成就感的標準。我放棄寫小說,只保留寫日記的習慣。我告訴自己,哪怕只寫下一行字,那一天就算過得很有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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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連寫一行字都嫌痛苦,
#那就慶幸自己還活著、#還有在呼吸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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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
#會讓我相信活著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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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觀察美麗的雲彩、品嚐晚餐美味的炸雞塊、早上鞭策自己不要賴床等等。不然,連續兩三個月躺在家裡,完全沒有從事建設性的活動,這麼沉重的事實我真的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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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禮拜左右吧,我漸漸能認同自己了。或許是我專注於生活、不再想死的關係吧。自殺未遂後那段臥病在床的日子,我就是這樣撐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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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憂鬱擱淺的我,也想好好工作:一個憂鬱症患者從繭居在家到走向世界的重生之旅》,作者 #阪口裕樹,1987年生於橫濱,千葉縣長大,立教大學社會學部畢業。不隸屬任何公司,憑自己的本事環遊世界,邊旅行邊在旅途中賺取生活費,並將這種生活方式稱為「自立旅行者」;本書由 采實文化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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