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d評論】我將每月在《外交家雜誌》撰寫短評,爭取自由世界關注香港。首篇評論就引用「國際自治政體」的概念,解釋為何自由世界是香港自治的正當持份者。請廣傳開去。
I will be a regular columnist in The Diplomat Magazine contributing monthly op-eds. My goal is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s of the Free World. In this first op-ed, I argued that the Free World countries are legitimate stakeholders in Hong Kong's autonomy by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ized autonomy”. Please spread.
▋延伸閱讀 Further reading
「反送中」是一場香港自治運動/方志恒
https://bit.ly/2BSYfOv
The Future of Hong Kong’s Autonomy/Brian C. H. Fong
https://bit.ly/31VUBxV
#香港自治 #香港人 #中國 #自由世界 #國際共治
#HKAutonomy #HongKongAutonomy #Hongkonger #China #Fre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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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自治政體 在 方志恒 Brian Fong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以小制大 莊敬自強
【#香港革新論文章】❝未來,香港人會否鞏固其主體意識,克服來自中國的分化打擊?香港人會否將抗爭更聚焦於中國及其代理人網絡,直接打擊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香港人又會否強化其全球民間外交網絡,鞏固自由世界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所有這些變數,都會影響未來香港自治運動之動員能力,繼而決定香港人能否在中美新冷戰中發揮「弱者槓桿」(leverages of the weak)。❞
/方志恒 《香港革新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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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恒:「反送中」是一場香港自治運動
(原文刊於2019年10月31日《蘋果日報》即時新聞)
中國和自由世界將如何應對流水革命?香港人這一場「流水革命」,繼續牽引著全球目光。全世界人都在看,想知道香港人為何能團結抗爭5個月,依然堅定不移。
要理解今天的香港,我們應該從這個前提說起:香港人是尋求自治的「無國家共同體」(Hongkongers are a stateless nation struggling for autonomy)。只有認識到這個前提,我們才能理解「流水革命」作為香港自治運動最新篇章之時代意義,進而思考中國和自由世界將如何應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
香港人團結爭自治
按大師Michael Keating在《Nations Against the State》的經典理論,「國家」(state)和「共同體」(nation)是兩個不同概念。前者指建基於主權的政治行動機器,後者指按照共同血緣(common ethnicity)或共同價值(common values)建構而成並尋求自治的政治社群。概念上,共同體不一定有自己的國家。當共同體和國家完全(或大致)重叠,這就是我們一般理解的單一民族國家(nation-state),例如日本;當共同體沒有自己的國家,就會尋求在現有國家內實現自治,甚或爭取獨立建國,例如加泰人、魁北克人、蘇格蘭人。
歷史上,香港共同體之形成,始於1949年中港邊境管制確立後,改變了香港開埠百年來華人自由進出之情況,令香港得以逐步發展出獨特的身份認同。與此同時,戰後香港經歷了「非正式的權力下放」(informal devolution),倫敦逐步允許港府建立起各種自治權,鞏固了香港共同體之制度基礎 —— 這些自治權更在1984年由《中英聯合聲明》以國際法確認(de jure recognized)、然後在1990年由中國人大頒布之《基本法》以國內法予以成文化(codified)。到了1997年7月1日,英國人除了將香港主權移交予中國,實際上也移交了一個初生的政治共同體 —— 這個共同體的名字叫「香港人」。
不幸地,香港人和中國從一開始,就對一國兩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香港人追求的,是在一國之下永續兩制;中國卻視兩制為過渡,最終走向中央集權之一國。此一根本差異,決定了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人時刻需要捍衛自治,不斷抵抗中國之干預和吸納 —— 由2003年反廿三條運動、2010年反高鐵運動,到2012年反國教運動和2014年雨傘運動。諷剌地,中國越加強吸納香港,香港主體意識卻在反抗之中壯大。
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就能理解到,「流水革命」實乃香港自治運動之最新篇章。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逃犯條例》代表著中國蠶蝕香港自治之新嘗試,旨在拆除中港之間的法制防火牆。要不是大批香港人在6月12日包圍立法會、以及美國跨黨派議員在6月13日重提《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中港政府才在本地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壓力下,在6月15日暫緩《逃犯條例》。
但整場《逃犯條例》風波,已引發香港人對失去自治的深層恐懼,促使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克服長期以來和勇之間的路線分歧,攜手合作 —— 由前線勇武抗爭,到和理非後勤支援。換言之,「流水革命」發韌於反送中,卻快速發展為新一波的香港自治運動。對不少香港人來說,除非能夠建立全面代表港人之自治政府和議會,《逃犯條例》以至任何對香港自治之蠶蝕,隨時會捲土重來。
中國推進霸凌模式
香港人之自治訴求,已經在「流水革命」中清晰表達。但香港之政治未來,始終受制於中國的對港政策。
多年來,中國面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立場一貫清晰,就是加強集權專制操控(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controls)。廣泛而言,中國對香港施行之集權專制主義,乃延伸自中共黨國對中國邊陲地區(包括新疆、西藏、滿蒙)之同化吸納政策;而此一政策,則源自中共對1991年蘇聯解體所汲取的教訓。2012年,習近平政權開始在香港力推集權專制主義,此趨勢跟中國對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之強力同化政策同步。
但中國的對港政策,並非只是直接施行集權專制主義那樣簡單。到目前為止,中國管治香港的模式,仍不同於西藏和新疆(中共黨國仍未直接管治香港);香港人所面對的同化壓力,仍比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來得溫和(香港人仍未被關進再教育營或受社會信用系統監控)。當中原因顯而易見,卻常常被忽略,就是維持一國兩制下某種形式的香港自治,非常符合中國本身的戰略和經濟利益。
中港權貴總是吹噓「香港依靠中國才能生存」,但事實上卻是「中國經濟依靠香港金融才能生存」—— 香港是中國最主要的境外投資來源地(2018年香港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金額為961億美元,佔中國 FDI 總數74.7%)、最主要的境外上巿集資地(2018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的IPO金額高達35萬億美元,佔中國企業境外集資總額79.6%)、最主要的境外銀行貸款來源地(2018 年香港各銀行對中國大陸銀行和非銀行客戶的淨債權總額高達 910億元美元)、最主要的境外債券融資平台(2018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發行的美元債券總額高達723 億美元,佔中資企業境外發債總額的64.2%)、最主要的境外人民幣交易中心(2018 年香港佔全球人民幣境外交易量的79%)和最主要的境外私人財富安全港(2018年香港各金融機構管理的資產總額達3.1萬億美元,估計大部分為中國權貴的資產)。而香港對中國的巨大金融價值,只有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才能發揮,特別是當中的普通法制度、與美元掛勾的港元、資金自由流通等等。
香港實乃中國經濟賴以呼吸的「金融肺」,其金融角色對中國來說難以取代。其他中國城巿例如上海和深圳,由於缺乏香港廣為國際認可的自由巿場和法治,至今仍無法取代香港 —— 上海自貿區之失敗,未能做到當初信誓旦旦的貨幣和資金自由流動,不過再次證明中國始終找不到方法,去減低它對香港金融之依賴。
中國既要在香港推進專制集權主義、但又非常依賴香港金融,遂促使習近平政權自2012年起,採取了「我全部都要」的「霸凌模式」(take-all approach)—— 即一方面要換掉香港自治的內涵,施加更強力的專制集權操控;另一方面則保留一國兩制的軀殼,以更充分利用香港為其服務。這些年來,中國在香港推進「霸凌模式」,其實一直頗為順利,包括成功取消大批反對運動領袖的參選資格和議席、在銅鑼灣事件和肖建華事件上跨境執法、取締香港民族黨、在西九高鐵站實行中國法律等等。儘管香港本地和國際社會,都曾強烈反對這些決定,但始終無力阻止中國上下其手,一方面逐步淘空香港自治、另一方面利用一國兩制軀殼為其政權利益服務。
由此路進,我們當能明白「流水革命」成功阻擋了《逃犯條例》,實在意義非凡。因為這是中國自2012年推進「霸凌模式」以來,首次遭逢挫敗。在本地抗爭和國際施壓下,中國先被迫暫緩《逃犯條例》,其後再被迫正式撤回草案;其「霸凌模式」最終撞上牆壁,不但無法再推進,更加暴露了中國在香港的潛在限制。
首先,「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國難以在香港動用解放軍(包括武警)。由於中國嚴重依賴香港金融,加上顧忌自由世界特別是美國的可能反應,動用解放軍血腥鎮壓香港示威,對中國來說成本實在太高;有趣地,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後來在一個場合的發言,更權威地證實了中國的顧慮。換言之,全憑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不致成為天安門、烏魯木齊和拉薩。
第二,「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國賴以控制香港的代理人網絡(local collaborator network),無法壓服團結一致的香港民眾。由於動用解放軍(包括武警)的成本太高,中國只能依賴其代理人網絡,特別是香港警察,去平息「流水革命」。自6月以來,香港政府就採用了「準軍事警察政府模式」(paramilitary police-state mode),試圖以無差別濫打、濫捕和濫告示威者,來阻嚇巿民繼續參與示威;同時動員親中商會、政黨、社團高調撐警,並組織各種反示威行動。這種多管齊下的分化打擊策略,目標是要分化勇武派及和理非,然後再將之逐一收拾,基本上就是5年前應對雨傘運動策略。
但這次勇武派及和理非汲取了雨傘運動失敗的教訓,一直堅持「不分化不割蓆」的原則,團結一致對抗政權。到目前為止,儘管政府已濫捕了超過2000名巿民、濫告了200名示威者暴動罪,整個運動仍能保持韌力。相反,警察鎮壓已引發強烈的民眾反彈,正在摧毀中國在港整個代理人網絡的認受性 —— 中文大學在10月中進行的民調顯示,52%和49%的受訪者在信任度上,分別給予警察和香港政府「零分」。除非「流水革命」的支持基礎出現戲劇性變化,中國要單靠代理人網絡平息示威浪潮,恐怕是緣木求魚。
當「解放軍牌」(威脅血腥鎮壓)已失去威懾力、「代理人牌」(準軍事警察政府模式)又在自我毀滅之中,中國手上的牌其實所剩無幾,正面臨越來越大的讓步壓力。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就能理解為何在9月時,中國會答應五大訴求其中之一,正式撤回了《逃犯條例》,以至在近期放出撤換林鄭月娥的風聲。
本地和國際社會要求中港政府答應其他四個訴求(包括獨立調查警暴、收回暴動定性、撤銷示威者控罪和落實雙普選)的壓力正不斷增加,但中國的困局在於若然答應這些訴求,不但等同放棄其操控香港的霸凌模式,更會衝擊習近平的個人聲望。既無法平息示威浪潮、又不願意再作讓步,中國已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局。
自由世界重返香港
「流水革命」的其中一個重要影響,是重現(re-surfaced)自由世界作為香港自治的持份者角色,呈現了香港作為「國際自治政體」(internationalized autonomy)的複雜性。
基於兩大原因,自由世界國家在香港自治問題上,正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第一,中國對香港的集權專制操控,已嚴重破壞香港長久以來的自由法治傳統,迫使自由世界國家必須站起來,自行捍衛其在港利益。2016年的銅鑼灣書局事件和2017年的肖建華事件,已警示自由世界國家,香港的獨立管轄區地位已出現裂痕。直至本年初更爆發了《逃犯條例》風波,一直保障本地和外地人的中港法制防火牆面臨被拆走,終於引發在港外國商會(包括國際商會、香港美國商會、北歐商會)和自由世界國家領袖(美國政府和國會、歐盟28個國家、英國和加拿大政府、七大工業國集團領袖)的全面反彈。
明顯地,《逃犯條例》風波對自由世界國家的最大教訓,是不能再指望香港政府會保障其在港的利益,而必須自行站出來。
第二,由中國影響力擴張,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變化,正促使自由世界國家改變其對香港自治的立場。近年,中國透過經濟投資和境外統戰工程,積極對外擴張影響力,令自由世界國家必須回應。在這個地緣政治脈絡下,香港由原來連結中國和自由世界的地緣政治中立地帶,轉變為抵抗中國影響力擴張的最前線。美國對港政策在過去數月急速改變,就是最佳的說明。
今年初,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高調宣示,香港自治對美國的自由開放印太戰略非常重要;隨著反送中升溫,美國政府和國會領袖全面支持香港的「流水革命」,包括白宮高層多次接見香港民主運動領袖、將香港納入中美貿易談判議程、眾議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等。隨著中美新冷戰在貿易、科技、安全等多方面全面開打,香港自治也成為中美攤牌的新戰場。
總而言之,香港自治不止是國內問題,也是國際問題。過去幾個月,《逃犯條例》風波已充分證明,香港自治的未來,不單取決於中央地方互動(central-local dynamics),也受制於全球地緣政治(global geopolitics)。自由世界國家,特別是作為全球領袖的美國,將如何應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必將影響香港之未來。
如何發揮弱者槓桿
香港自治之未來,取決於香港人、中國和自由世界的三方複雜互動,而每一方又受制於一系列相互關連的變數,因而充滿不確定性。
中國對香港自治之應對,始終取決於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當中涉及了一系列的變數:經濟債務危機和資本外逃,會否衝擊中共黨國之穩定性?中國能否有效維持和掌控在香港的代理人網絡?中國又能否應對多個中國邊陲地區,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和台灣,同時出現不穩?這些變數互相影響,將決定中國能否集結足夠實力和資源,去繼續推進(抑或被迫調整)其對香港自治的「霸凌模式」。
自由世界對香港自治之應對,則取決於各國對支持香港自治之意願和力度,當中尤其涉及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地緣政治戰略:美國將採用何種戰略,去遏制中國影響力擴張,而香港在這個地緣政治棋盤上又有何角色?美國會否積極地運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下的工具,包括每年認證機制和官員制裁,去介入香港自治運作?美國又會否聯合其他自由世界國家,例如七大工業國集團,在香港自治問題上聯手向中國施壓?我們需留意所有這些變數,以評估自由世界國家對支持香港自治之意願和力度。
香港是地緣政治上的共同邊陲(overlapping periphery),其自治狀況始終受制於大國政治,特別是中美兩國。但香港人作為細小的共同體,如果能團結地、也有智慧地爭取,則仍然有能力影響地緣政治格局 —— 香港人在過去幾個月,就成功做到這一點。
未來,香港人會否鞏固其主體意識,克服來自中國的分化打擊?香港人會否將抗爭更聚焦於中國及其代理人網絡,直接打擊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香港人又會否強化其全球民間外交網絡,鞏固自由世界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所有這些變數,都會影響未來香港自治運動之動員能力,繼而決定香港人能否在中美新冷戰中發揮「弱者槓桿」(leverages of the weak)。
對無國家共同體來說,自治之路必然是崎嶇漫長,過程總是數以十年甚至百年計。但若然香港人決心尋求自治,就必須昂首迎接這個沉重挑戰。《想像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曾寄語,「我走不下去了,但我會走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這應該是香港人在未來漫漫長路上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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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香港前途宣言/方志恒
https://goo.gl/aAAKqv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方志恒
https://goo.gl/TsrHiG
閱讀《香港革新論I》:
https://goo.gl/HZN2kU
閲讀《香港革新論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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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d評論】《外交家雜誌》文章的中文版來了。近年很少寫評論,所以一係唔寫,一寫就索性寫幾千字中英文一齊出。要感謝《台灣蘋果日報》,願意刊登五千字的長文。希望文章可以令香港人明白,我們所身處的地緣政治格局,再思考未來行動,而這一段特別重要。願榮光歸香港。
/香港是地緣政治上的共同邊陲(overlapping periphery),其自治狀況始終受制於大國政治,特別是中美兩國。但香港人作為細小的共同體,如果能團結地、也有智慧地爭取,則仍然有能力影響地緣政治格局 —— 香港人在過去幾個月,就成功做到這一點。
未來,香港人會否鞏固其主體意識,克服來自中國的分化打擊?香港人會否將抗爭更聚焦於中國及其代理人網絡,直接打擊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香港人又會否強化其全球民間外交網絡,鞏固自由世界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所有這些變數,都會影響未來香港自治運動之動員能力,繼而決定香港人能否在中美新冷戰中發揮「弱者槓桿」(leverages of the weak) 。
對無國家共同體來說,自治之路必然是崎嶇漫長,過程總是數以十年甚至百年計。但若然香港人決心尋求自治,就必須昂首迎接這個沉重挑戰。《想像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曾寄語,「我走不下去了,但我會走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這應該是香港人在未來漫漫長路上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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